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寿“索米”一说，是由《晋书。陈寿传》的记载而引起的。据《晋书。陈寿传》载：“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云：”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议者以此少之。“陈寿，晋人，《三国志》之作者也。而丁仪、丁廙的父亲丁冲，和曹操是好朋友。正当汉献帝被李傕、郭汜的内乱搞得走投无路之时，丁冲给曹操写信说：“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此其时也！”曹操得信后，当即带兵将献帝迎到许昌，从而造成了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曹操以此想报答丁冲，不料丁冲却“醉烂肠，死”了。于是曹操便格外器重丁仪、丁廙两兄弟。可见丁家父子是有资格在《魏书》中书上一笔的。只因他们不肯给陈寿“千斛米”的赞助，陈寿才不为立传，只在建安七子传的末尾用“亦有文采”
一笔带过。
唐宋以来的学者，对这一记载有相信的，有怀疑的，也有否定的。
唐代的刘允济、刘知几，宋代的陈振孙皆信其有。刘知几《史通。曲笔》云：“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立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三国志》中说：“乞米作佳传，……难乎免物议矣。”《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发表的方侍铭先生的《曹操与“白波贼”对东汉政权的争夺》一文中，重新肯定了陈寿索米之说。该文说，王沈站在曹丕方面，他所编撰的《魏书》对丁仪、丁廙弟“当然不可能反映真实情况，陈寿所说的‘为尊公作佳传’，应该即是针对王沈《魏书》而发的”。按“佳传”的反面应是“丑传”。因此，陈寿向二丁之子索米的条件是将王沈《魏书》中丁仪、丁廙“丑传”改为“佳传”。“由于索米不遂，陈寿《三国志》的《魏志》不但不为丁氏兄弟作‘佳传’，而且对其父丁冲的功绩也一笔抹杀。此论的证据有以下两条：（1）袁宏《后汉纪》卷二八载：“侍中杨琦、黄门侍郎丁冲、钟繇、尚书左丞鲁充、尚书郎韩斌与（李）傕杨奉、军吏杨帛谋杀傕，会傕以他事诛帛，奉将所领归记。”而陈寿《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载：“（李）傕将杨奉与傕军吏宋果等谋杀傕，事泄，遂将兵叛傕。傕众叛，稍衰弱。”这两条史料述同一事件，但在《董卓传》中，陈寿“为了回避丁冲，将‘侍中丁冲’等人与杨奉谋杀李傕的行动完全删除“。（2）袁宏《后汉记》卷二九载：”封卫将军董承、辅国将军伏完、侍中丁冲、种辑、尚书仆射钟繇、尚书郭浦、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刘艾、左冯翊韩斌、东郡太守杨众、议郎罗邵、伏德、赵蕤为列侯，赏有功也。“这条材料”全不见于《三国志》，由于丁冲被封为列侯，是‘赏有功’，即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所建立的功绩，也同样被抹杀“。
王应麟《困学纪闻》、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对“陈寿索米”一说提出了怀疑的观点。
而清代学者朱彝尊首先提出了否定意见，他在《曝书亭集》卷五九《陈寿论》中说：“寿于魏文士，惟为王粲、卫凯五人等立传，粲取其兴造制度，凯取其多识典故，若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祯，仅于《粲传》附书，彼丁仪、丁廙，何独当立传乎？造此谤者，亦未明寿作史之大凡矣。”杭杨骏在《道古堂文集》卷二二，《论丁仪丁廙》文中认为，丁仪、丁廙是曹植的羽翼，极力助曹植争夺太子地位，“是夺嫡之罪仪、廙为大，与吴之全寄、吴安、孙奇、杨竺等皆在不赦。而仪与廙又恃宠而害贤，毛玠、徐奕、何夔、桓阶之流，当世所谓鲠臣硕辅，耻为阿屈仪等，化青蝇而成锦贝，莫不交构其恶，疏斥之而后快。然则之二人者，盖巧言令色孔王之尤者也。史安得立传？”又说王沈、鱼豢、张骘皆无求于丁氏，而王沈《魏书》、鱼豢《魏略》、张骘《文士传》皆揭二丁之短，陈寿却有为二丁讳短之处，如“毛玠，仪所谗也，廙出见黔面，其妻子没为官奴婢者，曰‘使天不雨者盖此也。’寿不属之仪，而第曰‘后有白玠者，’白者谁也？非仪则廙也。寿盖为之讳也。”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三九，《陈寿史皆实录》文中也说丁仪、丁廙有意陷害毛玠、徐奕、何羲、桓阶等“鲠臣硕辅”，因而二丁“盖巧佞之尤，安得立佳传？”潘眉在《三国志考证》卷五中也说：“丁仪、丁廙‘党于陈思王（曹植），冀摇冢嗣，启衅骨肉，……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在本世纪20年代，四川学者刘咸炘曾著《三国志知意》，对此也有评论。文中说：“按诸家说甚明，惟传（《晋书。陈寿传》）云或曰，本是疑词。而二丁不当立传，又非以其奸。史不以立传为褒，唐以前人犹知之。史之所书，本非限于忠正，杭潘之说欲极其反论成支谬，乃刘知几所谓画蛇添足者，且二丁善植，见恶于丕，王沈、鱼豢之所书，乃是丕党之言，何足为信，……
承祚（陈寿）止言为植羽翼，本非贬词。……二丁本不可立传，朱氏之言已足矣，……。“60年代初，缪钺先生在《三国志选》前言中对上述问题作了阐述，并在注释中转录了陶懋炳《陈寿曲笔说辨诬》的补充论述：”《陈思王植传》明载：“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如据此记载，丁仪之子不存，陈寿米将谁求？索米之说，不攻自倒。”
上述可见，陈寿索米之说，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的，都没有过硬的文献依据。故至今不能肯定其有，也不能肯定其无。
（傅丰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