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庆春记不得她和肖童的聚散离合使她落了多少眼泪，她发觉自己不知不觉已变得脆弱易折。如果说，和胡新民的感情是一种心平气和的幸福，一种常规而默契的生活，那么和肖童的相爱，就是一条让人牵肠挂肚，死去活来，而又欲罢不能的心路。
当她走进那家山村的小饭馆一眼看见肖童时，他那又黑又瘦的脸使她几乎不敢确认。无论是因为两个多月的颠沛流离，还是因为那顽固不化的毒瘾，肖童那几分脱形的样子，都让她心疼不已。她强迫自己心情平定，靠深深的呼吸控制了情绪。在稍后和他接头时她表现出异常地沉着镇静，直到在古榕树下肖童那依然有力的一抱，她的眼泪才破眶而出。她本不想流泪，但他那倾力一抱，谁能不哭！
两个月来，他们在欧阳天可能会去的省份和城市，动员大批警力进行了搜索，一无所获。处长还亲自带人去了趟吉林，参与搜捕的组织工作，同样没有线索。也许是处长对短期内找到他们不再抱有幻想的缘故，于是在天津行动取得成功的一个半月后。处里终于向局里做了6．16案的总结汇报。经过了半年多细致浩繁地调查取证，内外结合，主动出击，他们使这个规模庞大，隐藏很深的贩毒集团受到连续重创，终于土崩瓦解。它的物质基础已经崩溃，主要网络已经瘫痪，重要据点已经摧毁，缴获毒品及毒资数额之巨，居全国之最。虽然主犯尚未抓获归案，但战果之显著之辉煌，亦可载人史册了。
这个汇报会庆春是参加了的，会上自然谈到了肖童。处长说，从目前的情况分析，肖童很可能已经遇难，否则，不会这么长时间没有和我们取得联络。
这是这么多天来一直被避讳的话题，第一次被处长说破了。庆春知道这已经是心照不宣的共识。但处长此话一出，她的心还是忽悠一下提到了喉咙。会议为此暂停了十几秒钟，像是为肖童默哀。庆春想哭，但众目之下，无法落泪。她知道如果她真的当众为他而哭的话，大家一定会觉得她太感情化了，因为除了李春强外，没人知道她和肖童的故事。
这一天恰是李春强伤愈出院。下午她和刑警队的几个同志到医院去接他。她亲自开车把他送到了家里。李春强让她上去坐坐。她心情郁闷，说不上去了，我身体不舒服想早点回家。她此时确实渴望能够一个人独处。
李春强点点头，并不勉强她下车。他说：“肖童的事，我都听说了，你别太难过。跟毒贩子打交道，还不就是这样残酷。包括你我，都是提着脑袋，朝不保夕，这次那家伙的枪要是正一点，我不也一样完了。干咱们这事，必须放松点，生死谈笑间，随他去了。不能像电影小说里那样，死个人一咏三叹。”
庆春看看他，表示理解地笑笑，但依然感叹了一句：“咱们都是公安干部人民警察，咱们出生入死为国牺牲，理所当然。可肖童不是，他上大学上得好好的，被我硬拉出来干这事，他死得太冤。将来还不知道该怎么向他在国外的父母交待。”
李春强只能劝慰，又说了些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只要死得其所之类的话。庆春听了点头，但心里的伤痛一点没有减轻。她一连几天彻夜不眠，肖童和她相识相处时的每一句话，都依次浮上心头。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笑容，每一个愤怒，每一次哭，都历历在目。她至此才后悔以前对他的冷淡和轻视。她对他的爱，他为她的事业所做的牺牲，回报得太少了，太被动了。以致于现在，肖童的全部音容笑貌，都出来缠绕她，折磨她。他的率直和好斗，热烈与开朗，男子气和孩子气，都不肯甘休地盘踞了她的脑海，无时无刻地刺痛着她那些已经伤痕累累的神经。
