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后窗”爆发了建版以来最大的一次论战。
当时，LIAR受《21世纪环球报道》之约采访贾樟柯，期间谈及王超导演的《安阳婴儿》。后来LIAR将两万多字的访谈原文贴到了“后窗”。“结果呢，”当时的LIAR、现在的李霄峰说，“就引起了一帮所谓的独立电影界人士的愤怒，还有学院派的愤怒——两边都得罪了。”
论战的起因，李霄峰回忆是“因为贾樟柯批了一句《安阳婴儿》，我原原本本把这话给写出来了，然后还附和了一句。他们就揪出我这一句话，上纲上线说我诋毁独立电影”。不知为何，争论的点又迅速转移为“电影是否与政治有关”，一周内，每天都有数万字的长篇大论发布到论坛，各种注册小马甲出现，许多潜水ID浮出水面，更有人撕破ID以真身亮相，各种立场、利益、派别、关系错综复杂。
关于这场论战，不同的当事人说法各不相同。有说是电影理念之争，有说是年轻的民间影评人与学院派之争，整个过程，张献民曾评论：“像希区柯克的电影一样惊悚。”据说，那时候的网民还比较有要求，想人身攻击，也还先发一篇说理讲事的长贴，然后在下面用马甲开骂……LIAR就读的学校和原名很快被“人肉”出来贴上了网，李霄峰说“那是最早的人肉搜索”。绿妖则记得自己懵懵懂懂地被拉去帮战，听见顾小白在电话里问李霄峰：“你那边还需要多少人？”
现在回忆，顾小白把它总结为“长者和不愿意被束缚的年轻人”之间的论战。这场空前绝后的论战之后，LIAR及一批民间影评人出走，另辟版面，“后窗”步入式微。
2005年，“后窗”的精华文章结集出版为《后窗看电影》，内容简介中写着：“‘后窗看电影’成立的这六年，正是网络影评崛起、发展、成其规模的六年。而后窗网友这些文字，基本代表了这些年来的民间电影评论的正果。”
那个时候，BBS已盛况不再，曾活跃于论坛的民间影评人大多被吸纳入传统媒体。顾小白离开供职五年的铁道部机房，去《精品购物指南》当电影记者，同时写剧本。绿妖则早已开始更为严肃的纯文学创作。
除了《后窗看电影》，“后窗”的“遗产”还有老六编撰出版的《独立精神》、《家卫森林》等一批电影文化书籍。顾小白2005年出版的随笔集也仍命名为《等待是一生最初苍老》。
北京爆发“非典”那一年，“后窗看电影”的创始人卫西谛从京城回到了南京，养狗，写文章，过起独立撰稿人淡泊的生活。说起“后窗”，卫西谛说：“回头看我自己那时候写的，也就是认真而已。这是因为无知。大家知道的都很少，然后又很敢写。然后，更多的是那种交流的渴望。”
2013年5月开始，卫西谛和两三个年轻朋友合作，以南京为起点，在全国十几个城市发起了每年一度的“后窗放映”项目——每个城市找一到两家电影院谈合作，放映一些小众的艺术影片，以国产作品为主。
卫西谛说，他厌倦了以前独立电影那种在咖啡馆和大学里放映的状态，“后窗放映”要的是标准的影院放映，“因为他们本身拍的就是电影”。北上广等大城市已存在所谓的艺术影院，电影节也不少见，“后窗放映”关注的多是二三线城市。项目做了几年，许多媒体都有过报道，发展势头比较稳定。“这算是我做的比较符合影评人身份的一点事情吧。”卫西谛淡淡地说。
卫西谛的家离高铁南京南站不远，是个幽静的小区，楼房旁边种着大丛竹子。他的书架上放着自出版的摄影集Way Away，那是2013年夏天他在美国66号公路14天旅程的影像日记。照片是用胶片相机拍摄的。
