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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面埋伏》第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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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道该是明确自己的判断的时候了,也同样该是明确自己态度的时候了。
    这个总也让他放不下心的女人,已经由姐姐和母亲给他传来了不祥的消息,有一个小子跟她有了问题。
    而且最终这个消息得到了证实,他已经清楚自己戴上了“绿帽子”。
    这小子极可能正是他们一伙中的一员,因为这小子的舅舅突然发达了,所以才敢这么忘乎所以地把他往死路上逼,所以才让他感到不可饶恕,要同他们“一块儿死”!
    王国炎在日记中说得清清楚楚,“有一个想法正在我的脑子里形成,这很刺激,也很有意思。”“有所思就有所得,终于解决了两大难题!就得这么干,一定得这么干!也惟有这么干才行!”
    什么想法?又究竟要干什么?
    不正是王国炎眼下的一系列表现?装疯卖傻,显现出一副歇斯底里,神精病大发作的样子,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把一个在押犯人重伤致残。最终目的不也就这么一个,在上上下下的掩藏和庇护下,外出就医,或者保外就医,急不可耐地提前出狱?
    尽管他们并不真心欢迎他出来,但也无可奈何,只能言听计从。因为他替他们背着黑锅。
    他们怕的是不是就是王国炎昨天讲出来的那些?
    还会有其他吗?如果不是,他们又会因为什么原因而怕得要死?以至“要把厚厚的人民币从省城一直铺到古城监狱”!老老实实的,一切都只能按王国炎的办,在一两个月的时间中把王国炎弄出去!
    而出去了又要干什么?
    “杀杀杀,捅捅捅!”“冤有头,债有主。”“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我不会忘了!更不会让人戴了绿帽子,还装出一副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就像是4月5月的果园,每一棵树下都会是落红一片!”
    “我要让整个中国都知道这只青虎的声威!”
    “整个中国!这绝不是只想吓唬吓唬他们。”……
    罗维民不敢往下想了,他为这一幅幅的景象感到说不出的恐怖和颤栗……
    他明白,自己的这些判断和分析不会有错,至少基本上没错。
    罗维民久久地怔在办公室里,那种被渐渐冲淡了的情绪又突然汹涌地聚拢了起来,强烈地撞击着自己的心扉。
    怎么办!
    他知道该是明确自己的判断的时候了,也同样该是明确自己态度的时候了,于公于私,他都不能再保持沉默,或者再像今天那样,只是把情况反映上去,把问题摆出来,给他们提供一个思路,然后让他们去分析,去判断,自己既不拿主意,也不担责任。
    如果这一切真的都变成事实,那将是一场多么巨大的灾难!又将会是一种多么不可饶恕的渎职失职行为!同时也会是你自己的一个一生一世都无法洗清的耻辱和罪恶!
    如果这一切真的都变成事实,整个监狱里没有任何一个监管干部能免去干系和责任,这里头当然也包括你!
    他摸了摸头上的虚汗,迅速地拿起了电话。
    第一个电话是打给监狱长程敏远的。
    铃声响了足有七八遍,一个女人才接了电话。
    “程狱长在么?”罗维民径直问道,“我有重要的情况要给程狱长汇报。”
    “程狱长睡了。”对方的声音已经流露出了明显的不满和冷淡,“这么晚了,有事明天再说吧。”
    “是这样,情况真的非常严重,必须给程狱长马上汇报。”罗维民不顾一切地说。
    电话没挂断,但没了声息。罗维民一边等着,一边看了看表,这才发现竟已经快午夜12点了。
    “……谁?”电话里终于传出了一声略带睡意,但却是分外威严而又有些紧张的声音。
    “程狱长,我是小罗,侦查科的罗维民。”
    “嗯。我听出来了。”
    “程狱长,有一个重要的情况,我必须给你马上汇报。”
    当他拨通了施占峰的电话时,突然感到自己竟有些紧张,甚至比给监狱长程敏远打电话更紧张更拘束。
    “程狱长,是这样,这两天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可疑的在押犯,他明里把自己装成一个精神病患者,暗里则正在组织一些犯人,想方设法地准备逃出监狱,并有迹象表明,他极可能已经同监狱外的一些犯罪分子勾结了起来,而一旦出狱,将会发生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
    “这个犯人现在在什么地方?”程狱长突然插话问道。
    “就在监狱里。”
    “你已经发现了他正在准备越狱逃跑?”
