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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考证:江南首富沈万三因太富被朱元璋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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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年间刊行的《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三回里,潘金莲顺口说了句当日流行的歇后语:“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意思是,此事尽人皆知,想瞒也瞒不住。

万历距沈万三时代已两百多年,沈万三仍是名满天下,妇孺皆知,可见,沈万三确乎是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人物。

沈万三,名富,字仲荣,历史上称他为沈万三秀,并以沈万三之名风行天下,原名反而很少有人提及。

为什么大家叫他这样一个古怪的名字呢?据董谷《碧里杂存》等资料解释,明朝初年称巨富为“万户”,姓后加“万”,是当时对富人表示敬意的一种习惯称法。又,当时人分五等,曰:“奇、畸、郎、官、秀。”奇最低,秀最高。称“秀”的人家产须在万贯以上,沈氏排行第三,家有亿万资产,故称以沈万三秀或沈万三。可见,他的名字是尊称、排行与户等的合称。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沈万三的祖籍在浙江湖州,祖上迁居长洲(今江苏苏州)东蔡村,到他父亲沈佑时迁至湖州南浔沈家漾。元至正二年(1342)南浔一带大水,贫民纷纷逃往他乡,沈佑也在此时迁往周庄。

传说中的江南首富沈万三,富得让朱元璋都垂涎,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家破人亡。他到底富到什么程度,历史上留下了许多有趣的传说。

据《留青日札》记载,当朱元璋打下江浙后,沈万三与其弟万四(沈贵)在两浙豪富中首先输粮万担,献白金五千两,以佐用度,“太祖军食,多取资焉”。但是贪得无厌的朱元璋却要“务罄其所有金”,想方设法来消耗他的家财。

据董谷《碧里杂存·沈万三秀》记,有一次,朱元璋在月朔(即初一)日召见他,给他一文钱要他生利,从初二开始,一文取两文,初三日取四文,初四日取八文,每天翻一倍,亦即按等比级数增长,以一月为期。沈万三不知就里,欣然接受。哪知回家一算,一月之后,该付给朱元璋利息为五亿三千六百八十七万九百十二文。按,洪武钱每一百六十文重一斤,则共计三千三百五十五万四千四百三十二斤。沈氏虽富,但哪里经得起这样的盘剥?

朱元璋

除了巧取,还有豪夺。有一次,朱元璋召见沈万三,要他每年“献白金千铤,黄金百斤”,还命他造六百五十间廊房,养数十“披甲马军”,并对他的田产每亩征九斗十三升的重税。

沈万三大概也明白树大招风的道理,所以想主动报效以保平安。明洪武六年(1373)前后,当他得知京城(今南京)要筑城墙时,就主动承担了修筑洪武门至水西门城墙的任务。当时的南京城墙全长三万七千一百四十米,合七十四华里多,朱元璋的筑城计划,仅造砖一项,便涉及一部(工部)、三卫(驻军,相当于军区)、五省、二十八府、一百一十八县,另有三个镇。而沈万三一人负责的城墙,占整个工程量的三分之一,他以一家之力,是怎样如期完成的?没有人知道。

今南京水西门外,有座赛虹桥,相传为沈万三儿媳所建。明人记载,沈万三建造数桥之后,很是得意,便在家中炫耀。谁知儿媳很不以为然,便用私房钱悄悄建了一座桥。该桥“工巧宏丽”,比公公所造之桥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把它叫做“赛公桥”——儿媳尚且如此,可见沈家确实实力不凡。

王行是一位学者,曾受聘于沈家坐馆,教沈家子弟读书。据英宗正统年间苏州人杜琼作《王半轩传》记:“长洲周庄沈达卿,其父号万三秀者赀雄当世,为礼聘于家塾,每成章,辄偿白金以镒。”白金即白银,一“镒”就是二十两,学生写一篇作文,老师竟有如此之高的报酬,沈氏的家底可见一斑。

沈万三处于事业巅峰时,他的弟弟沈贵(万四)已看到危机,曾写诗劝他说:“锦衣玉食非为福,檀板金樽亦可休。何事百年长久计,瓦罐载酒木绵花。”要他低调做人,从事耕织,但沈万三没有听从他弟弟的话,终于招来了灭顶之灾。

据明人田艺蘅《留青日札》记载:有一次,朱元璋准备犒赏三军,沈万三主动要求代他出赏钱。朱元璋有意刁难他说:“朕有军百万,汝能遍及之乎?”哪知沈万三豪爽地回答:“愿每军犒金一两!”朱元璋听后大吃一惊,嘴里说:“此虽汝好意,然不须汝也。”但内心里却起了杀掉沈万三的念头。

