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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淮南子卷二十一 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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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总要举凡,而语不剖判纯朴,靡散大宗,惧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为之辞,博为之说;又恐人之离本就未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时则》,有《览冥》,有《精神》,有《本经》,有《主术》,有《缪称》,有《齐俗》,有《道应》,有《汜论》,有《诠言》,有《兵略》,有《说山》,有《说林》,有《人间》,有《修务》,有《泰族》也。

《原道》者,卢牟六合,混沌万物,象太一之容,测窈冥之深,以翔虚无之轸。托小以苞大,守约以治广,使人知先后之祸福,动静之利害。诚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观矣。欲一言而寤,则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则贱物而贵身;欲参言而究,则外物而反情。执其大指,以内洽五脏,瀸渍肌肤,被服法则,而与之终身,所以应待万方,览耦百变也,若转丸掌中,足以自乐也。

《俶真》者,穷逐终始之化,嬴垀有无之精,离别万物之变,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遗物反己,审仁义之间,通同异之理,观至德之统,知变化之纪,说符玄妙之中,通但造化之母也。

《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气,理日月之光,节开塞之时,列星辰之行,知逆顺之变,避忌讳之殃,顺时运之应,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顺,而不乱其常者也。

《地形》者,所以穷南北之修,极东西之广,经山陵之形 ,区川谷之居,明万物之主,知生类之众,列山渊之数,规远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备,不可动以物,不可惊以怪者也。

《时则》者,所以上因天时,下尽地力,据度行当,合诸人则,形十二节,以为法式,终而复始,转于无极,因循仿依,以知祸福,操舍开塞,各有龙忌,发号施令,以时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从事。

《览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沦无形也,纯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揽物引类,览取桥掇,浸想宵类,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滞,决读奎塞,引人之意,系之无极,乃以明物类之感,同气之应,陰陽之合,形坍之朕,所以令人无观博见者也。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晓寤其形骸九窍,取象与天,合同其血气,与雷霆风雨;比类其喜怒,与昼宵寒暑并明。审死生之分,别同异之迹,节动静之机,以反 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爱养其精神,抚静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坚守虚无之宅者也。

《本经》者,所以明大圣之德,通维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变,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贬未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聪明,精神之感动,搏流遁之观,节养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

《主术》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责,使群 臣各尽其能也。明摄权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责实,考之参伍,所以使入主秉数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数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条通而辐辏,各务其业,人致其功,此主术之明也。

《缪称》者,破碎道德之论,差次仁义之分,略杂人间之事,总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断短为节。以应小具,所以曲说攻论,应感而不匮者也。

《齐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风气,通古今之论,贯万物之理,财制礼义之宜,擘画人事之终始者也。

《道应》者,揽掇遂事之踪,追观往古之迹,察祸福利害之反,考验乎老庄之术,而以合得失之势者也。

《汜论》者,所以箴缕绦缴之间,攕楔唲龋之郄也。接径直施,以推本朴,而兆见得失之变,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没于势利,不诱惑于事态,有符曮睨,兼稽时势之变,而与化推移者也。

《诠言》者,所以譬类人事之指,解喻治乱之体也。差择微言之眇,诠以至理之文,而补缝过失之阙者也。

《兵略》者,所以明战胜攻取之数,形机之势,诈谲之变,体因循之道,操持后之论也。所以知战阵分争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坚守之非德不强也。诚明其意,进退左右无所失击危,乘势以为资,清静以为常,避实就虚,若驱群羊,此所以言兵者也。

《说山》《说林》者,所以竅窕穿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贯肩万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异类殊形,以领理人之意,解堕结细,说捍抟囷,而以明事埒事者也。

《人间》者,所以观祸福之变,察利害之反,钻脉得失之迹,标举终始之坛也。分别百事之微,敷陈存亡之机,使人知祸之为福,亡之为得,成之为败,利之为害也。诚喻至意,则有以倾侧惬仰世俗之间,而无伤乎谗贼螫毒者也。

