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医生的名字叫丹尼斯，是我从医疗保险公司的名册上找到的。丹尼斯这个姓听来有点雅，跟一个漂亮女性的名字“迪妮丝”发音接近（索尔·贝娄小说中的一个漂亮精明的妻子就叫此名），我就认定丹尼斯医生做我的家庭医生了。其实“常务”医生更接近他职责的性质。就是不管大病小痛，首先要去给他诊，由他诊出大概之后，再把你交到各科专家手里。专家是至“专”的，五脏六腑，从头到脚，从骨髓到皮表，好几十个行业的分工，名称也各是各，医脚气的专家也有很长的希腊文的专门名称。当然是不只治脚气，踝骨以下的都归他关照。并且美国人对脚气的看法也较为积极、正面，叫它“运动员脚”。就如肥胖不叫肥胖，叫超重。据说商店里的衣服尺寸也改得较为鼓舞人心;特大号“XXL”不再往前头加“X”了，而把大得无以复加的型体尺寸叫做：“HappytoBeMe”（我乐意做我自己）。在各种思潮都领先的柏克莱（美国惟一的劳工党当政的市），对各种残疾的称谓更是去除歧视意味的，比如一个驼背不可以叫他驼子，而应叫他“被脊椎挑战的人”（SpinelyChallenged），由此扩展向社会，若谁道德败坏，他便是“被伦理道德挑战的人”，这样便排除了任何成见，表现出柏克莱人的新概念与开明。
还来说我的医生丹尼斯。我只凭他的姓氏给我的良好印象而选择了他。有一阵我失眠越来越厉害，便来到他的诊所。他和其他五个医生共同租用一幢平房，棕色仿木的建筑外体，看去这个医生的小集体在时尚和审美上是十分老实的。走进去，护士请我到丹尼斯的一间检查室里等候。屋里基本是秃的，没有装饰。看来丹尼斯医生有个细腻名字的同时还有个求实精神。
我坐在那儿等丹尼斯医生的出现。不觉也就顺便想像他的模样、性情，一定是位细致而温存的那类男性，中年，却未超重。总之是很“常务”的医生，有种主妇的周到入微，安详体贴。总之是温文尔雅，同丹尼斯这姓氏不差太远的……正想得紧张，门“砰”地洞开，一个拄双拐的老爷子在门口站立，一条腿裹着粗大的石膏，脚也被绷带缠得很大一坨儿。他身上披一件不太白的白大褂。于是石膏、绷带、两只加金属的木拐，连同那灰蒙蒙的耷拉着的白大褂，使这老爷子每一动作都拖泥带水。我想他必是丹尼斯医生的另一位候诊者了，便立刻站起，腾椅子给他。却听一个大嗓门说：“我们哪里不对劲？”这大嗓门竟属于这老头儿。
他看看有七十好几，听听却不老不残。我一时愣着，挂一个无利无害的傻笑。我不懂他和我怎么就成了“我们”。
老大爷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平衡调整好了，空出一只手，伸给我：“丹尼斯。”
我这个很会见风使舵的人居然会如此失教养地木讷，令我事后很悔。我尽量以柏克莱的“无歧视”精神来自我鼓舞，全身仍是由于失望过度而没了力气。他像是根本没看见我随时有可能找借口溜走，然后马上打电话请保险公司把我从丹尼斯老头的监护下挪出来，而随便谁，爱谁是谁，不姓丹尼斯就好。在如此的心理冲突和沮丧中，我回答了例行的病史病例提问。
丹尼斯十分吃力地以一种杂技平衡鹤立着，把我的回答记录下来。在一本黄颜色带格的信纸上画着字，为将就他的老花眼他把字写得大而疏松。很快就写下去半个本子。其间他告诉我他如何出了车祸，手术如何完美。然后他强调地说：“你知道吗？我是个退休军医。”原来他的大嗓门和大动作都是军旅作风。
我不自觉地对老医生感兴趣起来。因为我也是个退伍上尉，也因为他怎么看怎么不像个医治别人的人。不多久问到我的病症上，丹尼斯说：“睡不着觉？”我说，失眠有十来年了。他立刻问：“想过自杀吗？”我连忙摇头，心想，真想过也不能告诉你。
老医生认为不想自杀就是不太要紧的失眠。他说：“我给你个处方吧——睡觉前做爱。”可以想像我当时的神色。我像看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
“做爱是最好的催眠药。”他声音响得马路对面也听见了，像是给大兵训话，要不就像议员拉选票的演说。
我压着羞恼，保持脸部平静，别让人觉着我见识太短，连“做爱”做为偏方都接受不了。我在美国的头几年主要练一个本事：对任何词汇、行为、概念都藏起大惊小怪的样子。我认为对无论怎样怪诞奇异的事物面不改色是美国式的“好样儿的”，反之，就是土、古板、不够当代、不够世界化，也就是不“Cool”。
当我从“自杀”和“做爱”二词的精神余震中复元时，见老军医已经在做结束就诊的打点了。他合上笔记，把两根拐杖在胳肢窝下摆舒服，大声叫我到前台去结账和约定下次就诊的时间，他还挺自信;他这么处理我，还坦坦地等着“下回”。
我忙追问：“你给我开的药呢？”
他说：“我不是给你开了‘做爱’吗？”
我的好脾气撑不下去了，险些对他说：你还该回大兵营去，假如他们还收留你的话。我简洁有力地说：“我来看你，是为了得到医治，最起码是得到好点的安眠药。”
“没门儿，”他说，“我不会给你开安眠药。越好的安眠药越坏。”
我说没有药，我今天是不会走的。既然我们都在军营里混过，我也就不考究语气了。美国俗话：做任何事都有一个正确方法和一个错误方法，还有间于对和错的“军队方法”。我就用这军队方法从丹尼斯那里逼来了十颗药片。他命令我只吃半片，实在熬不住，再吃那半片。他声音虽依旧粗重，眼睛却是自家姥爷式的，担忧而心疼地瞅着我。他其实在说这样的潜语：“你要乖点，晓得好歹，孩子。”
后来我先生去他那里做例行体检，回来就说丹尼斯是老怪物。在肛查时他自言自语地说：
“你该为你的运气而高兴。我手指头特细，远近闻名地细——好多人慕名而来请我做肛查呢！”
在一次朋友聚会时，碰巧有个医生，他听说丹尼斯任我们的家庭医生时，说：“啊，他还活着！”
但我觉得他除了老，以及倚老卖老的出口粗鲁，还是在治病上无可挑剔的。只是他对安眠药的军阀式控制，很令我吃不消。我每次要逗着他说半天有关他孙子孙女的趣闻，才讨得几颗药片。他总说：“安眠药不是糖豆儿，你给我记清了。”
我还是决定辞掉丹尼斯。之后我投奔过两三个家庭医生。到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我才正式进入旧金山的“失眠中心”。给我诊断的失眠专家（他首先是一位精神病理学家）对我一面摇头一面说：“假如你那些家庭医生在给你开安眠药时不那么慷慨，你的失眠就不会恶化到今天这步田地。”
意思就是，在安眠药上对我的娇纵，是这病的真正诱因之一，是医生们图在我这儿找点清静，图省事，也就是不够负责使然。
我这才顿然想到了丹尼斯，五年前每给我一张安眠药处方时，他那不安抑或痛心的目光。我再次打开医生名册，却不见他的名字了。我不知这回他从哪个意义上退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