    “是这样,他现在正关着禁闭。”
    “有可能从禁闭室里逃出来?”
    “……这倒不是。”罗维民突然发现自己又陷入到了一个怪圈里。他既难说清他所要表达的事实,又很难澄清自己真实的本意。“程狱长,是这样……”
    “这个犯人是几中队的?”程敏远再次打断了他的话。
    “五中队。”“中队长和指导员不知道吗?”
    “……知道。”罗维民怔了一下,赶紧解释说,“但是具体的一些情况他们并不……”
    “那你给他们汇报了吗?”程敏远的话音渐渐严厉了起来。
    “有些汇报了,有些还没有……”
    “你们科长呢?他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我们科长也知道,但情况是这样,程狱长,我得先给你说明……”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明什么了。”程敏远像是松了口气似的,话音也显得疲惫和微弱了许多,“这个犯人正在监狱里被关着禁闭,眼下并没有逃跑的动向,中队长和指导员,还有你们的科长也都知道这个情况。如果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你还可以在明天再给他们谈么。如果你觉得他们不放心,明天还可以再找时间同我谈么。今天就这样吧,好不好?”
    “程狱长,是这样,情况确实很严重……”
    “那你就先找你们科长和五中队长中队指导员谈谈,好不好?”
    “程狱长……”罗维民有些张口结舌地愣在那里,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好了,就这样吧。”程敏远的话显得温和而又不容置辩,“一个关在禁闭室里的犯人,就是再有情况,他还能从里三层外三层的古城监狱里飞出去?如果还有什么情况,过了这几天,咱们找个时间认真聊聊,好不好?你看,都已经12点半了,你也早点休息,啊?再见。”
    “……再见。”等他说出再见的同时,其实话筒里已经响起了挂断了的嗡嗡声。……
    罗维民怔在那里没有十秒钟,又再次毅然绝然地拨通了监狱政委施占峰的电话。
    施占峰曾分管过狱侦科,他们相互之间很熟,而且施占峰对罗维民的情况也非常了解。施占峰曾经在好多次监管干部会议上表扬过罗维民,认为像罗维民这样有专业技术,有丰富经验,有责任心,有使命感,时时能保持高度警惕的监管干部应该是每一个监管干部学习的榜样。施占峰曾经说过一句让罗维民总也不能忘怀的话,那是施占峰当了监狱第一政委后不久,在监狱的大门口两个人碰见,施占峰有意叫住了罗维民,劈头便问:
    “罗维民,这一段怎么不来我这儿了?”
    “施政委,你忙。”罗维民不好意思地笑笑。
    “撒谎。是不是觉得我成了政委了,架子就大了?”施占峰不苟言笑,虎虎地板着脸。
    “不是不是……”
    “不是就好,没事就常来我这儿坐坐,别让我不认识了你。”
    但事后罗维民并没有经常到施政委那儿去坐坐,一来是真的没什么事情,二来也觉得实在没什么可坐的。谈什么呢?政委主管全局,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堆在他那儿,头疼的问题多的是,你一个小小的侦查员又会有什么可谈的事情?再说,人家其实也就是一句客气话,你可别给一个棒槌就当真(针)了。
    其实这一两年来,岂止没有常去坐坐,可以说一次也没有去过。久而久之,那种原来很近的关系连自己也觉得渐渐有些淡远了。
    所以当他拨通了施占峰的电话时,突然感到自己竟有些紧张,甚至比给监狱长程敏远打电话更紧张更拘束。
    电话只响了三遍施占峰就接了电话。听施占峰的话音,好像施占峰还没有睡,或者是刚刚睡下不久。
    “哦,小罗呀。”施政委的嗓音很平和,听不出有任何情绪,“这么晚了,有急事呀?”
    “施政委,真的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搅你,但这件事实在是太重要了,我非得马上给你汇报一下。”
    罗维民此时只有默默地听着,他一再防范,一再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
    “什么事?”
