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家族理想
我想《旧约圣经.创世记》中的创造天地的故事颇有重写的必要。在中国的长篇小说《红楼梦》里，那个柔弱多情的男主角很喜欢和女人混在一起，深深崇拜他那两个美丽的表姊妹，常以自己生为男孩子为憾。他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因为他觉得他的表姊妹是可爱的，纯洁的，聪明的，而他自己和他的男同伴是丑陋的，糊涂的，脾性暴戾的。如果《创世记》故事的作者是贾宝玉一类的人，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那么，他一定会写一个不同的故事。上帝用泥土造成一个人形，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就成了亚当。可是亚当开始裂开了，粉碎了，于是上帝拿一点水，把泥土再塑造起来；这渗进亚当的身体的水便是夏娃，亚当的身体里有了夏娃，其生命才是完全的。这在我看来至少是婚姻的象征意义。女人是水，男人是泥，水渗进泥里，把泥塑造了，泥吸收了水，使水有了形体的寄托，使水可以在这形体里流动着，生活着，获得了丰富的生命。
许多年前，元朝大画家赵孟頫的妻子管夫人（她自己也是画家，曾做宫廷中的师傅），早已用泥和水来比喻人类的婚姻关系了。在中年的时候，当赵孟頫热情渐冷，打算娶妾的时候，管夫人写了下面这首词赠他，使他大受感动，因而回心转意：
你侬我侬，
忒煞情多，
情多处，
热如火！
把一块泥，
捻一个你，
塑一个我。
将咱两个，
一齐打破，
用水调和，
再捻一个你，
再塑一个我。
我泥中有你，
你泥中有我；
与你生同一个衾，
死同一个槨。
中国人的社会和生活是在家族制度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这个制度支配着中国人的整个生活型态，宣染着中国人的整个生活型态。这种生活的家族理想是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不常有人提出，因为中国把这个理想视为当然，而外国的研究者又觉得没有充足的经验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关于家族制度成为一切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根据这一点，一般人都认为其理论的基础是孔子所建立的；这种理论的基础极端重视夫妇的关系，视之为一切人类关系之本，也极端重视对父母的孝道，以及一年一度省视祖墓的风尚，祖先的崇拜，和祖祠的设立。
有些作家曾称中国人的祖先的崇拜为一种宗教，在我看来，这大抵是对的。这种崇拜的非宗教之点，是在它排除了超自然的东西，或使之占着较不重要的地位。祖先的崇拜几乎不和超自然的东西发生关系，所以它可以和基督教、佛教，或回回教关于上帝的信仰并行不悖。崇拜祖先的礼仪产生了一种宗教的形式，这是很自然而且很正常的，因为一切的信仰都须有一种外表的象征和形式。我觉得向那些写着祖宗名字的十四五寸高的木主表示尊敬，并不比英国邮票上印着英皇肖像更有宗教色彩，或更无宗教色彩。第一，中国人大抵把这些祖先的灵魂视为人类，而不视为神灵；中国人是视他们为老人家，而由子孙继续供奉着他们的，他们并不向祖先祈求物品或疾病的治疗，完全没有崇拜者和受崇拜者之间普通那种讨价还价的事情。第二，举行这种崇拜的礼仪不过是子孙纪念已逝世的祖先的一个机会，这一天乃是家人团聚，对祖先创家立业的功绩表示感激的日子。拿它去代替祖先活着时的生日庆祝，是不十分适当的，可是在精神上，它和父母的生日庆祝或美国“母亲日”的庆祝，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基督教传教士禁止中国信徒去参加祖先崇拜的礼仪和宴乐，其唯一的理由乃是因为崇拜者必须在祖宗的木主之前拜跪，这种行为是违犯“十戒”的第一戒的。这一点是基督教传教士缺乏理解的最明显的证据。中国人的膝头并不象西洋人的膝头那么宝贵，因为我们向皇帝拜跪，向县令拜跪，在元旦日也向我们活着的父母拜跪。因此，中国人的膝头自然比较容易使用，一个人向一块形如日历的木主拜跪，其异教徒的资格并不会增加或减少。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基督徒因为不许参加大众的宴乐，甚至不许捐款去帮助戏剧表演的费用，结果在乡村和城镇里不得不和一般的社会生活隔绝。所以，中国的基督徒简直是被逐出了自己的家族了。
这种对自己家族的孝敬和神秘责任的感觉，常常形成了一种深刻的宗教态度：这是毫无疑义的。例如，十七世纪的儒家大师颜元在年老的时候，带着感伤的心情出门去寻找他的哥哥，因为他没有子嗣，希望他的哥哥有一个儿子。这个相信行为重于知识的儒家弟子，当时住在四川。他的哥哥已经失踪多年。他对于讲解孔子教义的工作感到厌倦，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这在传教士说来，一定是“神灵的召唤”），觉得应该去寻找这个失踪的哥哥。他的工作是困难到极点的。他不知道他的哥哥在什么地方，甚至也不知道是否尚在人世。当时出外旅行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明朝的政权已经倾覆，各地情形甚为混乱。然而，这位老人还是怀着宗教般的虔诚，不顾一切地出门，到处在城门上和客栈里张贴寻人的告白，希望找到他的哥哥。他就这样由中国西部一直旅行到东北诸省去，沿途跋涉几千里；经过了许多年，有一天，他到一个公共厕所里去，把伞放在墙边，他的哥哥的儿子看见那把伞上的名字，才认出他，带他到家里去。他的哥哥已死，可是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他已经替他的宗族找到一个子嗣了。
