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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从“胡蓝党案”看朱元璋的残忍 朱元璋的极端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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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狭的心胸

朱元璋起自微寒,做了皇帝以后,能够不隐晦他的出身,显示出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信心。但是,他的微寒身世和残酷斗争的经历,也在他的身上留有明显的印记,导致他心胸偏狭、滥用 权力、残忍无情,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行为方式。总而言之,他不允许别人向他的权威挑战;细而言之,他最担心别人对他不尊重。

有一个故事说,一天朱元璋在京城中微服出行,忽然听到一个老婆婆私下叫他为“老头儿”。朱元璋大怒,随后来到太傅徐达的家,走进房中怒气还未消,绕室而行,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当时徐达不在家,徐夫人大为恐惧,担心会发生别的不测,她惶恐地一再向朱元璋行礼,说:“难道是妾夫徐达负罪于陛下吗?”朱元璋说:“不是,嫂子不要往那儿想。”他随即紧急下令,召五城兵马司官员带领全部兵马过来,他说:“当年张士诚曾经短时期窃据江东,吴民至今还称他为张王。如今朕身为天下,此邦居民竟敢呼喊朕为老儿,这是为什么!”他下令将胆敢对他不恭的一大批百姓家籍收没,以泄私愤,以示惩戒。

有时,朱元璋与臣下斤斤计较,睚眦必报,心胸未史狭小。朱元璋曾经下诏,免除江南各郡县的赋税。但是到了秋在,还是向这些郡县征了税。一个担任右正言的官员周衡,觉得不妥,向朱元璋进言说:“陛下曾经有诏,蠲免了那里秋季的赋税,天下都为之庆幸。如今又要征税,这让天下人看来是没有诚信。”朱元璋也觉得自己理亏,说:“你说得对。”事情到这似乎已经完结了,可没过多久,周衡请假回乡探亲。周衡是无锡人,无锡离南京很近。他和朱元璋约定,六日以后恢复朝参,但是周衡第七天才回来,误了期限。朱元璋愤怒地说:“朕失信于天下,你失信天子!”然后竟然下令将周衡处死。

练就的残忍

然而,朱元璋的残忍并不是天生的。当年他在社会底层,苦难深重,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朱元璋只能忍受。也许,他自幼就对富人对官府充满了仇恨,可又有够向谁发泄呢?但现在他的地位变了,他的手中有权力了。他可以发威、发怒,相对地,别人对他也无可奈何了。他的心越来越狠,一天一天练就了残忍的性情。

在朱元璋起兵之初,他就面临一个处理将帅关系的问题。朱元璋从普通战士“渐至提兵”,他所统帅的将领,许多人经历都和他差不多。朱元璋必须确立自己的权威,才能驾驭这些如狼似虎的将帅。

由于对他的地位构成威胁,第一个被他除掉的是平章邵荣,那是在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当时朱元璋所委任的将帅以邵荣、徐达、常遇春三人最为卓著。据称,当时邵荣“骄蹇有异志,与参政赵继祖谋伏兵为变”。事情败露后,朱元璋打算免邵荣之死,但同为将帅的常遇春说:“人臣以反名,尚何可宥?臣义不与共生。”所谓人臣,是相对于君主而言,当时朱元璋还没做皇帝,君臣关系还谈不到,朱元璋与邵荣之间,充其量不过是起义军军官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君臣的名分还远远没有确定。但是,正如明人所说的那样:“太祖之初振也,将属皆草莽粗士,人人欲试大位。”一群草莽粗士和朱元璋一同起兵后,人人都想当皇帝。当然,朱元璋最后还是杀了邵荣,但在杀荣之前,他“乃饮荣酒,流涕而戮之”。饮酒,流涕,表示兄弟情深,出手杀戮实在是不忍心。不过,这时的朱元璋还可能有点不忍之心,还不愿意表现得过于残忍。