《修务》者,所以为人之于道未淹,味论未深,见其文辞,反之以清静为常,恬淡为本,则懈堕分学,纵欲适情,欲以偷自扶,而塞于大道也。今夫狂者无忧,圣人亦无忧。圣人无忧,和以德也;狂者无忧,不知祸福也。故通而无为也,与塞而无为也同;其无为则同,其所以无为则异。故为之浮称流说其所以能听,所以使学者掌摹以自几也。

《泰族》者,横八极,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上,经古今之道,治伦理之序,总万方之指,而归之一本;以经纬治道,纪纲王事;乃原心术,理性情,以馆清平之灵,澄彻神明之精,以与天和相婴薄。所以览五帝三王,怀天气,抱天心,执中含和,德形于内,以莙凝天地,发起陰陽,序四时,正流方,绥之斯宁,推之斯行;乃以陶冶万物,游化群生,唱而和,动而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故景星见,祥风至,黄龙下,凤巢列树,麟止郊野。德不内形,而行其法藉,专用制度,神抵弗应,福祥不归,四海不宾,兆民弗化。故德形于内,治之大本。此“鸿烈”之《泰族》也。

凡属书者,所以窥道开塞,庶后世使知举错取舍之宜适,外与物接而不眩,内有以处神养气,宴场至和,而已自乐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终始,则不知所仿依;言终始而不明天地四时,则不知所避讳;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则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气,则不知养生之机;原人情而不言大圣之德,则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水言君事,则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为称喻,则不知动静之宜;言称喻而不言俗变,则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变而不言往事,则不知道德之应;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则无以耦万方;知记论而不知诠言,则无以从容;通书文而不知兵指,则无以应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则无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间,则无以应祸福;知人间而不知修务,则无以使学者劝力。欲强省其辞,览总其要,弗曲行区入,则不足以穷道德之意。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异,各有为语。今专言道,则无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未者,其唯圣人也。今学者无圣人之才,而不为详说,则终身颠顿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觉宿乎昭明之术矣。

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交,所以原测淑清之道,而裙逐万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数,不过宫、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细大驾和,而后可以成曲。今画龙首,观者不知其何兽也,具其形,则不疑矣。今谓之道则多,谓之物则少,谓之木则博,谓之事则浅,推之以论,则无可言者,所以为学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

夫道论至深,故多为之辞以抒其情;万物至众,故博为之说以通其意。辞虽坛卷连漫,绞纷远缓,所以挑汰涤荡至意,使之无凝竭底滞,卷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胔不可胜数,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白,蝇渍其中,匹夫弗尝者,小也。诚通乎二十篇之论,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径十门,外天地,捭山川,其于逍遥一世之间,宰匠万物之形,亦优游矣。若然者,挟日月而不姚,润万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览矣!藐兮浩兮,旷旷兮,可以游矣!

文王之时,纣为天子,赋敛无度,杀戮无止,康梁沉湎,宫中成市,作为炮烙之刑,剖谏者,剔孕妇,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义,处歧周之间,地方不过百里,天下二垂归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生焉。

文王业之而不卒,武王继文王之业,用大公之谋,悉索薄赋,躬撮甲胄,以伐无道而讨个义,誓师牧野,以践天于之位。天下未定,海内未辑,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贿来贡,辽远未能至,故治三年之丧,殡文王于两楹之间,以俟远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工在褓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辅公子禄父而欲为乱。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惧争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纵马华山,放牛桃林,败鼓折抱,措饬而朝,以宁静王室,镇抚诸侯。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蔂垂,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 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撌,濡不给扢,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

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代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

齐景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猎射亡归,好色无辩,作为路寝之台,族铸大钟,撞之庭下,郊雉皆呴,一朝用三千钟赣,梁丘据、子家哙导于左右,故晏子之谏生焉。

晚世之时,六国诸侯,谿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

申子者,韩昭厘之佐;韩,晋别国也,地 墽民险,而介于大国之间,晋国之故礼未灭,韩国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后相缪,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刑名之书生焉。

