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脚在渐渐放慢。它抖得轻多了，只是在微微活动。

　　长长的路终于望见尽头了。加把力，加把力就赶到了。在他即将停步的时候，忽然又往回看了一眼——他忘记了一个托付，他还有最后的牵挂呢。在路上他不是应允了那对母女一件事情吗？他不是答应帮助一个叫狗狗的黄瘦姑娘吗？食言可不是鯅鲅的事情。他回头遥望，一眼就看见了她。花衣花裤，破成了条条绺绺，正站在一块山石上往平原上望哩，风吹着破衣。

　　庆余觉得金祥的全身都在抖。她偎在他的脸旁，觉出他在伸手张嘴。后来他吐出了两个字：“狗……狗……”庆余点点头。

　　再紧跑几步就要到头了。金祥又加大了步子。庆余发现那双脚又剧烈抖动起来，赶忙伏下身子抱住……突然，这双脚颠了两下，一动不动了。她抬起头，见他完全安歇了。“年九！年九！”庆余狠揪一下儿子的耳朵，喊：“你爸，死了……死了呀！”

　　埋葬金祥是一件大事，全村除了一些行走不便的老人，差不多全都去了墓地。年九头上扎了白布，就像一根黑色竹竿绑了一绺东西。他的凹脸盛满了悲凉，裤子松脱下一截。庆余的穿着并无改变，只是抱了一大摞子煎饼——人们知道那是往坟中撒的。果然，埋土以前，这些黑煎饼像橡树叶子一样落下去。一个崭新的坟头垒成了，它紧挨着闪婆男人的坟。有人说，在阴间摊上个好邻居也不错。比如露筋，还少得了煎饼吃吗？送葬归来的路上，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金祥不久前扎起的小辫子了。有人叽叽笑，被赖牙瞪了一眼。一个老人叹息道：“想不到金祥这人这么有‘文化’——真哩！‘文化’这东西可不光是指纸上的字儿。”很多人盯着说话的人，大气不出。

　　给金祥下结论的不是别人，正是腿脚轻快的大头颅老人红小兵。

　　小屋的主人没了。按照小村祖辈流传的规矩，庆余、年九都算不得主人。全村人都注视着他们的动向。因为这样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男人死了，女人将所有家当席卷而去，给小村留下了莫大的羞辱和直接的损失。就看庆余有没有良心了。“民兵！民兵！”人们听见赖牙在招呼人暗中监视她了——民兵们轮流伏在村边和小屋四周。人们期待着结果，默无声息。惯于在午夜打老婆的人也暂时歇了手脚，他们在倾听、猜测、窥探。星星闪着亮儿，狗也不吵了，庆余你还不快跑，多么好的时机！然而他们总是失望。赖牙亲自布置的游动哨在街巷上移动，享受着清冷香甜的夜气，一阵阵激动。旧三八式钢枪压肿了肩膀，他们摘下来，用枪筒顶顶帽子，伏到冬瓜小窗上探望。屋里漆黑一团，真不愧是刚刚死人。那条黄狗老了，连叫也不叫一声。

　　大约又过了三五天。一个早晨，庆余胳膊上挂了包袱，手扯着比她高出一头的年九，后边还跟了黄狗，一溜儿走出屋门。所有人都看见了，小声说一句：“应了。”但他们只是交头接耳，并不阻拦。庆余他们走到了村头。这会儿终于有人跑去告诉了赖牙。队长啪地放了筷子，说鬼哩，她倒精明，专在大白天人们失了警惕的时候跑。他喊了民兵，急速地追赶，后面，是自然聚拢的一群人。庆余刚刚走到大杨树下就被他们拦住了。赖牙气鼓鼓地大骂起来，说你个丧良心的还真走不成？庆余看看他、他身后掮枪的人、一群村民，吭了一声。她说：“金祥死了，俺要走了。”赖牙跺跺脚，照准她的脸就是一巴掌。她胳膊上的包袱一下掉在地上。她弯腰去捡包袱，赖牙又是一掌。庆余搂紧年九，求饶说：“大叔别打了，大叔……”赖牙上气不接下气问：“说，逃哪儿去？！”庆余瞥瞥这一群人，泪水一下子涌出来：“来时一条狗，去时跟上个人，俺娘儿俩出去哩！”赖牙蹲下来解开包袱，见全是破烂东西，最奇怪的是有一双金祥穿碎了的鞋子。他把臭鞋扔了，庆余捡起来塞进怀里。赖牙站起来：“真要走也成，年九留下。他是小村里的骨血哩。”说着去扯年九的手，年九扑到庆余怀里。庆余大哭起来：“这是我的孩儿呀，是我生出的孩儿呀！”人群晃动着，最后民兵扯上了年九，一伙人往村里走去。庆余孤零零地站在杨树下，突然大叫一声，追上了人群。她叫着“孩儿”，说我不走了，我不走了！赖牙站住，让民兵把孩子还给她，说：“这就对哩！孤儿寡母，跑哪里不得饿死？秋天眼看过去了，你能找到吃食？村里多少光棍，你跟上谁不成？回去看看，谁家囤里煎饼多，你就跟谁。听我的话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