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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第三章 天下的对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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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听话的下属】

  一切正如海瑞预料的那样,皇帝震怒,满朝轰动,关入监牢,等待处斩。但让他感到纳闷的是,自己的情节应属于极其恶劣,罪大恶极,斩立决都嫌慢的那一类,可左等右等,挂在头上的那把刀却迟迟不落下来。

  因为皇帝还不打算杀他,在听完黄锦的话后,他愣了一下,捡起了那份奏疏,看了第二遍。

  嘉靖不是个笨人,他知道,一个人既然已买了棺材,自然是有备而来,而在对这份奏疏的再次审视中,他看到了攻击、斥责之外的东西——忠诚、尽责和正直。

  于是他发出了自己的感叹:

  “这个人大概算是比干吧,可惜我不是纣王。”

  能讲出这种水平的话,说他是昏君,那也实在太不靠谱了。

  海瑞就这样被关了起来,既不是有期,也不是无期,既不杀,也不放,连个说法都没有,他自己倒是很自在,每天照吃照睡,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看起来命是保住了,实际上没有。

  你要明白,嘉靖同志可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就算他懂得道理,知道好歹,你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似乎也有点太过了,一个千里之外的杨慎他都能记几十年,何况是眼皮底下的海瑞?

  终于有一天,他又想起了这件事,便发火了,火得受不了,就开始骂,骂了不解恨,就决定杀。

  眼看海瑞就要上法场,第二个保他的人出现了——徐阶。

  徐阶与严嵩有很多不同,其中之一就是别人倒霉,严嵩会上去踩两脚,而徐阶会扶他起来。

  徐大人实在是个好人,不收钱也办事,他认定海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便决定拉他一把。

  但是这事很难办,因为嘉靖这号人,平时从不喊打喊杀,但一旦决定干掉谁,大象都拉不回来,之前也曾有人上书劝他放人,结果被狠打了一顿,差点没咽气。

  但徐阶再次用行动证明,嘉靖这辈子的能耐算是到头了,因为这位内阁首辅只用了一段对话,就把海瑞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皇上你上了海瑞的当了!”

  嘉靖带着疑惑的神情,目不转睛地看着发出惊呼的徐阶。

  “我听说海瑞在上书之前,已经买好了棺材,他明知会触怒皇上,还敢如此大逆不道,用心何其歹毒!”

  歹毒在什么地方呢,听徐老师继续忽悠:

  “此人的目的十分明确,只求激怒陛下,然后以死求名而已,皇上你如果杀了他,就会正中他的圈套!”

  嘉靖一边全神贯注地听,一边连连点头,是的,无比英明的皇帝陛下,怎么能受一个小小六品主事的骗呢?就算上当,也得找个有档次的高级干部嘛——比如徐阶同志。

  就这样,海瑞的命保住了,他继续在监狱住了下来,对他而言,蹲牢房也算不上是啥坏事,反正家里和牢里伙食差不多,还能省点饭钱。

  事实上,在徐阶看来,海主事闹出的这点麻烦实在是小儿科,他现在急于解决的,是另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

  在严嵩当权那几年,内阁里只有徐阶给他跑腿,后来徐阶当权,就找来自己的门生袁炜入阁跑腿,可是这位袁先生似乎不打算当狗腿子,压根没把老师放在眼里,时不时还要和徐阶吵一架。徐大人当然不会生气,但自然免不了给袁炜穿穿小鞋,偏偏这位袁先生心理承受能力不强,郁闷之下竟然病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告病回了家。

  不听话的走了,就找两个听话的来,这两个人,一个叫严讷,一个叫李春芳。

  严讷兄就不多说了,他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入阁,只干了八个月就病倒了,回了老家,内阁中只剩下了李春芳。

  这位李春芳同志,那就不能不说了,他的为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

  厚道、太厚道了。

  在几百年后看来,作为嘉靖二十六年的状元,李春芳是不幸的,因为与同科同学相比,他的名声成就实在有限,别说张居正,连杨继盛、王世贞他也望尘莫及。但在当时,这位仁兄的进步还是很快的,当张居正还是个从五品翰林院学士的时候,他已经是正二品礼部尚书了。