权力的争夺是残酷的,能够最终胜出的都不是等闲之辈,争夺者不仅能力超群,而且往往凶残无情。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削除诸将的兵权对巩固皇权也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朱元璋在铲除政治权力对手时,手段之残酷亘古未有。

胡惟庸案之谜

胡蓝之狱,也称胡蓝党案,是胡党之狱和蓝党之狱的合称,“胡”指胡惟庸,“蓝”指蓝玉。

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君主制国家以来,宰相或丞相就是皇帝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国家大政,位高权重。宰相可以是皇帝的得力助手,也可以对皇帝的权力构成威胁――历史上宰相篡夺皇权的并不罕见。朱元璋历尽艰险登上大位,他决不能容忍别人与他分享权力,他对身边的任何权臣都会严加防范。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他身边的任何权臣都面临着危险。

胡党之狱又称为“胡惟庸案”。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初二,朱元璋从西华门摆驾出皇宫,要到皇宫附近的胡惟庸家去。胡惟庸是谁?是中书省左丞相,是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正行走间,路上忽然有一个人迎着皇帝的车驾直冲了过来,拦住御驾车马,由于紧张,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朱元璋见他冲撞车驾,又不说话,极为愤怒。身边的卫士见这个人敢于如此冒犯圣驾,立即冲上去打。这个拦驾的人叫云奇,是西华门内使,一个宦官。云奇被打倒在地,胳膊都快给打断了,还拼命指着胡惟庸的家。朱元璋察觉到,一定发生什么事了,云奇才敢于拼死拦驾陈诉。既然云奇在他前往胡惟庸家的路上拦驾,那么此事就可能与胡惟庸有关。西华门离胡惟庸很近,朱元璋登上西华门城楼向胡惟庸的家眺望,只见胡惟庸家里有重重壮士,皆裹甲执兵,埋伏于屏壁间。难道是胡惟庸想要趁朱元璋临幸时造反谋逆吗?因为西华门与胡惟庸家近在咫尺,内使云奇发现了这一逆谋后,便紧急赶来向朱元璋报告。这就是所谓的“云奇告变”,这件事被详细地记载在了一些史书中。

朱元璋为什么要到胡惟庸家里去呢?原来,丞相胡惟庸向朱元璋报告说,他家的井里涌出了醴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祥瑞之事。因为朱元璋国家治理得好,上天要降一些祥瑞之事,以示表彰,这叫天人感应。胡惟庸说家有醴泉,要请朱元璋到自己家里来观看祥瑞,

朱元璋就兴冲冲地来了。想不到,这竟然是一场阴谋。

朱元璋马上调发禁兵,逮捕胡惟庸,然后召见云奇。没想到此时云奇已经气绝,不能做进一步的证明。朱元璋下令追授云奇为内官监左少监,以示旌表。

胡惟庸位高权重,为什么还要谋逆呢?据说,胡惟庸权力大了,逐渐骄恣不法。久而久之,野心败露,他担心受到惩戒,经常惶恐不安。这时,他远在定远的老家井里忽然长出了石笋,井水无缘无故涌起数尺,他家三代的坟墓上红光冲天。他以为这是天降的吉兆,预兆他将大贵。于是,他就有了非分之想。一次,他的儿子在大街上跑马踩死了人,惹怒了朱元璋,要将其治罪。胡惟庸感到,与其待罪接受处罚,不如先动手,以求一逞。于是,胡惟庸就串通了一些人,图谋造反。

后来,胡惟庸被处以极刑。朱元璋处死了胡惟庸,按说还可以选择一个人做丞相,但朱元璋决定从此不再设立丞相。可见,在朱元璋看来,不是丞相的人选有问题,而是设立丞相这一制度有可问题。长时期以来,胡惟庸案似乎铁证如山,没有人对其表示怀疑。