孔子为什么这样注重孝道，不得而知，可是吴经熊博士曾在一篇精彩的论文里（《真孔子》）说，其原因是因为孔子出世时没有父亲。《甜蜜的家》（“Home，SweetHome”）一歌的作者一生没有家庭，这种心理上的原因是相同的。如果孔子小时有父亲的话，他的父性观念一定不会含着那么浓厚的传奇浪漫色彩；如果他的父亲在他成人的时候还活着，这种观念一定会有更不幸的结论。他一定会看出他父亲的缺点，因此也许会觉得那种绝对孝敬父母的观念有点不易实行。无论如何，他出世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死了，不但如此，孔子甚至连他父亲的坟墓在何处也不知道。他的父母的结合是非正式的，所以他的母亲不愿告诉他父亲是谁。当他的母亲死时，他把她殡于（我想他的态度是玩世的）“五父之衢”，后来他由一个老妇人探出他父亲的葬处，才把他的父母合葬在另一个地方。
我们得让这个巧妙的理论去表现其自身的价值。关于家族理想的必要，我们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可以找到许多理由。开头的观念是把人类视为家庭单位的一份子，而不把他视为个人。这观念又得一种人生观和一种哲学观念的赞助。那种人生观可以称为“生命之流”的原理，而那种哲学则认为人类天赋本能的满足，乃是道德和政治的最后的目标。
家族制度的理想必然是和私人个人主义的理想势不两立的。人类终究不能做一个完全孤立的个人，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是不合事实的。如果我们不把一个人当做儿子、兄弟、父亲或朋友，那么，他是什么东西呢？这么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形而上的抽象名词。中国人既然是具有生物学的思想，自然先想到一个人的生物学上的关系。因此，家族变成我们的生存的自然生物学单位，婚姻本身变成一个家族的事情，而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我在《吾国与吾民》里，曾指出这种占有一切的家族制度的弊害，它能够变成一种扩大的自私心理，妨害国家的发展。可是这种弊害在一切人类制度里都存在着，无论是在家庭制度里，或西方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里，因为人类的天性根本是有缺点的。中国人始终觉得一个人是比国家更伟大，更重要的，可是他并不比家庭更伟大，更重要，因为他离开了家庭便没有真实的存在。现代欧洲民族主义的弊害也是同样明显的。国家可以很容易地变成一个怪物，——现在有些国家已经变成怪物，——把个人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私人荣誉，甚至于个人幸福的最后目的完全吞没了。
我们可以用家族的理想来代替西洋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这种家族的理想里，人类不是个人，而是家族的一份子，是家族生活巨流的主要部份。我所说的“生命之流”的原理，便是这个意思。在大体上说来，人类的生命可说是由许多不同种族的生命之流所造成的，可是一个人直接感觉到的，直接看见的，却是家族的生命之流，依照中国人和西洋人的比喻，我们用“家系”或“家族的树”一词，每个人的生命不过是那棵树的一部分或一个分枝，生在树身上，以其生命来帮助全树的生长和赓续。所以，我们必须把人类的生命视为一种生长或赓续，每个人在家族历史里扮演着一个角色，对整个家族履行其责任，使他自己和家庭获得耻辱或光荣。
这种家族意识和家族荣誉的感觉，也许是中国人生活上队伍精神或集团意识的唯一表现。为使这场人生的球戏玩得和别一队一样好，或者比别一队更好起见，家族中的每个份子必须处处谨慎，不要破坏这场球戏，或行动错误，使他的球队失败。如果办得到的话，他应该想法子把球带得远些。一个不肖子对自己和家族所造成的耻辱，是和一个任防御之责的球员接不住球，因而被敌人抢去一样。那个在科举考试里获第一名的人，是和一个球员冲破敌人防线，帮球队获得胜利一样。这光荣是他自己的，同时也是他的家族的。一个人中了状元或进士之后，他的家人、亲戚、族人、甚至于同镇的人，在情感上和物质上，都可以靠他获得一些利益。因此在一两百年之后，镇上的人还会夸口说：他们在某个年代曾经出过一个状元。一个人中了状元或进士之后，衣锦还乡，将一个荣誉的金匾高高放在他的祖祠里，家人和镇上的人都很高兴，他的母亲也许在喜极而流泪，全族的人都觉得非常荣耀。今日一个人获得一纸大学文凭的情形，跟从前那种热闹的情景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
在这个家族生活的图画里，我们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的变化和颜色。男人自己经过了幼年、少年、成年、老年等时期：开头是由人家养育，后来转而养育人家，到年老的时候又由人家养育了；开头是服从人家，尊敬人家，后来年纪越大，越得人家的服从，受人家的尊敬。女人的出现尤其使这幅图画的颜色更为鲜明。女人踏进这个连续不断的家族生活的图画里，并不是要做装饰品或玩物，甚至根本也不做妻子，而是做家族的树的主要部分——使家族系统赓续着的要素。因为任何家族系统的力量，是有赖于那个娶入家门的女人及其所供给的血液的。贤明的家长是会谨慎选择那些有着健全遗传的女人的，正如园丁移植树枝时谨慎选择好种一样。一个男人的生活，尤其是他的家庭生活，是由他所娶的妻子所创造或破坏的，未来家庭的整个性格是受她的支配的：这是颇为合理的推断。孙儿的健康和他们所将受的家庭教养（这一点很受人们的重视），完全要看媳妇自己所受的教养如何。因此，这个家族理想里有一种无定形的，不明确的优生制度，以相信遗传的观念为根据，而且常常极力注重“门第”，这所谓“门第”，就是家中的父母或祖父母对于新娘的健康、美丽和教养等方面所定的标准。一般地说来，重心是在家庭的教养（跟西洋人选择“优良的家庭”“Goodhome”里的女人意义一样），这种教养包括节俭、勤劳、举止温雅和有礼貌这些良好的旧传统。当父母有时不幸看见他们的儿子娶了一个举动粗鄙、毫无价值的媳妇时，他们往往暗中咒骂女家没有把他们的女儿好好教养起来。因此，父母对于女儿负有教育的责任，使她们出嫁之后不至于玷辱娘家的体面——比方说，她们如果不会烧菜或做好吃的年糕，便是玷辱了娘家的体面。