《明史·马皇后传》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为?’乃释秀戍云南。”

所谓“戍云南”,就是发配到云南充军。根据这一记载,他应该是死在云南,或者死在充军的路上了。

沈万三“元人”考

明史专家顾诚先生曾作《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详细考证了沈万三的身世,否定了他是明初人的说法,认为他生在元代也死在元代,史籍中有关沈万三在明初的一切“事迹”均是讹传。兹将顾诚先生及有关学者的论述综述如下。

一、沈万三的确切生卒年虽然难以查清,但他在明朝建立以前即已去世是可以确定的。《吴江县志》卷五六载:“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

张士诚的军队攻占平江路(苏州)是在元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这就是说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沈万三已死去十二年以上。既然他已经在元朝末年去世,当然不可能遭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打击了。

二、据元末明初人王行所撰的《沈荣甫墓志铭》、《沈茂卿墓志铭》,洪武九年(1376),沈万三之子沈荣甫死,年七十一岁。据此,则元明易代之际,其子沈荣甫六十二岁,其孙沈森也有三十九岁,以中国人偏高寿命推算,沈万三尚在人世的可能性极小。即使活着,至少也是八十左右的垂垂老者,什么筑城呀、输粮呀、犒军呀,还用得着他来露脸么?他露得了脸么?

三、《沈荣甫墓志铭》云:“初,(沈)荣甫之先君子(富),游于故侍讲袁文清公(桷)之门,公每嘉其敦信义。时楚之长沙攸县人冯子振,方张声誉,号海粟,以文翰自矜许。来吴,必主之,深加爱厚,为大书‘积善’二字,殆以表其志也。”

王行为当时著名学者,两次受聘为沈氏家庭教师,为沈家亲属所作的应酬文字达十一篇之多,但涉及这个名闻天下的大富翁沈万三的却仅此一见,时间标示为“初”,称谓为荣甫之“先君子”,除此“追述”之外,无任何直接描写之文字。又,王行为沈万三之子、之孙都写了《墓志铭》,却没有为沈万三写《墓志铭》。考王行首次设馆于沈家为元末,可见,在王行莅馆之前,沈万三早已作古。

四、据上文,沈万三与元代侍读学士袁桷有过交往,冯子振曾多次下榻于沈万三家中,并为他题了“积善”二大字。据《元史·袁桷传》,袁桷死于元泰定四年(1327),下距明朝开国(1368)四十一年。冯子振附于陈孚传后,未书卒年,陈孚卒于元大德七年(1303),下距明朝开国六十五年,从他的交游层面来推测,他主要的活动年代是元朝中期,即大德、延祐年间,即使后延,也很难延到明朝开国之后。

五、《沈荣甫墓志铭》继续说:“及荣甫持家政,乃筑堂构宇,以冯书揭诸题间,既以承夫先志,又以勖其后人,是足以见其好善之心矣。”

按:积善堂建于元末,有吴县著名高僧释妙声作《沈氏积善堂》诗可证。原诗云:

翰林宾客散如云,积善于今喜有君。

背郭堂成因旧扁,传家书在足前闻。

屋头雨过乌尤好,池上风清鹤不群。

我亦袁公门下客,题诗三叹感斯文。

释妙声诗文多作于元至正年间,所以其集入元诗选,积善堂落成之时,沈万三已死,其子荣父主持家政,所以释妙声才有“我亦袁公门下客,题诗三叹感斯文”之叹。

六、我们虽不能断定沈万三绝对活不到八十多岁,亲眼看到大明帝国的建立,但是,明军在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率领下,进兵云南是洪武十四年(1381)的事,筑城、犒军之时,云南并不在明朝管辖之下,因此,在明朝初年就把沈万三充军云南,绝无可能。如果是在平定云南之后再把他充军该地,那么,沈万三当在百岁上下,他能够如此长寿吗?朱元璋再暴虐,能把一个百岁老人发配充军吗?

