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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溥仪自述:袁世凯当大总统后仍称我为皇帝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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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中的早晨,有时可以遇到这种奇异的现象:处于深宫但能听到远远的市声。有很清晰的小贩叫卖声,有木轮大车的隆隆声,有时也听到大兵唱歌声。太监们把这现象叫做“响城”。离开紫禁城以后,我常常回忆起这个引起我不少奇怪的想象的“响城”。“响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几次听到中南海的军乐演奏。

“袁世凯吃饭了。”总管太监张谦和有一次告诉我,“袁世凯吃饭的时候还奏乐,简直是‘钟鸣鼎食’,比皇上还神气!”

张谦和的光嘴巴抿得扁扁的,脸上带着愤愤然的神色。我这时不过九岁上下,已经能够从他的声色中感到类似悲凉的滋味。在当时的年岁上,我可以从“响城”的各种音声上想象传说中的街道是什么样,叫卖的小贩如何在高台上表演他的嗓音,大兵们又如何用唱歌子压过小贩的叫卖……各种的音响把我带进了一幅引人入胜的市街生活的图画,响声有时又把我引进到耻辱难忍的想象中:袁世凯面前摆着比太后还要多的菜肴,有成群的人伺候他,给他奏乐,扇着扇子……

但也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响城”,逐渐使我发生浓厚的兴趣,使我的想象的翅膀飞得更高;陈老师给我讲的同治“中兴”、康乾盛世等等景象是构成想象的主要材料。这种“响城”的音声不是我站在养心殿的宫院里听到的,而是在毓庆宫从老师们的嘴里发出的。这就是种种关于复辟的传说。

复辟——用紫禁城里的话说,也叫做“恢复祖业”,用遗老和旧臣们的话说,这是“光复故物”,“还政于清”——这种活动并不始于尽人皆知的“丁巳事件”,也并不终于民国十三年被揭发过的“甲子阴谋”。可以说从颁布退位诏起到“满洲帝国”成立止,没有一天停顿过。起初是我被大人指导着去扮演我的角色,后来便是凭着自己的心灵的指导去活动。在我少年时期给我直接指导的是师傅们,在他们的背后自然还有内务府大臣们,有内务府大臣世续商得民国总统同意请来照料皇室的“王爷”(他们这样称呼我的父亲)。这些稳健持重的人们的内心热情,并不弱于任何紫禁城外的人,但是后来我逐渐地明白,实现复辟理想的实际力量并不在他们身上,连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说起来滑稽,却是个事实:紫禁城的希望是放在取代大清而统治天下的新贵们的身上的。第一个被寄托这样幻想的人,正是引起紫禁城愤愤之声的袁世凯大总统。

照我的理解,这种幻想是从袁世凯为隆裕治丧开始的。在那些日子里,宫中气氛变化如此剧烈,以至连我这八岁的孩子也很诧异。太后在世时,宫里总是阴阴郁郁的,没有人笑,好像祸事随时会降临的样子。那时我还没搬到养心殿,住在太后的长春宫,我每天给太后请安时,常看见她在擦眼泪。有一次,我在西二长街散步,看见成群的太监在搬动体元殿的自鸣钟和大瓶之类的陈设。张谦和愁眉苦脸地念叨着:

“这是太后叫往颐和园搬的。到了颐和园还不知怎么样呢?那后山就像紧挨着梁山泊一样啦……”

太监逃亡的事经常发生。因为太监们纷纷传说,到了颐和园之后,大伙全都活不成。张谦和成天地念叨这些事,每念叨一遍,必然又安慰我说:“万岁爷到哪儿,奴才跟哪儿保驾,决不像那些胆小鬼!”我还记得,那些天早晨,他在我的“龙床”旁替我念书的声音,也是有气无力的了。

民国二年的新年,气氛开始有了变化。阳历除夕这天,陈师傅在毓庆宫里落了座,一反常态,不去拿朱笔圈书,却微笑着瞅了我一会儿,然后说:

“明天阳历元旦,民国要来人给皇上拜年。是他们那个大总统派来的。”