    “我怕在电话上给你说不清楚。”罗维民小心翼翼的,担心又会出现给程狱长打电话时的情形。
    “没关系,什么事,你先大致说说。”
    “我在一个在押犯人身上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情况,这很可能是好几个尚未破获的大案要案的重要线索。我之所以这么晚了给你打电话,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可疑的迹象,就是这个犯人正在同一些人勾结起来,装成精神病患者,制造假象,极有可能准备借外出就医的机会伺机逃跑,或者是骗取监管人员的信任,以达到保外就医的目的。施政委,情况确实非常严重。”
    “这个犯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因为他昨天把一个犯人打成重伤,现在已经关了他的禁闭。”
    “……哦。”施占峰的口气明显地松弛了下来。“这个犯人叫什么名字?”
    “他是五中队三分队的一个犯人,名字叫王国炎。”
    “……知道了。”施占峰顿了顿,接着说,“我知道这个犯人,你还有什么吗?
    “……大致就是这些,别的还有很多,说起来时间就长了。”
    “这些情况你们科和五中队的干部都知道吗?”
    “知道,但并不具体。我都已经给他们分别汇报过,但还没有做出决定。”罗维民一边字斟句酌地思考着,一边谨小慎微地说着,免得给施政委一个好象是在告状的感觉。
    “你给辜政委说过吗?
    “说过了,但辜政委很忙,说是他……知道了……”
    “对这个犯人你目前是不是已经掌握了一些证据?”
    “……具体的还没有,因为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我只是初步的判断和分析,但我相信基本上不会有错。”
    “好,小罗,你不必再说了,我都听清楚了。”施占峰再次顿了顿接着说道,“你能及时反映情况,这很好。不过有一点我得给你说清楚,你也是个老侦查老民警了,狱警的工作,都要求细致再细致。一丁点的疏忽都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重大事故,因为监狱的工作事关重大,人命关天。所以千万不能在原则问题上有任何个人的想法,尤其是绝不能有任何连带个人情绪的想法。我是你的老上级,我也很了解你,所以有些话才愿意给你直说,响鼓不用重捶,我只说你一句,在工作上一定要多同同事们商量,多同科里和中队里的同志们商量。你非常能干,也很有经验,但不应把这种属于你的优势变成对你不利的劣势。一个人不管有多能干,多有本事,一旦有了骄傲的情绪,一旦脱离了群众,一旦成了孤家寡人,可就什么也完了。小罗呀,说实话,我早就想同你谈谈了,你这个人,优点非常明显,缺点也非常明显。优点我就不再说了,缺点就是有些孤傲,有些清高,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不少人都有这个看法。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也不见得这就是什么大缺点,但是,如果老是不改,可就会影响到你的今后了……”
    ……
    罗维民此时只有默默地听着,他一再防范,一再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监狱的两个主要领导,都把他的汇报当作了另外一种东西,或者是理解成了另外一种东西。事情的本身在他们眼里来说,似乎无关紧要,重要的却似乎只是形式。
    越级汇报,在如今的人眼里,不是告状,就是邀功。
    这就是现实,一个让他无法逾越的现实。
    ……
    聚集在心里的激情和兴奋,好像渐渐地又淡远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种说不出的悲愤和空落。
    末了,他试着给侦查科长单昆家里打了个电话,响了八九遍没有人接。然后打手机,手机不开。呼了两遍,等了十分钟也没有打回来。看看表,已经凌晨1点了,想了想,现在说,其实跟几个小时以后说,已经没有什么区别。
    回吧,也该休息了。
    他有些疲惫不堪地站了起来,一边揉着阵阵酸痛的后背,一边默默地注视着眼前的电话机。
    猛然间一个闪念在脑子里亮了起来,他犹豫了半天,然后终于拿起了电话……
    1·13抢劫杀人案,十多年了,就像石头一样沉沉地压在市局每一个人心上。
    市公安局副局长、刑警队队长魏德华接到罗维民的电话时,已经是凌晨1点40了。
    罗维民打的是魏德华的手机,其实魏德华就在办公室里,因为凌晨两点半市局安排了一个突查行动,所以此时此刻他哪儿也去不了,正闷在办公室里抽烟。
    魏德华的手机通常24小时都是开着的,除非是实在累得受不了了,非得睡一睡,并给手下人特意交待过后,他才会把手机关闭上几个小时。
    手机响时,他几乎被吓了一跳。一般来说,这么晚了,又是在这样的时刻,凡是打来手机的,几乎很少会有什么好事情。
    听了好半天他才算听清楚了是谁打来的电话,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是罗维民。稍稍松了口气,然后便开起玩笑来:
    “谁呢,吓人一跳!还以为你牺牲光荣了呢,两个月了也没来个电话。”魏德华和罗维民在县公安局时,曾是一对出生人死的老搭档,患难之交,又好得你我不分,就像一对亲兄弟,相互间无话不谈。“听你那嗓门凶里凶气的,是不是提拔了?”