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畜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玄眇之中,精摇览靡,弃其畛契,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故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

【译文】

著书立说的目的,是用来整治道德,规划人世之事。向上考察天道的变化规律,向下研究大地的万事万物,在中间能够把许多道理贯通起来。即使这部书不能把深奥玄妙的道理提炼出来,但涉猎广泛,也完全能够观察事物的终始了。如果只是提纲挈领地说明大概的意思,而文章中不去剖析最基本的材料,分清事物的本来面貌,担心别人会对基本理论糊里糊涂地搞不清楚,因此较多地增加了一些文字,广泛地加以阐述说明,又害怕别人脱离根本而迢求未接,所以光谈大道而不谈人事,那么便没有办法和社会一起共处:谈论人事而不谈大道,那么便不能和自然变化一起行止。因此著作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时则》,有《览冥》,有《精神》,有《本经》,有《主术》,有《缪称》,有《齐俗》,有《道应》,有《氾论》,有《诠言》,有《兵略》,有《说山》,有《说林》,有《人间》,有《修务》,有《泰族》。

《原道》的内容,规划了天地四方,探索万物的形成规律,拟象元气的形状,探测大道的深远,而翱翔在无所不包的领域之内。虽然寄托在小处但包容探广,持守简约但治理广大,使人们懂得祸福发生的先后次序,也可以了解行、止的利害关系。果真能够通达它的旨意,对广博纷烦的事物便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了。要想用一句话来明白其中的道理,那么就是尊重天道而保持本性;想见第二句话来通晓其中的道理,就是轻视外物而重视自身;要想用第三句话来探究其中的奥秘,就是抛去外物而返回真情。掌握了其中的要领,可以对内润泽五脏六腑,对外浸渍肌肉皮肤。亲身体验到这个自然的法则,可以和它伴随终身。可以用来应对万方,揽合百变。对待万方百变,就象弄丸掌中,自己也完全可以得到其中的乐趣。

《俶真》的内容,探求自然界起始终结的变化规律,包含了微妙的有、无相生的精髓,辨别万物的变化规律,等齐合同生相死的形体关系,使人明白超然物外而返回真性的道理,审察清楚仁义的得失,沟通相同与差别之间的联系,观察最高的道德的领属关系,寻求千变万化的头绪,解说清楚深奥玄妙的符验,通达自然变化的根源。

《天文》的内容,是用来协调陰陽二气的关系,理顺日月运行的规律,掌握发生、禁止的季节变化,排列星辰运行的顺序;知道逆行、顺行的变化,避开忌讳和祸殃的发生;顺从天时规律的对应变化,确定五星之神活动的规则。使人能够尊奉天道、顺应变化,而不会扰乱它的正常规律。

《地形》的内容,是用来穷究南北的长度,测清东西的宽度,划分山陵的形势,区别大川深谷的流向,明确万物的根本,知道生物繁多的种类,罗列山川的数量,规划远近的道路。使人通达通达周详,不可以因外物而妄动,不能够因怪物而惊恐。

《时则》的内容,是说上面安依循自然运行的时序,下面要尽力发挥土地的潜力;据守六度的法则,实行适宜的节令,符合人类生活的规律,形成十二个月的月令,作为共同遵循的准则,—月一年,终而复始,在没有穷尽地运行着,按照自然法则,依样效法。便知道祸福产生的规律,持守和舍弃,开发和禁止,各自都有鬼神的忌日。国君发布政令,按时教化百姓。这样可以使统治天下的国君,知道所从事的政事。

《览冥》的内容,是用来说明最精微之气可以上通九天,最微小的事物可以沦没在无形之中,纯清精粹之屋可以进入最洁净的境地,光明的东西可以通向黑暗之中。于是便可以挹取万物,招引同类。撮持积聚,渐渐形成相类似的事物。万物中能够表明意旨,而用形象摹画出来的事物,于是便同自然界的贯通凝塞,疏决川渎,堵塞险要相关联,引导人们的意志,同无穷无尽的事物联系起来,用以表明万物种类之间的互相感应关系,说明相同之气可以互相应和,陰陽二气的互相融合,而能使天地之间的征兆显露出来,以便使人用来观察遥远而广博的事物。