这是不是他第一次向我进行政务指导,我不记得了,他那少有的得意之色,大概是我第一次的发现。他告诉我,这次接见民国礼官,采用的是召见外臣之礼,我用不着说话,到时候有内务府大臣绍英照料一切,我只要坐在龙书案后头看着便是。

到了元旦这天,我被打扮了一下,穿上金龙袍褂,戴上珠顶冠,挂上朝珠,稳坐在乾清宫的宝座上,两侧立着御前大臣、御前行走和带刀的御前侍卫们。总统派来的礼官是朱启钤,他走进殿门,先遥遥地向我鞠了一个躬,然后向前几步立定,再鞠一躬,走到我的宝座台前,又深深地鞠了第三躬,然后向我致贺词。贺毕,绍英走上台,在我面前跪下,我从面前龙书案上的黄绢封面的木匣子里取出答辞交他,他站起身来向朱启钤念了一遍,念完了又交还给我,朱启钤这时再鞠躬,后退,出殿,于是礼成。

第二天早晨,气氛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我的床帐子外边张谦和的书声琅琅,其次是在毓庆宫里,陈师傅微笑着捻着那乱成一团的白胡须,摇头晃脑地说:

“优待条件,载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认,连他总统也不能等闲视之!”

过了新年不久,临到我的生日,阴历正月十三(我的生日本是正月十四,因为与道光皇帝忌辰同日,所以改成这天)。大总统袁世凯又派来礼官向我祝贺如仪。经过袁世凯这样连续的捧场,民国元年间一度销声匿迹的王公大臣们,又穿上了蟒袍补褂、红顶花翎,甚至于连顶马开路、从骑簇拥的仗列也有恢复起来的。神武门前和紫禁城中一时熙熙攘攘。在民国元年,这些人到紫禁城来大多数是穿着便衣,进城再换上朝服袍褂,从民国二年起,又敢于翎翎顶顶、袍袍褂褂地走在大街上了。

完全恢复了旧日城中繁荣气象的,是隆裕的寿日和丧日那些天。隆裕寿日在3月15日,过了七天她就去世了。在寿日那天,袁世凯派了秘书长梁士诒前来致贺,国书上赫然写着:“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致书大清隆裕皇太后陛下”。梁士诒走后,国务卿赵秉钧率领了全体国务员来行礼。隆裕去世后,袁世凯的举动更加动人:他亲自在袖上缠了黑纱,并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员服丧27天,并且派出了全体国务员前来致祭。接着,在太和殿举行了所谓国民哀悼大会,由参议长吴景濂主祭;军界举行所谓全国陆军哀悼大会,领衔的是袁的另一心腹,上将军段祺瑞。在紫禁城内,在太监干嚎的举哀声中,清朝玄色袍褂和民国的西式大礼服并肩进出,被赏穿孝服百日的亲贵们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色。最让他们感到希望的是徐世昌也从青岛赶到,接受了清室赏戴的双眼花翎。这位清室太傅在颁布退位后,拖着一根辫子到德国人盘踞的青岛当寓公,起了一个双关含义的别号“东海”。他在北京出现的意义,在第三节里我就要谈到。

隆裕的丧事未办完,南方发起了讨袁运动,即所谓的“二次革命”。不多天,这次战争以袁世凯的胜利而告终。接着,袁世凯用军警包围国会,强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这时他给我写了一个报告:大清皇帝陛下:中华民国大总统谨致书大清皇帝陛下:前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大清隆裕皇太后懿旨,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命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旋经国民公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受任以来,两稔于兹,深虞险越。今幸内乱已平,大局安定,于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六日经国民公举为正式大总统。国权实行统一,友邦皆已承认,于是年十月十日受任,凡我五族人民皆有进于文明、跻于太平之希望。此皆仰荷大清隆裕皇太后暨大清皇帝天下为公,唐虞揖让之盛轨,乃克臻此。我五族人民感戴兹德,如日月之照临,山河之涵育,久而弥昭,远而弥挚。维有董督国民,聿新治化,恪守优待条件,使民国巩固,五族协和,庶有以慰大清隆裕皇太后在天之灵。用特报告,并祝万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