父亲是敏感的，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发现庆春不知什么时候在自己的皮夹里放上了她和肖童在司马台长城的相片，那是一张把两个人单独的相片剪贴在一起的“合影”，他没问缘由。直到客厅茶几上那个水晶相框里的照片也换上了肖童，并且在照片的一角，压上了一支枯萎的玫瑰时，父亲才小心地问了庆春。
庆春没有隐瞒，如实告诉父亲，肖童失踪了。
父亲问：会出事吗？
她说：会。
父亲沉默了，他的沉默是对她的一个抚慰。也许父亲和她一样，非要待到此情此景，才会想起肖童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可爱之处。
父亲和肖童显然也有一种特别的缘份，他是在肖童失踪后，第一个真切地听到他的声音而且证明他还活着的人。他接到肖童那突如其来没头没尾的电话后，马上打电话告诉了庆春。庆春几乎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
她在当天傍晚带了一个小组离开北京赶赴广州，又在第二天由广东省厅派出侦察员和她一起赶到了离汕头不远的新田村。在与肖童顺利接头之后，她马上用手机与广东省厅和北京进行了联系，建议改变当晚逮捕欧阳天的方案，等待香港贩毒组织与他交接毒品时一网打尽。当一切还没有决定的时候，散在村东的便衣警察就紧急报告说，欧阳天带了好几个人突然离开了新田化工制剂厂，驾车不知去向了。
她没想到案子到了最后关头，居然出现了这样一个措手不及的失误。她几乎已经把他们肯定地抓到了手里，一眨眼又得而复失无影无踪了。经过请示，广东省厅要她呆在新田村不要动。晚上她就把车子开到新田村附近的隐蔽处，在车上和大家一起过了焦灼的一夜。当地公安局对新田化工厂进行了一夜的监视，未再发现异常动静。第二天早上广东省厅发来消息，说肖童刚刚打了庆春留给他的那个电话，他和欧阳兰兰已经到了五百公里外的广州，现在住进了广州的白天鹅宾馆。
她立即带人赶到了广州。傍晚她登上广州市局的一只小艇，顺着珠江开到白天鹅宾馆外的岸边停靠，等待着与肖童接头的机会。市局的侦察员看见肖童与欧阳兰兰在西餐厅里吃了一半的饭，欧阳兰兰突然弃席而走。肖童一个人草草吃完独自到河边散步，一个化装成宾馆清洁工的便衣从他身后走上来，在超越他时小声说了句：“向前走！”肖童便远远尾随着他走，一直走到了泊在岸边的那艘小艇上。
那小艇看上去不过是一个用于拉货和牵引的机动船。船舱里只亮着一盏罩子肮脏的顶灯，发散着蜡烛似的昏昧的光芒。船舱的正中摆放着木箱拼成的桌子，桌子上放着几只喝过的茶杯和吃剩的快餐盒。一只用可乐听截成的烟灰盒里，堆满了狼藉不堪的烟头和废纸。除了庆春之外，木箱上还坐着两位一看就是本地人的便衣。
肖童一见到庆春便急不可待地说了欧阳兰兰被叫走的情况，庆春说：“不用担心，我们的人已经盯上去了，她跑不了。”实际上她现在唯一不清楚的是欧阳天此时藏匿的地点。关于他将要与香港黑社会组织14K的海上接头，公安部今天中午已经把一份翔实的情报材料发到了广东省厅，时间地点人数都已掌握，这个情报也分析欧阳天一伙正是准备搭乘香港那条接货的船偷渡出去。
她没有让肖童坐，也没有为他介绍她的两位本地同事，这本身就预示着这次接头的短暂。庆春说：“今大晚上如果欧阳兰兰给你电话，你尽可能问清楚他们在什么地方。也可能他们会让你过去，也可能会来接你。你能不去尽量不去。”
肖童说：“不用我跟着他们了吗？”
庆春说：“对，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她看出肖童愣了一下，随即身上便有种释然的松弛。他咧开嘴笑了一下，说：
