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凡攻城围邑，若敌粮多人少，外有救援，可以速攻，则胜。法曰：「兵贵拙速。」
三国，蜀将孟达降魏，遂领新城太守，未几，复连吴附蜀以叛魏。司马懿潜军进讨，诸将言达与蜀交结，宜观望而后可。懿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当及其未定，促而决之。」乃倍道兼行，〔八日〕至其城下。吴、蜀各遣将救达，懿乃分兵拒之。初，达与诸葛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表上天子，比相往反时，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将足办。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达于外为木栅以自固。懿渡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李辅等斩达首，开门以降。
【译文】
大凡围攻城邑的作战，如果守城之敌粮多兵少，且有外部援助，可以采取快攻速决，就能（乘其外援未到而）取得胜利。诚如兵法所说：“用兵最为宝贵的是，宁肯指挥笨拙但求速胜。”三国时期，蜀国将领孟达投降了魏国，于是被任命为新城太守而驻扎在上庸城。但不久，他又联吴归蜀而背叛了魏国。魏将司马懿秘密发兵进讨孟达。当时，众多将领都说孟达与吴、蜀二国有了联络，因此应当首先观察事态的变化尔后再采取行动。但司马懿却说：“孟达是个没有信义的人，现在正是他与吴、蜀之间相互猜疑的时候，应当趁其犹豫不决之时，迅速把他解决掉。”于是就亲率大军以一天赶行两天路程的速度，连续行军八天而抵达上庸城下。此时，吴、蜀两国也都各自派将统兵前来援救孟达。对此，司马懿则分别派兵加以抵御。孟达在叛魏附蜀之初，曾给蜀相诸葛亮写信说：“宛城离洛陽八百里，而距我这里有一千二百里。驻守宛城的司马懿获悉我起兵举事后，必先写奏表上报洛陽的魏明帝，等到皇帝批复回来时，已经一个月时间了。到了那时，我的城防已经加固，诸将所属部队都已部署停当。况且，我军地处深远而险要，司马懿必定不会亲自前来，其他将领来进攻，我就没有忧虑之事了。”但当司马懿亲自率兵突然来到之后，孟达又赶紧告诉诸葛亮说：“我起兵举事仅仅八天，司马懿就率兵来到我的城下，他的行动怎么这样神速啊！”上庸城三面临水，地势险要，而孟达又于城外构筑木栅以加强防御。司马懿挥军渡过河水，冲破木栅，直抵城根，然后分兵八路攻城，仅仅经过十六天时间，孟达的部将李辅等人便杀死孟达，打开城门而投降了司马懿。
【赏析】
本篇以《速战》为题，旨在阐述在何种条件下的攻城作战应取速战速决的指导原则问题。它认为，对于兵少粮多、外有强援的守城之敌，只有采取速攻战法，才能便于取胜。实战的历史经验表明，在攻城作战中，究竟是采取缓攻，还是采取速攻？这要依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情况和战场态势的实际情况而定。敌人粮多且有外援，其兵力虽少，但利于凭恃坚城持久固守。故对此种守城之敌，进攻者如果缓攻久拖，兵力虽优，但极易师老兵疲，反为敌人所乘；进攻者如能以优势兵力乘敌外援尚未来到之前，采取速战速决，则容易战胜此守城之敌。三国时期魏将司马懿围攻孟达的上庸之战，就是体现速攻取胜指导原则的一个成功战例。孟达原为蜀将，魏黄初元年（公元２２０年）七月，叛蜀降魏，被委以新城太守而驻兵于上庸城。后在蜀相诸葛亮的策动下，又“陰许归蜀”（见《资治通鉴·魏纪二》，下同）。司马懿在获悉孟达“欲举兵叛”的情报后，一面“以书慰解之”，企图稳住孟达；一面组织兵力，准备立即进讨。当时，魏军诸将皆认为孟达已与吴、蜀联络，不可速攻，只“宜观望而后动”（见《晋书·宣帝纪》）。但司马懿却与诸将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孟达反复无常，乘其犹豫不决之际，迅速出兵，突然进攻，是完全可以取胜的。于是，司马懿于魏太和元年（公元２２７年）十二月，集中四倍于孟达军的优势兵力，亲自统率自宛城西进，“倍道兼行”，一千二百里的路程，仅用八天时间即进抵上庸城下。然后，分兵八道发起进攻，仅十六天即迫使孟达部下不得不斩达首而开城投降。此战，从其长途行军到攻占上庸，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告胜利了，可谓速战速决的典型战例。后来，司马懿于景初二年（公元２３８年）进攻公孙渊的辽东作战中，曾就其对孟达作战为何采取速攻取胜的指导原则问题，向其随军司马陈珪作过很好说明。他说：“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吾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图一年，安可不速？”（见《晋书·宣帝纪》）司马懿能够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原则和方法，此种恰到好处的作战指导，无疑是其战胜攻取的重要原因。这是值得用兵者很好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