除了Way Away、“后窗放映”的小宣传册，卫西谛的书架上还有他历年来出版的电影文集：世界电影评论年鉴《电影+》系列丛书（2002年起）、《为希区柯克尖叫》、《未删的文档》、《华语电影2005》……也有《后窗看电影》。每年的“十大榜单”他仍然在做，但是他说，对写影评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中国电影吧，我没有太多评价欲望。但是一个中国影评人老写外国片，不太靠谱，在媒体和大众其实也没市场。还有，即使是世界范围内的电影，也不像我们当时刚喜欢电影的那个时候，因为有好多大师没有看过，看到会刺激，会兴奋。电影的黄金时代差不多，2000年以后，我觉得看到的好电影越来越少。然后，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一些电影品位了吧？我觉得我越来越狭隘……每年我都会做一个小东西，就是年度十大，结果每年都很像，还是那几个导演的新作品。我觉很无聊了，写来写去总是那些…… 虽然我还是一个电影爱好者。”
夏天过去后，卫西谛计划去欧洲，也许会再出一本影集，也许写一些小说一样的东西。他没考虑过做导演，他说自己“进入一个圈子的那种想法一向就很弱”。
这些年来，卫西谛与李霄峰几乎没有联系。《失败者之歌》出版那年，他们在杭州正好碰上，两人都挺高兴。那之后，卫西谛去北京也会专门找李霄峰聊一聊。李霄峰最终当了导演在他看来是件挺顺理成章的事。他说，李霄峰要拍电影，是好多年了吧？
《少女哪吒》的原著是篇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作者绿妖。那个“剔骨还母，彻彻底底把自己再生育一回”的少女哪吒晓冰，是以绿妖少年时的一个伙伴为原型，“写完后，作为一个年少时拼命想要离开家乡的人，”绿妖说，“感觉自己无意中投射了情感。”和李霄峰一样，绿妖也出于“难道不借助别人的作品我就不能发光了”的质疑，逐渐脱离了影评写作。但是当导演，哪怕编剧，对于绿妖来说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那太复杂了”。
2012年11月，李霄峰第一次读到《少女哪吒》原著。读完小说，他说：“我看到这俩少女，当场就已经活灵活现地戳在这儿了。再加上人物关系非常紧密，这种紧密是从内到外的，是在心灵深处建立的关系。这已经解决了一个电影最重要的问题。”他当即决定，放下手头已经改到第九版的另一个剧本，筹拍《少女哪吒》。
李霄峰找到绿妖购买五年的小说改编权时，绿妖问他：“你想好了？真的要拍？”
在一分钱投资都没有的情况下，李霄峰开始为《少女哪吒》看景。所有人都劝他说李霄峰你不要发神经病，你是不是疯了？恰在此时，《哪吒》的第一稿梗概在上海电影节的创投单元拿到了最具创意项目奖。“我就知道，这个事儿可以做，没有什么退路了。”李霄峰说，“有一个瞬间，我感觉到四面八方的空气呀，正在向我聚拢。”
三
2002年，李霄峰从比利时逃学回到北京，一时不敢告诉家人，也就没地方住。他找到了在“电影红茶坊”结识的老朋友冯睿。当时冯睿住在东直门的回迁房，一个月房租1800。李霄峰就在他的房间里打地铺。有天晚上两人喝酒谈心，冯睿说：“李霄峰有一天你做导演，我来给你当制片人。”
那时候冯睿的工作是《新京报》的电影记者，为一篇调查报道，冯睿把整个中国电影产业的底子摸了一遍，报道发表后得罪了不少人。因为对真实的限度产生了质疑，冯睿后来离开《新京报》，彻底进入电影业，做宣发和制片，自己接一些项目。他说：“说是站着挣钱趴着挣钱还是躺着挣钱，但是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我是撅着挣钱，挺痛苦的。”
2014年春节，《少女哪吒》的试拍、建组、谈演员都已经完成，李霄峰忽然发现，管母亲借的40万快花光了。就像刚从比利时回来那天一样，他又找到了冯睿。冯睿想了想，建议他“停，先止损”。