“我就知道你该说这句话了。”
“你怎么知道？”
肖童低头想了一下，有些腼腆地，想笑，又没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有预感。昨天我在车上半睡不睡的还做了一个梦呢，梦见我又回学校了，还参加演讲比赛呢。我的朋友，老师，我的爸爸妈妈都去了，你也去了。熟悉我的人都去了。我朗诵的还是‘祖国啊，我的母亲’这个题目。我发挥得特别好，特别投入。我念到‘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一段时，我自己都把自己感动得哭了。我也不知道想起什么来了，也许想到我自己受的那些苦，在梦中就大哭了一场，结果没朗诵完就醒了。”
船上的两位广东省厅的同志都为肖童的孩子气暗暗发笑。庆春也笑了一下，却是一种很温暖很理解的笑，她说：“不，你已经朗诵完了。你朗诵了很多遍，一遍比一遍好！”
她说了这话，和肖童久久对视着。目光里交流着互相的感激。她想象得到肖童这两个月来都经历了什么，一切都不难想见。肖童的脸红着，他想用话语来掩饰自己的激动。
“我现在也理解了，一个人为国家为社会而牺牲而奋斗，也是有快乐的。他自己会觉得很神圣，很光彩，很充实，很满足。以前报纸上这样说我觉得特假，现在我理解了。我帮你们干了这一段事情，我就明白了你们这些人，包括你们李队长，你们的‘老板’，都特别伟大！”
庆春笑道：“那你下次再参加演讲比赛，就把我们也写到词儿里去。连你自己，也可以写进去。”
肖童眼里闪着兴奋的异彩说：“欧阳天他们不是还没抓到吗，如果需要我，我可以继续。”
庆春说：“真的不用了。明天早上海上的抓捕任务主要由武警部队承担，连我们都是配角儿。而且，他们那边也来不少人，说不定战斗会很残酷。你这方面没经过训练，枪子儿可不认人。”
肖童低了头，像在想什么，庆春说：“你别在这儿呆太久，说不定欧阳兰兰会很快打电话找你。我在你隔壁租了一间客房，你有情况找我很方便。”
肖童点了头，告辞转身，走到舱口又站住，回头看庆春，又看看那两位本地的便衣，欲言又止。庆春问：
“还有什么情况吗？”
他嗫嚅着，甚至把脸低下，回避开庆春的注视，他说：“我有一个要求，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答应。”
庆春用一种轻松的口吻，鼓励地回答他：“你说吧，什么要求？”
肖童抬了头复又低下，不知如何开口似的。庆春又说：“没事，你尽管说。”
“你们，你们，在海上，明天早上你也去吗？”
“我不去。”
“那你，能不能，让他们，让那些武警，别伤着欧阳兰兰，他们可以活捉她。”
庆春不明白肖童的表情何以如此郑重，而出语却又如此踌躇。她说：“当然，如果他们缴械投降，我们优待俘虏，将来怎么样由法律决定。”
肖童的目光仍然躲闪着，说：“我是怕，欧阳兰兰那个性子，她手里有枪的话她会跟着她父亲和建军抵抗的。她做事不顾后果的。我希望，你们，你们能保护一下她。”
欧庆春疑惑地说：“你要知道，欧阳兰兰也是有罪的。”
肖童说：“她有罪可以判她刑，如果可以的话，别打死她，她是女的。”
肖童的这副表情，欧庆春已经看不懂了。那闪避的目光，歉意的眉毛，牵强的借口，和吞吞吐吐的措词，几乎暗示出一种隐私的成分。她用和缓的，却是坚决的口气，说：“肖童，告诉我原因，好吗？”
肖童不说。
庆春说：“你跟她呆了两个月，是不是觉得她还不错，还有不少优点，是吗？你们在一块儿呆长了，多少有了点感情了，是吗？你用不着说不出口，其实这是挺正常的事情，我能理解。和一只小猫处长了都有感情。”