可见,《明史》及明代野史大多是民间传说,以讹传讹;或者是误把沈万三子孙的所作所为,附会成了沈万三本人了。

沈万三虽是元朝人,却未见元人记载。入明以后,有关沈万三的传说越来越多,却没有一条是出自与沈万三本人有直接接触的人之手,现存的洪武年间官方或半官方文献,也从未提及沈富其人。洪武十二年(1379)卢熊纂刊的《苏州府志》多达五十卷,其中竟然也没有涉及沈万三及其家族。

究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元明之际,元人著述散佚毁弃的相当多,生活于元代的沈富不过是个“多田翁”,既无出仕的政绩,又不足以跻身“儒林”,默默无闻自在情理之中。到明朝建立前后,沈家子孙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人因家境富裕,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不仅在朱元璋推行的粮长制度和举荐制度中崭露头角,而且同当时的文人有广泛的交往,因此,沈家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大。尽管沈万三早已去世,沈氏在洪武年间也已分成四家,但是人们提到江南首富沈家时,还是习惯于用沈万三来概括。

“聚宝盆”的传说

沈万三何以富甲天下?民间有许多有趣的传说。

清代著名文人褚人获《坚瓠集·聚宝盆》载:沈万山年轻的时候,家里贫穷,有一天,梦见一百多个身穿青衣的人求他救命。第二天早上,他见一渔翁捉了一百多只青蛙,准备剥剐了拿到市场上去卖。万三联想到昨夜的梦,动了恻隐之心,就拿钱买下,放生于池中。当天晚上,青蛙们呱呱地叫了个通宵,吵得他睡不着觉。早晨起床后准备去驱赶,只见它们都环绕着一只瓦盆蹲着,他很觉得奇怪,于是便把那只瓦盆抱回了家。有一天,万山的妻子在盆中洗手,把一只银钗掉在盆中,不料银钗一变二、二变四,不一会儿已是满满一盆,数也数不清。随后拿金银来试也是一样。从此之后,沈万山开始富甲天下。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想杀掉他,亏了马皇后劝谏,才把他流放于岭南。抄没家产的时候,得到了这个瓦盆,拿给识古器的人一看,说这就是聚宝盆。

在沈万山的财富神话中,聚宝盆最为著名。这只聚宝盆后来怎么样了呢?谢肇浙《五杂俎》卷三载:“金陵南门名曰聚宝,相传为洪武初沈万三所筑也。人言其家有聚宝盆,沈遂声言:以盆埋城门之下,以镇王气。故以名门云。”这就是现在的南京中华门。

张岱《明纪史阙》也有相同的记载,不同的是,在朱元璋欲诛而赦之后,沈万山才交出聚宝盆,然后埋于城下的。

此外,还有乌鸦石、马蹄金等很多神话似的传说,不一而足。孔迩《云蕉馆纪谈》记:“沈万山,苏州吴县人也。家贫无产,以渔为生。一日饭毕,就水洗碗,碗忽坠水中。因撩之,不知碗之所在,但觉左右前后,累累如石弹,乃尽取之。识者曰:此乌鸦石也,一枚可得钱数万。因以富。或曰:夏日仰卧渔船上,见北斗翻身,遂以布襕盛之,得一勺。及天明,有一老者引七人挑罗担七条而至,谓曰:汝为我守之。言讫忽不见。启视,皆马蹄金也,以此致富。”

这些传说都很有趣,既反映了民间的财富幻想,也显示了人们对沈万山暴富的迷惑不解,因此当然不是沈万山富有的根源。

何以富甲天下?

沈万三发财致富的真正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是垦殖说。

明初翰林学士刘三吾的《坦斋文集》内,有沈万三侄儿的《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云:“汉杰之先吴兴人,家南浔,其大父祐始徙今姑苏长洲之东蔡村,爱其水田膏沃,土俗忠朴,因家焉。人遂以其所污莱未田者归之,躬率子弟,服劳其间,粪治有方,潴泄有法,由此起,富埒于素封。恒谓二子:‘乐莫如兼济。’二子世遵先训,益大厥家。长讳富,字仲荣,即万三公;次讳贵,字仲华,即万四公。”

刘三吾这篇墓志铭已说明,沈汉杰死于洪武四年(1371),过了二十年之后,应沈玠之请而作,撰写时间当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主要材料得自沈玠提供的行状,应当说是相当可靠的。

刊印于光绪年间的《周庄镇志》卷三的《沈伯熙墓志铭》也说:“大父祐见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大父富(沈万三)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事,又能推恩以周急难,乡人以长者呼之。”

明中期苏州人黄省曾《吴风录》记:“自沈万三秀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沿至于今,竟以求富为务。”

