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你能提干，”指导员说，“他希望你今年能提干，他现在所做的就是为你提干铺路。”
我惊诧地看着他。
指导员告诉我，大学生士兵提干的三个主要条件，一是入伍满一年半，二是担任过副班长以上的骨干，三是获得优秀士兵以上的奖励表彰。
“现在看来，你担任了副班长，到6月份就可以申请提干了。知道吗？”
我迟钝地点了点头。
“怎么？”指导员看了看我，有些诧异地问道，“莫非你不想提干？”
“我……还没考虑清楚。”我如实回答。
指导员似乎也对我失去了耐心，他冲我摆摆手，“那你考虑清楚再说吧。”
“谢谢您的关心。”我冲他敬了个礼。
“去吧。”
两天之后，连队召开军人大会，指导员向全连宣布了杨连长免职的命令。他已经确定转业了，而新的连长即将到任。普洱坐在指导员旁边，看不出表情。命令宣布之后，我们希望他能站起来说两句，可是他没有。会议结束，他一言不发地起身，迈着标准的齐步迟缓地离开了俱乐部。我竟然发现，他向来挺直如一根旗杆的脊背，此刻竟然显得有些佝偻。
我眼眶一热，跟指导员打了报告离开俱乐部，快步跟上普洱。
普洱看到我，微笑着说：“我们走走？”
“好。”我随着他安静地穿过连队长长的走廊，下了楼，缓步踱过水泥篮球场，走进了连队右侧种满雪松和红豆杉的林子，坐在了凉亭里干净的小石凳上。
普洱从兜里掏出一包“精白沙”，用牙叼出一根，用火机点燃，深吸一口，问我：“知道我为什么当兵吗？”
我摇摇头。他似乎也没有期望我能知道答案，他吐纳着那一团云雾，告诉我：
“1999年5月，我还在上高二来着，学习不怎么好，但打架还算厉害。有一天，学校广播里播出了我们使馆被美国人炸了的消息，那时学生们上街游行，一个个都群情激奋。我一参加游行心就野了，不肯上学，就等着征兵入伍，希望有一天能真刀实枪地跟洋鬼子干一场。很幼稚吧？”
普洱看看我，兀自笑了起来。
我跟着笑了笑。
“说说你怎么来的部队？”
我笑了笑，找了个崇拜军装的借口搪塞过去。因为我实在不好意思开口说我来部队的真实理由——这比他“跟美国人干一仗”的想法还要幼稚。
“听指导员说，你不是很想提干？”
我没有回答。
“跟我说说，为啥？”
“连长，”我回答，“您说提干又能怎么样呢？像您这样兢兢业业一心扑在工作上，到头来还不是面临转业？”
我并不知道，我这句话就像一击重拳击中他的胸膛。他把头靠在凉亭的方柱上，眼皮像不堪重负一般颓然合上。
“你知道为什么让我转业吗？”
我冲他摇摇头。
“学历太低。已经不能适应部队需要了。”
普洱说，作为一支高科技部队，选拔干部，特别是主官，学历的要求非常高。“大本”已经成为干部进步提升的“硬杠杠”。
“像我这样的，已经属于淘汰产品了。”普洱自嘲地笑了笑。
“部队也太没人性了。”我抱怨道。
“扯淡！”普洱瞪了我一眼，又叹了一口气，“再过两年，部队就要换新型号了，信息化程度更高，对人的知识要求也更高。在我们导弹部队，科技就是战斗力啊。”
“没那么玄乎，说白了不就是玩导弹吗？那么多大学本科、硕士毕业的连长，上次打弹不是也输给您了吗？”
“起点太低了，为了那点专业，我这几年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当兵的时候夏天在蚊帐里打着手电学，冬天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学。现在当连长，我每天都要加班到十二点。等新型号上了，我是再也跟不上了。”
“部队又不是科研院所，它总归是人的部队。一连长本科毕业，牛气得不行，他们哪次拉歌哪次集合哪次搞体能赢了我们？三连长研究生毕业又怎么样？连队带得像一坨屎，三天两头有人打架。还有五连的，听说连长准备考博士，自己却连队列都组织不好……”
“行了行了，”普洱笑了起来，“新兵蛋子，懂的还不少。”
我嘟囔道：“咱都两道拐了你还叫我新兵蛋子。”
“怎么了？在我眼里，你他妈永远都是新兵蛋子。”说完普洱大笑起来。
“连长，”我直视着他的眼睛，“您为什么要我提干？”
“因为部队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普洱的目光越过我的头顶，向远方眺去，“部队需要高素质的人才。”
“您不觉得这话听起来太——官方了吗？”
普洱又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惊起了林中啄食的麻雀。
“好吧，小子，那我就告诉你，”普洱止住笑声，严肃地说道，“因为你小子对我的脾气。看到你我就想起了我年轻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屌，谁的邪都不信。用你们知识分子的话说就是，那啥——”
“桀骜不驯？”
“对对对，桀骜不驯。军人嘛，就要有个性，有脾气，不然都像个娘们儿，部队还能打仗吗？”
我点点头。
“不过话说回来，光有性格，光耍牛×有什么用，还得有知识有文化，否则就是草包，军队也就是草包的军队。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说了嘛，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我笑了笑，问道：“您一直在强调部队需要我们，可是您有没有考虑过，我们是否需要部队，或者我们是否愿意留在部队？”
