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杨绛先生二三事作者：钱碧湘
我认识杨绛先生，是由钱锺书先生介绍的。
那是在１９７０年秋，河南息县学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的简称，中
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五七干校在中心点上开大会，哲学所、文学所、外文所的队
伍挨在一起。会间休息，我正和哲学所周礼全先生闲话，忽然望见钱先生和杨先生
就在近处。周先生和他们是住同楼的邻居，他乡遇故旧，分外热情。我下干校后认
识了钱先生，却尚未认识杨先生。钱先生替我做了介绍。初次见面，无非是客套寒
暄。杨先生从北京下来不久，我遂问：“女儿好吗？”杨先生笑眯眯地答道：“好
的，好的，谢谢！”我没话找话，又问：“女婿好吗？”杨先生仍然笑眯眯地答礼：
“好的，谢谢。”他们走后，周先生转身责备我：“你怎么问她女婿？他们的女婿
自杀了！你难道不知道？”啊呀！我真该死！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初次见面，我这
样失礼，戳了她心中巨创，杨先生竟然笑面不改。她的自制忍耐，令我惊服。她的
宽容大度，令我感佩。她的笑容就此深深地印在我心上。
他们的女婿我有印象，是个老老实实的人。多年后我听说，文革中，他是属于
中间偏右的，对校内几个造反派头头持反对态度。１９６９年冬，钱先生已下放干
校，他的女儿钱瑗在北京一个工厂劳动，其夫得一在另一个地方劳动。两人的休息
时间不同，小夫妻俩难得同时回家。得一独自回来，便会和杨先生说说见闻。开始
整“５·１６”时，他感到很奇怪，回家来对杨先生说：“还真有‘５·１６’！
看来我反对左派倒对了。谁是‘５·１６’，交待了不就完事了吗？”谁知他后
来被反咬一口，被诬陷为“５·１６”的组织者，咬定他手中掌握着“５·１６”
名单，逼他交出黑名单。他自然交不出，心里又气又急。这次回家，他对杨先生说
起自己的苦恼：“我不能顶撞工宣队，我也不能顶撞群众，我又不能编瞎话害别人，
我又不会说谎。妈妈，我心里乱得很，没心思去理发店。我又不愿意囚首垢面地走
出去见人。妈妈，您替我理个发吧！”杨先生是一流的理发师，钱先生、钱瑗理发，
都是杨先生亲自动手。钱瑗看得手痒，就拿得一的头练手。钱瑗手艺差，总把头发
理成一个个台阶，理到一半，得一常常大叫“妈妈”。钱瑗就笑他：“你又叫妈
妈救命了！”这次女婿提出要杨先生理发，杨先生一边替他理发，一边宽慰他：
“得一，人的一生总会遇到许多挫折，晚遇到不如早遇到，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
一家人都是支持你的。”不料，这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理发！过不多久，钱瑗回
家说：“得一失去自由了。”又过一段时间，他就屈死在北师大自己的宿舍里。后
来落实政策，他的问题得到澄清，开了追悼会，发还了骨灰，发放了抚恤金。最近
提起此事，杨先生还痛心地说：“女婿最后一次理发，还是我亲手替他理的。”
文革骤起，干面胡同十五号高知楼里的权威纷纷坠落九天，“斯文扫地”。钱
家更是大难临头，家破人亡。于是，有人乘人之危，挨门挨户去“借钱”，开口便
二百、三百（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是５６元）。好些人家怕招灾惹祸，乖
乖地如数奉上。此人找到钱家，开口“借”二百元。杨先生听明来意，正色道：
“钱是有的，但不能借给你。我们两个人都拿高工资是不合理的。我们现在自己只