根据这些资料,专家们推测:沈万三的父亲从湖州南浔迁居到长洲县东蔡村以后,辛勤耕作,充分开发了当地大片抛荒的肥沃田土。由于经营得法,占田日广,沈家转为招纳佃户、出租田地、雇用长短工和发放高利贷的大地主。到沈万三兄弟掌管家业时,就已经拥有地跨数县的良田。江南经济发达,在宋元之际未受到什么破坏,到元朝后期已为全国之冠。苏州和杭嘉湖地区历来是闻名全国的“粮仓”,素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沈万三拥有田产数千顷,自然有大量的稻米作为商品出售。而当时的北方,包括元大都(北京)在内所需食粮,主要靠南方供给,沈万三一定也是“售粮大户”。可见,沈万三家族主要是靠垦殖起家,辅以农产品交易,逐渐发展成为江南第一富豪的。

二是赠与说。

杨循吉《苏谈》中有《陆道判捐资》一文,其中说道:“元时富人陆道原(应为德原)货甲天下,为甫里书院山长,一时名流咸与之游处。暮年,对其治财者二人以赀产付之曰:吾产皆与汝……道原遂为黄冠。所谓二者,其一即沈万三秀也。”

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顾、陆、李三子》云:“元末吴人顾阿英、陆德原、李鸣凤皆富而好古,亦能诗文,至今有脍炙人口者。一时名士咸与之游,名振东南。顾有三十六亭馆,陆之治财者,沈万三秀也。李尝助太祖军粮二万斛。入国朝,顾削发为僧,陆为黄冠,[遗业于万三],李挈妻子、家资浮海去,俱惧法而避之,惜哉!”

《周庄镇志·杂记》也说:“沈万三秀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

这些资料都说,沈万三的财富,均得之于陆德原的赠与,事实果真如此吗?明都穆所辑的《吴下冢墓遗文》中,收有一篇很不常见的《陆德原墓志铭》,略谓:陆德原字静远,长洲甫里(今甪直)人。家有资产,又得族田千亩。他在家乡办起了甫里书院,被署为山长,曾捐资重建长洲县学。调任徽州儒学教授后,又出资修州学。至元六年(1340)回苏州买木料时病逝。有子八岁,长女赘徐元震,次女刚生三个月。这篇铭文出于陆氏同僚、儒学提举黄晋之手,有力地证实陆氏并无出世当道士的事,况有入赘之婿、幼小之女,更无送财与外人的道理。

沈万三很可能帮陆德原管过账,购运过木材,甚或接受过一定的赠与,但全盘接受陆家财产,则可能是讹传。

三是通番说。

这里所说的“通番”,指的是海外贸易。据《吴江县志》载:“沈万三有宅在吴江二十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孔迩《蕉馆纪谈》说沈万三“乃变为海贾,遍走徽、池、宁(国)、太(仓)、常(州)、镇(江)豪富间,转辗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说:“苏州沈万三之所以发财,是由于做海外贸易。”

元朝时海运发达,外贸畅通,来中国贸易的外国人不少。元人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多达二百二十余个。自1282年起,元朝开始海运漕粮,并设立了专管海外贸易的机构——行泉府司。因官船和人手不够,便雇私家船户运送。据元学者虞集《道园学古录》说:船户中以富豪船户获利最多,他们常夹带商品船和小快船,“交通海外诸番,博易以致巨富”。也就是假公济私,靠走私发了洋财。

延祐元年(1314)开放私人对外贸易,下海商船大增。至正三年(1343),江苏沿海“下番”船只多达三千余条,主要贸易对象是高丽、日本和琉球,也有去南洋群岛等地的。此时的沈万三正值青壮年,既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又有商贸经验,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发财机会。

从周庄白蚬江经大运河由刘家港出海是很方便的,加上江浙一带的丝绸、茶叶、陶器、工艺品等特产又深受海外欢迎,回头带些舶来品,如珍宝、香料和药材,来回都能赚取巨额差价。“通了番”的沈万三,想不发财都是不可能的。

《明史》载,至正十九年(1359),暂时归顺了元朝的张士诚“自海道输粮十一万石于大都”,这次行动,就是由沈氏家族具体实施的。因为陆路上朱元璋等反元势力的阻隔,所以《吴江县志》有沈万三“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的记载,可见沈家对海运已是熟门熟路了。另外,明人笔记多处记载沈万三家有海外珍奇,也可作为他“通番”的佐证。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沈万三家族以垦殖为根本,可能接受过一些来历不明的资产,并以此为资本开拓商业,并大胆通番,开展海外贸易,从而一跃而成为巨富。

