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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版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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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四时之行,有寒有暑,圣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法之,以建经纪。春生于左,秋杀于右;夏长于前,冬藏于后。生长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听治不公则治不尽理,事不尽应。治不尽理,则疏远微贱者无所告;事不尽应,则功利不尽举。功利不尽举则国贫,疏远微贱者无所告?则下饶。故臼:“凡将立事,正彼天植。”

天植者,心也。天棺正,则不私近亲,不孽疏远。不私近亲,不孽疏远,则无遗利,无隐治。无遗利,无隐治,则事无不举,物无遗者。欲见天心,明以风雨。故曰:“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嗣。”

万物尊天而贵风雨。所以尊天者,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贵风雨者,为其莫不待风而动待雨而濡也。若使万物释天而更有所受命,释风而更有所仰动,释雨而更有所仰濡,则无为尊天而贵风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专在君,而有所分散,则君日益轻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经既饬,君乃有国。”

乘夏方长,审治刑赏,必明经纪,陈义设法。断事以理,虚气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祸乱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无以赏,怒无以杀。喜以赏,怒以杀,怨乃起,令乃废。骤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祸乃始牙。众之所忿,寡不能图。”

冬既闭藏,百事尽止,往事毕登,来事未起。方冬无事,慎观终始,审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后难者,有始不足见而终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举,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轻行之,人轻行之,则必困难成之事;始不足见者,人轻弃之,人轻弃之,则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数困难成之事,而时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审察事理,慎观终始,为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谓之妄举。妄举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举所美必观其所终,废所恶必计其所穷。”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礼义也。夫民无礼义,则上下乱而贵贱争。故曰:“庆勉敦敬以显之,富禄有功以劝之,爵贵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众之亲上乡意也,欲其从事之胜任也。而众者,不爱则不亲,不亲则不明,不教顺则不乡意。是故明君兼爱以亲之,明教顺以道之,便其势,利其备,爱其力,而勿夺其时以利之。如此则众亲上乡意,从事胜任矣。故曰:“兼爱无遗,是谓君心。必先顺教,万民乡风。旦暮利之,众乃胜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顺,事有称量。人心逆则人不用,事失称量则事不工。事不工则伤,人不用则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质。”

成事以质者,用称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于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于人。故曰:“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故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啬则费,用力苦则劳矣。”

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则事不工,事不工而数复之,故曰劳矣。用财啬则不当人心,不当人心则怨起。用财而生怨,故曰费。怨起而不复反,众劳而不得息,则必有崩阤堵坏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报不得,祸乃始昌;祸昌而不悟,民乃自图。”

凡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无度则事无机,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则治辟。治辟则国乱。故曰:“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僇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恶罚而畏罪。是以人君严教以示之,明刑罚以致之。故曰:“顿卒怠倦以辱之,罚罪有过以惩之,杀僇犯禁以振之。”

治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明君能胜六攻而立三器,则国治;不肖之君不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故国不治。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也?亲也、贵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无以使下,非斧钺无以畏众,非禄赏无以劝民。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虽无功而可以得富。夫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畏众;有无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民。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畏众,禄赏不足以劝民,则人君无以自守也。然则明君奈何?明君不为六者变更号令,不为六者疑错斧钺,不为六者益损禄赏。故曰:“植固而不动,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载万民而兼有之,烛临万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时为主、为质,以治天下。天覆而无外也,其德无所不在;地载而无弃也,安固而不动,故莫不生殖。圣人法之以覆载万民,故莫不得其职姓,得其职姓,则莫不为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无亲。”

日月之明无私,故莫不得光。圣人法之,以烛万民,故能审察,则无遗善,无隐奸。无遗善,无隐奸,则刑赏信必。刑赏信必,则善劝而奸止。故曰:“参于日月。”

四时之行,信必而著明。圣人法之,以事万民,故不失时功。故曰:“伍于四时。”

凡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是故明君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徒利而不爱,则众至而不亲;徒爱而不利,则众亲而不至。爱施俱行,则说君臣、说朋友、说兄弟、说父子。爱施所设,四固不能守。故曰:“说在爱施。”

凡君所以有众者,爱施之德也。爱有所移,利有所并,则不能尽有。故曰:“有众在废私。”

爱施之德虽行而无私,内行不修,则不能朝远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义,饰父子兄弟夫妻之义,饰男女之别,别疏数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如此则近者亲之,远者归之。故曰:“召远在修近。”

闭祸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无怨也。凡祸乱之所生,生于怨咎;怨咎所生,生于非理。是以明君之事众也必经,使之必道,施报必当,出言必得,刑罚必理。如此则众无郁怨之心,无憾恨之意,如此则祸乱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闭祸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贤佐也。佐贤则君尊、国安、民治,无佐则君卑、国危、民乱。故曰:“备长存乎任贤。”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是故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天下所谋,虽立必隳;天下所持,虽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译文】