  他能升得这么快,只是因为两点:一、擅长写青词。二、老实。

  自入朝以来,外面斗得你死我活,他却不闻不问,每天关在家里写青词,遇到严嵩就鞠躬,碰见徐阶也敬礼,算是个老好人。

  所以徐阶挑中了他,让他进内阁打下手。

  事情到了这里,可以说是圆满解决了,但接下来,徐阶却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正是这个判断,给他种下了致命的祸根。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三月,经内阁首辅徐阶力荐,皇帝批准,礼部尚书高拱入阁,任文渊阁大学士,与其同时入阁的还有吏部尚书郭朴。

  在这个任命的背后,是一个精得不能再精的打算。

  高拱不喜欢徐阶,徐阶知道。

  自打嘉靖二十年(1541)高拱以高分考入朝廷,他就明确了这样一个认识——要当,就当最大的官,要做,就做最大的事。

  高翰林就这样踌躇满志地迈进了帝国的官场,准备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位置,然而现实对他说——一边凉快去。

  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里,翰林院新人,七品编修高拱唯一的工作是整理文件,以及旁观。

  他看到了郭勋在监牢里被人整死,看到了夏言被拉出去斩首,看到了严嵩的跋扈,徐阶的隐忍,他很聪明,他知道如果现在去凑这个热闹,那就是找死。

  直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他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在这一年,他成为了裕王府的讲官。

  对于寂寂无名,丢进人堆就没影的高翰林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高拱牢牢地抓住了它。

  自从嘉靖二十八年(1549)太子去世以后,嘉靖就没有立过接班人,不但不立,口风还非常之紧,对剩下的两个儿子裕王、景王若即若离,时远时近。

  这件事干得相当缺德,特别是对裕王而言。按年龄,他早生一个月,所以太子应该非他莫属,但嘉靖同志偏偏坚信“二龙不相见”理论,皇帝是老龙,太子就是青年龙,为了老子封建迷信的需要,儿子你就再委屈个几十年吧。

  不立太子也就罢了,可让裕王想不通的是,按照规定,自己的弟弟早该滚出京城去他的封地了,可这位仁兄仗着没有太子,死赖着就是不走,肚子里打什么算盘地球人都知道。

  于是一时之间群魔乱舞,风雨欲来,景王同志还经常搞点小动作,整得裕王不得安生,唯恐到嘴的鸭子又飞了,整日提心吊胆,活在恐惧之中。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高拱来到了他的身边,在之后的日子里,这位讲官除了耐心教授知识之外,还经常开导裕王,保护他不受侵扰,日夜不离,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高拱不求升官,也不图发财,像哄小孩一样地哄着这位软弱的王爷,并用自己的行动对他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面包会有的,烧饼会有的,皇位也会有的,就算什么都没有,也还有我。

  所以在那些年,虽然外面腥风血雨,裕王这里却是风平浪静,安然无恙,有高门卫守着,无论严嵩、徐阶还是景王,一个也进不来,比门神好用得多。

  裕王很感激高拱。

  关于这一点,严嵩清楚,徐阶也清楚。

  于是高拱就成了抢手货,双方都想把他拉到自己这边,严嵩当政的时候,高拱从一个讲官被提拔为太常寺卿(三品)兼国子监祭酒,成为了高级官员。

  高拱没有推辞,他慨然就任,却不去严嵩家拜码头:朝廷给我的官嘛,与你严嵩何干?

  等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退休了,徐阶当政,高拱再次升官,成为了礼部副部长,没过多久他再进一步,任正部级礼部尚书。

  傻子也知道,这都是徐阶提拔的结果,然而高拱却依然故我,官照做,门不进,对徐大人的一片苦心全然无视。

  说句实诚话,徐阶对高拱是相当不错的,还曾经救过他一次:原先高拱曾经当过会试的主考官,不知是那根神经出了岔子,出了个惹事的题目,激怒了嘉靖。皇帝大人本打算打发他回家种地,好在徐阶出面,帮高拱说了很多好话,这才把事情解决。