《精神》的内容,用来探讨人类产生的本源,而明白人的形骸、九窍,得到形象是与上天同一的;人体的血液、精气,是和自然界的雷霆风雨相比照的;人体的喜怒哀乐,是和白天黑夜、严寒酷暑相变化的。审查死生的分别,区别相同、不问的迹象。调节动静的机关、而返回到性命的根本之处。所用来使人爱护保养他的精神,抚慰宁静他的魂魄,不因为外物而改变自己的天性,而坚守大道的根本。

《本经》的内容,是用来彰明圣人的美好德行,通达古代圣贤开创的道德规范,略列哀世道德的颓败和古今道德的变化,用来褒扬先世的隆盛,而贬斥末世的弊政。用来使人废黜耳目的聪明,宁静精神上引起的激动,抑制由于情欲而产生的五种婬逸,调节用来养性的天和,分散帝王所操持的权柄,罗列大小之间的差别。

《主术》的内容,是讲国君统治天下之事。国君按照百官任职,督察责罚,使群臣各自尽到自己的才能,高明地执掌权柄,用来控制臣下,举出名目,按照实际督责检查,并且互相参照。以便使国君学握权术,抓住要害,不致妄生喜怒之情。他的统治术使邪曲正直,排除私欲而能树立公道。可以使百官象枝条通往树干,如车辐辏聚车轴,各自力求干好本业,人人便可以建立他们的功业,这就是国君统治的聪明之处。

《缪称》的内容,解析道德的理论,排列仁义的区别,稍微间杂人世间的事情,全部汇集在变化莫测的大道之中;假借外物的形象来取得耦合的例证,以便用来相互比方,就象截断小的竹子作为符节,用来适应小的需求一洋。对于解决人们所用的片面之说和巧辩之论,那么就可以感通应对而不致缺乏理论了。

《齐俗》的内容,是用来统一万物的长短优劣,齐同九夷的风气,沟通古今不同的论说,贯通万物生存的道理,裁定礼义的适宜内容,规划人世间事情的终始。

《道应》的内容,选取成功之事的事迹,追寻观察往古之时的印迹,考察祸福利害之间的正反关系;同老子、庄子的学说相验证,以便符合得失的趋势。

《氾论》的内容,是象用针线穿插在衣缝之间,如同木楔补缀在齿缝之隙。通过捷径使曲道变成正直,以便推论事物的本来面目,而预见得失的变比和利害的正反关系。以便用来使人不盲目沉沦在势利之中,不被事态的变化所迷惑;符合天道运行规律,并且考察时势的变化,而能够与自然—起转移变迁。

《诠言》的内容,是用来比类人世之事的意旨,解释辨明国家治乱的根本,比较深微之旨的奥妙,用最根本的道理加以解释,而用来补救治政的过失。

《兵略》的内容,是用来说明战胜敌人、攻取敌阵的方法,军事形势的机变,欺诈多变的战术;体察军事斗争的规律,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而用来表明战争的胜负,没有大道是行不通的;知道夺取破阵、坚夺城池,没有德性是不能强大的。如果真正明了这个意旨,前进后退,左冲左突都没有什么失去的;打击危险之敌,乘着有利的形势,来作为凭借,而把清解作为准则。避开实力,攻击虚弱之敌,就象驱赶牛羊一样。这就是所说的用兵问题。

《说山》《说林》的内容,是用来开通百事的堵塞,而使万物的障碍畅通无阻。借用比喻来选取对象,联系不同的种类和殊别的形体,用来领会人世间事物的要义,解开纽结,解释疑团,而用来阐明百事变化的征兆。

