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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故事1我穿墙过去》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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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王琛

阿乙前年生了病,肺部有斑点,他怀疑自己是绝症,在手上写了四个字——“是又怎样”。没事时,他就盯着手背,神经质地反复看,并就此展开各种推测,像在列小说提纲。治病要吃激素,他因此胖了几圈,下巴由尖变圆。朋友调笑说,终于有点像巴尔扎克了。

看着照片里的胖脸,阿乙很惆怅:“被气筒打气,也不至于这样。很忧伤。它不是被什么别的摧毁成这样的,就是被写作,被自己和别人的一些期待。”他自己仍说不清楚,多年过去,自己是焦虑而写作,还是写作而焦虑。

几年前还没成名,阿乙有次把小说手稿打到A4纸上,带到饭局,递给了文坛里的前辈。前辈见多了文青,接过手稿,就像接一根递过来的烟。阿乙忐忑地等着评价。可饭局终了,前辈起身走开,阿乙却发现,小说手稿被留在了座位上,但并非一无所用——至少刚刚垫了热屁股。

人生像个圈儿,历史总在打转。2015年春天,作家阿乙在单向街驻店写作,接待读者。这时也来了一个文学青年,表达了一番崇敬,打开书包,也掏出一叠A4纸,毕恭毕敬递了过去说,阿乙老师,我今天带了我的一篇小说,请您指点。

像接一根烟,阿乙也接过了手稿。他一边和周遭的人搭着话,一边翻着手上订得整齐的A4纸。隔了大半个小时,才告诉面前毕恭毕敬的文青:你不如去读读博尔赫斯,或许对你的写作有帮助。

这个回答聪明又妥帖。比起当年拿自己手稿垫屁股的前辈,阿乙令每个人都很体面——成名的作家对后辈的作品提出了具体建议,足见诚恳;亟须指路的文青得到了前辈的鼓励,言辞里自己的作品也和拉美文学大师有了一点关系,令人振奋。

每回遇到文青发作品给自己求评价,阿乙都想到过往的自己——求评价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绑架对方的表扬。有一回在网上,有个文青把诗歌发给他。阿乙客气地说,不错,你可以去诗歌圈儿混了。文青觉得阿乙的回答不符合期待,愤愤地还击。

阿乙叹一口气说,你看,文青是多么脆弱。

阿乙自己也脆弱,尤其是在三十多岁还没出过一本书时。那时他参加饭局,王小山介绍到阿乙,总加一句“我这个兄弟也是写小说的”。话一说完,阿乙就害臊得脸红了——因为一桌子人都是作家,他没出过书,觉得不好意思。

每有读者表达倾慕,阿乙总是习惯地摆摆手,看起来还是腼腆。当晚的读书沙龙,他几次站起来走动,把话筒交给嘉宾,自己不愿多说——“在中国太容易出名了,连我都出名了。”

当晚书店的沙龙主题是:“如何从县城经验出发,进行写作游戏的通关”。阿乙在江西小城瑞昌县生活了很多年,直到26岁才离开家乡。那时他并不知道,一度令他憋屈的生活会被称之为“县城经验”。在县城,他还不叫阿乙——那时他的名字是艾国柱。

高考是离开瑞昌县城的第一个通关机会。这带给了艾国柱陪伴终生的神经衰弱。1994年夏天,文科生艾国柱毕业于瑞昌二中高三二班,当年班里只有四个人过了大专线,艾国柱是第三名。他自认那是半生最阳光的一段日子。去省城读公安专科学校,课程容易,只需混完三年,毕业后成为三级警司,分配回来,便会一步踏入小城上流社会,一劳永逸。

但他只得意了一年。第二年,班上复读的同学纷纷考取重点大学,不乏名校。艾国柱失落了,他觉得自己是游得太快的精子,本不该做警察。

1997年,在警校外的游戏厅游荡了三年,艾国柱毕业了,分配回瑞昌公安局,迎接他的是更大的失落——在随笔里,他称之为放逐。坐着豪华大巴经过南昌八一大桥,再换乘破旧中巴离开九江市西二路,放逐之旅愈发潮湿、灰暗,最后停在了县城瑞昌。他绕了一圈回来,但只待了两个月,便被公安局分配到洪一派出所。艾国柱第一次知道瑞昌还有这个地方。