以家族制度中的生命之流的原理而言，永生差不多是看得见的，摸得到的。祖父看见他的孙儿背着书包上学去，心中觉得他确是在那孩子的生命里重度人生的；当他抚摸那孩子的手儿或捏捻其面颊时，他知道那是他自己的血肉。他自己的生命不过是家族之树的一部分，或奔流不息的家族生命巨流的一部分，所以，他是欣然瞑目而死了。为了这个缘故，中国父母最关心的事情是在去世之前看见子女缔成美满的姻缘，因为那是比自己的墓地或选择好棺木更加重要的事情。因为他要亲眼看见他的子女所嫁娶的男女是什么样子的人，才会知道他的子女所将过的生活，如果媳妇和女婿看来颇为满意，他是“瞑目无恨”的了。
这么一种人生观使一个人对世间的事物抱着远见，因为生命再也不是以个人的生命为终始了。球队在中卫线的要员失掉作战能力之后，还是继续比赛下去。成功和失败开始呈露着一个不同的局面。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是：一个人要过着不使祖宗羞辱的生活，同时要有不损父母颜面的儿子。中国官吏辞去官职的时候常常说：
有子万事足，
无官一身轻。
一个人最不幸的事情也许是有一些“堕坏家声”或挥霍祖业的不肖子。家财百万的父亲如果有一个嗜赌的儿子，便无异已经把一生挣来的家财耗光。如果儿子失败了，那便是绝对的失败。在另一方面，一个眼光远大的寡妇如果有一个五岁的好儿子，便能够忍受多年的痛苦、耻辱，甚至于虐待和迫害。中国历史上和文学上充满着这种寡妇，她们忍受着一切的艰苦和虐待，生活下去，一直到她们看见儿子飞黄腾达，出人头地，也许甚至成为名人。蒋介石可说是最新的例证，他小时和他的守寡的母亲受着邻人虐待。这位寡妇一天对她的儿子寄着希望，便也一天不气馁。寡妇大抵能够使她们的孩子在品性和道德方面得到特别的教育，她们的教育工作是成功的，因为女人普通较有实事求是的感觉；因此我常常觉得在儿童教养方面，父亲是完全不需要的。寡妇往往笑得最响，因为她笑得最迟。
所以，这么一种家庭生活的配合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在生物学各方面的人类生活都已经顾到。这终究是孔子的主要目标。在孔子的心目中，政治的最后理想是和生物学很有关系的：“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不仅是一句关于枝节问题的话，而是政治的最后目标。这就是所谓“达情”的人文主义哲学。孔子要我们的一切人类本能都得到满足，因为我们唯有这样才能够由一种满足的生活而得到道德上的和平，而且也因为唯有道德上的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这种政治理想的目的是在使政治变成不必要的东西，因为那种和平将是一种稳固的，发自人心的和平。
生物学上的问题
据我看来，任何文化的最后试验是：这种文化所产生的是哪一类的夫妻父母？与这么一个简单而严肃的问题比较起来，其他的各种文化的产物——艺术、哲学、文学和物质生活，都变成不甚重要的东西了。
当我的同胞绞尽脑汁在比较中西文化的时候，我总送他们这一服减轻痛苦的药剂，这已经成为我的妙计，因为这种药剂始终很有功效。研究西洋生活和学术的人，无论是在中国或留学外国，对于西方的伟大成就——由医药、地质学、天文学，到摩天大楼、美丽的汽车公路和天然色彩的照相机——自然是惊叹不置。他也许会赞颂这些成就，或许会因中国没有这些成就而感到惭愧，或许一面赞颂，一面感到惭愧。他产生一种下等错综的心理了，过了一会，你也许会发现他竭力在维护东方文化，态度骄傲，慷慨激昂；可是事实上他是不知所云的。为表示他的坚决的主张起见，他也许会排斥那些摩天大楼和美丽的汽车公路，虽则我至今还没有看见什么人在排斥一个精美的照相机。他的情形是有点可怜的，因为这么一来，他失掉批判东西文化的资格了，因为他不能作稳健合理、平心静气的批判。他给这种下等错综的思想所迷惑，所纠缠，是很需要一服中国人所谓“定心剂”，以压低他的热度的。
我所提议的这么一种试验有一种奇怪的效力，它能把文明和文化上一切不重要的东西搁在一边，使人类在一个简单而清晰的方程式下完全平等。这样，文化上的其他一切成就便仅仅变成一种工具，以创造更好的夫妻父母为最后的目的。百分之九十的人类既然是夫或妻，百分之百的人类既然都有父母，婚姻和家庭既然是人类生活上最切身的关系，那么，那种产生更好的夫妻和父母的文化，便能够创造更幸福的人生，同时，这种文化便也是更崇高的文化。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男女的性格，是比他们所完成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每一个少女对那种能给她一个更好的丈夫的文化，是应该表示感激之心的。这种事情是相对的，每个时代和国家都有其理想的夫妻和父母。获得良好的夫妻的最佳方法，也许是实行优生的原理，这可以使我们在教育夫妻方面省却许多麻烦。在另一方面，一种文化如果忽略了家庭，或视家庭为无关重要的制度，结果定将造出一些更劣等的产品。