《人间》的内容,是用来观察祸福的变化,考察利害的正反演变;按照脉络研究得失的踪迹,揭示事物终终的更替关系。分清各种事物的微小区别,陈述存也、灭亡的机变,使人们知道坏事可以变为好事,失去可以变为得到,成功可以变为失败,有利可以变为有害。果真理解了它的深远意义,那么就可以在世俗之间俯仰曲伸了,而不会被谗佞和坏人所伤害。

《修务》别的内容,是用来针对有人对“道”没有精深的理解,对旨意观点没有深入探索,只重视那此文辞,反而误把清静作为法则,把淡漠作为根本,就会松懈堕落而放弃学业,放纵情欲,满足安逸,想用马马虎虎、自我放荡,就把大道堵塞。现在疯子是没有忧虑的,圣人也是没有忧虑的。圣人没有忧虑,是用德性来协调;疯子没有忧虑,不知道祸、福的发生。因此通晓大道的人实行“无为”,和根本不懂的人实行“无为”是相同的,他们所用来实行“无为”的原因则是根本不同的。因此,这就是那些称说虚浮不实和没有根据的言论,根本不懂的人能够听从的原因。所用来使求学的人不断勤勉努力,这样自己也就差不多达到要求了吧!

《泰族》的内容,是研究道旨和德性义系的。“道”充满四方八极,高的至高无上,上面使日月星大放光明,下面使水土和谐。给古今之道规定法则,给伦理关系确定顺序,总括万方的要旨,而把它们归向根本——道。以便用来规划治理天下,管理统治天下之事,于是便要探索思想和意识的源流,理顺人的情性。用来安置清净平正的灵魂,彻底澄清变化莫测的精神,以便能同自然祥和之气相结合。用来观览五帝三皇的业迹,含怀着上天的意旨,怀抱着大地之气;执掌公正,饱含和气;大德在内心形成,而凝结在天地之中,引发陰、陽二气;规定了四季的时序,正气传布四方。用它来安抚天下就会安宁,推广它就能得到施行。于是便用来化育万物,流动感化一切生物。就象唱歌就有和声,活动就有跟随—样,天下之内,一个意念而归向一起。因此瑞星山现,吉祥之风来临,黄龙随之降下,凤凰在树上筑巢,麒麟在郊野停息。大德没有在内心形成,而推行他的法令,专门使用法制,天地之神不会响应,幸福吉祥不会来临;四海之内不能宾服,兆亿人不能归顺。因此,道德在内心形成,这是治国的最大根本。这就是《鸿烈》中的《泰族》所要表达的内容。

概括著书的目的,是用来观察大道的开启和阻塞,希望后代能够值得举止措施、取舍的适当办法,在外部和万物交接而不致迷惑,在内部能够用来静处精神颐养元气,温煦最高的和气,而自己也能够从中得到快乐,这些都是从天地之中得到的。因此谈论人道而不明白事物的始终变化,便不知道学习仿效的对象;谈论事物的始终变化,而不明了天地四时的变化,便不知道回避灾祸和忌讳的事情;谈说天地四时之间的变化,而不去引用譬喻援引类似的例证,便不如道精妙微小的事物;谈论人的最微妙的精气不探索人的神气发生原因,便不知道养生的机变;探索人之常情而不谈论最高的道德,便不知道五种行为之间的差别,谈论天子之道而不说诸侯国君之事,便不知道大小的等次;淡论国君之事而不去陈说譬喻,便不知道掌握动静的适度;谈论陈说譬喻,而不论及习俗的变化,便不知道会合大要;谈论习俗变化而不谈往古之事,就不了解道德的对应变化;了解道德的对应变化而不知道世事的曲折,便不能配合各种变故;知道广博地论说而不知道阐明精微之言,便不能从容不迫;通晓书籍文章而不知道用兵的要旨,便没有办法应付突然变故;知道大要而不知道使用譬喻,就没有办法推论明白事理;了解公正之道而不知道人间曲直,便不能应对祸福;知道人间之事而不了解努力进取,便不能来使学习的人勤奋学业。想尽力减少它的文字,总括的它的要点,但是不经过委婉曲折地引入境地,便不能够穷尽道德的旨意。因此著书二十篇,这样天地之间的道理便探究清楚了。人世间的事情便全部接触了,帝王统治天下的方法已经全备了。书中的论说有的谈论小事,有的涉及大事,有细微之说,也有粗疏之言,每卷旨趣都是不同的,各自都有论述的文字。现在专门谈论道,那么是没有地方不存在的;但是能够得到根本而能知道未节的,恐怕只有圣人了。现在的学习的人没有圣人之才,如果不替他们详细解说,那么就会终身困顿于杂乱昏暗之中,而不知道在光明的道路上醒悟。