但是冯睿知道，李霄峰是一个嘴上答应“好的好的，对对对”，但是绝对不听建议的人。根据冯睿在电影业的经验，《少女哪吒》有融资的先天缺陷：不够商业，新导演，没有明星——李霄峰坚持用符合角色设定的新人主演。冯睿告诉他：“你弄这么一个东西目的一定要明确。第一次拍电影，你是想要作品成立还是想要卖大钱？口碑和票房你可能只能选一个，这个片子它先天不具备票房的潜质，那我们干脆就放弃，就一心来扑口碑。多少导演第一部拍完就籍籍无名了，与其这样不如用作品来把你抬出来。”
“这些都是我，一个制片人的嘴脸，”冯睿说，“制片人会比较功利，比较现实。”
实际上，冯睿当时手上正进行着一个自己的项目。考虑一周后，他决定卖掉手头的项目，将钱挪过来投进《少女哪吒》。“第一，李霄峰是我朋友，还是投友谊嘛；第二有个承诺在那儿摆着——虽然是酒后的。”2014年初，冯睿正式进了《少女哪吒》剧组。
之后，就是无数人的钱在滚来滚去，拆了东墙补西墙，“今天找这个借40万，明天找那个借30万，先把前面这个还上”。最惨的时候账上没钱，而冯睿卖项目的资金一时还没到，他觉得快完蛋了，“如果停机的话，李霄峰会损失，因为他前面自己垫了100多万，我要给他停掉的话，这100多万就打水漂了，怎么办呢？——我就哭。”哭完，又有朋友的钱刚好到账，然后冯睿项目的买主也通情达理地打来了尾款。《少女哪吒》就是这样在2014年5月18日杀了青。杀青后半年，所有资金才到位，投资方共计9名。
愉悦的创作过程告一段落之后，真正焦虑的阶段就在眼前。
作为独立制作的《少女哪吒》，9个出品方里面没有一个懂发行。2015年春节，李霄峰拿出家藏的好酒，专门请发行界大佬们来吃饭，取经。大佬听完情况，有的说：“霄峰，你这个片先搁一阵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什么什么片，拍完以后搁了三年，现在发，成了！”还有的说，你们走节展啊，“长了一副得奖相儿”。李霄峰急了，整个项目开始了两年，拍完都快一年了，“我必须得有个交代”。
在冯睿看来，饭等于白请，好酒也是浪费，“还不如给我喝了。”但他也承认，这情况正常。“李霄峰是用最难的办法，办了一件最难的事儿。”看过样片的大发行公司直接跟李霄峰说：“我觉得你这电影不错，你下一部戏想拍什么？我愿意跟进，剧本给我看啊，行，再见。”
最后，《少女哪吒》的发行交给了上海的“鑫岳”，一家小型发行公司，老板是冯睿的朋友。冯睿找到他的时候，他说：“发行了那么多恐怖片，也该为真正的电影还还债了。”
更改了无数次发行策略，走了无数弯路后，《少女哪吒》的上映日期最终定在2015年7月11日，正处于“国产片保护月”。冯睿预见到票房很可能不佳是在上映前的两个月，但是真正感觉“要完蛋”，是在7月6日。
7月2日到19日，冯睿与李霄峰正在跑全国的院线，一家一家影院考察环境，见排片经理谈排期。7月6日，冯睿在重庆见到了7月10号的排片：《小时代》48场，从早上10点排到晚上11点，7个电影院全部如此。“我就知道完蛋了。”
冯睿说，这与他两三年前做第一部电影发行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世界。“那个时候你还能影响到影院经理的排片，那时候片源少，哪怕是暑期档也没这么多的大鲨鱼……现在是一个死结，最终话语权在影院。”
在合肥的左岸影城，李霄峰走进排片经理的办公室，亲眼见到了挂在墙上的大图表，每周、每月的票房清清楚楚写在上面，影院经理直接对票房负责，他们的收入和影院绩效也直接挂钩。“他们的压力很大，权力也很大——他愿意为你做点什么的时候，权力就会大，如果不愿意，他就是正正常常的一个影院经理。”
