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字孟陽，安平人。父亲张收，任蜀郡太守。张载天性闲雅，博学并有文采辞章。太康初年(280)，到蜀地看望父亲，取道经过剑阁。张载因蜀地人倚仗险阻，喜好作乱，便写了《剑阁铭》以为告诫。其中说：高大的梁山，积石真巍峨，远方联荆衡，近处接岷山番。南方通邛..，北边达褒斜。狭窄超彭碣，高大胜嵩华。入蜀之门户，坚固镇定极。关名叫剑阁，壁立千余仞。穷尽地之险，终极路之峻。世浊则叛逆，世清则和顺。刘备曾关闭，钟会又开启。秦国百分二，吞并众诸侯。齐国十分二，田肯献奇计。如此狭隘地，土外之区域。一夫挥戈守，万夫也难行。不是亲信人，何能居此地。从前魏武侯，中流而自喜。河山真险固，吴起责难之。洞庭与孟门，二国无后祀。国兴在美德，天险难依恃。从古到如今，天命不可易。凭险作祸乱，很少不败绩。公孙述已亡，刘禅也投降。前车之鉴戒，后车之师长。刻铭于山河，谨以告益梁。
益州刺史张敏见此铭而认为奇才，便把此文上奏，武帝派使臣刻在剑阁山上。
张载又制作《榷论》道：
贤人君子将要树立天下的大功，成就天下的美名，如果不遇其时，又怎么能获得呢？所以我尝试着说一说：商汤如果没有在鸣条击败夏桀的战事，那么伊尹、有莘就还是一介匹夫；周武王如果没有在牧野与商纣列阵，那么吕尚也还是渭水边一个钓鱼翁。像这类事，不可胜记。大抵声音发出来响声就回应，形体运动后影子就随从，时代太平才士就埋没，世事祸乱奇才就被任用，难道不是这样吗？假使秦朝、王莽修治三王的法典，时世兴隆太平，那么高祖刘邦还是泗上的好官吏，光武帝刘秀也还只是春陵的一个侠客而已，何况那些依附他们的人呢？所以在有事的时代，不是日行千里的军马就不驾车，因此在那时驽钝的人闻风而退，愚劣的人未尝试用就废弃了。等到无事的时候，则老牛和骐骥养在一圈，利剑钝刀放在一起，也没有漫长的旅途和犀牛皮革作判断，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离朱和瞎子眼睛一样的情况。处在安定之世，却想建立奇异的功勋，居于太平之际，却要谈论违背世俗的计谋，这如同后退着登山，在炎热的越地卖帽子。汉文帝刘恒见到李广后感叹说：“可惜你不遇乱世，高祖刘邦之时，封个万户侯又有什么问题呢？所以聪明才智无法运用，勇力无法施展，那么通用性和怯懦就是一样的；才能无法驰骋，论辩无法展开，则愚顽和聪慧也是一样的。因此吴国越国的船只，不能没有水而漂浮；青色赤色的虬龙，不能没有云彩而腾飞。所以和氏璧在荆山，隋侯珠藏在深川，不遇那种人，怎会有连城的价值和照耀车辆的美名呢？青白色的雄鹰，囚禁在笼子里，怎么能显露出把狡兔捉在袖子下的本领？白猿黑豹，藏在牢栏里，怎么能知道他可以在千仞之壁攀援呢？懦夫与勇士乌获比力气，不用有龙纹的大鼎，就无法明了；聂政与荆珂争勇力，若不是强秦的威力，谁能辨明？所以饥饿的贫民和平庸的徒隶，看门、杀猪的之类，一旦任卿相之职位，建立载于史册的名号；或有颜回孟子之术，胸怀伊尹、管仲的谋略，至死还不能跻身于君子之列，这就是有事的时代容易有功劳，无事的时代难以成名声。像这样埋没而不称于世，也用不着多说。
何况平庸之徒，稍稍有些不得志，就自认为曲枉了才能。没有谁不是粉饰小小的辩论，做出小小的善事来应和时事，交朋结党，聚集虚名来驱动世俗。仕进对时势没有补益，隐退对教化没有妨碍。可是国君也跟着使众口一声，吹捧他们，难道不可悲吗！现在的士子循常规习旧法，行为依照规矩，累积官秩和资历门阀，忙忙碌碌地获取进取的资本。至于那些魁梧俊杰、风流倜傥的人，将会老死在山岩之下，又怎么能按步骤竞争于仕途呢？至于那些载冠冕乘大车的高官显士，如果不能匡正教化辅佐政教，补益时世，而只是阿谀奉迎取得皇上欢心，谋求荣誉和功利，增厚自我加爵位的资本，蓄积私家的财物，这只是沐猴戴帽子，又哪值得称道呢？
张载又作了《氵蒙汜赋》，司隶校尉傅玄见了之后感叹，用车迎接他，互相谈说一整天，为他求名誉，于是知名于世。起用为佐著作郎，出京补任肥乡县令。又任著作郎，转任太子中书舍人，升任乐安的相、弘农太守。长沙王司马磖请他当记室督、拜为中书侍郎，又统领著作。张载见世事正混乱，不再有仕进之意，于是假称病重辞官回家，死在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