法,就是效法天地的方位,模拟四时的运行,来治理天下的。四时的运行,有寒有暑,圣人效法它,所以有文有武。天地的方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效法它,建立国家纲纪。春生在左,秋杀在右;夏长在前,冬藏在后。属于生长之事,是文;属于收藏之事,是武。因此,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模仿这些,来实行法令,来判断事理。凡有关法度之事,掌握不可以不正。掌握不正则判断不公,判断不公则治狱不完全合理,办事不完全得当。治狱不完全合理,疏远微贱的人们就无法申诉;办事不完全得当,功利事业就不能充分举办。功利事业不充分举办则国家贫穷,疏远微贱者无法申冤则民间扰乱。所以说:“凡将立事,正彼天植。”

天植,就是心。心正,就不会偏厚于近亲,也不会加害于疏远。不偏厚于近亲,不加害于疏远,则国财没有流失,民间没有冤案。国无失财,民无冤案,则事业没有不兴办起来的,财物也没有被弃置了的。要想了解天心,需要在风雨的情况上判明。所以说:“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嗣。”

万物都尊祟天而贵风雨。所以尊崇天,是因为万物没有不接受天的意旨的;所以贵风雨,是因为万物没有不靠风吹动、靠雨滋润的。若使万物离开天而接受另外什么东西的意旨,离开风而仰赖另外什么东西的吹动,离开雨而仰赖另外什么东西的滋润,那就无需尊天而贵风雨了。现在人君之所以位尊而身安,就是因为他树立了权势并且推行了政令。其所以能树立权势和推行政令,就是因为权势和财利两者的掌握没有不在君主手里的。若使权势和财利的掌握不专在君主之手,而有所分散,君主的地位就将日益轻贱,而权势财利也将日益衰减,这是一条发生侵夺暴乱的道路。所以说:“三经既饬,君乃有国。”

乘夏天白日方长,要审理刑赏大事。这必须宣明纲纪,公布仪法、制度,依理断事。这要求虚气平心,而排除个人喜怒。如果背弃法令而按照个人喜怒行事,祸乱便会发生,君位就会危险。所以说:“喜无以赏,怒无以杀。喜以赏,怒以杀,怨乃起,今乃废。骤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祸乃始牙。众之所忿,寡不能图。”

冬天万物收闭,百事尽止,过去一年的事情全部完成,来年的事情尚未开始。乘此冬日无事,就来慎重考察国事的全部过程,详察事物发展的道理。有的工作,开头感到容易而后来才发现困难;有的工作,开头不被注意而后来却无法补救。这往往是利途不能开发,国事遇到困难的原因。开头感到容易的,人们就轻易对待它,轻易对待,就一定办不到难成的大事;开头不被注意的,人们就轻易放弃它,轻易放弃,就一定丧失无法补救的成果。经常办不到难成的大事,经常丧失无法补救的成果,这便是衰耗事业的道路。因此,英明君主详察事物发展的道理,慎重考察国事的全过程,办事情一定预知它的成就,有成就一定预知它的作用,有作用一定预知它的利害后果。办事而不预知其成就,有成就而不预知其作用,有作用而不预知其利害后果,叫作轻举妄动。轻举妄动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所以说:“举所美必观其所终,废所恶必计其所穷。”

凡是人君,都愿意百姓遵行礼义。人民若无礼义,则上下混乱而贵贱争夺。所以说:“庆勉敦敬以显之、富禄有功以劝之,爵贵有名以休之。”

凡是人君,都希望百姓亲近君主而顺从君意,希望百姓为国办事而办事胜任。就民众来说,不爱护他们就不来亲近,不教训他们就不顺从君意。因此,英明君主总普遍施爱来亲近他们,宣明教训来引导他们,顺应他们力量,促进他们富足,爱惜他们的劳力,而不侵夺他们的农时,用这些为他们谋福利。这样,民众就亲近君主而顺从君意,为国家办事就胜任了。所以说:“兼爱无遗,是谓君心。必先顺教,万民乡风。旦暮利之,众乃胜任。”

治国的根本有两条:一曰人,二曰事。治人要求他一定效力,治事要求它一定完善。人有逆有顺,事情有分量尺度。人心逆就不肯效力,事不合分量尺度就不可能完善。事情不完善意味着有伤,人不肯效力意味着有怨。所以说:“取人以己,成事以质。”

所谓成事以质,就是要根据实际分量尺度行事;所谓取人以己,就是要考虑按“恕”道行事。考虑恕道,就是想着比照自己,自己所不接受的,不要施加于他人。所以说:“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故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啬则费(拂),用力苦则劳矣。”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使用民力过头,事情就不会做得完善。不完善而不断返工,所以叫作“劳”。君主用财吝啬,就不得人心,不得人心则发生怨恨。用财而造怨,所以叫作“费”(拂)。民众怨起而不得平复,疲劳而不得休息,就一定产生摧毁破坏的想法。所以说:“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报不得,祸乃始昌;祸昌而不悟,民乃自图。”