是用点生活费，余下的钱都存在银行里，以后是要上缴给国家的。”不卑不亢，把
来人顶了回去。３０年后旧话重提，杨先生说：“别人怕他，我不怕他。下干校前，
我真的上缴了两万元，军宣队还表扬我‘要求进步＇。我这个人一辈子不要占便宜
的，这一回，倒让我占了大便宜：落了个’要求进步＇的好名声；钱呢，后来又还
给我了。”说完，电话里传来了她清脆的笑声，我可以想见她那粲然的笑容。
杨先生出身大家，从来把钱财看得很轻。看到别人有困难，总是乐于帮助。她
凡给人经济上资助，心思细腻，只怕伤及别人的自尊心。这方面谢蔚英女士和郑土
生先生的文章（注①）中都有生动的叙述。我自己也亲历过一件事：唐山大地震时，
我们住在沿街搭建的地震棚内。那时谣言四起。一天傍晚，听几个老北京说，北京
历史上遭受过洪水，我们住的地方是低洼地，当年就都淹了。若是再有大震，引发
洪水，我们怕有灭顶之灾。我听得毛骨悚然。恰好那天我收到我的老师芮和师先生
的来信，邀我们去苏州避难。我就和朱狄（注②）商量，决定去苏州，当然要邀钱
家同行。我十万火急赶到学部大院去找他们。他们已由外文所的年轻同事帮着搬进
大食堂躲地震。大食堂里住满了人，床铺一张挨着一张，钱先生、杨先生的两张行
军床就并排放在中间。钱先生穿着汗背心侧身面朝里躺着，杨先生拉我坐在床边。
我满头大汗，浑身哆嗦，说着听来的坏消息，还埋怨钱先生：“你倒还躺得住！”
逼他从床上坐起来。听完我的建议，杨先生拉着我汗湿战栗的手说：“阿圆还要讲
课，她不能请假。她在北京，我们不能丢下她自己躲出去。”钱先生也说：“我们
是要和女儿在一起的。”我不好再劝。杨先生转了话题，问我：“你们决定出远门，
经济上有准备吗？”我说：“路费是有的，到了那边，老师会管我们的。”杨先生
沉吟一下说：“住在他们家里，已经是麻烦人家了。经济上还不独立，不大方便。”
说着，她站起身来走到墙边，在一只挂在墙上的旧书包里摸索一番，回来递给我一
个鼓鼓的信封，说：“碧湘，带在身边，在外面用得着的。我们自己还有，不要和
我犟。”她说话的口气就像长辈在给自己的孩子筹划出门，我也就没有客气。杨先
生摸黑送我到大门口，我怕她脚下不稳，又回送她到一号楼西头拐角处。杨先生笑
着推我走：“怎么像生离死别似的？快回家去做准备吧！”我匆匆回到住处，不敢
在地震棚打开信封，特地和朱狄回到楼里，打开信封一看，竟有４５０元！那时，
我和朱狄的月工资加在一起才１１８元。面对这一大笔钱，我们的头脑倒冷静下来
了。想到他们有德有才处变不惊，我们无知无识倒这么惜命，未免太可笑了。我们
决定不走了，次日由朱狄去还了钱。
对待穷苦人，杨先生更是怜老惜贫。大院里有个给许多人家洗衣的于奶奶（她
不叫“余嫂”），她常替钱家洗衣。杨先生待她很好，她也最向着杨先生。杨先生
下干校前，看于奶奶老得腰都弯成９０度了，不忍心再教她洗衣，她来家，不让她
干活，但仍给她一元工钱。杨先生下干校了，关照女儿照顾于奶奶。于奶奶每周来
一次，对钱瑗说：“你妈妈下干校了，我来照顾照顾你！”钱瑗笑着说：“于奶奶，
你坐下，妈妈让我照顾你！”钱瑗做了好饭好菜，让她吃饱吃好，再给她一元钱。
于奶奶十多年前去世了。杨先生以她为原型，写了小说《林奶奶》，发表在一家杂
志上。
从干校回来后，我们带着三岁的儿子非非去干面胡同拜访。他们一家三口局促
于里外套间内。外间支两只单人床，母女两人合住，吃饭、待客也在这里。里间放
一张大床，是钱先生的卧榻；临窗放一张书桌，便是钱先生撰写《管锥编》的天地
了。我们是空手去的，杨先生却热情待客，从柜子里拿出五六样糖食：巧克力、高
级奶糖、金橘饼、话梅等摆满小桌。非非看花了眼，高兴得用小手乱抓一气。我要
去管他，杨先生倒拦住我说：“小孩子，叫他玩，不要拘着他。”杨先生非常爱孩