我知道我已经谈到生物学的问题上去了。我是属于生物学的，每一个男女都是属于生物学的。“让我们属于生物学吧”，提出这种口号是没有用的，因为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事实上是属于生物学的。人人都在生物学上感到快乐，在生物学上感到愤怒，在生物学上立定志向，在生物学上信仰宗教，或在生物学上酷爱和平，虽则他自己也许不知道。我们大家既然是生物，自然不免都出世做婴儿，吮吸母亲的乳汁，长大之后结婚生子。每个男女都是女人所生的，差不多每个男人都终身和女人共同生活，成为男女孩子的父亲；每个女人也是女人所生的，差不多每个女人都终身和男人共同生活，生男育女。有些人不愿做父母，象树木花草不愿产生种子去赓续它们族种的生命一样，可是没有人能够拒绝有父母，正如没有树木能拒绝由种子产生出来。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根本的事实，就是：人生最重要的关系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任何一种人生哲学如果不讲求这个根本的关系，便不能说是适当的哲学，甚至于不能说是哲学。
可是，仅仅男女的关系还是不够；这种关系必须以婴儿的产生为结果，否则便是不完全的关系。文化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剥夺男女产生婴儿的权利。我知道这在目前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我知道今日有许多男女不结婚，也有许多男女结婚以后为了某种原因不愿生男育女。据我看来，不管原因是什么，一个男人或女人没有把子嗣遗留给世界，便是他或她一生所犯的最大罪恶。如果不能生育是由于身体上的关系，那么，那个身体是退化的，是错误的；如果不能生育是为了生活程度太高，那么，生活程度太高是错误的；如果不能生育是为了婚姻的标准太高，那么，婚姻标准太高是错误的；如果不能生育是由于一种个人主义的荒谬哲学，那么，那种个人主义的哲学是错误的；如果不能生育是由于社会制度的整个机构，那么，那个社会制度的整个机构是错误的。也许到了二十一世纪，当我们在生物学方面更有进步，更了解我们自己做生物的地位时，男女会看见这个真理。我相信二十世纪会变成生物学的世纪，象十九世纪变成比较自然科学的世纪那样。当人类更会了解自己，知道反抗天赋给他的本能是徒劳无功时，他一定更会赏识这种简单的智慧。当我们听见瑞士的心理学家琼格（Jung）劝那些来求医的有钱的女人回乡去生子，养鸡，种红萝卜时，我们已经看见这种逐渐生长的生物学智慧和医学智慧的征兆了，那些有钱的女病人的问题是在她们缺乏生物学上的机能，或她们生物学上的机能太低级，太无用了。
自从有史以来，男人还不曾学会怎样和女人共同生活。虽然如此，男人却是和女人过着共同生活的，这真是怪事。如果一个男人知道人类要出世都需要一个母亲，那么他便不能对女人说坏话。他由出世到死亡始终是给女人围绕着的，母亲、妻、女儿等等，如果他不结婚，他还得象华兹华斯（WilliamWordsworth）那样，靠着他们的姊妹过活，或者像斯宾塞（HerbertSpencer）那样，靠着他的女管家过活。如果他不能和他的母亲或姊妹维持一种正常的关系，那么，无论什么优越的哲学都不能拯救他的灵魂；如果他甚至和他的女管家也不能维持正常的关系，愿上帝怜悯他吧！
一个男人如果不能和女人维持正常的关系，如果过着一种邪曲的道德生活，象王尔德（OscarWilde）那样，而依然在喊道：“男人不能和女人共同生活，也不能离女人而生活！”他的心中是有着某种悲哀的。所以，由一个印度故事的作者那时到二十世纪初叶王尔德的时候，人类的智慧似乎不曾有过一时的进步，因为那个写出创造天地的印度故事的作者，在四千年前所表现的思想，和王尔德的见解颇为相同。据这个创造天地的故事说：上帝在创造女人的时候，撷取花卉的美丽，禽鸟的歌声，虹霓的色彩，微风的轻吻，波浪的大笑，羔羊的温柔，狐狸的狡猾，白云的任性和骤雨的多变，而把它们造成一个女人，给男人做妻子。印度故事中的亚当是快活的，他和他的妻子在美丽的大地上漫游着。过了几天，亚当跑来对上帝说：“把这女人领开去吧，因为我不能和她共同生活。”上帝答应他的请求，把夏娃领开去了。于是亚当觉得孤独，依然不快活；过了几天，他又跑来对上帝说：“把我的女人还给我吧，因为我没有她不能生活。”上帝又答应他的请求，把夏娃还给他。再过了几天，亚当跑来请求上帝说：“请你把你所造的这个夏娃领回去吧，因为我绝对不能和她共同生活。”智慧无限的上帝又答应了。后来亚当第四次跑来找上帝，诉苦说：他没有他的女伴是不能生活的。在这个时候，上帝要他立下诺言，说他不要再改变主张，说他要和她同尝甘苦，尽他们的能力所及，在这世上过着共同的生活。我想甚至在今日，这幅图画根本还没有什么改变。
中国姑娘怎样爱美——致一位法国作家的公开信
尊敬的M.德克布拉：
世事多变。我上次在福州路的裕丰泰酒楼与你晤面，我们当时不仅吃螃蟹肉，饮绍兴酒，还有上海的几位窈窕淑女陪坐。想到你们的“夜间快车之女”，我建议你写一篇“螃蟹与淑女”的随笔，但你不以螃蟹为意，专在倾听淑女的谈话。酒美蟹佳（你却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国淑女俏丽娇媚。那天晚上的情趣至今使我回味无穷。我在席间不禁想到，你有幸看到的中国现代女郎正值青春韶华，这样的运气可能会改变你对中国女人的整体看法。我不知道，你的热情会使你忘乎所有，你对中国女人的过誉之辞会置你于尴尬境地。现在我们北平有些女大学生在向你抗议，说你夸赞她们漂亮等于唐突了她们。也许你自己弄不清楚惹祸的原因，我愿为你分析中国女大学生的心理，帮你排忧解难。