凡国家没有法律,民众就不知道怎样行事;没有制度,行事就没有一个准则。但有法律而不公正,有制度而不明确,则行政管理不灵。行政管理不灵则国家混乱。所以说:“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 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是人民,没有不恶刑而畏罪的。所以,人君要严加教训来告示他们,申明刑罚来做戒他们。所以说:“顿卒怠倦以辱之,罚罪有过以惩之,杀戮犯禁以振之。”

治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明君能克制六攻而设置三器,则国家称治;昏君不能克制六攻而设置三器,故国家不治。什么是三器呢?就是:号令、刑杀、禄赏。什么是六攻呢?就是:亲者、贵者、财货、女色、巧佞之臣、玩好之物。三器的用途是什么呢?回答说:没有号令就无法使役臣下,没有刑杀就无法威服民众,没有禄赏就无法鼓励人民。六攻的坏处是什么呢?回答说:虽不听法令而可以安然存在,虽违犯禁律而可以豁免罪刑,虽没有立功而可以发财致富。国家有不听法令而安然存在的情况,号令就不能推动臣下;有违犯禁律而免于刑罪的情况,刑杀就不能威慑民众;有无功而发财致富的情况,禄赏就不能鼓励百姓;号令不能推动臣下,刑杀不能威慑民众。禄赏不能鼓励百姓,人君就没有可以保全自己地位的东西了。那么,英明君主应该怎么办呢?英明君主是不为这六者变更号令,不为这六者疑止或施加刑杀,也不为这六者增加或减少禄赏的。所以说:“植固不动,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是人君,都保护着亿万民众而占有他们,督察着亿万部族而使役他们。因此,他运用天地、日月、四时,作为主宰,作为根据,来治理天下。天覆万物而没有例外,其恩惠无所不在;地载万物而没有遗弃,稳定而不动。故无不生长繁育。圣人效法它们来保护万民,所以,万民没有不得到经常生计的。得到经常生计,就没有不为君主效力的了。所以说:“法天合德,象地无亲。”

日月的光明没有偏私,所以没有得不到光照的地方;圣人效法它们,来烛照万民,所以能够明察,这就没有看不到的善良行为,也没有隐蔽得住的恶事。没有看不到的善行和没有隐蔽着的恶事,就可以做到赏罚准确而坚定。赏罚准确坚定,则好事得到鼓励,坏事得到禁止。所以说:“参于日月。”

四时的运行,准确、固定而明显。圣人效法它,使用万民,所以事情总是不失时效。所以说:“伍于四时。”

凡是民众,对他们爱护,他们就亲近;为他们谋利益,他们就归附。因此,明君实行福利措施来招引他们,表明爱护之意来亲近他们。只谋利而不爱护,民众就归附而不亲近;只爱护而不谋利,民众就亲近而不肯归附。爱与利兼而行之,那就君臣喜悦,朋友喜悦,兄弟喜悦,父子喜悦了。爱、利兼行的结果,在战时,敌国的四境虽固都不能据守。所以说:“悦众在爱施。”

凡国君之所以能赢得民众拥护,是因为有爱民和施利于民的德惠。爱民之心若是有了改变,对于财利若是有所吞并,就不能完全赢得民从了。所以说:“有众在废私。”

君主虽有爱民和施利的德惠,并且也没有偏私之处,但君主的个人操行不好,也是不配朝会远方君主的。因此要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整顿家庭之间的名分,整饬男女的分别,区别亲疏远近的不同,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彰明显著,这样,近处的民众都来亲近,远国的民众也来归附。所以说:“召远在修近。”

关于“闭祸在除怨”,不是说有了怨才去清除,而是要保持所在之地经常不发生人怨。凡是祸乱的发生,乃生于怨咎;怨咎所生,生于非理。因此,明君管理民众一定要有原则,使役他们一定要有道德,施予报酬一定要恰当,说话一定要正确,刑罚一定要合理。这样,民众就没有郁怨之心,也没有憾恨之意了。这样祸乱就不会发生,君主地位也不至陷于危险。所以说:“闭祸在除怨。”

凡人君所以能保持尊严而安定,在于有贤的佐臣。佐臣贤,则君主尊严,国家安定,人民得治;得不到贤的佐臣,则君主卑辱,国家危殆,人民叛乱。所以说:“备长在乎任贤”。

人,没有不爱利恶害的。因此,与天下人同利的,天下人就拥护他;独占天下利益的,天下人就图谋他。天下人所图谋的,地位虽然确立也必然倒台;天下人所拥护的,地位虽然尊高也没有危险。所以说:“安高在乎同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