  现在徐阶又一次提拔了高拱,把他抬进了内阁,然而高拱的反应却大大地出乎了徐阶的意料。

  他非但不感激徐阶,还跟徐阶捣乱,自打他进内阁的那天起,就没消停过。而闹得最大的,无疑是值班员事件。

  当时的内阁有自己的办公楼,按规定内阁成员应该在该处办公,但问题是,嘉靖同志并不住在寝宫,总是呆在西苑。当大臣的,第一要务就要把握皇帝的心思,对这么个难伺候的主,要是不时时刻刻跟着,没准明天就被人给灭了。所以但凡内阁大臣,都不去内阁,总是呆在西苑的值班房,坐下就不走。

  终于有一天,嘉靖没事散步的时候去了值班房,一看内阁的人全在,本来还挺高兴,结果一盘算,人都在这呆着,内阁出了事情谁管?

  嘉靖不高兴了,他当即下令,你们住这可以,但要每天派一个人去内阁值班,派谁我不管,总之那边要人盯着。

  于是内阁的大臣们开始商量谁去,当然了,谁都不想去,等了很久也没有人自动请缨,于是徐阶发话了:

  “我是首辅,责任重大,不能离开陛下,我不能去。”

  话音还没落,高拱就发言了:

  “没错,您的资历老,应该陪着皇上,我和李春芳、郭朴都刚入阁不久,值班的事情您就交给我们就是了。”

  徐阶当时就发火了。

  从字面上看,高拱的话似乎没错,还很得体,但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徐阶自然明白这位下属的真正意思,估计高拱先生说话时候的语气也有点阴阳怪气,所以二十多年不动声色的徐首辅也生气了:严嵩老子都解决了,你小子算怎么回事?

  虽然发火,但是涵养还是有的,徐阶同志涨红了脸,一言不发,扬长而去。

  看起来,高拱似乎有点不识好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但凡混朝廷的人,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不欠人情,欠了要还。

  这才是高拱与徐阶两个人的根本矛盾所在,徐大人认为高拱欠了他的人情,高拱认为没有。

  徐阶不是开慈善机构的,他之所以提拔高拱,自然是看中了他的裕王背景,虽说自己现在大权在握,但毕竟总有下岗的一天,要是现在不搞好关系,到时高拱上台,想混个夕阳无限好自然死亡就难了。

  可惜高拱也很清楚这一点,要知道,在斗争激烈的嘉靖年间生存下来,官还越做越大,绝不是等闲之辈能做到的,他早就看透了徐阶的算盘。

  按照皇帝现在的身体,估计熬个几年就能升天了,到时候裕王必定登基,我高拱自然就是朝廷的首辅,连你徐阶都要老老实实听我的话,哪要你做顺水人情?

  加上高拱此人身负奇才,性格高傲,当年不买严嵩的帐,现在的徐阶当然也不放在眼里。

  精明了一辈子的徐阶终于糊涂了一回,他没想到提拔高拱不但没能拉拢他,反而使矛盾提前激化,一场新的斗争已迫在眉睫。

  更为麻烦的是,徐首辅在摸底的时候看走了眼,与高拱同期入阁的郭朴也不地道,他不但是高拱的同乡,而且在私底下早就结成了政治同盟,两人同气连枝,开始跟徐阶作对,而李春芳一向都是老好人,见谁都笑嘻嘻的,即使徐阶被人当街砍死,估计他连眼都不会眨一下。

  在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徐阶曾两次用错了人,正是这两个错误的任命,让他差点死无葬身之地。这是第一次。

  当然,现在还不是收场的时候,对于高拱和徐阶来说,这场戏才刚刚开始。

  丰富的政治经验及时提醒了徐阶,他终于发现高拱并不是一个能够随意操控的人,而此人入阁的唯一目的,就是取自己而代之。

  虽然走错了一步,在内阁中成为了少数派,但不要紧,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只要再拉一个人进来,就能再次战胜对手。

  【天才,就是天才】

  当何心隐帮助徐阶除掉严嵩,在京城晃悠了大半年,飘然离京之时,曾对人说过这样一番话:

  “天下之能士尽在京城,而在我看来,能兴我学者并非华亭,亡我学者也非分宜,兴亡只在江陵。”

  这是一句不太好懂却又很关键的话,必须要逐字解释:

  所谓我学,就是指王学,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描述王学的生死存亡与三个人的关系。而这三个人,分别是“华亭”、“分宜”与“江陵”。

  能兴起王学的,不是“华亭”,能灭亡王学的,不是“分宜”,只有“江陵”,才能决定王学的命运。

  在明清乃至民国的官场中,经常会用籍贯来代称某人,比如袁世凯被称为袁项城(河南项城),黎元洪被称为黎黄陂(湖北黄陂)。套用这个规矩,此段话大意如下:

  兴我王学者,不是徐阶,亡我王学者,不是严嵩,兴亡之所定者,只在张居正!

