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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祯》宋仁宗对付“牢骚文人”有绝招 宋仁宗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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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儒家“九言价值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影响,自古以来,中国文人有个“通病”,那就是热心政治。即便“在野”,对政治的热情亦丝毫不减。

如何看待在野文人的“政治言论”?

在不开明的皇帝看来,那是“妖言惑众”,而在开明的皇帝看来,那不就是“发牢骚”。

文人为什么喜欢发牢骚?发牢骚的文人到底都是些什么人?

众所周知,宋朝是处理“朝廷与文人”关系最好年代,除了“重文轻武”的“既定国策”,这还与赵氏皇帝“懂文人心”相关。尤其宋仁宗赵祯,对付牢骚文人很有心得。他知道文人为何牢骚,也知道如何“不动刀枪”摆平牢骚文人。

下面这个历史故事很是有名:

宋仁宗年间,四川有个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屡试不中,为泄胸中郁闷,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绑送京城。按照历朝历代律条,即使不按“大逆”严惩,起码也得按“妖言惑众”治罪,不料宋仁宗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不但没治他的罪,反而授其为“司户参军”。

这个老秀才的故事后来没了下文,我想他多半是由“牢骚满腹”的“酸文人”变成“殚精竭虑”的“忠臣”了。皇帝赏他的“司户参军”是个多大官?是州官下面分管户籍的,相当于今天的处级干部。一个小小“处长”,就让老秀才闭上了嘴。

一个徒有文化却没钱没刀枪的弱势群体,发发牢骚能翻什么天?宋仁宗眼光锐利,让牢骚文人“皆入吾彀中”,为自己所用,发挥“正能量”,不能不称之为高明之举。在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官本位国家,文人的政治觉悟并没有“天下为公”那么高,但就实现个人价值而言,“达则兼济天下”也是大多数传统文人心态。关心政治,对朝政发发牢骚,终究是为“入仕”者居多。只有当不成官时,牢骚才会越来越盛。所谓发牢骚其实就是“变相上书”,是科举不第者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

宋仁宗这样处理“牢骚文人”之所以留下了佳话,主要是因为历代皇帝大都不这么干。他们对“牢骚文人”一般多采取“文字狱”震慑手段。我想这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来官位没有那么多,谁发牢骚赏谁官“赏不起”,充其量只能解决个案;二来“文字狱”面广影响大,可起到杀鸡儆猴、“掌嘴天下文人”奇效,且一劳永逸,“一次性解决问题”。

在盛赞宋仁宗之功时,如果我们跳出历史局限,应该看到“赏官”与“掌嘴”哪种政策对付“牢骚文人”并无本质区别,他们的目的殊途同归——利于皇家统治。即便宋朝立下不杀文人的“誓碑”,主要也是出于“便于统治”考虑,文人的蜜月时代并不是由于文人强大后所创造出来的,而完全出于皇帝的喜好。才子的小命还是不在自己手中,可杀不可杀,仍然全在皇帝的一句话!

因而,宋仁宗的故事与其说是启示统治者的,不如说给中国传统文人的启示善莫大焉:对只有依附地主才能生存的群体而言,初衷只在“老爷您的衣服坏了”,关心国是的手段也只有“发牢骚”,那么,“老爷们”批下来的“官位”与“耳光”殊难把握,抑或劈头盖脸一同下来——“胡萝卜加大棒”,向来都谕示着一个特殊弱势群体被“老爷”玩于股掌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