肖童摇头，“不是，我跟她没有感情，一点没有，你不信就算了。”
“那为什么？”庆春抬高了声音。
“因为，她肚子里有孩子了。”
连那两位旁听的便衣，也面面相觑起来，整个船舱都愣了半天，庆春也半张着嘴，一时说不出话来，但她终于还是用了一种镇定的声态，直截了当地问：
“是你的吗？”
肖童僵直地站着，没有回答，这显然是一种明确的默认。
庆春低头咬了一下牙，然后，抬起头，她想笑一下，脸上的肌肉却挤得十分难看。
“好的，我会通知武警部队，尽量不伤害她。”
肖童当然看到了她脸上那被极力掩饰的震惊。他因此而有些无措，也有些绝望。因此而使自己的声音软弱无力，几乎让人听不见。
“谢谢。”
他说完这句就走了。
庆春站在原地，发着呆，几乎听不清两位同船的便衣如何跟她评论着这位年轻帅气的“特情”，他们问她这小伙子是不是跟欧阳天的女儿在谈恋爱呀？能这么大义灭亲还真是觉悟不低……
庆春想，他对她没感情为什么有了孩子！
十分钟后她走进宾馆，上了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在路过肖童的房门时她留意地听了一下，里边没有一点动静。
进了房她先打电话向马处长汇报了刚才和肖童接头的情况。处长嘱咐她别让肖童离开房间，因为刚刚接到市局的报告，欧阳兰兰在省体育场外面动作明显地测梢甩梢。市局怕暴露了影响明天早晨海上的围捕，所以放弃了跟踪。那个出租车司机只知道欧阳兰兰在体育场下了车，不知道她具体去了哪里。估计她还会给肖童打电话的，也不排除她返回去找肖童的可能。庆春一一点头，说我知道了处长。
处长是今天下午赶到广州参加此案最后一役的指挥工作的。李春强、杜长发来了，他们这会儿都在离广州六十多公里远的一个渔村里，对明天清晨的海上围捕做最后的检查部署。这次行动将动用十来条快艇和上百名武警，此时应已进入了各隐蔽点整装待发。不要说肖童，连庆春自己，作为6．16案的主办人之一，现在也已经算完成任务，只须静候佳音了，但她心里却突然黯淡下来，没有一点喜迎收获的兴奋，没有一点胜利在望的心情。
没感情可居然有了孩子！
她搞不清肖童是怎么回事，他对欧阳兰兰没感情是可信的，因为正是由于他的一次一次的情报，才将欧阳兰兰和她的父亲推上了灭亡的边缘。可他居然让她怀了他的孩子。庆春怎么也想不通，难道爱和性，灵与肉，真是可以这样截然分离的吗？也许像肖童这种二十岁出头的人，才可以并且乐于去和自己完全不爱的人睡觉，图个生理的快感。但这对于她来说，真是最最难以接受的行径。
电话铃响了。是肖童在隔壁打来的。他说，庆春我想和你谈谈，是我对不起你，希望你给我机会。庆春说，现在不是谈这些事的时候，你马上把电话挂了，万一他们打进来你占着线他们会怀疑的。肖童还想说什么，庆春自己把电话挂了。
她想，也许事情就是这样，永远没有两全的结局，向一个二十岁出头的人托以终身是最激情也是最不牢靠的事情。她想自己和肖童这半年多来的分分合合。她的所有的彷徨和苦闷，其实都是在激情与理智间的选择和犹豫。一方面她曾经几次试图甚至决心离开他，但最终还是离不开。另一方面她常常以为自己了解他了也适应他了，但又不断发现他的新的缺点和恶习，好像永远离不开他同时也永远适应不了他似的，永远永远。
她想不出肖童以后将怎么处理他的这个孩子。一想到这个孩子庆春便心情败坏。明天早上，只要欧阳兰兰不是负隅顽抗自取灭亡，肖童就必然地，成了一个父亲。即使欧阳兰兰被判死刑，按法律规定，也要等她把孩子生下来并度过哺乳期，才能执行。作为父亲，肖童对这孩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庆春自己，她能接受这个现实吗？