但仔细读历史,《明史通蒙古(称臣于元嗣君这一罪名,则是到了洪武二十三年,即1390年时才发现的),派遣元故臣封绩致书元嗣君称臣,并约为外应,等等。经过史家考证,胡惟庸的上述罪状多属捕风捉影之词。

胡惟庸的罪行一件一件被发现,已经是胡惟庸被处死很多年以后了,也就是说,当胡惟庸案发的时候,他并没有正式的罪名。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对胡惟庸罪状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比如,《明太祖实录》详细记载了胡惟庸案处理的情况,但没有关于胡家出醴泉而邀请朱元璋观看的事;云奇揭发胡惟庸,功劳很大,但《明太祖实录》中却没有记载。谈迁认为,这一连串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离奇的“云奇告变”,也是无稽之谈。

晚明学者钱谦益说:“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史家潘柽章更认为云奇之事为“凿空说鬼,有识者所不道”。胡惟庸如果要谋反,他在家里埋伏刀兵,能让人在城墙上轻易看见吗?几百年以后,也就是到了现代,明史学家呈晗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胡惟庸党案考》,把胡惟庸的案子从头到尾缕析了一遍,最后证明,胡惟庸案是一个冤案。

那么,既然胡惟庸没有正当罪名,又为什么会被杀死呢?

《明史》上说,他多年受到朱元璋的宠爱,自己独揽丞相大权,有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也不向皇帝报告,还随便提拔人和处罚人,当时有很多人奔走于他的门下,送给他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朱元璋最恨的就是胡惟庸的专权,因为他专权,即使他没有罪,也要把他杀掉。丞相的权力太大,杀了胡惟庸,如果再立一个丞相,仍然不免要与皇帝分享权力。于是,朱元璋干脆一劳永逸地取消丞相制度,就不会再有丞相与皇帝分权了。

可见,胡惟庸之罪在于擅权僭侈,而这正是最不能为朱元璋所容忍的。

胡惟庸本是定远人,在朱元璋起兵后投奔了朱元璋。胡惟庸从元帅府的奏差、宁国县的主簿、知县,逐渐爬到了左丞相的高位。朱元璋对胡惟庸的专权早就怀恨在心,早已在胡案爆发之前,就悄悄采取了行动。

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下令限制中书省的权力,命令以后臣下上奏书,不许“关白”中书省。“关白”是什么意思?就是凡是送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同时送给中省丞相一份。作为皇帝,朱元璋希望大权独揽,掌控生杀予夺,决定一切,怎么能允许这个权力被丞相分割呢?至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除掉胡惟庸,废险丞相制度,不过是洪武十一年不许“关白”中书省的措施的延续。在丞相被撤消以后,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与皇帝之间,没有了丞相这一中间管理层,朱元璋实现了大权独揽。

明朝是朱家的天下,朱元璋要把它传给子孙,他不仅不愿意自己的权力被丞相分割,而且不充许子孙的权力被丞相分割。因此,他把撤消丞相制度这件事写到《祖训》里头,规定说子孙后世永远不许立丞相,如果有人建议立丞相,必须严惩。

所以,我们说,胡惟庸的案子既是一个冤案,又不是冤案。

说它是冤案,是因为在将胡惟庸处死时,他还没有罪名,后来所指的罪行都没有实证,所以说他是冤枉的。他死后,才说他谋反,说他勾结蒙古人,说他勾结倭寇,罪名越加越多。这些罪证一件件揭发出来时,已经是朱元璋的晚年。

说胡惟庸的案子不是冤案,是因为他死于专权,他影响了皇帝的集权,就该死,所以说皇帝没有冤枉他。

胡惟庸一案导致胡家三族被诛,因被指控为所谓“胡党”而遭屠戮的人达一万五千之众,其中有很多公侯。

朱元璋杀了胡惟庸以后,改变了中国将近两千年的丞相制度。没有了丞相,皇帝的权力增大了,皇帝直接统辖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控制了一切生杀大权。