  何心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张居正的职务是从五品翰林院侍讲学士。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最优秀的内阁首辅。

  请注意,在这两个称呼的后面,没有之一。

  嘉靖四年(1525),湖广荆州府江陵县的穷秀才张文明,终于在焦急中等来了儿子的啼哭。

  作为一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儿子的诞生给张文明带来了极大的喜悦,而在商议取名字的时候,平日不怎么说话的祖父张诚却突然开口,说出了自己不久之前的一个梦:

  “几天之前,我曾梦见一只白龟,就以此为名吧。”

  于是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张白圭(龟)。

  虽说在今天,说人是乌龟一般都会引来类似斗殴之类的体育活动,但在当年,乌龟那可是吉利的玩意,特别是白龟,绝对是稀有品种,胡宗宪总督就是凭着白鹿和白乌龟才获得了皇帝的宠信,所以这名也还不错。

  此时的张白圭,就是后来的张居正,但关于他的籍贯,却必须再提一下,因为用现在的话说,张家是个外来户,他们真正的出处,是凤阳。

  两百年前,当朱元璋率军在老家征战的时候,一个叫张关保的老乡加入了他的队伍,虽然这位仁兄能力有限,没有干出什么丰功伟绩,但毕竟混了个脸熟,起义成功后被封为千户,去了湖广。

  这是一个相当诡异的巧合,所以也有很多讲风水的人认为,这还是朱重八太过生猛,死前就埋下了伏笔,二百年后让这个人的后代拯救明朝于水火之中,这种说法似乎不太靠谱,而事实的确如此。

  当然,和朱重八的父亲朱五四比起来,张文明的生活要强得多,起码不愁吃穿,有份正经工作,但要总拿穷人朱五四开涮,也实在没啥意思,毕竟和他的同龄人比起来,张文明这一辈子算是相当的失败,他虽然发奋读书,二十岁就考中了秀才,此后却不太走运,连续考了七次举人都没有中,二十多年过去了,还是个秀才。

  父亲实现不了的梦想,只能寄托在子女身上,据说张白圭才几个月,张文明就拿着唐诗在他面前读,虽说他也没指望这孩子能突然停止吃奶,念出一条“锄禾日当午”之类的名句来,但奇迹还是发生了。

  不知是不是唐诗教育起了作用,张白圭一岁多就会说话了,应该说比爱因斯坦要强得多,邻居们就此称其为神童。

  一晃张神童就五岁了,进了私塾,而他在读书方面的天赋也显现了出来,过目不忘,下笔成文,过了几年,先生叫来了他的父亲,郑重地对他说:

  “这孩子我教不了了,你带他去考试吧。”

  所谓考试,是考县学,也就是所谓的考秀才,张文明领着儿子随即去了考场,那一年,张白圭十二岁。

  张白圭的运气很好,那一年的秀才考官是荆州知府李士翱,这位兄弟是个比较正直爱才的人,看到张白圭的卷子后,大为赞赏,当即不顾众人反对,把这个才十二岁的孩子排到了第一。

  这是个比较轰动的事情,整个荆州都议论纷纷,可李士翱却只是反复翻阅着张白圭的答卷,感叹着同一个词:

  “国器!国器!”

