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时开始，菅浩栋把心思都花在了电影上。他觉得这辈子就该干这个。聊到那次算命，他总结说：“老天知道你是什么命，出生的时候，你这辈子该干啥就注定了，只是你自己可能不知道。”菅浩栋自己是知道的。
四
迷上拍电影后，菅浩栋一直想知道，真正的剧组到底是怎么拍戏的。2012年，大二暑假，菅浩栋和常标坐上火车，第一次去了北京。临行前，在网上，他们看到一个影视城招聘群众演员，就忙不迭地报了名。临走时，菅浩栋问家里要了一千块钱。
影视城在北京偏僻的郊区。剧组收了每人三百块押金，就把他们带到了宿舍。和想象中不同，宿舍是低矮的临时板房，只有地铺，北京的夏天三十多度，板房里连空调都没有。十几个人住一间屋子，全是社会闲杂人员。菅浩栋觉得，像是进了传销组织。为了学电影，菅浩栋愿意吃苦，但白天拍戏时，他发现剧组也很不正规，就连盒饭也潦草得不行。待了几天，两人要求退押金，却被告知，必须做满一个月。他们意识到，可能上当了，这是个骗钱的假剧组。
趁着夜里，他们背着包，狼狈地逃了出来。身上的钱不多，维持不了太久，但没学到拍戏，菅浩栋不愿灰溜溜地回大同。焦躁地在北京逗留了几天，菅浩栋联系到一个在制片厂工作的远房亲戚，虽然多年没联系，但为了学戏，他厚起脸皮，请对方帮忙。亲戚介绍他们进了一个真剧组，任务是在片场看管枪支道具。除此之外，还有剧组的宾馆可住，标准间，有空调，菅浩栋觉得，一下子从地狱进了天堂。在片场，他一丝不苟地完成任务，借一切空闲观察着。待了二十天，该回大同了，剧组给他们每人五百块酬劳，算是回程路费。
此行菅浩栋除了见识到真剧组，还有一大体会——拍电影非常烧钱。回到大同，他已经读到大三，采矿专科班马上毕业，没过几个月，山西的大小煤矿就来招聘了。菅浩栋想接着拍电影，不想去煤矿做工人。当初他从中专升到大学，就是因为不想挖矿，折腾一圈，更不想走回头路。也在此时，他开始构思下一部电影，一部不被团委书记审查的，反映农村现实的剧情片。
可是拍电影需要钱。除了采矿，菅浩栋想不出其他赚钱办法。起初他犹豫着，迟迟不参加应聘，直到过了春天，招聘的企业越来越少，班里同学已经签了大小煤矿，家里也催得紧，菅浩栋只好妥协。他开始毕业实习，并和位于长治的潞安煤矿签了劳动合同。
2013年夏天，菅浩栋离开大同，第一次到长治。潞安煤矿盘踞在长治远郊，像一头沉默的黑色巨兽。矿井外面刻着四个大字：安全为天。菅浩栋吃饱了饭，换上黑色制服，戴上口罩、安全帽和矿灯，背上器械，坐进缆车，竖直下落，向着地下453米的黑色世界摇晃而去。
五
煤矿无处不在，似乎是菅浩栋生来就躲不过的囚笼。在菅浩栋老家河曲县，也遍布着大小煤矿。他的父亲下井二十多年，半生辛苦，却很早也要求儿子去读中专学采矿——在他们看来，生在山西的小村子，就是该吃下井挖煤的饭碗，天经地义。老家坪山村里，因为挖煤，地势已有下陷，煤挖完了，没有活儿干，村子里年轻人争相外出打工。
如父亲期待的，菅浩栋终于成了煤矿工人。但他不喜欢“工人”这个身份。临毕业前，一个学妹曾和菅浩栋有过一段恋爱，但来煤矿之后一个月，对方提出了分手，理由是父母不同意。除了工人身份，菅浩栋也在意自己的大专学历。他说，在矿上，专科生就是工人，本科生就是干部，永远不一样。
潞安煤矿在郊区王庄，交通闭塞，坐公交到市中心要一个多小时。刚来工作，有人就在网上建了个“王庄煤矿青年男女交友群”。菅浩栋被拉进群，但他从不发言。下井回来，睡醒了，室友张瑞强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拿着手机一直“摇一摇”，终于摇到了一个女朋友，直到谈婚论嫁。但菅浩栋不管这些，自顾自写剧本，跟网上朋友聊电影。他不打算在煤矿和任何女孩发生瓜葛，“我只是来赚钱的，没打算留在这，要是和人好，那不是坑人吗？”下井回来，躺在床上，他喜欢听崔健的歌，《一无所有》、《出走》、《假行僧》。其中，《假行僧》里的一句，正是他的想法：“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也不愿有人跟随”。