公安局大院的车往县城西边出发,路过一个又一个油菜花地,在每一个小镇都不停留,后来翻过一座海拔超过千米的大山,两个半小时后,抵达洪一乡。

这是他眼中的流放之地——因为偏远,洪一乡被称作瑞昌的西藏。艾国柱下车,一眼看见了洪一乡的全景。乡政府所在地只有两排不足五十米的矮屋,一家理发店、一个破损的台球桌和一间由民居改建的餐馆。自己将要工作的派出所,初创时就在这家餐馆二楼。在后来的小说和随笔里,他一再描摹这里的场景,仅仅对街上的土路,他就在三篇文章里提到过三次——“没有一粒柏油”、“没有一颗柏油”、“没有一滴柏油”。

流放之地只有土街。夜晚,街上漆黑一团,艾国柱躺在床上听河水声,感到这是世界尽头。父亲要他忍着,告诉他虽然艰苦,但这在档案里是基层工作经验,利于以后仕途上的提拔。

但不可能有比村再往下的地方了,艾国柱要离开这儿。一天下午,他独自走向一座山峰,站在山顶看见远处是山,山后面还是山,天上只有鸟,地上只有吃草的牛。要在这里生儿育女生活一辈子吗?艾国柱发下毒誓,要离开这里,回县城,还要离开县城,去城市,去省会,去沿海,去直辖市,去首都,最后去纽约。他的脑子全是摩天大楼上飞机的影子。

爱情总是苦闷青年最好的庇护所。艾国柱继续对一名女同学漫长的单恋。香港回归,澳门回归,这些轰轰烈烈的国家大事与艾国柱无关,宇宙就是洪一乡派出所那么大,艾国柱躲在里面,不停地往外写情书。他想,只要对方轻勾一下手指,他就听从召唤,愿意去任何地方。但那些信件好像被告席上挣扎的辩护,响亮却一厢情愿,直到一次见面,对方彻底宣判爱情的死刑。

这场单恋此后仍在绵延,一直起伏八年。“天使的马车飞驰过一棵棵杨树,天使啊马车啊年龄啊都不见了,只有杨树立在那里。”他在书里总结。

1999年,艾国柱被调回到瑞昌县公安局办公室。工位在最小的房间,只有几平方米,白天也要开日光灯。在这里他遇到当初一起分配的警校同学周琪源,一起写材料——大都是通知、简报、通讯和领导讲话。每天下班后他都觉得“像被刮过一遍,遍体鳞伤”。

这就是传说中的上流社会了吗?好像对艾国柱而言,又是一个无望的深渊。下班后,他常和工作结识的朋友抽烟喝酒,看着他们烂醉。除了在外厮混,艾国柱还要陪领导打牌。他担心自己会老死在麻将桌上。在一篇随笔和两篇小说里,艾国柱三次写到同一次打麻将的经历: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坐在北面,主任坐在西面,副主任坐在南面,自己作为科员坐在东面,因为某人手气不好,大家起身按照顺时针方向挪动了一次位置。于是二十多岁的艾国柱坐到三十多岁的副主任座位,三十多的副主任坐到四十多岁的主任座位,四十多岁的主任退居二线,坐到了五十多岁老同志的座位。艾国柱说,他一眼,看到了自己极度无聊的永生,就在麻将桌上,牙齿掉落,一颗种子走进坟墓。

在公安局办公室待了两年多,因为材料写得好,艾国柱被瑞昌市委组织部看中,借调过去。在瑞昌,这是一次令人眼红的升迁。在小说里,艾国柱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人们看着他时就像看着一个王储,眼神里带有亲密,他也习惯在这样的注视下春风得意地走。”直到有一次,见多了年轻人的组织部老司机,带着算命先生的笃定语气说:“你四十岁或许能升到副处级。”

艾国柱又想起了公安局办公室的麻将局,觉得人生寡淡,乏味到连一个司机也能推算他的命运。

哥哥艾国光的经历也刺激了他。艾国光本在县城矿产局上班,自己悄悄学了编程,在杭州找到了工作。艾国柱也想走,但觉得身无长物,小警察的身份出门“很搞笑”,担心只能做保安。艾国光鼓励弟弟,想出去就快出去,等学了技能就老了。

靠着哥哥在杭州寄回的二手电脑,艾国柱接触了网络。正值2002年世界杯,艾国柱写了些球评发到论坛。当时正是体育杂志兴盛的年月,艾国柱的球评渐渐发到了《体坛周报》《足球报》《东方体育日报》,每个月能领到一两千块的稿费。组织部收发室的人看着汇款单,惊呆了。