现在，我遇见所有属于一流艺术家的欧洲游客都有这样的看法：中国姑娘美丽娴雅，她们的衣饰也有着欧洲女士身上找不到的诱人魔力。但就我所知，你是开诚布公敢于宣称中国姑娘漂亮的第一人。据说你的品味很差，你喜欢中国的菜肴，还喜欢中国的姑娘，更有甚者，兴许你有一天会放弃你坚定的独身主义而娶一个中国女子。像你这篇石破天惊的言论，见诸中国报刊还是头一遭。我从未听到侨居上海的欧洲人赞美过中国菜肴、中国服装、中国建筑或中国女人，就算我个人听到过，但整个“中华民国”仍然不知道自己有如许值得赞美的事物。有些英国人私下羞怯地承认他们真的喜欢中国菜肴，但体面的英国人绝不会在上海的夜总会里声言他喜欢中国菜肴、中国女人或中国民众，否则他会被讥为“怪种”而即刻面子丢尽……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中国人当着洋人的面不敢按自己的方式啖饭吃菜，不敢穿自己的长袍，不敢讲自己的语言，不敢拥有中国风格的园林。现在你竟冒天下之大不韪，胆敢说中国姑娘很漂亮，当然没人相信你，中国姑娘自己更不会相信你。女大学生们不愿信任你了。在北平发起抗议你的潘小姐当然说你是在挖苦人。当然你是开玩笑——可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你是在嘲笑她们。一位女作家在《大晚报》上问：你为什么要嘲笑中国女人而不嘲笑巴黎女人？潘小姐质问你为什么不谈文学仅谈女人（这是大学生提出的有代表性的问题）。给《中国时报》撰稿的一名男耶提的问题更是一针见血：你为什么不侮辱其他国家的女人，而偏偏侮辱中国姑娘？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女人难道不也应当反思吗？《大晚报》上登的一位女读者的回声词意诚恳，发人深省：虽然我们不高兴受人侮辱，可我们也应引咎自责……啊，姐妹们，我们必须猛醒……所有这些就因为你说过（据《申报》消息），你理想的女人是快乐的东方美女！
不，我们吓怕了，我们受辱丧气，我们再也不能相信任何说中国好话的人了。看到外国游客虔诚地呆立于天坛之前，我们感到天坛应当俯首自惭。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天坛不是钢筋混凝土建的，楼高也才三层。听到洋人说天坛漂亮，如果天坛是潘小姐，即使不指控洋人是在蓄意侮辱，也要不满地对他说：“你没半句正经话。”天坛像个女奴，尽管一生备受虐待，但突然发现有人拍她的背，她就会惊怒地叫喊：“你怎敢无礼！”但是，德克布拉先生，你偏敢这样做。现在除了你老是赞不绝口地说“中国姑娘美极了”，再没有别的法子使她们相信你。倘若以后有个欧洲小说家跑来赞同你的观点，他的烦恼也许会比你的少些。
当然，你知道我用意何在。“自卑感”一词虽然已是陈腐的老调，现在还得重新弹起。作为一个小说家，你当然知道，自卑心理的存在，并不是因为一个人是真正的卑下。你只需对某人说他不中用，一天说十次，他自己很快的就会信以为真。主日学校就是这样培养了那么多的“坏孩子”——培养的方式就是警告孩子们，他们想要红带或糖果，他们就是坏孩子——于是他们像罪犯一样回到家里，告诉父母他们是坏孩子，真令人焦躁不安。德克布拉先生，你在远东的白人兄弟都是主日学校的传道士，他们凭胡须剃尽、貌似和善的优势，总是说他们憎恶肮脏、肥脸的黄种人。这样一来，使得我们也以为我们是魔鬼的孩子，而且还在我们对此半信半疑时，他们就会这样直率地告诉我们。当然，上海夜总会里的白色火种表现出的优越感，并非完全出于自私。他们需要优越感。人生通常乱成一团，人类又是如此渺小。所以，能有一个好祖先，沾点祖传的光辉，这于人实在大有裨益。如果没有那份福气，如果并非每一个侨居此地的洋人都能在自己的客厅里挂上一幅祖先的油画像，他就应该相信他身上流动的是他那穴居时代的优秀始祖的正宗血液，这样对他也很有好处。如此做来就会一切如意，就能产生自信心。自信意味着成功，正知所有美国心理学教授一致指出的。自信的人是不必去为中国的事情操心费神的。但我刚才讲的是自卑感的由来，特别是解释潘小姐何以自卑。不管白种人的优势怎样，不管梅.韦斯特与葛丽泰.嘉宝主演的电影如何，中国女大学生对这些金黄卷发的蓝眼人都是求之不得。潘小姐从没想到，垂发乌亮、柳腰款摆的中国姑娘居然能迷惑欧洲人。电影广告的作用真不小，其显著效果是，潘小姐主张举国声讨你，因为你胆敢说你的理想就是东方美人。真是东方美人！你们为什么不讨论文学。却单单谈论我们可怜的女子呢？
现在你该明白了，为什么你对中国姑娘竭力鼓吹，说她们是多么的妩媚文雅，也许比她们的西方姐妹更加端庄高贵，而你没有灰心丧气吧，是吗？那么请你回到巴黎去，研究一套为女士涂染金发蓝眼的方案，你再来中国便能发大财。你下次光临中国时，不仅有中国女大学生代表团挥舞彩旗拥向码头热烈欢迎你，而且所有的中国女大学生们都会是你热诚的好顾客。那时她们才相信你不是开玩笑了。
你的林语堂
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
以前在哪儿说过，假如有人仿安徒生作“无色之画”，做几篇无听众的演讲，可以做得十分出色。这种演讲的好处，在于因无听众，可以少忌讳，畅所欲言，倾颇合“旁若无人”之义。以前我曾在中西女塾劝女子出嫁，当时凭一股傻气说话，过后思之，却有点不寒而栗，在我总算掬愚诚，郊野叟献曝，而在人家，却未必铭感五内。假如在无听众的女子学校演讲，那便可尽情发挥了。比如在这样一个幻想的大学毕业典礼演讲，我们可以不怕校长难为情，说些时常敢怒而不敢言的话。在一个幻想的小学教员暑期学校，也可以尽情吐露一点对小学教育不大客气的话……婚姻的致词向来也是许多客套，没人肯对新郎新娘说些结婚常识而不免有点不吉利的老实话。因此我就以“婚礼致词”为题作例举隅：
玛丽、兴哥，恭喜。今天兄弟想借这婚礼的盛会，同你们谈谈常人所不肯谈的关于结婚生活的一点常识。婚姻生活，如渡一大海，而你们俩一向都不是舵工，不会有半点航海的经验。这一片汪洋，虽不定是苦海，但是颇似宦海、欲海，有苦也有乐，风波是一定有的。如果你们还在做梦，只想一帆风顺，以为婚姻只有甜味，没有苦味，请你们快点打破这个迷梦。但是你们做梦，罪不在你们。世上老舵工航海的经验，向来是讳莫如深的。你们进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懂得天文地理的常识，但是没人教授过你们婚姻的常识。你们知道太阳与星球的关系，但是对于夫妇的关系，是有点糊里糊涂。假如我此刻来考你们，你们一定交白卷。这是现代的教育。玛丽，你懂得什么节育的道理，做妻的道理，驾驭丈夫的道理？兴哥，你懂得什么体谅温存的道理，女子哭时，你须揩她的眼泪；女人月经来时，你须特别体贴，你懂得吗？