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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一九七五》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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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0五年夏天,我回到南流,南流已经不再是一个小镇子,旧的街道已经荡平,城区无限制地扩展,南流成了全地区最大的县级市。我住在县二招,心情沉郁。
    一开始谁都找不到,姚红果在N城,她说到南流找刘国标就行了,刘却在广州。张英敏和吴一梅都在玉林,黄文惠的电话始终没人接。
    高中毕业三十年了,离上一次见面也已过了七年,大家各自活着,活着活着,过去的人就慢慢不见了,过去的事也都没了影踪,经过的和没经过的,也都不知道了,高兴的和不高兴的,恨的和爱的,也都过去了。而人就都老了。就像刘国标说的,我们都四十七岁了呢。
    连续几天,我吃完早餐就独自上街闲逛,我到县二招对面,旧电影院旁边吃米粉,旧电影院门口挂了一个牌子,上书“综合治理办公室”。米粉是现蒸的,有很好的咸卷,软嫩滑,是南流给我的安慰。
    我从公园路到东门口,到沙街,沙街已经被拆得只剩一小段,它不再是街道了,也不再叫沙街。我从西河桥绕到老的龙桥街,龙桥街又细又长,有我的小学。是星期天,没有多少人,旧舞台已经没有了,我上过课的教室也已拆掉,上一次,一九九八年,它们都还在。然后我往回走,到了防疫站旧址,我三到七岁就住在这里,四十年过去,它还在,是防疫站的房产,防疫站没有钱拆了盖新房,所以它还停在这里。每次回南流我都来看它,它一年比一年旧,积满了灰尘,正如一个老人,风烛残年。房子里住着人,是防疫站的职工,我对他们说,我一九六五年以前住在这里。他们说,喔啊,四十年了呢。我走到天井,看到了四十年前的旧水池,有人正在洗菜洗衣服,水龙头哗哗流着水,四十年前它就是这样流着水,在木盆里溅着水花,落在我小时候那件白底蓝点的衣服上。左边的一个天井也还在,那上面有一排房子,是化验室,那里面有一台显微镜,张英敏的妈妈整天对着显微镜看细菌。右边是办公室,没有住人,堆着旧桌椅,四十年前的一只白色的山羊躺在那上头,它被绑着四肢,大人抽它的血,一管又一管。我在宿舍那边听见羊的嘶叫声,由高到低,渐渐微弱,我躲在屋子里,不敢去看。英树带着英敏去看了,英敏看到一个情况就跑过来告诉我,山羊哭了,山羊拉出了羊屎豆,山羊的嘴里出了很多白沫,山羊不会动了,山羊没气了。晚上食堂吃炖羊肉,香味弥漫了整个防疫站,每人都端了一盅羊肉汤,喜气洋洋。汤面上漂着几节甘蔗,用来去膻味。这是我童年时代惊心动魄的事件。
    我沿着走廊走过我母亲的宿舍,我朝里张望,黑洞洞的,没有窗,母亲出差,我就一个人睡在这里,在食堂开半份菜,五分钱,屋檐下挂着腊肉,有我家的一挂,我让师傅割几片,放在我的饭盅里一起蒸。我嘴里含着腊肉的余香,走过当年的冲凉房和厕所,这些都没有了,后门,后门呢?
    不再存在的后门无声地打开,四十年前的阳光照耀在龙眼树上,我和英树曾偷过那上面的龙眼果,他身手敏捷,纵身一跃,就抓着了一串果子。龙眼树多年前就已不在。张英树,我女童时代的白马王子,他比我大三岁,张英敏比我大一岁,他们来自北京,既会讲一口地道的南流话,又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们家订有《小朋友》、《红领巾》、《中国少年报》,我刚识字,他们就让我看这些南流罕见的杂志报纸,我穿着张英敏的小花连衣裙照了相,歪着头,编着两根小辫子,这张照片至今在我的影集里。他们的母亲带我去看电影,我和张英敏手牵着手走在公园路上,心里长满了鸡蛋花、玉兰花、万寿果和红色的火水豆。
    后门的平台是我第一次知道日食的地方,灰砖之上,放着一盆水,那是张英树端来的,他在脸盆里滴了蓝墨水,墨水在水中像烟一样。他要在水里看日食。他蹲在水盆边等着,也让我蹲着。他手里还捏了一块玻璃,那是他事先用烟熏黑的。他抬起头,用烟玻璃挡着看太阳,忽然他一把拉起我,把烟玻璃按到我的眼睛上,他说,你快看快看。玻璃已被晒热,他的一只手碰到了我的脸颊,燃烧的太阳在烟玻璃里浮动,它的边缘缺了一小块。浮动着的还有张英树本人,他是我眼中全南流最英俊的男孩,剑眉,面部棱角分明,身材匀称挺拔,知识广泛,伶牙俐齿,我和女孩子跳房子,他在旁边看,我感到我和他之间有无限的默契。那就是我的幸福时光,它凝固在一块青花瓷片上,右脚缩起,左脚轻轻一踢,瓷片闪着白光呼啸而去。