    “别牛哄哄的”,在战友面前,罗维民也一下子放得很开,“不就是一个正科级的副局长么,吓唬吓唬老百姓还差不多。”
    “嗬,眼红了是不是?一个卖命送死的虚名,算哪门子官,还值得你咬牙切齿呀。好了,给领导汇报汇报,你小子最近怎样?”
    “好好好,我有要紧的事儿给你说。”罗维民扭转话题,言归正传,“我这儿有个案子,你帮我尽快查一下。”
    “说吧,我听着呢。”魏德华的声调也严肃了起来,他明白罗维民这么晚打来电话,绝不是没事了找他调侃。
    “你还记得十年前市里发生的那个1·13特大银行抢劫案吗?”
    “是不是84年开公审大会时的那个银行抢劫案?”魏德华一震。
    “没错,就是那个案子。”
    “怎么,你那儿有线索?”魏德华挺了一下身子,差点没从椅子上掉下来。
    “我这会儿还拿不太准,我记了这么几个东西,你抓紧核实一下。”
    魏德华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满世界急急忙忙地找笔找纸。“好了,你说。”
    ……
    84年元月13日万人公审大会伤3死2两辆摩托车,2人红围巾小皮包军绿色单帽塑料底棉鞋5万人民币,5千美元魏德华死死地瞅着眼前记下来的这几溜数字,心里有个东西像打鼓一样猛跳了起来。
    这个时时刻刻让他牵肠挂肚、殚精竭虑的案子,怎么会不记得!
    已经十多年过去了,但这案子所有的细节和情景仍然像刚刚发生一样历历在目。
    他当时虽然并不在市公安局,但他和罗维民一道,同时因这个案子被抽调到了地区公安处临时组织的1·13大案专案组。
    这一调便是两个多月,而后便连工作关系也转到了市公安局;后来,市局班子因此案被一再调整,他被提任为市局刑警队副队长;再后来,他被提任为刑警队队长;再再后来,他被提任为一直到今天的市局副局长……
    说到底,他之所以从县公安局最终被调进市公安局,其实还是因为1·13这个特大抢劫杀人案。1·13大案专案组成员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减少,十几年过去了,魏德华成了这个专案组里最久最老的专案成员之一。
    魏德华的老上级,原市局分管刑警队的副局长因此案被连降两级,而后因癌症去世。这个公安系统响当当的硬汉子,临死时有关公安方面的事情,几乎什么也没有交待,惟一对他说了又说的,便是这起抢劫杀人案。弥留之际,他最后讲出来的一句话竟是:
    “……小魏,等到哪天……破了案,在我坟前烧张纸,告诉我一声……”
    一辈子很少流泪的老局长,临死时,竟淌下了两行浑浑的泪水。
    死不瞑目的同事里,岂止是老局长一人。
    1·13抢劫杀人案,十多年了,就像石头一样沉沉地压在市局每一个人心上。与其说它是一个洗不清的耻辱,还不如说它是一个神气活现地罩在警察头上的恶魔,它时时不断地朝着每一个搞公安的发出阵阵哂笑和嘲讽,大张旗鼓,洋洋得意地向世人宣告着公安的愚笨和无能……
    这样的一个案子,又如何忘得了!
    一个监狱的在押犯人,能说出这样的情况来,真正是非同小可!