古人世界地理不如你们，但是夫道妇道比你们清楚。兴哥，现代教育教你作文，并没有教你做人。玛丽，现代教育教你弹钢琴，做新女子，并没有教你做贤妻。你说贤妻应该打倒，好，请你整个不要做妻，才是彻头彻尾的办法，不然难道做不贤妻便可以完账了吗？补袜子的固然无益于“世界文化之前锋”，但是丝袜穿一只，扔一只，也是无补于世界文化的。总而言之，天下男女未全赤足之时，袜子总要有人补的，假如你不能自己补袜子而替兴哥省一点钱，你就马上文明起来吗？单单为这丝袜问题，兴哥就要和你吵架。你说补袜子是奴隶、是顽腐、不文明、不平等。好，兴哥得替人家抄账簿、拿粉笔，甚至卖豆腐，何尝不是奴隶？现代社会是叫男子赚钱，女子花钱的，若要反过来叫女子赚钱男子花钱，我也不反对。但是在制度未改之前，你不肯补袜子，替兴哥省一点钱，你就是一个不好的老婆，虽然是新文明的女子，钱是大家的，你们不肯合作，就得吵架。
在今天说到“吵架”两字，是有点不吉利的，是。但我并不后悔。早晚你们是要吵架的。世上没有不吵过架的夫妇。假定你们连这一点常识都没有，请你们先别结婚，长几年见识再来不迟。你们还不知道婚姻是怎么一回事，婚姻是叫两个个性不同、性别不同、兴趣不同、本来过两种生活的人去共过一种生活。假定你们不吵架，一点人味都没有了。你们此去要一同吃，一同住，一同睡，一同起床，一同玩。世上哪有习惯、口味、**、嗜好、志趣若合符节的两个人。向来情人都很易相处的，一结婚就吵起架来。这是因为在追求时代，大家尊重各人食寝行动的自由，一结婚后必来互相干涉。你的时间不能自己做主了，出入不能自己做主了，金钱也不是你一人的了，你自己的房间书桌也不是你一人的了。连你的身体也不是你自己的了。有人要与你共享这一切的权利。兴哥，有人将要有权利叫你剪头发，叫你换手绢，换一句话，你又要进你自以为早已毕业的小学校了。玛丽，有人要对你说不大客气的话，如同他对自己的姊妹一样。他不能永远向你唱恋之歌，永远叫你“达令”、“安琪儿”，像他追求你的时候一样。一天到晚这样也未免单调。这种的表示，要来得自然才好。你要一定坚持兴哥行这义务，也未尝不可，不过兴哥一天三餐照例叫你三声“小天使”，于你也没有什么好处，反而呆板而失诚。夫妇之间，“义务”、“本分”两字最忌讳的。你若受了西洋人的影响，叫兴哥出门必定亲吻你一下，也未尝不可，不过兴哥奉旨亲吻总有点不妙，你自己也太觉无趣了。亲吻须如文人妙笔，应机天成才好。比方你话说得巧，他来亲你一吻，表示赞叹，这一吻是非常好的。或者两人携手游园，他突然亲你的颈，这一吻也是好的。你若因为兴哥出门不亲吻同他吵，那只令兴哥苦恼而已。你吵时，也许兴哥非常温存，拍拍肩背抚慰你，心里却在怪女子太麻烦了，为什么有这么许多泪水。
我诚实告诉你，结婚生活不是完全沐在蜜浴里的，一半也是米做的。玛丽，你脊粱须要竖起来，一天靠吃蜜养活是不成的。你得早打破迷梦，越早排弃你韶龄小女学生桃色的痴梦，而决心做一活泼可爱可亲的良伴越好。因为罗曼蒂克不久要变成现实，情人的互相恭维捧场，须变成夫妇相爱相敬的伴侣生活。假定你不能叫兴哥把你看做一个可敬可亲的女人，也别梦想他要捧你做一个绝代的小天使。
你们那些情书，大可以焚掉了。除非你们是亚伯拉罕与埃卢伊，别人不要看的。过了些时候，你们自己也不要看，若非那情书中除了你们俩互相捧场的话以外，还有别种意味。假如这情书中表示着是两人的一段奋斗，交换两人对人生对时事的意见，那是要保存的。但是书信中只有你叫我心肝我叫你肉，你称我才郎我称你佳人这一套痴话，过了十年，你自己看看，才要伤心。兴哥，你别哄自己。玛丽并不是安琪儿、小天使。她只是很可爱很活泼的一个女子，她有的是幽默，是通见，是毅力，能帮你经过人生的种种磨炼。她也算漂亮，但是你不久就要发现别人的太太更加漂亮。但是如果她单是漂亮，别无所长，那你须替她祷告。
你不久对那一副漂亮面孔，就会生厌，尤其是不搽粉打呵欠的时候。我明明知道有漂亮太太的男人，每每怪异人家何以把他太太看得像神仙似的。他们都是说：“不懂你们怎么看法？”《雨花》不是曾经载过一段故事吗？有青年在霞飞路上看见前面一个艳若神仙的女子同一男人走路，就低声发一感慨说：“讨了这样一个丽人做太太，不知要怎样快活得像神仙似的！”碰巧那位男子听到这一句话，回头来向青年说：“那个女人并不是丽人，她是我的太太，我已经讨了她十年，但现在此刻仍旧在人间世上，并没有成仙。”
不，兴哥，女人的美不是在脸孔上，是在姿态上。姿态是活的，脸孔是死的，姿态犹不足，姿态只是心灵的表现，美是在心灵上的。有哪样慧心，必有哪样姿态，搽粉打扮是打不来的。玛丽是美的，但是她的美，你一时还看不到。过几年，等到你失败了，而她还鼓励你，你遭诬陷了，而她还相信你，那时她的笑是真正美的。不但她的笑，连她的怒也是美的。当她双眉倒竖，杏眼圆睁，把那一群平素往来，此刻轻信他人诬陷你的朋友一起赶出门去，是的，那时你才知道她的美。再过几年，等她替你养一两个小孩，看她抱着小孩喂奶，娩后的容辉焕发，在处女的脸上，又添几笔母爱的温柔，那时你才知道处女之美是不成熟的，不丰富的，欠内容的。再过几年，你看她教养叔责儿女，看到她的牺牲、温柔、谅解、操持、忍耐，头上已露了几丝白发，那时，你要称她为安琪儿，是可以的。
我已经说了一大堆话，浪费你们宝贵欢乐的时间。但是对你，玛丽，我还要说一句话，就是把你当我的女儿，也是要这样说的。你以为嫁了兴哥，兴哥整个地是属于你了，你可以整个地占有他了。你试试看吧。假如兴哥是个好男子，有作为，有才干，有自重心——这是成功必要的条件——他必不会全盘为你所占有。有的女人是要这样一个完全服从、完全听话的丈夫。比如在座那位朱太太。你看她把朱先生弄成什么样儿。老朱还有一点人味儿吗？他小时服从母亲，出来服从老板，在家服从太太。他老跟人家抄账，但是你想他除了抄账以外，还能有所作为吗？玛丽，你愿意嫁给这样一个丈夫吗？我的意思是说，女子不应该图占丈夫整个十成的身体。假定兴哥十成中有七成属于你，三成属于他的朋友、他的志趣、他的书籍、他的事业，你就得谢天谢地了。有一种人一结婚，连朋友都不敢来往了，这还成个人吗？你或者以为你非常有趣，你的丈夫一天到晚看你看不厌，然而至少他心灵中也有一部分需要不是你所能满足，而只有朋友、书籍能满足的。