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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今天还在昨天》朱师傅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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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爷死后,朱师傅来了。接替赵大爷,成为我们儿童电影制片厂宿舍楼的管理员。职责和赵大爷一样,担负环境卫生及安全。
    朱师傅可能比我年龄小七八岁,安徽农民。自然,他住在赵大爷住过的小小门房里。门房约十平方米左右,隔为两间。外间是收发和传达,朱师傅住里间。小小门房一分为二,里间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窄桌外,也就没什么余地了。
    收发和传达另有人负责。地方也特别小。所以朱师傅的起居,客观上就限定在里间了。
    别人都叫他朱师傅,或叫他老朱。他年龄明明比我小,我叫他老朱自觉不合适,故也随年轻人们叫他朱师傅。他则随年轻人们叫我“梁老师”。
    有次我说:“朱师傅,别叫我梁老师,叫我老梁。”
    他愣了愣,却说:“那哪儿成呢?那么多人都叫你梁老师,我怎么能叫你老梁呢?”
    我说:“那就叫我晓声。不是也有那么多人叫我晓声吗?”
    他说:“他们是你朋友啊!”
    我说:“那你也当我是朋友嘛。”
    他说:“行,梁老师,以后我就当你是朋友!”
    直到现在,他仍叫我“梁老师”——虽然,我这方面觉得,他已经拿我当朋友了。看来“梁老师”他是叫定了,没法儿要求他改了。
    和赵大爷一样,朱师傅也是极有责任心的人。我们宿舍楼周围的环境卫生一直挺好,人们都是比较满意的。这受益于朱师傅的责任心和勤劳。
    记不得从哪一年起,朱师傅的女儿朱霞来了。朱霞已经是大姑娘了,二十一二岁了,但看去仍像少女。自幼患了小儿麻痹,一只手有些残疾。人们都很喜欢朱霞,我也喜欢地。她是个有礼貌又懂事的姑娘。人们也都很惋惜她的病,都希望她的病能在北京治好。
    不久朱师傅的妻子和儿子也一道来了。他妻子是位质朴的农村妇女。她随朱师傅叫我“梁老师”,而我称她“嫂子”,这在辈分上是颠倒的。其实我应叫她“弟妹”。但我不习惯那么叫她。而她呢,既然我称她“嫂子”,她似乎也就只有姑妄听之了。
    朱师傅的儿子比朱霞小两岁,叫朱凡。朱凡是个清秀且聪明的农村小青年。比少年大不点儿那类青年。
    朱师傅常替人们修自行车。朱凡从旁看了几次,会修了。遇有谁家的自行车坏了,推到门房外,请朱师傅修,倘若朱师傅没时间亲自修,便将“任务”交待给朱凡。往往还要严肃地叮嘱:“要认真修啊,不许对付!”
    我曾对朱师傅说:“朱师傅,别不好意思,要收钱。”
    朱师傅笑着说:“那哪儿行呢?那成什么事儿了呢?”
    我也曾对朱凡说:“你爸不好意思收钱,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要收!”
    朱凡也和他父亲那么憨厚地笑,不吱声儿。
    “朱霞,你收!”
    朱霞也笑。
    “嫂子,他们都不好意思,你出面收!在这一点上不必学雷锋,不必搞无偿服务!”
    她同样憨厚地笑。
    我也曾暗中对某些关系亲密者打招呼——“咱们都不要让人家朱师傅白修车啊!”
    人们都说对。
    其实街口就有修自行车的。但那修自行车的天一黑就收摊了。住在楼里的大人们或学生们,往往晚上了才想起自行车有毛病,怕影响第二天上班上学,于是只有求助于朱师傅。而朱师傅从来有求必应。即使自己没空儿,也是先应下来,让儿子修。尤其冬季的晚上,不能把自行车搬屋里修,只能将电灯拉到外边,冻手冻脚地修……
    这不给几元钱真是让人过意不去。
    但据我所知,他们是从来不收钱的。非塞钱给他们,反而会搞得他们非常窘。
    我妻子的自行车,我儿子的自行车,他们也不知贪黑给修过多少次了。
    我们也只能送些东西,变相地表示感谢。
    朱霞曾在北京住院治过病,厂里为此发起了募捐。或多或少,是一份心。总之几乎都捐了。捐的都很情愿。证明人们对朱师傅和他的一家都是很友善的。也证明朱师傅和他的一家,给人们的印象是非常良好的。
    原本仅容得下一张床的传达室里间,四口之家是显然的,绝对的没法儿同住的。但这世上在一些人看来是显然的,绝对的事,在另外一些被逼到被推到那事前的人们,往往也就不那么显然不那么绝对了。正所谓事是死的,人是活的;生存空间是小的,人生活的心气儿却可以大一些。朱师傅捡了一张破木床,修修,将两张木床摞起来了,成了双层的床。又捡了一块板,晚上临睡前将下床接出一条。就这样,显然而又绝对解决不了的困难,似乎也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朱霞和母亲每晚睡下床,睡得多么挤是可想而知的。朱凡睡上床。而朱师傅自己,则每晚在厂里到处找地方借宿。好在厂里有些供值班人员睡的床,一般情况下他借宿不会遭到拒绝。
    现在,这一家四口的生活,主要靠朱师傅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着。
    但我从未见朱师傅愁眉苦脸过。
    朱师傅另外还有没有收入呢?
