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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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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

【原文】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①,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②,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注释】

①乡道:向往道德。乡,同“向”,向往。②与国:盟国。

【译文】

孟子说:“如今服事国君的人都说:‘我能为国君开拓土地,充实府库。’如今所说的好臣子,正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国君不向往道德,不立志行仁,却去想法让他富有,这等于是去让夏桀富有。又说:‘我能够替国君邀约盟国,每战一定胜利。’如今所说的好巨子,正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国君不向往道德,不立志行仁,却去想法让他武力强大,这等于是去帮助夏桀从如今这样的道路走下去,不改变如今的风俗习气,即便把整个天下给他,也是一天都坐不稳的。”

【读解】

所谓“今之事君者”的说法,显然是富国强兵的说法,而孟子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不行仁政而穷兵续武的搞法,所以他深恶痛绝地说:“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把那些自夸能富国强兵的人称为“民贼”。

这里实际上就是“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之间的冲突。

所谓“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既然如此,战国又有多少“义战”呢?所以,在孟子的时代,战争与仁义道德,至少在孟子的思想上是格格不入的。正因为这样,他才一贯反对靠战争,靠军事力量取胜的“霸道”,而主张靠政治,靠仁义道德吸引人,感化人的“王道”。这是仁义道德与“强兵”的冲突。

至于“富国”,讲的是“利”,追求的是“辟土地,充府库”,这与他所说的“以义治国,何必言利”正是针锋相对的观点。遭到他的反对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由此可见,孟子之所以深恶痛绝那些自诩能够富国强兵的“今之所谓良臣”,是以“君不乡道,不志于仁”为前提的。换言之,这些人所搞的富国强兵是与孟子心目中的仁义道德相对立的。假如这些国家的君主“乡道而志于仁”,假如这些“今之所谓良臣”既富国强兵又行仁义道德,那孟子又该怎么说呢?

当然,这都是“假如”,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孟子之所以形成他的这种思想,正是因为他所处的现实是“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相对立的。因此,要抽象出来问这个问题,就只有我们自己来回答了。假如真能够既富国强兵及行仁义道德,二者得兼,又何乐而不为呢?我们今天说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正是这种“二者得兼”的追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