沈氏家族败落之谜

沈氏家族的没落是个渐进的过程。第一次打击大约在洪武三年(1370)至六年(1373)。

元末,张士诚割据苏州十四年,是朱元璋争夺天下最强大的敌手。沈万三和张士诚本系旧友,在张士诚保护下,沈氏家族利用元朝颁布的《官本船法》、《市舶法则》等规定,大规模进行海上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反过来,他们又以自己超强的财力,坚定地支持张士诚的大周政权,以与朱元璋抗衡。

朱元璋统一天下后,沈家的日子自然不好过。为了输诚讨好,花钱消灾,他们屡屡贡献自己的财富。什么输粮呀,献金呀,筑城呀,犒军呀,都是数以亿万计的用费,在所不惜。为什么?为了保命。只要大明天子不以“资敌”的名义要他们的脑袋就行。但是,朱元璋仍然大怒了。他说:“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即便是沈万山已经不在人世,沈家也没人充军云南,但经过这番折腾,沈家的财富也蚀减过半了。再加上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对江南富民采取了严苛的政策,多次强制迁徙,并课以重赋,从此之后,沈家也就一蹶不振了。

第二次打击是在明洪武十九年(1386)的春天,沈万三的两个孙子(沈旺之子)沈至、沈庄先后入狱。《故沈伯熙(庄)墓志铭》记:“洪武十九年春,兄至以户役故,缧绁赴秋官,时伯熙亦获戾京师,适与兄同系狱,入则抱其兄痛泣曰:‘吾兄素羸,不堪事,今乃至于斯耶!’既而伯熙先出,遂得疾甚,药莫疗……卒于京。”

沈至入狱的原因是逃避赋役,沈庄入狱则可能是涉嫌“胡党”、逃避赋役而羁押至京,其事不小,连补带罚,再加上两兄弟最终都能出狱的上下打点,其数目也定在巨万以上。

大约在同年,沈万三的女婿陆仲和却在劫难逃,被扣上“胡党”的罪名满门抄斩。

经过这次打击,沈家的基业就从根本上被动摇了。

第三次打击是在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

洪武二十六年(1393),“蓝党”案发,蓝玉被处死,株连则在全国蔓延。有一位叫王行的先生,曾两次在沈家坐馆,同沈家至少有三十年的交情,又两次在蓝玉家坐馆,前后也有十多年之久。通过王行的关系,想在新朝找到靠山的沈家同蓝家也有了交往。“蓝党”案发后,有人劝王行逃遁,这位迂腐先生说:“临难无苟免。”结果以同谋罪被诛。

当时,沈万三女婿顾学文因夺人之妇,仇家怀恨在心,蓝玉事发后,仇家即以沈家同蓝家的关系为据,诬告顾学文与蓝玉通谋。在严刑逼供下,顾学文招认曾收到蓝玉“钞一万五千贯”,为他购置粮米、绸缎等物,用来准备起事和赏人。

《弘治吴江志》载:案情牵涉他的“妻族沈旺、沈德全、沈昌年、沈文规、沈文矩、沈文衡、沈文学、沈文载、沈海,凡八人。”其中沈旺是沈万三的儿子,其他人等也都是沈万三的子孙。《周庄镇志卷六·杂记》记:“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学文坐胡蓝党祸,连万三曾孙(沈)德全六人,并顾氏一门同日凌迟。”同日被杀的还有八十多人。

《乾隆吴江县志·旧事》载有胡蓝党犯人沈德全一家的处置细节:二月十八日载:“正党与户下户丁多着折了臂膊,未出动的小厮不打,且牢着他。供出的田口家财断没了。”二月二十日载:“正党与户下户丁都凌迟了,十岁以上的小厮都发南丹卫充军,十岁以下的送牧马所寄养,母随住;一岁至三岁的随母送浣衣局,待七岁送出来。”——真可谓惨不忍睹!

沈万三苦心经营的巨大家业,就这样急剧地衰落了。清人刘昌《悬笥琐探》说:“沈万三家在周庄,破屋犹存,亦不甚宏壮,殆中人家制耳,唯大松犹存焉。”

出身低微的沈万三,由贫而富又盈而后倾的故事,成了元明之际江南地主豪富的一个缩影。

坐落在周庄的沈万三故居,如今已修缮一新,对中外游客开放。人们聆听着他的财富神话,浏览着他的一椽一柱、一瓦一石,禁不住浮想联翩,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