  他约见了张文明和他的儿子张白圭,在几番交谈和极度称赞之后,李知府有了这样一个念头:

  在他看来,乌龟虽然吉利,但对于眼前的这位神童而言,顶着乌龟的名字过一辈子似乎也不太妥当,于是他对张文明说道:

  “你的儿子前途不可限量,但白圭之名似不大妥当,我看就改名叫居正吧。”

  此后,他的名字便叫做张居正。

  秀才考上了,下一步自然就是举人了,和考进士不同,举人不是隔年就能去的,按照规定,您得在学校再熬个两三年,过了资格考试才能考,但那是一般性规定,张秀才不是一般人,所以他第二年就去了。

  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正是这次破格的考试中,张居正遇上了那个影响他一生的人。

  在考试开始之前,考官照例要向领导介绍一下这一科的考生情况,于是湖广第一号人物顾璘得知,有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也来考试了。

  六十五年前,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曾应考举人并一举中第,他就是闹腾三朝,权倾天下的杨廷和,所以对于这位后来者,顾璘不敢怠慢,他决定亲自去见此人一面。

  两人见面之后的情节就比较俗套了,顾巡抚先看相貌,要知道,张居正同志是明代著名的帅哥,后来做了首辅,跟李太后还经常扯不清,道不明,传得风言风语,年轻的时候自然也差不到哪去。这是面试关,满意通过。

  然后就是考文化了,据说顾巡抚问了张居正几个问题,还出了几个对联,张居正对答如流,眼睛都不眨一下。顾璘十分惊讶,赞赏有加。

  两人越说越高兴,越说越投机,于是在这次谈话的结束阶段,巡抚大人估计是过于兴奋了,一边说话,一边作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解腰带。

  当然,顾巡抚绝对没有耍流氓的意思,他的那条腰带也比今天的皮带贵得多——犀带。

  在将腰带交给张居正的时候,顾璘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将来是要系玉带的,我的这一条配不上你,只能暂时委屈你了。”

  事实上,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裤腰带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具寓意的场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预言。

  在明代,衣服是不能随便穿的,多大的官系多高级的裤腰带,那也是有规定的,乱系是要杀头的。而像顾璘这样的高级官员,系一条犀带招摇过市已经算很牛了。

  但他认为,眼前的这个少年可以系玉带,而玉带,只属于一品官员。

  懵懵懂懂的张居正接过了这份珍贵的礼物,他看着顾璘的肚子,随即作出了一个准确的判断——自己多了一条用不了的腰带。

  张秀才捧着腰带回去备考了,顾璘也收起了原先满面欣赏的表情,跑去找到了主考官,下了这样一道命令:

  “这科无论张居正答卷如何,都绝不能让他中第!”

  这是一个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顾巡抚翻脸的速度似乎也太快了点,但巡抚的命令自然是要听的,于是张秀才费尽心机写出的一张答卷成了废纸,打破杨廷和先生纪录的机会也就此失去。

  郁闷到了极点的张居正回到了家乡,开始苦读诗书,准备三年后的那次考试,蒙在鼓里的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多年以后,张居正再次遇见顾璘时,才终于得知原来罪魁祸首正是这位巡抚大人,但他没有丝毫的埋怨,反而感动得痛哭流涕。

  顾璘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曾亲眼见过无数像张居正这样的年轻人,身负绝学才华横溢,却因为年少成名而得意忘形,最终成为了一个四处游荡以风流才子自居的平庸官僚。所以当他看见张居正的时候,便决定不让这一悲剧再次上演。

  只有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够走得更远,张居正,你的未来很远大。

  嘉靖十九年(1540),带着不甘与期望,张居正再次进入了考场,这一次他考中了举人。

  正如顾璘所料,张居正还是太年轻了,十六岁的他在一片赞赏声中开始迷失,认定自己中进士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书也不读了,开始搞起了兴趣小组之类的玩意,每天和一群所谓名士文人聚会,吃吃喝喝吟诗作对,转眼到了第二年,张才子两手一摊——不考了。

  反正考上进士易如反掌,那还不如在家多玩几年,这大致就是少年张居正的想法。

  玩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不干正事,每天只玩就比较无聊了,就在张居正逐渐厌倦这种所谓的“幸福”时,真正的痛苦降临了。

  在这次痛苦的经历中,张居正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确立了第一个志向,也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敌人。

  事情是这样的,虽然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只是一个穷秀才,但他的祖父张镇却是有体面工作的,具体说来,他是辽王府的护卫。