    二00一年冬天,一个陌生女人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是你母亲的同事,在昌平搞了一个戒毒所。她说她医科大学毕业在北医三院干了几年,后来辞职去了海南,现在是做的私营戒毒所。她让我有空去看看。我始终想不起来她是谁,说的是普通话,声音似曾相识,又像是完全陌生。她是个聪明的女人,她说你还是没想起我来吧,那你记得张英树张英敏吗?还有吕虹、陈黎明,这几个跟你年龄不相上下,都是医院子弟。你肯定记得张英树,她说。张英树就像一道闪电,他瞬间照亮了这个女人,我想了起来,她叫曾仰红,当年卫校毕业,到医院实习,还带我和张英敏下圭江河游过泳。二00四年十月,我和曾仰红约在王府井见面。三十年没见,我一眼就认出了她,除了略胖些,基本容颜未改。她衣着自然,穿着一双旅游鞋,没有任何矫饰,但我相信,她是一个人物,说得上是叱咤风云。她给我带了南方的水果,杨桃,大番石榴,芒果,都是南流镇常见的水果。我们说到了南流镇,医院、西门口、县委会,突然间就说到了张英树,她说张英树娶的老婆很犀利的,烫着满头小卷。
    我没有说话。我看到过张英树和他满头小卷的妻子,一九九三年冬天,我站在南流县妇幼保健站的楼顶平台上看到了他们,那是我高中毕业后第一次看到他,我曾去过几次他家找张英敏,看到过他们年迈的父母,但一次都没有见到张英树。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他,但从来遇不见他。他们家庭出身不好,地主成分,在六七十年代举步维艰。兄妹俩险些就没上成高中,英敏留了一级,辗转来到我们班,英树没能在南流城镇读高中,后来他到城镇附近的一个公社高中读了两年。
    柳阿姨,他们的母亲,是我最佩服的女人,永远坚强乐观,永远自尊,她在家讲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出门就在北京话里夹着南流话的某个词,听上去很古怪拗口,她就这样操着南腔北调跟南流镇上上下下的人打交道,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女人,她是怎样去跟公社下面的人交涉,让他的儿子读上高中的。她一生的英雄业绩之一,是改正兄妹俩的家庭出身。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有一天,张英敏郑重其事地特意告诉我,她的家庭出身不是地主成分,已经改过来了,是中农成分。她说当初她爸爸稀里糊涂,在部队,组织上问他是什么出身,他说不知道,又问他家里有什么财产,他说有几间房子,组织上觉得他既然有几间房,就算有财产了,于是定了地主成分。她爸爸实在糊涂,不知道这是天大的事情。柳阿姨知道,这件事情不改过来,英敏英树将永无出头之日,她只身一人,长途跋涉,去到江苏农村老张的老家,疏通各种关系,到底开出了书面证明。因为有柳阿姨,英敏英树身心健康,性格完好。
    一九九三年冬天,我在南流县妇幼保健站楼顶平台上看到了张英树,七岁以后我就很少看见他。一九七一年,我十二岁,从沙街搬到医院宿舍,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医院三家合并。我常常到张英敏家看书,我从家里出来,走过操场,穿过旧产科门前的空地,那里枇杷树和苦楝树枝叶映掩,然后到前面的院子,穿过放着乒乓球桌的过厅,在那棵大芒果树的右边,就是张英敏家。她家只有一间屋子,收拾得很干净。我有时会在她家看一整天书,但一整天都看不见英树。
    他会炒菜,我见过很多次,就在他家门口的过道上,放了一只炉子,他把烧残的蜂窝煤用火钳夹出来,再把新的蜂窝煤夹进去,我觉得他的动作很好看。他在烧得冒烟的铁镬里倒上油,吱的一声响,放上了姜末,嚓啦一下,倒进了切好的菜。他把镬铲炒得咣咣响,手势娴熟,热火朝天。我见过他做芥兰炒腊肉,西红柿炒鸡蛋,炒卷心菜,韭菜炒鸭蛋,每一种菜,它们的香味进入我的五脏六腑,长久地停留在那里。十二岁,我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吃上张英树做的菜,但我至今也没有等到机会。他在过道里炒菜,他专注,英俊,只有十五岁。
    我在平台上看他,那时他应该是三十八岁,他住在医院的旧留医部,医院的宿舍,他在洗衣服,他在水龙头旁接一桶水拎到洗衣台跟前,他的妻子站在一旁,一幅很家常的图景,他理着平头,有些发胖,但仍算得上匀称。他洗的是被套,夫妻两人齐心协力,一人拧一头。我一直看到他们把被子洗完晾好。我没有想到要去找他,只有一墙之隔,我下楼,出一个大门,再进另一个大门,最多五分钟,就能站在他的面前。张英树,他还记得我吗?
    我没有去。
    我在七岁的时候为自己找到的第一个白马王子,就这样失掉了。他近在咫尺,但已远隔千里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