很晚的时候，电话的铃声又响了。又是肖童，他说欧阳兰兰来电话了，她现在在她父亲的一个朋友家和他们一块儿打麻将呢。庆春问，她说她还回来吗？肖童说，她说明天早上回来，庆春说，明天早上他们已经在六十公里以外的海上登船走了，看来她就没想带你走。这样更好，省得你搅在里面我们的人更不好下手。肖童说，庆春，我想过去和你当面谈谈，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庆春说，你还是好好休息吧，关于这两个月来的情况我们会找机会认真听你说的，现在你应该好好休息。她用了一种非常事务性的口吻结束了他们的通话，然后就把电话挂了。可过了没多久，肖童当当当地过来敲她的门。她问清楚是他以后，犹豫半天才打开了门。肖童一进屋她就先发制人，她说肖童，现在我们都是在工作，现在不是谈私事的时候。她没料到肖童居然说，我不想谈了，我只是想，抱抱你。
庆春愣了一下，还是拒绝：“我说了，现在我们是在工作……”
肖童打断她，声音突然有些哽咽：“我知道，可这两个月来，我以为我不会活着再见你了。这两个月一直在支撑我的就是你，是你给了我坚持下去的信念。现在，我只想再抱一下你，然后我就走。”
庆春有些感动，她点点头，说：“好，肖童。”
他们两个抱在一起，肖童只是紧紧地，一动不动地抱住她。她感觉到他流泪了。她听到他在她耳边说：“我知道，我们已经没有缘份了。”说完，他松开手，转身离开了她。她听见那扇沉重的门在他身后砰地一声关住！
然后，她彻夜未眠。
她希望他还能再打电话来，她希望他能和她谈谈。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在这个把他们俩连结在一起的案件就要胜利结束的时候，在他们久别重逢的时候，隔着一堵墙，为什么突然会有这种离散的凄凉？他为什么就不能再打个电话来，细说原委，商量商量？他真的绝望了吗？
凌晨，天还没有全亮，电话响了。静了一夜的电话在此时叫得异常尖锐。果然还是肖童。他的声音急促而慌乱：
“庆春，是我，刚刚欧阳兰兰又给我来了电话，她没去海上，她说她现在在火车站附近。”
庆春心里一怔，问：“她在那儿干什么？”
“她说她要走了，向我告别。”
“她又在骗你，她一定和她爸爸在一起，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在海上了。”
“也许吧，可我觉得，她没必要骗我。”
庆春想了一下，说：“你马上下楼，在宾馆大门口等我。”
她放下电话，匆匆忙忙地穿好衣服，一边下楼一边用手持电话向省公安厅报告，请求支援。尽管她这时仍然认为这个突然的变化有百分之八十是虚惊一场。
省公安厅在宾馆的车库里给她留了一辆车。她把车开出来，在大门口接了等在那里的肖童和一直守在大堂的两位市局的便衣。他们向着破晓的霞光，穿过清晨冷清的街道，直奔火车站驶去。
他们赶到火车站时，站前的大钟刚刚敲了沉重的一响。他们几乎没顾上看是几点了便跑进了候车大厅。已经有几个线路的早班车开始检票了。市局的同志出示了工作证，检票员便让他们全都进了站台。庆春说，咱们得分开找，如果谁发现了他们，能抓就抓，不能抓就跟踪他们上车。注意别伤了群众，她又对肖童说，要是你发现了，你就缠上欧阳兰兰，要她带你一块儿走，然后你有机会还是打那个电话！肖童说好！
她和肖童分开了，他们分头在两个站台上寻找。提着大包小包操着各地方言的乘客从她身边争先恐后地跑过。因为是刚刚检票，列车上倒是空空的还没上去多少人。
这是开往柳州的车。