你一定要十成十足把他占有，结果他变成你的监犯，而你变成他的狱卒，而你要明白监犯没有恋爱狱卒之理，于是他越看你越恨，而越恨越非看你不可，感情破裂，乃意中事。那时你才照镜自怜，号啕大哭，自怨自艾叹着“他不爱我了”，也是无用。不同，你也得明理些，这样驾驭丈夫是驾驭不来的。你也不可太看轻兴哥，以为他还得拉着你的裙带走路，他若真这样无用，这样靠不住，一刻不可放松，你简直不必嫁给他好了。假定因你的拘束而他果然不嫖、不赌、不吸烟、不喝酒，这种外来的拘束，也算不得有什么伦理的价值。你不能嫁一个男子来当你的小学生，自己做起女塾师。你知道塾师都是讨厌的，而你决不愿意兴哥讨厌你。你今天想起要烫头发，兴哥何必陪你去剃头？你自己不吸烟，兴哥为什么不可大吸其烟？婚姻之破裂，都是从这种极琐碎的事而来的。夫妇之结合必建筑于互相了解、互相敬重的基础之上。玛丽，我知道你很明理，很有通见，而你也不要看轻自己，要知你不一定要做兴哥的塾师、狱卒，仍旧有可吸引他的力量，有可得他敬重的人格。你也可以给他一点自由，一点人格。他对你这样的了解信重，比对你的过分的关防，还要因此更爱你。到了那个时候，他真要宝贵你如同一颗可遇而不可求的稀世之宝，好像没有像你这样一位彻底了解他的夫人，他就活不下去。世上这样稀世之宝本来不多。所以玛丽，我劝你做这样一个稀世之宝。
妓女与妾
女人的本分，应该是“贤妻良母”。她既忠贞，又柔顺，而常为贤良的母亲，抑且她是出于天性的贞洁的。一切不幸的扰攘，责任都属于男子。犯罪的是男子，男子不得不犯罪，可是每一次他犯罪，少不了一个女人要被拖累。
爱神，既支配着整个世界，一定也支配着中国。有几位欧美游历家曾冒昧发表意见谓：在中国，吾人觉得性之抑制，反较西洋为轻，盖因中国能更坦直的宽容人生之性的关系。科学家厄力理斯（HavelockEllis）说过：现代文化一方面把最大的性的刺激包围着男子，一方面却跟随以最大的性的压迫。在某种程度上性的刺激和性的压迫在中国都较为减少，但这种仅是真情的方面。坦率的性的优容只适用于男子而不适用于女子，女子的性生活一直是被压迫的。最清楚的例子可看冯小青的一生，她因为嫁充侧室，被其凶悍的大妇禁闭于西湖别墅，不许与丈夫谋一面，因而她养成了那种自身恋爱的畸形现象。她往往乐于驻足池旁以观看自己倒映水中的倩影，当其香消玉殒的不久以前，她描绘了三幅自身的画像，常焚香献祭以寄其不胜自怜之慨。偶尔从她的老妈子手中遗留下来残存的几篇小诗，看出她具有相当的诗才。
一般，男子实不甚受性的压迫，尤其是那些较为优越的阶段。大多著名的学者像诗人苏东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之辈，都曾逛过妓院，或将妓妇娶归，纳为小妾，固堂而皇之，无容讳言。事实上，做了官吏的人，侍妓宥酒之宴饮，无法避免，也无虑乎诽谤羞辱。自明以迄清代，金陵的秦淮河，即为许多风流艳史的产生地。这个地点邻近夫子庙畔，是适宜而合于逻辑的，因为那是举行全国考试的地点，故学子云集，及第则相与庆贺，落选则互相慰藉，都假妓院铺张筵席。直至今日，许多小报记者犹津津乐道其逛画舫的经历，而诗人学者都曾累篇盈牍地写其妓寮掌故，因而“秦淮河”三字盖极亲密的与中国文学史相牵连着。
中国娼妓之风流的、文学的、音乐的和政治关系的重要性，无需乎渲染。因为由男人想来，良家妇女而玩弄丝竹，为非正当，盖恐有伤她们的德行。亦不宜才学太高，太高的才学往往有碍道德。至于绘图吟诗，虽亦很少鼓励，然他们却不绝寻找女性的文艺伴侣，娼妓因乘机培养了诗画的技能，因为她们不需用“无才”来作德行的堡垒，遂益使文人趋集秦淮河畔。每当黑的天幕把这不夜的秦淮河转化成威尼斯，他们就座于大画舫中，听着那来来去去的船上姑娘唱着热情的小调儿。
既有这样香艳的环境，文人遂多来此寻访艺妓。她们大都有一技之长，或长于诗，或长于画，或长于音乐，或长于巧辩。在这些天资颖慧、才艺双全的艺妓中，当推明妓董小宛允称个中翘楚，最为一般士大夫所爱悦。后来她嫁给名士冒辟疆为妾。在唐代，则以苏小小领袖群芳，她的香冢至今立于西子湖畔为名胜之了，每年骚人游客，凭吊其旁者，络绎不绝。至其他攸关一国政局兴衰者，亦复匪鲜，例如明末的陈圆圆本为吴三桂将军的爱妾，李自成陷北京，掳之以去，致使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原谋夺还圆圆，谁知这一来大错铸成，竟断送了明朝而促成了清朝统治权。可异者，吴三桂既助清兵灭亡明室，陈圆圆乃坚决求去，了其清静之余生于商山特建之别院中。吾人又可观李香君之史迹。她是一个以秉节不挠、受人赞美的奇女子，她的政治志节与勇毅精神愧煞须眉男子。她所具有的政治节操，比之今日的许多男子革命家还为坚贞。盖当时她的爱人侯方域迫于搜捕之急，亡命逃出南京，她遂闭门谢客，不复与外界往来。后当道权贵开宴府邸，强征之侑酒，并迫令她歌唱，香君即席做成讽歌，语多侵及在席的权贵，把他们骂为阉坚的养子，盖此辈都为她爱人的政敌。正气凛然，虽然弱女子可不畏强权，岂非愧煞须眉？此等女子所写的诗，颇有流传至今者。中国才女之史迹，可窥见其一部于薛涛，马湘兰，柳如是等几位名妓的身世中。
青楼妓女适应着许多男性的求爱、罗曼蒂克的需要，盖许多男子在婚前的年轻时代都不想错过这样风流的机会。我用“求爱”这个字眼是曾经熟思的，因为青楼妓女不同于一般放浪的卖**妇也，她须得受人的献媚报效。这样在中国算是尊重妇女之道。有一部专事描写近代青楼艳事的小说《九尾龟》，告诉我们许多男性追求那看来似乎容易取悦的姑娘，往往经年累月，花费了三四千两银子，始科一亲芳泽。这种不合理的情形，为妇女遮藏时代始有之现象。然男人在别处既无法追寻异性伴侣，一尝风流的罗曼蒂克况味，则此等情形亦属事理之常。男子对于结交异性既无经验，在家庭中又吃不消黄脸婆子的絮聒，始乃颇想尝尝西洋人在婚前所经历的所谓“罗曼蒂克”的滋味。这样的人见了一个颇觉中意的妇女，不由打动心坎，发生类乎恋爱的一股感觉。青楼女子经验既富，手段娴熟，固不难略施小技，把男子压倒在石榴裙下，服服帖帖。这便是中国很正当而通行的一种求爱方法了。