现在《周易》中的乾和坤,完全能够穷尽道术通达旨意了,八卦可以识别吉凶知道祸福了;但是伏羲还为它演变而成了六十四个卦象,周文上又增加了六爻,所用来探究测度明朗之道,而远溯万物的本源。五音的数量,不过宫商角微羽,但是五弦的琴不能够弹奏,必须有高音、低音的更互相和,然后才能成为曲子。现在画一个龙头,观看的人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全部画完它的形状,那么就不会怀疑了。现在说到“道”的,就会谈的很多;说到万物的,就会谈的很少,谈到统治之术的,就会议论很广泛;而谈到事情的,就很浅薄。如果用理论来推求,那么便觉得无话可说了。所用来从事教学的人,本来想指引他们,也只好不说罢了。

大道的学问是最深的,所以要多多的替它说明,以便表达它的实际情况,万物是纷坛复杂的,所以广博他为它论说,以便通达它的意旨。辞语虽然曲折而又很散乱,纷纭交错而又遥远松缓,所用来淘汰清除个人的旧有的牢固观念,使他们没有凝结闭塞,那么掌握大道而不会松散。在长江黄河中的腐烂尸骨是数不清的,但是祭祀的人要从中汲水,因为它广大;一杯白酒,苍蝇淹没在其中,一个人都不去品尝,因为它狭小。果真能够通达二十篇的论述,看到大概得到要领,可以用来通达九野,取道十门,把天地排除在外,开合山川,对于自由往返于人世之间,执宰万物之形,也可以说能悠闲自得了。如果能象这样,到达日月而不会有光亮,润泽万物而不会消耗;漫布大地啊,而润滑万物啊,完全可以用来观览一切了。深远无边啊,可以遨游在广阔无垠之源啊!

周文王的时候,商纣王是天子,搜刮民赋没有限度,杀戮无辜不能停止,沉溺于婬乐美酒之中,宫廷之中竟象市场一样;制造了炮烙之刑,挖掉劝谏的贤人之心,剖开孕妇的肚子,天下一心而痛恨他,周文王四代积累善事,修治德行,推行大义。处在岐周之地。土地方圆不过百里,但是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归向了他,周文王要以卑下弱小的地位战胜强暴的纣王,而为天下人民除去凶残之君,以便成就王道,因此姜太公的兵谋便产生了。

周文王从事伐纣的事业,刚开始便去世了,周武王继承周文王的大业,采用太公的谋略,倾注全国的兵力,亲自穿上甲胄,来讨伐无道不义之君。在牧野会合天下诸侯,誓师伐纣,终于踏上了天于之位。天下没有平定,海内没有安宁,武王打算使文王的美德昭明天下,使夷狄各自带着他们的财物前来进献;道路遥远的地方不能按时到达,于是便治理三年之丧,把文王尸体大殓在两个楹柱之间,用来等待远方之人。周武于立国三年而驾崩,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不能执政。蔡叔、管叔辅助约王公子禄父,想要举行叛乱。周公旦继承父兄文王、武王的事业,掌握了天子的权力,用来安定周王室,而辅佐成王,平定天下大叛乱。周公担心争斗不停止,臣下危及天子,因此便把军马释放到华山,把牛散放到桃林;把战鼓打破,鼓槌折断,身插笏板而朝见,以便安定周王室,镇压安抚天下诸侯。成王已经长大,能够处理政事,周公便到鲁国受封,用这个办法转移风气改变习俗。孔子修治成、康的主张,祖述周公的教训,用来教导七十个学生,使他们穿戴起周王朝的衣冠,研究遗留下来的典籍,于是儒学便产生了。