这家影城的排片经理告诉李霄峰，他们特别向总部申请了《少女哪吒》，一天排一场，包括周末。“我觉得我们作为电影人，应该为电影做点什么。”听见经理这么说，李霄峰差点从沙发上跳起来，“什么情况？一个排片经理跟我说他是电影人？我当时惊诧莫名，特别感动。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都不把自己当电影人，一个经理说他是电影人，把自己看成整个电影行业里的一部分，把自己的事业看成比自己高的一个东西。”
当然，李霄峰也知道，这样的人是沙里淘金，少之又少。他和冯睿都很清楚，跑院线，见经理，其实不会得到任何正式有效的承诺——哪怕得到了也没用。冯睿的目标和出发只是，让李霄峰从一个不想跟观众交流的人，变得能够将同样的话在一个晚上面对不同的观众，在不同的影院说三遍。“我觉得他在成长。他知道和观众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也会看到只有三四个人的一个场，这也是影院给的。他会明白在终端，面临的生态是怎样残酷。”
在《小时代》和《栀子花开》的夹击下，《少女哪吒》公布的排片率是百分之0.12，据冯睿说，实际排片率更低。首映那天，《哪吒》排了104场，而发出的拷贝是2012份。
李霄峰说，所有人都在告诉他，要研究市场，要尊重市场。“我不认为这是个健康的市场。把这些事儿都说透了，就是金钱可以操纵一切，可以蹂躏一切。”
《少女哪吒》的总投资超过900万，票房在100万左右，加上卖版权等收入，总共亏损20%—30%。李霄峰说，9个投资人对他的要求都是“别亏太多”——所以，还凑合。但这与冯睿“打平”的期许有差距。目前他们在操作第二轮放映，准备进大学校园，尽量让投资人“再少亏一些”。同时，李霄峰重新开始修改筹拍《哪吒》时放下的剧本，那将是一部接近类型片的犯罪电影，制片人仍是冯睿。开拍日期初步设定在2016年4月，“这取决于资金”。
顾小白和卫西谛都表示，这样的结果已算是不错。“品相很好。”卫西谛这样评价《少女哪吒》。新晋导演的处女作往往是小制作艺术片，能够做到品相好，业内有口碑，下一部的资金压力相对就会减小，“之后，也许会逐渐融入一些类型片元素，慢慢探索艺术和商业的平衡，也是常见的情况”。
《少女哪吒》讲述了两个少女的故事。在影片中，一个女孩妥协于世俗生活，另一个选择自毁，点题的话由这个十几岁的女孩说出：“这个世上只有一种活法，那就是诚实地活着。”
像当年的LIAR一样，许多看完《少女哪吒》的电影爱好者写了观后感。李霄峰收到很多邮件，有些人告诉他，被这部电影打动到落泪，也有人感到恐惧，还有人讨厌它，甚至表示仇恨。回想为这部电影经历的一切，李霄峰承认，有些时候，他会“轻微地厌恶自己”，也有些时候，“我在想，可能都是我当年骂过的，这事现在要报应在我们身上了，挺有意思的。”
在杭州的一次免费放映会上，李霄峰遇到了一名主动发言的女观众。她盯着李霄峰说：“你给我讲讲，白马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这电影，我没看懂。”李霄峰回答，你看不懂正常。女观众很生气，站起来拎着包走了。
事后很多朋友批评李霄峰处理得不好，劝他以后别这么直接，“多讲讲你创作的艰辛”。李霄峰说：“我是很真诚的，我是真的觉得没看懂特别正常，为什么一定要看懂呢？”
几天后，《少女哪吒》的一名文学策划给李霄峰发来一条微信说：“你本身就拍了一个不为世人所理解的人，不要指望别人会接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