    魏德华瞪着两只血红的大眼,从这几行字上久久地抬不起头来。
    作为最老的一个1·13大案专案组成员,他清楚这几行字的分量。这记录下来的东西实实在在是太重要,太重大,太让人激动和振奋了!
    对一个刑警队长来说,没有比这更让人兴奋不已的东西了。
    因为一个监狱的在押犯人,能说出这样的情况来,真正是非同小可!
    当时因破案需要,像“红围巾”,“小皮包”,“塑料底棉鞋”,这些作案的细节,基本上属于严格保密范围,没有让任何一家新闻媒体报道过。当时曾有一家晚报得到了“塑料底棉鞋”这一情况,专案组得知后,连夜派人专程赶到晚报编辑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连哄带吓,好话说尽,才算把新闻稿给撤了下来。这么多年来直到今天,除了案发现场的一些目击者,公安系统以外,这些作案细节,仍然属于“绝密”内容。即使是对那些目击者,专案组也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做了交待,要求他们在破案之前一定对此严格保密。
    所以从离案发现场几百里以外的一个监狱里的在押犯那里,能得知如此全面而又详尽的作案细节,怎能不让人感到震骇和兴奋!
    这个罪犯知道的情况实在是太周全了,居然还知道塑料底棉鞋是“让人给砸下来的”,还知道那个“皮包太小,一大把一大把的钱都在皮包外面露着”,“后来连那只单军帽也不要了,只围着个红围巾”,“一人一辆摩托车”,什么面具也不戴,只管在大街上横冲直撞……
    这个罪犯说这起案子是他干的。退一步说,即使这个罪犯真的是个神经病,即使这个罪犯是在撒谎吹牛,那他也肯定清楚这些细节的来源。这一切绝不会仅仅只是在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的概率中,由吹牛吹出来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巧合!
    就按最小的可能来说,即使只要这个罪犯知道这些情况和这些细节的来源,对这个案子来说,就会是一个重大的收获和突破!
    魏德华直觉得热血奔涌,浑身颤栗,一时间竟有些情不自禁,忘乎所以地在办公室里紧张地踱来踱去。
    看看表,已经是凌晨两点一刻。再有一刻钟突查行动就要开始,作为刑警队长,他必须准时出发。然而这个案子给他带来的冲动实在是太强烈了,太具有诱惑力了,他真想立刻就把这个犯人解押出来进行突击审查,顺着这一重大线索,使这一连续追踪了10多年的特大杀人抢劫案一举破获,大白于天下!
    他本来想在突击行动完毕后再把这一消息告诉局里有关领导,但忍了半天忍不住,终于用发抖的手指拨通了市公安局局长床头的紧急电话。
    ……
    电话铃声只响了两遍,话筒便已抓在了市公安局局长史元杰的手里。对一个市局的局长来说,这已经成为一个下意识。电话铃声一响,往往人还在睡梦中,手却已经放在了话筒上。
    46岁的市局局长史元杰,已经有19年军人、8年民警的历史。他在市局大大小小的公安会议上,有两句话是必讲的:只要你还是警察,就没年没节没休息;只要你还是警察,就永远别想着要睡囫囵觉!
    而这句话,则是史元杰的老上级,现在的地区公安处处长何波,在他正式成为警察的第一天时讲给他们的。
    他把话筒紧紧地贴在耳朵上。
    魏德华只说了一句,他就从床上坐了起来。
    “……啥?……1·13!……真的!……你再给我说一遍!”他直起身子,忘乎所以地嚷着,以致让妻子也一骨碌爬了起来,惴惴不安地直直地看着他。
    此时的史元杰似乎早已把身旁的妻子给忘了,一边把放在床边椅子上的衣服往怀里拉,一边像是发布命令似的说道:
    “……你马上给我回来,今天晚上的突查就不用去了,让副队长顶替你,告诉他说这是我的意思,他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就让他给我打手机。……回来干什么?你说干什么?马上开车到我家来,就你的车,咱们一块儿到何处长家。对,就现在,立刻,马上!这你也听不明白吗?”
    他一边东拉西扯地穿着裤子,一边接着说,我这就给何处长打电话。具体情况,等见了何处长再说。好了,就这样,快点,我在门口等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