子们，孩子们也非常爱杨先生。非非无师自通地解释他和杨先生亲如祖孙的渊源：
“我是猪（朱），奶奶是羊（杨），我们是一事儿的。所以奶奶向着我。”我把他
的小孩话写信告诉杨先生。杨先生来信说：“告诉非非，我不但姓羊，还属猪，所
以和他同类！……并问我的同类小猪八戒好。”在她的慈祥里，还保有不泯的童心，
所以孩子们都依恋她。他们借住在学部大院时，左近几家邻居几个四五岁的孩子都
缠住了杨先生。杨先生给他们吃糖果，哄他们玩。孩子们无拘无束，有的还大胆提
要求：“杨奶奶，过年了，你给我买把大刀！”杨先生依了他，买了一把木制玩具
大刀送给他。杨先生真是孩子们的慈祥善良的老奶奶。
钱家“流亡”后期，借住在学部大院七号楼一间办公室里。那些“连锅端”
下干校的家庭回到北京，已是“故园归去却无家”，都被安排在七号楼、八号楼里
居住。办公室没有生活设施，家家在门前举炊，楼前污水横流，无人过问。老夫妇
一迁入，杨先生便去疏通臭水沟。当年同楼的一个邻居，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杨先生
蹲在楼前，用手一点一点抠除污物的情景。
他们住的这间屋，原是外文所的杂物间，位置数全楼最差：底层最靠西，南墙
开一门一窗，北墙又开一窗，最是阴冷难耐，冬天暖气又烧得不热。钱先生在弃家
“流亡”后不久，就因受累受寒引起哮喘病大发作，送进医院抢救，幸得转危为安。
但他大脑皮层受损，语言、行走都有困难。迁入学部大院时，他病体尚未完全康复，
走路仍然不稳，杨先生都不敢让他一人走出去上公共厕所。老夫妇俩一人一张行军
床，北窗下放了一张借来的书桌供钱先生使用，角落里放一张小书桌归杨先生使用，
二人艰难度日。
不久，《毛泽东诗词》翻译工作又被提上日程。这事原来由周总理负责，有一
个五人小组集体工作，钱先生列名其中。此时，江青插手介入，委派一人来主持工
作。杨先生一再说：“锺书还病着呢！”小组里的人就天天到钱先生的临时住处来
工作。他们一到，杨先生沏上清茶，尽了地主之谊，便躲到屋角去做自己的翻译工
作。那位受委派的人有时会时明时暗地捎一些话来。有一天，这人环顾陋室，开口
说：“你们住的房子太小了，不像样子，……”没等他挑明意思，杨先生马上说：
“我们住得很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楼前是文学所的图书馆，楼后是外
文所的图书馆，要用什么书，非常方便。”他就不便深说下去了。又有一天，他说：
“请锺书同志住到钓鱼台去，那边的房子大一些，杨绛同志可以同去照顾你。”杨
先生忙说：“我是不会照顾人的。我自己还要别人照顾呢！”他说：“那就再带个
阿姨一起去！”钱先生、杨先生不搭腔，他也就没法再说下去了。
国庆节到了，钱先生受邀参加国宴，钱先生有病不去。此人又来替江青做说客：
“江青同志特地准备了一辆小汽车，来接锺书同志、杨绛同志去游园。”钱先生说：
“我国宴都没有去。”此人说：“锺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嘛！”杨先生
推辞说：“国庆节阿姨放假了，我要照顾病人，我还要做饭。”
他们哪里是“住得很好”，他们实在是住得太差了！他们居此陋室，经历了唐
山大地震，经历了严寒、疾病、煤气中毒。环境这样恶劣，但他们“不降其志，不
辱其身”，固守陋室执着于自己的名山事业：钱先生潜心撰写巨著《管锥编》，杨
先生孜孜翻译西班牙名著《唐·吉诃德》。而在当时，知识分子里品格低下的不乏
其人。有些人没有任何关系，也要钻头觅缝巴结“四人帮”，甚至不惜卖身投靠，
乞求庇护。钱先生和杨先生的人品、气节与这等人比，真有云泥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