普洱的笑声止住了，他的笑容如同被冻住一般凝固在脸上，看上去极不协调。
“怎么？你还是不愿意？”
我也止住了笑，回答连长：“老实说，我更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
普洱怒了，他从牙缝里一个一个地把音节挤出来：“以后，不——要——再——叫——我——连——长！”
说完，他怒气冲冲地走了。
晚点名之后，我打开电脑，“春柳如烟”的蓝色头像在闪烁。
“回去之后感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老实回答。
“此话怎讲？”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黄文打了个笑脸，“或许你需要黄医生为你诊疗一番。”
“需要预约吗？”
“明天上午九点，到心理咨询室吧。”
“心理咨询室？”
“活动中心二楼，就在阅览室隔壁。”
“旅里还有这么一个地方？”
“对，明天见吧。”
第二天就是周末。上午九点，我借口去阅览室看书，向排长请了两个小时假。
阅览室的隔壁果然有一个“心理咨询室”，不过因为位置偏僻，并且功用较为特殊，一般不像网吧和台球室那般为我们所了解。我轻轻推开阅览室的门，首先看见的是一幅夏日荷塘的风景画。房间有两间，里面的一间门掩着，门上刻着“心理宣泄室”，沙包和假人隐约可见，外面的一间地毯铺得很厚，墙上贴着浅绿色的墙纸，有两张按摩椅，一个小书柜，一个立式金鱼缸，还有一张带电脑的办公桌。
黄文坐在办公桌旁，用两个手臂支着头，正笑盈盈地看着我。
“夏拙，”黄文支起头，看着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嗯？”
“你还记得你问过我为什么会来这个单位吗？”
“记得。”我回答，“你说这是一个秘密。”
“今天我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你。”
“好。”
“毕业之后，我们在指挥学院集训了四个月，10月底的时候我被分配在了军里的宣传处。刚到办公室第一天，我就在办公桌上看到了那张刊载着你的事迹的《东风报》，开始我还以为是重名，后来看了里面的内容才确定是你。”
“后来呢？”
“后来我就跟处长打报告啊，说我刚毕业，想去基层锻炼锻炼，就这样到了咱们旅。”
“原来是这样，”我点点头，“怪不得我一登陆那个网上心理咨询，你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敢情你是挖了坑等我跳啊。”
黄文笑了笑，然后坐起身来，一脸严肃地问：“往后你怎么办？”
我老实回答：“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要不，你提干吧？”
“啊？！”
“你提干，我们光明正大地交往。然后呢，一起共事一起进步。”
我的眼前，立马浮现出夫妻俩双双身着制服“扛着星星”，一起下班在干部公寓里买菜做饭的温馨场景。
“挺好的。”我下意识说道。
黄文的眼里绽放出光彩，“你同意了？”
“啊？！同意啥？”
“提干呐！你这个傻子。”黄文捏着我的鼻子，“莫不是你想反悔？”
“没，”我咬咬牙，“提就提呗。能提就提。”
周一，新连长到任，举行交接仪式，我们送别老连长离队。
普洱穿着一件深色西装，一条灰不溜丢的牛仔裤，脚上还套着一双没有打油的“三节头”，看装扮似乎是为了上春晚的小品而特意准备的，只是他头上那平整的小板寸和永远挺直的腰杆，似乎还在徒劳地证明他是一名老兵，一个标准的军人。他拎着一个已经淘汰的迷彩后留包，在全连近六十人的队列中穿行而过，步履迟缓，表情忧伤，每到一个人面前，就停下来认真地看一看，握个手。许多兵都哭了，特别是几个平时调皮捣蛋老是被他拍得半死的“兵油子”，在队伍里拽着连长的袖子，泣不成声地喊着：“连长，连长……”当他挪到我的面前时，他停顿了两秒，却没有正视我的打算。
“连长，”我的眼睛里含着泪，“我答应您，争取提干。”
“小子——”一直隐忍的连长终于哭出声来，他扔下迷彩包，拉住我紧紧地搂着，用他并不温柔的手掌用力地拍打着我的脊背。
“向老连长——敬礼！”年轻、高大、帅气、白白净净的毕业于导弹工程学院获得硕士文凭的新连长冯杰下达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个口令。
我们都含着热泪举起了右手，老连长转过身，也举起了穿着便装的右手，然后飞快地钻进了******“勇士”车。
我是一个记性不大好的人，可是几年之后，我依然记得普洱的眼泪，记得那个粗犷豪放的男人的眼泪，他的泪水中大概掺杂着牵挂、不甘、无奈甚至失落，显得那么浑浊。这个男人用十年时间，追寻着一个单纯而幼稚的从军建功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宵衣旰食，既清苦又严苛，可是部队终究还是淘汰了他。理由是学历太低。我不知道高科技和高学历能将这支部队带向多么辉煌的明天，可我依然感觉，普洱那种单纯而执拗的梦想，以及为了这个梦想而付出的坚决甚至偏执的行动，才是我们这支军队当前最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