他的业余时间用在电影上，有时在群里聊剧本，有时是一个人去网吧，逢假期又去过一次北京，几次大同。无一例外，都是去找拍电影的朋友。他很少去市里，少有的一次，是崔健的《蓝色骨头》上映那天，菅浩栋去了市里电影院，他记得清楚，全场只有三个观众。他的一切活动几乎都围绕着电影。
在矿上，菅浩栋一周三班倒，下井的时间分别是中午12点、下午6点和午夜12点，每次要待12个小时。有时，他下井前买一点火腿肠和方便面，饿了就吃几口，越快越好，吃慢了，吃进去的煤尘就多。井下的一切是黑色的，煤尘统治世界，相隔一米，两个人只能看见头上的矿灯。下井时，菅浩栋背着几样器械，长的接近五米，短的也有两米，加在一起百十斤重，扛在肩上直打晃，像喝醉酒的人走不了直线。在井下，菅浩栋给矿壁打眼。采矿车往前推进，菅浩栋跟在后面，往墙上凿出两米深的眼，把长矛一样的铁管插进去，砸上铁网，避免矿壁坍塌。
菅浩栋第一次下井是2013年9月，从夜里12点干到第二天中午，他回到宿舍，母亲菅采连打来电话，他张开嘴，攒攒劲，努力说了一句，妈，我好累。菅采连一听就哭了。
菅浩栋连哭的力气也没有，倒头就睡。工作第一个月，有人作业时掉了手指，工作两个月，一起应聘的有人辞职走了。但菅浩栋不能走，为了攒钱，他一直坚持了15个月，经常每个月下井23天以上，在潞安煤矿，这是年轻人里少有的高出勤率。每个月收入是六千块，菅浩栋都分成两份，三千留给自己花，三千转给母亲保管。
2014年底，他攒下了四万多块钱。那个时刻终于来了。菅浩栋从煤矿请假，离开了长治。
六
在山西省河曲县坪山乡，年轻人都在往外走，菅浩栋却回来了。他给新电影取名《光盲》。电影说了村子里一个盲人的故事，他在外打工多年，回到村子时却发现乡野衰败，土地因煤矿而塌陷，自己的老宅已成危房，无所适从。
故事主角的原型叫菅广顺，六十多岁，年轻时在工地上砸伤了头，成了盲人，只好去太原学按摩，一干就是四十年。但眼盲的菅广顺却是村里少有见到了大世界的人。早年，菅浩栋还小，每到春节，总喜欢去找回家的菅广顺聊几句，从他口里，想象从未见过的远方城市。前几年，菅广顺从太原回了坪山乡。
这个故事在菅浩栋的脑子里盘旋几年了。自从去大同读书，每次回家，他见到的故乡日渐凋零，好像一切都被煤车挖走了。离家的时间越久，回家时，就越像个闯入者。菅浩栋担心，故乡终将消失，他能做的只有把一切拍下来。
剧组一共13个人，除了旧友常标等几个喜欢拍电影的朋友，还有几个编导专业的学生，听说有人自费在山村拍电影，坐上火车就赶过来了。十多个人在河曲县城汇合，坐大巴进了村。为了节约成本，菅浩栋把家里三间房子收拾出来，找出所有被子，十几个人挤在三个大炕上。剧组伙食由母亲菅采连负责，每天早晨6点不到，她就煮饭做菜，一天三顿。
2015年3月，《光盲》正式开机。第一天开拍，菅浩栋在家门口举行开机仪式。菅采连搬出结婚时的嫁妆，上了香，一边鞠躬一边祈祷，祝儿子一切顺利，梦想成真。
离开潞安煤矿，菅浩栋形如自己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囚犯”，一年多的计划付诸实施，他沉浸在紧张和兴奋里。每次试听背景音乐，刚把耳机戴上，他就手舞足蹈摇头晃脑，像进入另一个世界。拍摄之初，他举起酒杯带着整个剧组喊加油，但心里满是忐忑。开机前一夜，他根本睡不着，担心电影会因各种原因失败——菅广顺是临时演员，又是盲人，如果中途不能坚持，剧情就全黄了；剧组都是年轻人，大学生为主，热情地参与可能只是一时兴奋，第一次合作，如果中间闹了矛盾，可能分崩离析；村里条件差，如果拍摄太久，城里来的人能不能一直坚持，也令人担忧。
电影的绝大部分情节都真实存在。除了菅广顺的本色出演，其他角色都是村民临时客串。大部分村民听说要演维权的情节，摆摆手就不接话了。菅浩栋不敢把真实剧情告诉村民，拍到哪儿，临时演员就找到哪儿。电影拍到一半，因为没有合适人选，他和父母也上阵了。几个场景都是在自己家里。有人劝诫菅采连，儿子瞎折腾，最后可能是一场空。菅采连嘴上笑呵呵应付，却并不理会他们：“我儿子不赌博不吸毒，想走自己的路，怎么就是一场空了？”