与废除丞相制度同时,朱元璋对掌握国家最高军事权力的机构也加以改组,他下令解散原来的最高军事权力机构大都督府,因为大都督的兵权太大了。他把大都督府划分为中、左、右、前、后五个都督府,即五军都督府,每个都督府都有一个掌握着一定兵权的都督。这样,统领天下兵马的大都督兵权就被瓜分了。每个都督的权力只有原来大都督的五分之一,不足以对皇帝构成威胁。并且五个都督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听命于皇帝,如果一个都督要造反,其他四个将会形成牵制;退一步说,即使有两个或三个都督串联起来要造反,也不太容易。

总之,将这些举动联系起来,都可以看作是朱元璋集中皇帝权力的一个完整过程,朱元璋的改革使得皇帝的位子坐得更稳了。从此,皇帝不再允许自己的权力分散,中国君主宗法制的专制制度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朱元璋对于权力的追求似乎没有止境,因而对于权臣的防范也就没有止境,越到晚年,他的这种心态也就越严重。他感到年老体衰,他要为未来的继承者留下一个安全的世界,措施之一就是再次大开杀戒。

蓝玉案之谜

蓝玉案,或称“蓝党之狱”,爆发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

蓝玉也是定远人,本是开国公常遇春的妻弟,在常遇春手下当兵,临敌勇敢,所向披靡,积功至大都督府佥事。后来,他又先后随中山王徐达征讨北元残部,跟随西平侯沐英征讨西番,跟随颖川侯傅友德征云南。由于屡立战功,蓝玉被封为永昌侯,而且其女被册为蜀王妃。蓝玉最著名的军功,是洪武二十年(1387年)作为左副将军随大将军冯胜出塞,降服了北元悍将纳哈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作为大将军出塞,征讨北元嗣君脱古思帖木儿,一直打到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海),大胜而还,蓝玉因此以军功而晋升为凉国公,他是继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之后的明军重要将领。

但是,蓝玉因立有军功和受朱元璋的宠爱,渐渐骄傲恣肆,曾经纵容家奴侵占民田。御史对其家奴的不法行为进行质问,他就驱逐御史。蓝玉带兵北征回还,夜半来到喜峰关城下,要求开门,关吏限于制度没有及时开门,他就毁关而入。后来,又有人告发他,说他私自占有元朝皇帝的妃子,致使元妃因羞愧而上吊自杀。在军中,他为所欲为,擅自升降将校。参加西征后,他被升为太傅,而与他同时出征的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被封为太子太师,他对此大为不满,整日满腹牢骚。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揭发蓝玉谋反。经审讯,说是蓝玉串通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划在朱元璋出宫耕种?田时起事。朱元璋当然不能容忍谋反之事,于是,蓝玉被族诛,凡连坐的都称为“蓝党”,一律处死。朱元璋亲手写诏布告天下,并将蓝玉谋反的事实编为《逆臣录》。朱元璋在诏书中说:“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白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杀了一万五千多人以后,朱元璋似乎还觉得自己已经很宽容了。然而,仅列入《逆臣录》的高官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经这一次杀戮之后,明初的功勋宿将差不多都被杀完了,各军府卫所被株连诛杀的军官达几万人。这时候,朱元璋还说什么“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很明显这完全是一句骗人的话,因为此时已经无人可追问了。

如此众多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为什么会毫无反抗地束手就擒呢?显然,他们没有任何要同朝廷作对的准备,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反谋。与之相反,朱元璋却早为这次杀戮做了精心准备。虽然朱元璋对权臣的防范由来已久,但蓝玉案爆发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导火线。监玉案爆发前一年,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四月二十五日,年仅三十九岁的太子朱标死了。皇位继承人的死,对朱元璋的打击太大。他在皇宫东角门召见群臣时说:“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死,命也!”不禁大哭,这时他已经八十五岁了。