墨子学习儒家的学说,接受孔子的思想,认为他的礼节烦琐而不简易;丰厚的葬礼,耗费了资财,而使百姓贫困;长久服丧,伤害生命而妨碍政事。因此背离周朝的法规而使用夏朝的法令。夏禹的时候,天下发了大水,禹亲自拿着畚箕和木锹,而给百姓作出表率。疏通黄河而分成九个支流,凿通江而沟沟众多的河流,开通五湖而注入东海。在这个时候,烧火的余烬来不及排除,衣服沾湿了来不及擦拭,死在山陵葬在山陵,死在湖泽葬在湖泽,因此节省财物而简易的葬礼,简单的服饰便产生了。

齐桓公的时候,天子的地位卑下,势力弱小,诸侯用武力互相征伐。南夷北狄,交互侵伐中国,中国没有断绝,但仅象细丝一样,十分危急。齐国之地,东边背靠大海,北面有黄河作阻塞,地盘狭小,田地很少,而百姓多有智术和巧诈,桓公忧虑中国的隅祸患,苦于夷狄的战乱,想来保存灭亡的国家,继续绝嗣的宗族,使大于的地位尊崇起来,增广文、武的事业,因此管子的著作便产生了。

齐景公在宫廷内贪恋音乐美色,在外爱好走狗、骏马,射箭打猎便忘掉归来,喜欢贤人但是常常不能辨别。建起豪华的路寝之台,聚集铜铁铸起了大钟,在庭下值击之后,引起远郊的野鸡呜叫。一个朝上便赐给群臣三万斛粮食。梁邱据、子家哙在左右引诱景公。因此晏子的讽谏便产生了。

战国的时候,六国诸侯地域各不相同,大水阻碍,高山隔绝,各自治理自己的境内,守卫着分割的土地,掌握着他们的大权,擅自发布政令,下面没有诸侯之长,上面没有天子统治。用武力争夺权力,胜利的为尊。他们依仗联合之国,约定能够招致的重兵,剖开符契,连结远方的援兵,用来防守他们的国家,护卫他们的社稷。因此纵横、长短之术产生了。

申不害,是韩昭王的辅佐。韩国原是由晋分割而建立的。土地贫瘠,而百姓险恶,又介于大国之间。晋国原来的礼仪没有废止,韩国的新法又重新出现;先君的命令没有收回,后君的命令又接着而下。新、旧相反,前后相抵触,百官相背而混乱,不知如何使用。因此刑名之学便产生了。

秦国的习俗,贪狠如狼,竭尽武力,缺少大义,而趋向利益。可以用刑法来施行威严,而不可以用教化让他们行善;可以用奖励来勉励他们,而不能用名声来使他们严肃。覆盖险阻而以黄河为带,四周有险关堵塞,地理形势对它极为有利方便,积蓄充足。秦孝公想以处于虎、狼之优势,而吞并天下诸侯。因此商鞅的法家思想便产生了。

至于象刘氏的著述,观察天地的形象,通达古今的事理,权衡事理而建立法规,度量形体而施予合宜的措施,探索人们的道德规范,使之符合三皇的风气,以便扩大道旨。在幽深微妙之中,探索精妙美好的东西;抛弃了它的混浊,斟取它的精髓。而用来统一天下,治理万物,适应变化,通达不同的方面。不是依循一个车轨形成的路子,恪守一个角落的偏见,拘泥于有联系的事物,而不随世道的变迁而转移,因此放置到寻常之处而不会阻塞,布散到天下而不会有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