    有是有的——四处捡些废物卖。
    他清除七个垃圾通道时,常将易拉罐儿,塑料瓶眼细地挑出来攒着。我也常见他推了满满一车废物送往什么地方的废品站。
    我曾听有人说:“嘿,又发了,也许卖不少钱呢!”
    我不相信现而今谁靠捡废物卖会“发”。
    倘真能,为什么我们城里人不也“发”一把呢?
    一个易拉罐儿几分钱,一斤废报几角钱,这我也是知道的。一车废物卖不了多少钱的。明摆着的事儿。
    朱师傅挣的是城里人,尤其是北京人显然的,绝对的不愿挣的钱。也是显然地绝对地在靠诚实的劳动挣钱。
    故我常将能卖钱的废物替朱师傅积攒了,亲自送给他。
    有次我问:“怎么最近没见朱凡啊?”
    他笑了,欣慰地说:“去学电脑了!”
    这一位中年的,安徽农村来的农民父亲,就用自己卖废品所得的钱,供他的儿子去学最现代的谋职技能。
    现在朱凡已经在某邮局谋到了一份临时的工作。尽管收入和他父亲的收入一样很低微,但毕竟的,全家多了一份收入啊!
    某日,朱师傅见了我,吞吞吐吐地问:“你看,如果我想在车棚这一角用些胶板围一处我睡觉的地方,厂里会同意吗?”
    我说:“我不是早就建议你这样做了吗?只管照你的想法做吧,厂里我替你说。”
    厂里的领导也很体恤他一家。
    现在,朱师傅有了自己的栖身之处——就在门房的边上,一米多宽,两米多长,用胶板围的一个箱子似的“房间”。睡在里边,夏天的闷热,冬天的森冷,大约非一般城里人所能忍受。
    现在,这一家人已在北京——确切地说,在我们童影的门房生活了七八年了。除了朱霞,朱师傅、“嫂子”和朱凡,都在为生活而挣钱。不管一份工作多么脏,多么累,收入多么低微,在北京人看来是多么不值得干,不屑于干,在他们看来,却都是难得的机遇……
    在风天,在雨天,在寒冬里,在赤日下,我常见“嫂子”替朱师傅清理七个垃圾通道,替朱师傅打扫宿舍区和厂区的卫生。也像朱师傅一样,从垃圾里挑拣出可卖点儿钱的东西。她替朱师傅时,朱师傅则也许往废品站送废品去了,也许另有一份儿活,去挣另一份儿钱了。
    “嫂子”推垃圾车的步态,腾腾有力,显示出一种“小车不倒只管推”的样子。
    这一家的每一个成员,似乎总是那么乐观,似乎总是生活得那么亲情融融。
    有时我不免奇怪地想——他们的乐观源于什么呢?
    当然的,我知道,他们一家人要通过共同的努力,早日积攒下一笔钱,然后回安徽农村去盖房子。
    那须是多大数目的一笔钱呢?
    三万?还是五万?
    他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呢?
    似乎,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再豁上七八年的时间也不足惜。而且,一定要达到,一定能达到。
    难道,这便是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的因由吗?
    哪一个人没有生活的目标呢?
    哪一个家庭没有生活的目标呢?
    但是,有多少人,有多少个家庭,身在到处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大都市里,不谤世妒人,不自卑自贱,不自暴自弃,一心确定一个不超出实际的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生活目标,全家人同舟共济,付出了一个七八年,并准备再付出一个七八年去辛辛苦苦地实现呢?
    我清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家,在北京也是不少的。
    这一种生活态度不是很可敬吗?
    自尊,自强,自立——于老百姓而言,不就是得像朱师傅一家一样吗?
    十分难得的是,他们还有那么一种仿佛任什么都腐蚀不了的乐观!
    这乐观可贵呀!
    我常对自己说——朱师傅是我的一面镜子。他这一面镜子,每每照出我这个小说家生活的矫情。
    我也常对妻子和儿子说——朱师傅一家是我们一家的镜子。
    相比于朱师傅和他的一家,我和我的一家,还有什么理由不乐观地生活?我们对生活所常感到的不满足不如意,不是矫情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