在这个站台上她没有找到欧阳兰兰，却在人群中找到了刚刚赶到的省厅和市局的同志。市局至少进来了十几个便衣。省厅的同志说，火车站的各个出口已经封锁，欧阳天只要进来了，就是瓮中之鳖。各出口的同志都看过通缉令上的照片，对他的相貌早就烂熟于胸。现在关键是别伤了群众。
车站派出所的同志也来了。介绍了情况：西边的站台是广州至湛江的“普快”，再往西那个站台还没有车，在那空着的站台的右邻，是广州至福州的特快，也已经开始检票放人了。
便衣们四散而去，庆春跳下站台，穿过路轨向西边的站台走。时间还早，大多数站台都还空着，发着寒光的铁轨静静地把躯干延伸进稀薄的朝阳和青白的晨雾中，越远越显得朦胧。
庆春这时还不知道，她和肖童等人一进站台就被欧阳天他们发现了。他们一直在站台的柱子。楼梯。货亭的掩护下，和便衣们进行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捉迷藏的游戏。欧阳天本来决定他们三个人分散开走，但由于欧阳兰兰撕心裂肺地目睹了肖童带着便衣警察追杀过来的一幕，精神已经崩溃，他只能和建军架着她往前走。去福州的站台上，便衣重重，要上车显然已不可能。于是他们就往天桥上走，因为在另一个站台上，刚刚有一列客车到站，天桥一端的出站口已经打开，他们显然是想从天桥走出车站。但他们刚刚走上空无一人的楼梯，身后突然传来肖童的喊声：
“兰兰！”
欧庆春和另两个便衣这时恰从另一侧走上天桥，她一方面想站在高处向下看一看，另一方面也是担心欧阳天会从这里往外走。肖童的喊声使她的目光投向对面的楼梯，她看见欧阳兰兰绊倒在楼梯上，回过头来与肖童四目相视。肖童的喊声也惊动了周围的便衣，空荡荡的楼梯上，三个被搜寻的目标立时暴露无遗。欧阳天和建军都张皇地没有动，反倒是欧阳兰兰从怀里拔出了一支手枪，凶恶地对准肖童。肖童躲都没躲，依旧坦然地向她走去。他面目平静地向她说了一句什么，但庆春听不见，因为这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不许动，把手举起来！”许多支手枪从不同方向对准了楼梯上的人。
庆春看到，欧阳天首先举起了双手，接着建军也举起了手。但这时她听见了枪声，像小孩子玩儿的那种麻雷子，那种在北京禁放烟花炮竹后就再也没有听见过的麻雷子，响得那么震耳，那么突然。连续的几声之后，她才看清欧阳兰兰手上还平端着一支枪，而肖童已经瘫在了天桥的楼梯上。庆春嘶声大喊，同时感到心里有什么东西像是离开了自己的躯壳。她不知道自己在喊什么，她只是下意识地竭尽全力想挽留住那个东西。
这时便衣们的枪声也响了，欧阳兰兰靠在楼梯的栏杆上坐着，已被击毙。欧阳天和建军拔出枪向天桥上挣扎逃去。便衣警察们从上至下两个方向奋勇地追击拦截，喊声和枪声响成一片。欧庆春则反向地冲下去，她冲下去抱起了躺在台阶上的肖童，她哭喊着肖童肖童！肖童的面容一片宁静。他胸口上全是血，嘴巴动动，已经说不出话来。他把插在胸前衣服里的手拿出来，惨白的手上像花开一样点染着血的红色。那手上拿着厚厚的一卷钱，一卷簇新的美元，递到庆春的怀里。他的嘴拼命翕动着，想要说什么，但听不见声音。从他的表情和动作的配合上，庆春听懂他是在说这钱，他在说这钱是给她的，让她收好，收好。然后，他就不动了。市局的同志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问着，七手八脚地抬起他来。战斗显然已经结束了。她看见他们抬着肖童磕绊着飞快地向外跑去，有人打着手持电话呼喊着急救车。人们把她抛在身后，她孤独地伫立在天桥的楼梯上，手里拿着那一万美元，她知道她的肖童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