有时，一种真实的罗曼蒂克也会发生，有似欧美人士之与情妇恋爱者。如董小宛与冒辟疆之结合经过，自从其初次会见之艰难以至其时日短促的新婚幸福生活，读来固无殊其他一般之罗曼蒂克也。罗曼蒂之结局，有可悲者，亦有可喜者。如李香君则长斋礼佛，终其生于寺院中，顾横波，柳如是则享受其贵妇生活于显宦家庭中，颇为后世所艳羡。
妓女是以让许多男子尝渤罗曼蒂克的恋爱滋味，而中国妻子亦多默许丈夫享受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有时这种恋爱环境真是扑朔迷离，至如杜牧，经过了十年的放浪生活，一旦清醒，始归与妻室重叙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也。有的时候，也有妓女而守节操者，像杜十娘。另一方面，妓女实又继承着音乐的传统，没有妓女，音乐在中国恐怕至今已销声匿迹了。妓女比之家庭妇女则反觉得所受教育为高，她们较能独立生活，更较为熟悉于男子社会。其实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她们才可算是惟一的自由女性。妓女之能操纵高级官吏者，常能掌握某程度的政治实权。关于官吏的任命，凡有所说项，有所较议，胥取决于她的妆闺之中。
妓女的归宿，总无非是嫁作小妾，或做男人外室情妇，像上面所提过的几位，都是如此。置妾制度之历史的久远，殆不亚于中国自身之年龄。而置妾制度所引起的问题，亦与一夫一妻制之成立而并兴。倘遇婚姻不如意，东方人转入青楼北里，或娶妾以谋出路；西洋人的解决方法则为找一情妇，或则偶尔干干越礼行为。两方社会行为的形态不同，然其基本关键则不谋而合。其差异之由来，则出于社会态度，尤其妇女本身对待此等行为之态度。中国人之娶妾，为经公众之容忍而堂皇之行为，在西洋则有耻言姘妇之习俗。
坚持以男性为中心的嗣续观念，亦为鼓励娶妾之一大主因。有些中国好妻子，倘值自己不能生产男孩子，真会自动要求丈夫纳妾的。明朝的法律且明白规定：凡男子年满四十而无后嗣者得娶妾。
此外，娶妾这一个方法亦即所以代替欧美之离婚事件。结婚和离婚为最困难的社会问题，至今犹无人能解决之。人类的智慧上还没有发明过完全解决的办法，除非如天主教的办法可算是一种解决之道，它盖整个儿否认此种问题之存在。吾人所可断言者，即婚姻为妇女惟一之保障，无论何时，男子的道德倘有疏懈，受痛苦者，厥为女性，不论是离婚，是娶妾，是重婚，或滥施恋爱。在性的关系中，好像有一种天生的永久不平等和不公平。因为性的平等这一个名词，非造物所知；造物之所知者，厥为种族之延续而已。所谓现代婚姻，男女双方以五○比五○为基本原则者，生产了小孩以后，实际总成为七五比二五之男性占便宜。倘令有一个妇人当双方爱情冷淡时真肯诙谐地解除男人之束缚，则四十岁男人所能享受的利益，那个离了婚的四十岁老妇人且为生过三个孩子的母亲者不能享受。真实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利用此种概念，可资以辩护娶妾制度。中国人把婚姻看做一个家庭的事务，倘婚姻不顺利，他们准许娶妾。这至少可以使家庭保全为一社会的单位。欧美人则反乎是，他们把婚姻认为个人的罗曼蒂克的情感的事务，是以准许离婚，可是这一来，拆散了社会单位。在东方，当一个男子成了大富，无事可做，日就腐化，乃不复爱其妻子，为妻子者，不得不勉自抑制其**，不过她居于家庭中，仍能保持其坚定崇高之地位，仍为家庭中很有光荣的首领，围绕于儿孙之间，在生命的另一方面领受其安慰。在欧美，那些摩登夫人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的诉讼，敲一笔巨额生活费，走出了家庭，多分是去再嫁的。是那些不被丈夫爱护而能保持家庭中荣誉地位的比较幸福呢？还是拿了生活费而各走各路的比较幸福呢？这一个问题殆为一迷惑不可解的大哑谜。在中国妇女尚未具备西方姊妹之独立精神时，那些弃妇常为无限可怜的人，失掉了社会地位，破碎了家庭。世界上大概有一个幸福妇人，便另有一个无论怎样尽人力所及总不能使她成为幸福的妇人。这个问题就是真正的妇女经济独立也不能解决它。
在中国，这样的情形每日都有见闻，而那些摩登姑娘以其残忍的心肠撵出人家原来的妻子，照我看来，跟我们的祖宗的野蛮思想相差不过毫厘之间，虽然她们的摩登足以不容另一女人以同等的身份同居，在过去，往往有一个实际是好妇女，受了环境关系的支配，致勾搭上了已经结了婚的男子，而她又衷心爱他，因服顺自动的愿充偏房之选，并甘心低下地服侍大妇。而现在则各不相让，彼此掮着一夫一妻制的招牌，想撵出另一个人而攘取她的地位，这在女子看来，可以认为较为进步的方法。这是摩登的、解放的与所谓文明的方法。倘妇女界自身喜欢这种办法，让她们这样干下去好了，因为这就是她们自身才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人。年轻貌美的女子。自然在她们的同性斗争中会获得胜利而牺牲了老的女人。这个问题实在是既新而又长久了的。婚姻制度是永久不完美的，因为人类天性是不完美的。我们不得不让这个问题以不了了之。或许只有赖天赋之平等均权意识和父母责任心之增进，始能减少这种案件的数量。
当然，辩护娶妾制度是废话，除非你准备同时辩护一妻多夫制。辜鸿铭是爱丁堡大学的硕士，是一位常喜博引卡莱尔（ThomasCarlyle）和亚诺德（MathewArnold）文字的学者，他曾经辩护过多妻制度。他说：“你们见过一把茶壶配上四只茶杯，但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上四把茶壶吗？”这一个比喻的最好的答辩莫如《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小老婆潘金莲说的那句话：“哪有一只碗里放了两把羹匙还会不冲撞的么？”潘金莲当然不是无意说这句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