按嫡长子继承制,皇位只能由皇太予的长子接任,而朱标的长子早已天折,这时排行老大的允?才十五岁。朱死璋诛杀权臣,本来想发为子孙铲除后患,当年,朱元璋曾对朱标明确表示,铲除权臣如同除掉荆杖上的棘刺,是为了便于掌握,但是他没想到太子朱标会死在自己的前面。

有一则记载说,当初马皇后去世以后,朱元璋一直处于郁郁不乐的状态,戮杀大臣的行为也更加恣意。有一次,太子朱标进谏说:“陛下您杀大臣杀得太多,恐怕会伤了君臣间的和气。”朱元璋听了以后不说话,沉默很久。第二天,朱元璋把太子叫来,将一根荆棘扔在地上,命令太子去捡起来,面对长满刺的棘杖,太子觉得很为难。朱元璋说:“这根荆棘你拿不起来,我替你将刺磨干净了,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所杀的人,都是将来可能威胁到你做皇帝的人,我把他们除了,是在为你造莫大的福啊!”太子跪下来给朱元璋磕头,但心里不同意朱元璋的观点,低头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这是表明,父亲您似乎不是尧舜那样的明君,否则哪来那么多乱臣贼子?你想,朱元璋听了这话能不生气吗,老皇帝气得搬起坐的椅子就扔了过去,要砸太子,太子吓得赶忙逃走。朱元璋把一切都设计得很美妙,但是惟一没设计到或者说他控制不了的因素就是,朱标早逝,死在了他的前面――朱元璋把荆棘上的刺磨得再干净,一旦后继乏人,操杖之人不在了,那该怎么办?朱标生性敦厚仁柔,他死后,他的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皇孙朱允?则更为孱弱,更令人不放心。朱元璋在位,尚且感到如狼似虎的悍将难于驾驭,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将来怎么能保证坐稳皇位?

虽然老将都已经被杀光了,但新起的蓝玉等人能征善战,强悍桀骜,不能不令人担心。因此,为了孙予朱?,为了防备不测,对蓝玉这样的强臣,反也得杀,不反也得杀。蓝玉等人的引颈就戮,恰恰说叫是朱元璋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朱元璋不仅先发制人,说话还不算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二十二日,他推翻了不再追究胡党的承诺,再次借胡惟庸案诛杀了站宁侯叶升。叶升是蓝玉的姻亲,杀叶升就是揭开了蓝玉案的序幕。这时,蓝玉尚远征讨西番的前线,死心塌地为朱元璋征战的他对即将临头的大祸毫无觉察。如果他稍有异心,在姻亲叶升被杀后也不会老老实实回来。所以,明末清初的史家谈迂说:“蓝凉公非反也。虎将粗暴,不善为容,彼犹沾沾一太师,何有他望!……富贵骄溢,动结疑网,积疑不解,衅成钟室。”他这话的意思是,蓝玉不过是一个脾气粗暴的将领,骄傲跋扈,不善于讨好人,引起了朱元璋的怀疑,终于招致杀身之祸。

蓝玉死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十一月,朱元璋又找借口杀了宋国公冯胜,二十八年(1395年)二月,又杀了疑国公傅友德。这样,终洪武一朝,在明初开国功臣中,身为公侯而得以幸存的人仅有长江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二人。

胡蓝之狱让我们看到,一个社会最底层的赤贫农民、一个游方僧、一旦登上皇帝的宝座,要实现绝对集权,并欲使之传之久远,表现出了怎样的残忍,而他的残忍又让多少人断送性命、付出鲜血!古人评论当年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时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我们看,朱元璋屠戮功臣的行为较汉高祖刘邦实在是远远过之矣。

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是为了强化专制皇权,维持朱家皇朝的长汉久安。但在当时,明朝刚刚建立,中央集权的加强可以说保证了统一战争的完成,有利于抵御外敌,有利于保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朱元璋的极端专制和野蛮杀戮,将民主精神扼杀净尽,给后世留下了恶劣的先例,导致中国再次陷入长期专制统治的深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