无论剧情设置还是镜头、音乐的使用，菅浩栋只按自己的方式来，剧组人员常有意见，但没人能说服他。“我不是固执。导演有自己的风格，我只是严格按照我的风格来。他们说的如果有道理，我自然会听。”但在片场以外，菅浩栋尽力地照顾剧组感受。他本来不怎么喝茶，这次为了缓解剧组压力，从北京特意买了茶叶，每晚泡上，整个剧组围着喝。
拍摄原计划二十天，但实际速度快得多，只用了十天，电影就拍到了结局。和主要情节基本写实不同，菅浩栋虚构了电影的结尾——盲人生病，到城里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当他病愈再回到村口时，却发现故乡已经搬迁，整个村子不知所踪，取而代之的，只有一片黑压压的煤矿。
菅浩栋用一个长镜头注视着这片土地：菅广顺下了面包车，拄着拐杖，一个人在电影字幕里落寞地走向远方。
七
“你相信命运吗？”讲算命故事前，菅浩栋先问了我这么一句。他直视着我，等待答案。我们当时坐在公交车里，前排乘客听见这个发问，扭过头来，瞥了我们一眼。菅浩栋不理睬这些。
这时，距离他的电影杀青已经三个月。虽然积蓄所剩无几，剧组解散时，菅浩栋仍给每个人发了两百块钱，作为象征性的酬劳。随后他带着素材，先去北京待了一个月，找朋友协助做后期剪辑。他住进北京褡裢坡的一间地下室，一个月租金600块。外面春光明媚，地下室里却冷得打哆嗦。后期初步做完，剪出的片子124分钟。朋友大都觉得太长，提议剪到90分钟左右，菅浩栋拒绝了，他认为许多缓慢的长镜头是必要的，“如果是画面来回切换，那么观众只是旁观者，只有我这样的长镜头，才能有代入感。”
菅浩栋对这部电影充满期待。依循着贾樟柯的模式，他决定把《光盲》送往电影节。他一口气报了九个国内外的电影节，光报名费就花了三千多块。其中，国外的电影节有五个：威尼斯、洛迦诺、温哥华、多伦多和釜山。他觉得，自己的优势是题材独特：“我拍的是农村纪实题材，通过农村盲人的眼睛看农村的变化，这个题材，此前我知道的，只有娄烨的《推拿》。”
如果真在国外的电影节上拿了奖，他可能得出国，但他还从没有办过护照。2015年6月，半年没上班的菅浩栋回到煤矿，为出国的这个“可能”做准备。
我见到他这天是周末。菅浩栋在煤矿已经待了四五天，办护照需要的户口手续差最后一个章没盖，但因为煤矿领导不在，手续卡住了。在微信朋友圈里，菅浩栋很郁闷：“想像《天注定》里大海那般拿着猎枪也来一场暴力。”躺在宾馆床上，他刷着微博，等待一个国内电影节公布初选名单。
在菅浩栋报名的九个电影节里，最早公布名单的是中国的“First青年电影节”，官方微博上，主办方贴出的公布时间是6月14日。当天凌晨12点刚过，菅浩栋正和我说着话，突然抓起手机，看了一眼微博，随后自嘲：“还没出来。他们说是14号，我还以为过了零点就有。”放下手机他又说，因为风格不合适，评选规则也不太合理，他对国内奖项不抱希望。但第二天上午，他仍不时看着微博。过了中午，我们去吃饭，一直话多的他沉默着，不再看手机。我问他结果如何，他说，名单一个小时前就出来了，没入选。“他们侧重的确实不是我的类型，”他一边说一边习惯性地抖腿，“还是等国外的吧。”
吃完饭，我们坐上公交车，去他的宿舍收拾行李。公交车上，菅浩栋半天不说话，但一开口就跟我分析落选原因：“我的题材有批判性，反映的是农村现状，对政府不好看，所以没戏。”分析到最后，他又重复了几句对国外奖项的期待：“看看国外的吧。”
宿舍里剩下的东西不多了，菅浩栋打开锁住的衣柜，把一台相机拿出来，拆开检查一下，又装好，塞进书包。阳台上还晒着晾了很久的两件衣物，他从晾衣架摘下来，在手上拍打着。迎着阳光，衣物上落下灰尘，他在手上团几下，也塞进了书包。阳台的角落里堆着下井的工作服，全被染成黑色。旁边放着一个军用水壶，包着塑料袋，也是通体黑色。菅浩栋拿起水壶，演示了一下自己在井下喝水的动作，告诉我，喝的时候越快越好，不然，嘴里全是煤尘。
临走时，楼层的管理员阿姨特意守在楼梯口，欲言又止，等我们下了半层楼梯，才朝菅浩栋喊了一句：“真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