  荆州这个地方虽然不大,却正好住着一位王爷——辽王,说起这个爵位,那可是有年头了,当初朱重八革命成功后分封儿子,其中一个去了辽东,被称为辽王,到了他的儿子朱老四二次革命成功,觉得自己的诸多兄弟在周围碍眼,便把北京附近的王爷统统赶到了南方。

  辽王就这样收拾行李去了荆州。

  根据明代规定,只要家里不死绝,王位就一直有,于是爷爷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铁打的爵位,流水的孙子,两百年后,这位孙子的名字叫做朱宪火节。

  这里顺便说一句,有明一代,出现过许多怪字奇字,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要说新华字典、康熙字典,火星字典里都找不到,原因很简单,这些字压根就不存在。

  说到底,这还要怪朱重八,这位仁兄实在太过劳模,连子孙的名字都搞了一套规范,具体如下:自他以后,所有的儿子孙子名字中的第三个字的偏旁必须为金木水火土,依次排列,另一半是啥可以自便。

  可是以金木水火土为偏旁的字实在有限,根本满足不了大家的需要,什么“照”、“棣”、“基”之类的现成字要先保证皇帝那一家子,取重名又是个大忌讳,于是每一代各地藩王为取名字都是绞尽脑汁,抓破头皮,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自己造字,确定偏旁后,在右边随便安个字就算凑合了。

  这是一个极为害人的规定,其中一个受害者就是我,每次看到那些鬼字就头疼,什么输入法都打不出来,只能也照样拼一个。

  而这位辽王朱宪火节(为省事,以下称辽王)除了名字让人难受外,为人也不咋地,自打他继承辽王爵位后,就把仇恨的眼光投向了张居正。

  这说起来是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张居正从来没有见过辽王,而他的祖父,所谓的王府护卫张镇,其实也就是个门卫,门卫家的孩子怎么会惹上辽王呢?

  归根结底,这还要怪辽王他妈,这位辽王兄年纪与张居正相仿,同期吃奶同期入学,所以每次当张居正写诗作文轰动全境的时候,辽王他妈总要说上这么一句:

  “你看人家张白圭多有出息,你再看你……”

  被念叨了十多年,不仇恨一下那才有鬼。

  但恨归恨,长大后的辽王发现,他还真不能把张居正怎么样。

  在很多电视剧里,王爷都是超级牛人,想干啥就干啥,抢个民女,鱼肉下百姓,那都是家常便饭。但在明代,这大致就是做梦了。

  自从朱棣造反成功后,藩王就成了朝廷防备的重点对象,不但收回了所有兵权,连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有地方政府严密监视控制,比如辽王,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荆州府,如果未经允许擅自外出,就有掉脑袋的危险。

  说到底,这也就是个高级囚犯,想整张居正,谈何容易?

  但仇恨的力量是强大的,当张居正洋洋得意,招摇过市的消息传到辽王耳朵里时,一个恶毒的计划形成了。

  不久之后的一天夜里,护卫张镇被莫名其妙地叫进王府,然后又被莫名其妙地放了出来。中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实在无法考证,但结果十分清楚——回家不久就死去了。

  这是一个疑点重重的死亡事件,种种迹象表明,张镇的死和辽王有着很大的关系,对此,张文明和张居正自然也清楚,但问题在于,他们能怎样呢?

  虽说藩王不受朝廷待见,但人家毕竟也姓朱,是皇亲国戚,别说你张神童、张秀才、张举人,哪怕你成了张进士,张尚书,你还能整治王爷不成?

  这就是辽王的如意算盘,我整死了你爷爷,你也只能干瞪眼,虽说手中无兵无权,但普天之下,能治我的只有皇帝,你能奈我何?

