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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朱元璋为何要屡抢刘伯温兵书 刘伯温神秘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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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究竟为何要屡抢刘伯温兵书?明洪武八年(1375年),告老还乡的大明军师、诚意伯刘伯温病危,临终前对守候在身边的儿子刘琏、刘仲景说:“我死后担心会给家里留下祸害,我写的兵书《百战奇谋》乃我一生心血,可惜没有找到传人……本想把这本书献给皇上,但皇上多疑,就是献上去了他也不会相信,倒不如烧了可保一家人平安……”第二天他就在昏迷中死去了。

果然,刘伯温的死讯报到京城后,朱元璋派丞相胡惟庸去青田县吊丧。胡惟庸到刘伯温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兵书《百战奇谋》。刘琏告诉胡惟庸,父亲已把兵书烧了,给皇上留下的是一本《郁离子》和一封信。胡惟庸了解刘琏兄弟,知道两人都是至诚君子,不会也不敢欺骗朝廷。在安葬了刘伯温后,胡惟庸就带着没有烧完的残存书稿和军师给皇上的书本信件,马上返回了京城。回京后,胡惟庸把书本信件交给了朱元璋,朱元璋一见是《郁离子》就仍在一边。回到寝宫,朱元璋坐卧不安。他很了解刘伯温,视兵书比生命还要宝贵,他怎么会舍得烧掉?他那才智平平的两个儿子虽然不是理想的传人,可刘家有子就有孙,孙又生子,子又生孙,说不定刘家哪一代出个奇人,这部为大明打下江山、立过汗马功劳的奇书,不也会教刘家人从朱家人手里夺走江山吗?怎么办?一个寻找兵书的计谋很快在朱元璋的脑中酿成。

刘伯温“三七”那天,胡惟庸再次来到刘家,说是奉皇上之命要取走军师生前留下的所有书信和书籍,因为那些书信和书籍中有机密。胡丞相像抄家似的把刘伯温所有的书信、书籍都拿走了,可仍然没有发现兵书《百战奇谋》。刘伯温“五七”那天,胡惟庸三到青田县向刘琏兄弟传达皇上的命令:因为军事师有功于朝廷,所以皇上决定在刘家老屋的原址上建造“诚意伯府”。这样,就得推到刘家老屋,要刘琏兄弟搬到刘伯温墓旁的临时小屋里守孝,刘琏兄弟赶忙磕头谢恩。刘家老屋拆得很仔细,板缝、梁孔、墙洞都认真地搜查过。纵然这样,也没发现哪里藏有兵书……

洪武三十一年,71岁的朱元璋在一场大病中死去。临终前,他拉着皇太孙朱允炆的手说:“记住,一定要把军师的兵书找到,不能让它落到外姓人手里。”

到底刘伯温留没留下兵书?从明惠帝朱允炆到明成祖朱棣,一直到崇祯皇帝朱由检,都没有发现《百战奇谋》。

谁知,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打进北京,从皇宫搜出的书籍中,发现了一本刘伯温手写的《郁离子》。李自成读过这本书的刻本,见了手写本顿时爱不释手,就拿起来翻了翻。也许是年代久远了,或者是经过几代皇帝读过,翻页时,有的书页折叠处自然断裂,发现里边也写了字,不觉好奇地看了几行,看后大吃一惊!跟着又撕开几页细读。啊!是刘伯温写的兵书《百战奇谋》!李自成浏览了兵书的“料敌”、“布阵”、“用计”几章,高兴得滚下泪来,从此把它带在身边,形影不离。

历史上真实的刘伯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历史上真实的刘伯温:智谋文化的早熟和发达,是中国一个特有的现象。在这种文化的催生下,中国人特别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两大偶像,一个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另一个就是元明之际的刘伯温。历代人们给这两位附会了很多神异的传说,传说中,他们不仅神机妙算,而且还能呼风唤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评神化诸葛亮的《三国演义》时说,孔明先生被描写得不大像一个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刘伯温也被后世的许多传说扭曲得厉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刘基,字伯温。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乡青田县南田山武阳村(今属浙江文成),按元朝当时的行政区划,属于江浙行省的处州路。

江浙地区向为人文渊薮,刘伯温的家乡武阳村虽然是个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县城有150多里之遥,但读书的风气不衰。刘基的曾祖还曾在宋朝为官,传到刘基父亲这一代,虽非显第,但无疑是一个中国传统农村典型的小门小户的读书家庭。在这种背景下,刘伯温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明史》上说,刘伯温“幼颖异”,特别聪明,他的老师即对其父亲说,刘伯温不是池中物,长大后必然光宗耀祖。

《明史》还记载,“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所谓象纬之学,就是通过观察天象和占卜来预测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学问。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这种学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辅之于缜密的思维和明晰的判断,其所谓预测往往也有应验的时候,这就更给这门学问披上了奇异的面纱。

《明史》的这两点记载非常重要,因为它基本勾画出了刘伯温的两条人生轨迹:一个是深受传统儒家教育,作为“儒者”的刘伯温;一个是摇鹅毛扇,作为“谋臣”的刘伯温。两者不可偏废,毋宁说前者还更为重要,但可惜经过野史和民间的渲染,也许还包括刘伯温后人有意无意的“改造”,作为“谋臣”的刘伯温“压倒”了作为“儒者”的刘伯温。于是乎,本来是一个不无悲剧色彩的传统知识分子,在各种离奇怪诞的传说中,成为一个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于是江湖术士之流了。

作为儒者的刘伯温,照例要重走前辈读书人循环往复的那条道路。至顺四年(1333年),23岁的刘伯温参加元王朝的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满25岁的成年男子才能应考,据当代学者杨讷考证,刘伯温虚报年龄为26岁,终于蒙混过关。不过,只要是凭真才实学,在旧时,这倒是读书人的一段佳话。

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进士的刘伯温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县任县丞。所谓县丞,就是县令的属官,官阶还不够“七品芝麻官”,属于正八品,略相当于今日之副县长。

官阶低倒没有什么,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进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终究是抑制不住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刘伯温运气差了一点,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个衰世。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元王朝最大的问题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马上得天下,仍然“以马上治之”,加上元朝对汉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终没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的时候,元王朝的统治机器更加迟钝和衰朽。

大凡衰世,都具备两个重要表征:其一就是吏治大坏,单靠一两个志士仁人已无法改良,上层阶级贪图享乐,文恬武嬉,空前的社会危机迫在眉睫,他们却有意无意视而不见,仿佛“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内”;其二,在草野中已经萌动着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顺帝当政时期,自然灾害不断,而吏治不良。

饱读诗书,从书斋昂昂然走出的刘伯温,儒家知识分子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几乎与生俱来,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后只能抑郁求退。按照史书的记载,他在江西,“政严而有惠爱,小民自以为得慈父”,想来颇有政绩,但“豪右数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强贵族处处和他作对,最后只好离去,于1340年回到家乡。江西短暂的五年仕宦经历,并未使刘伯温对元政权完全失望,这之后,他又谋到了一个江浙儒学副提举的官职,这是负责地方教育事务的一个岗位,仅比县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属于从七品。志大才高的刘基对此当然也无法满意,好歹干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辞职了。辞职的理由是身体不好,后人于此有所争论,不过不论刘伯温当时是否真在患病,他对元政权的灰心,却是越来越明显地表露了出来。这从他辞职后所着的那本名着《郁离子》中即可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