艾国柱开始留意着网上招聘。因为自己长于写材料,也在网上写过球评,他理所当然地关注着媒体的信息。很快得到两次面试机会,一次是天津的《滨海时报》,另一次是南昌的《信息日报》。在乌压成群的应试者里,艾国柱因不会使用电梯而羞愧,又被十几个面试官围起来审视,两次都落败而逃。他觉得,城市是个傲慢高贵的姑娘,而自己,则是被审判的羞惭乡下佬。

这段急于出走而不得的经历如此难挨,以至于在后来的代表作《意外杀人事件》里, 艾国柱干脆就给主角之一取名艾国柱。文中的艾国柱出走红乌县未遂,被父亲耻笑,全家人恐惧于县城外的世界,睡觉时掖紧被窝——“像掖一个深渊”。小说的结尾是悲剧。一个意外的精神病人流窜到了红乌县,像上帝一样,审判了县城秩序的反叛者,艾国柱死在他的刀下。

在艾国柱的小说里,上帝常常化身为一只鸟儿,盘桓在红乌县的天空,紧盯着地面上的苍生,随时处死每一个不甘庸常的人。

现实中的艾国柱却等来了转机。在西祠胡同论坛,《郑州晚报》发布了招聘体育编辑的帖子,艾国柱投了简历和几篇球评,隔了几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直截了当告诉他,马上过去上班。

这是2002年,网络论坛方兴未艾。混BBS写评论的文字精英,不时被正在扩张的各地报业发现,随即招安,文字印成铅字,成为当时颇具荣光的传统媒体人。

艾国柱希望抓住这个机会。但父母和奶奶阻止他。他向组织部请假三天,临行前喝了酒,看着暴怒的父亲和哭喊扑打的奶奶,跳上出租车,钻进了火车站。

第二天到了郑州,面对高楼,他张开双臂,做了个电影般的仪式,他对自己说,郑州,啊,我来了。当晚,艾国柱住进报社安排的宿舍,对着窗流了一堆眼泪。他开始学做编辑。

离开瑞昌时是请假,保留着回去的余地,家人一直打电话催,要艾国柱回去上班。但《郑州晚报》又没立即签合同,艾国柱的命运就悬在了半空。每次接到家乡电话,他都大醉一场。组织部不同意停薪留职,催得越来越紧,艾国柱没有勇气做了断,一直拖延着。审判又来了,有一天他得知,自己已被取消了编制,彻底离职。

后路断了,瑞昌县回不去了,“就像有什么东西掉进深渊”。此后艾国柱不敢回家,一直等到半年后在报社转正,这年底,他的工资由瑞昌的八百块变成了郑州的两千八。

郑州是省会城市,有瑞昌县城不能比拟的精神资源。一次在网上讨论读书,朋友要艾国柱把读过的书列出来。此前自认为博学的艾国柱,列了十一本之后,再难下笔,第十二本,他写的是“读者合订本”。

朋友讥笑他,读者合订本能算是书吗?

艾国柱脸红了,这年他26岁,此前的主要阅读是《参考消息》《体坛周报》《杂文选刊》《故事会》等报纸杂志,完整读过的名著只有两本:《红与黑》和《茶花女》。这些阅读积累给了他养分,支撑着他早期的球评写作。

艾国柱开始了有计划的阅读。他扔掉了过去上瘾的东西——王小波、柏杨、李敖等。暂时不知道读什么,他找来大学生和文学编辑,搜罗别人喜欢的外国名著。在郑州,每两个星期他去一次书店。通过这种笨拙的方式,艾国柱开始积累阅读。先从加缪和卡夫卡的书读起,渐渐读到威廉·福克纳。

加缪的《局外人》给了他最初的文学震撼。“今天,妈妈死了。或许是昨天,我不知道。”这个经典开头,让他回忆起自己对待爷爷的死亡。当时,因为哭不出来,他只能靠警校学到的办法,睁大眼球长久盯着一个物体,祈求眼泪因为眼睛酸胀而流下,佯作悲痛。

艾国柱进入了小说世界。起初的写作以模仿加缪等名家为主。仿佛回到了在洪一乡写情书的时候。在郑州的出租房里,一个晚上,他熬夜就能写几千字的小说。这些练笔阶段的小说,起初放在博客上,后来被他贴在文学论坛里。网络论坛里已经形成了小圈子,党同伐异,想得到赞美,往往要付出夸奖糟糕作品的义务。几次不愉快后,艾国柱因此对混圈子有些忌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