  张居正亲眼目睹了爷爷的悲惨离世,却只能号啕大哭悲痛欲绝,也就在此时,年轻的他第一次看到了一样东西——特权。

  所谓特权,就是当你在家酒足饭饱准备洗脚睡觉的时候,有人闯进来,拿走你的全部财产,放火烧了你的房子,把洗脚水泼在你的头上,然后告诉你,这是他的权力。

  这就是特权,在特权的面前,张居正才终于感觉到,他之前所得到的鲜花与赞扬是如此的毫无用处,那些游山玩水附庸风雅的所谓名士,除了吟诵几首春花秋月外,屁用都没有。

  荆州知府也好,湖广巡抚也罢,在辽王的面前,也就是一堆摆设,拥有特权的人,可以践踏一切道德规范,藐视所有的法律法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弱者,只能任人宰割。

  辽王不会想到,他的这次示威举动,却彻底地改变了张居正的一生,并把这个年轻人从睡梦中惊醒。正是在这次事件中,张居正明白了特权的可怕与威势,他厌恶这种力量,却也向往它。

  站在祖父的坟前,陷入沉思的张居正终于找到了唯一能够战胜辽王,战胜特权的方法——更大的特权。

  我会回来的,总有一天,我会回来向你讨要所有的一切,让你承受比我更大的痛苦。

  向金碧辉煌的辽王府投去了最后一瞥,紧握拳头的张居正踏上了赴京赶考的路,此时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张居正二十岁。

  不管情绪上有多大变化,但对于自己的天赋,张举人还是很有信心的,他相信自己能够中第,然而现实再次给他上了一课——名落孙山。

  这是一个张居正无法接受却不能不接受的事实,他的所有骄傲与虚荣都已彻底失去,只能狼狈地回到家乡,苦读不辍,等待下次机会。

  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再次赴京赶考,此时他的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考中就好,考中就好。

  赵丽蓉大妈曾经说过:狂没有好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张居正不狂了,于是就中了,而且名次还不低,是二甲前几名,考试之后便被选为庶吉士,进入了翰林院庶吉士培训班。

  庶吉士培训班每三年开一次,并不稀奇,但嘉靖二十六年的这个班,却实在是个猛班,班主任是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徐阶,学员中除了张居正外,还有后来的内阁成员李春芳、殷士儋等一干猛人,可谓是豪华阵容。

  正是在这个培训班里,张居正第一次认识了徐阶,虽然此时的徐阶已看准了张居正,并打算把他拉到自己门下,但对于这位似乎过于热情的班主任,张居正却保持了相当的警惕,除了日常来往外,并无私交。

  十分滑稽的是,张居正虽对徐阶不感冒,却比较喜欢严嵩,在当时的他看来,严大人六十高龄还奋战在第一线,且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实在让人佩服得紧。

  所以在此后的两年中,纵使夏言被杀,可怜的班主任徐阶被恶整,他也从未发出一言一语,表示同情。恰恰相反,他倒是写了不少赞扬严嵩的文章,每逢生日还要搞点贺词送上去。

  对此,徐阶也无可奈何,但他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年轻人能够体谅到他的一片苦心。

  上天没有让他等得太久,嘉靖二十九年(1550),张居正与严嵩决裂。

  在这一年,“庚戍之变”爆发了,张居正眼看着蒙古兵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放火又抢劫。严大人吃了又睡,睡了又吃,就是不办事。

  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张居正愤怒了,对严嵩的幻想也随着城外的大火化为灰烬,他终于转向了徐阶。

  此时徐阶的职务是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已经成为了朝廷的高级官员,在张居正看来,他是可以和严嵩干一仗的,可几次进言,这位徐大人却只是笑而不言,对严嵩也百般依从,毫无反抗的行动。

  难道你竟如此怯弱吗?张居正没有想到,自己寄以重望的老师,竟然是个和稀泥的货色,只顾权势地位,不敢挺身而出。当然了,愤怒归愤怒,张居正自己也没有站出来,毕竟他此时只是一个七品翰林院编修,况且他也没有杨继盛那样的胆子。

  严嵩日复一日地乱来,徐阶日复一日地退让,张居正日复一日地郁闷,终于有一天,他无法忍受了,便作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请病假。

  在临走的时候,他给徐老师留下了一封信,痛斥了对方的和稀泥行径,其中有这样一段极为醒目的话:

  〖古之匹夫尚有高论于天子之前者,今之宰相,竟不敢出一言,何则?!〗

  从字面上理解,大致意思是:徐阶老师,你还不如匹夫!

  看到信的徐阶却仍只是笑了笑:

  小子,你还太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