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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第十五章 兵不厌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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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需谈判,干掉就好】

  对李如松而言,万历二十年(1592)实在是个多事的年份。刚刚解决完宁夏这摊子事,就接到了宋应昌的通知,于是提督陕西就变成了提督辽东,凳子还没坐热,就掉头奔日本人去了。

  其实说起来,李如松并不是故意耍大牌,一定要宋部长等,之所以拖了几个月,是因为他也要等。

  事实上,所谓辽东铁骑,并非李如松一人指挥,而是分由八人统领,参与宁夏平乱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而这一次,李如松并没有匆忙出发,在仔细思虑之后,他决定召集所有的人。战争的直觉告诉他,在朝鲜等待着他的,将是更为强大的敌人。

  作为大明最为精锐的骑兵部队,辽东铁骑的人数并不多,加起来不过万人,分别由李成梁旧部、家将、儿子们统管,除了李如松有三千人外,他的弟弟李如梅、李如桢、李如梧以及心腹家丁祖承训、查大受等都只有一千余人,所谓浓缩的才是精华,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而除了等这帮嫡系外,他还要等几支杂牌军。

  奉宋应昌命令,归李如松指挥的,包括全国各地的军队,自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起,蓟州、保定、山东、浙江、山西、南直隶各军纷纷受命,向着同一个方向集结。

  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各路部队辽东会师,援朝军队组建完成,总兵力四万余人,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提督。

  部队分为三军,中军指挥官为副总兵杨元,左军指挥官为副总兵李如柏,右军指挥官为副总兵张世爵,所到将领各司其职。

  简单说起来,大致是这么个关系,宋应昌是老大,代表朝廷管事,李如松是老二,掌握军队指挥具体战斗,杨元,李如柏,张世爵是中层干部,其余都是干活的。

  细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安排别有奥妙,李如柏是李如松的弟弟,自然是嫡系,杨元原任都督佥事,却是宋应昌的人,张世爵虽也是李如松的手下,却算不上铁杆。

  左中右三军统帅,实际上也是左中右三派,既要给李如松自由让他打仗,又要他听话不闹事,费劲心思搞平衡,宋部长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但实际操作起来,宋部长才发现,全然不是那回事。

  按明代的说法,李如松是军事主官,宋应昌是朝廷特派员,根据规定,李如松见宋应昌时,必须整装进见,并主动行礼,但李如松性情不改,偏不干,第一次见宋应昌时故意穿了件便服,还主动坐到宋部长的旁边,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

  宋应昌自然不高兴,但局势比人强,谁让人家会打仗呢,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对领导都这个态度,下面的那些将领就更不用说了,呼来喝去那是家常便饭,且对人总是爱理不理,连他爹的老部下查大受找他聊天,也是有一句没一句,极其傲慢。

  但他的傲慢终将收敛——在某个人的面前。

  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如以往一样,在军营里骂骂咧咧的李如松,等来了最后一支报到的队伍。

  这支部队之所以到得最晚,是因为他们的驻地离辽东最远。但像李如松这种人,没事也闹三分,只有别人等他,敢让他老人家等的,那就是活得不耐烦了,按照以往惯例,迎接这支迟到队伍领兵官的,必定是李如松如疾风骤雨般的口水和呵斥。有丰富被骂经验的诸位手下都屏息静气,准备看一场好戏。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好戏并没有上演,充满找茬欲望,一脸兴奋的李如松竟然转性了,不但没有发火,还让人收拾大营,准备迎接,看得属下们目瞪口呆。

  这一切的变化,从他听到那位领兵官名字的一刻开始——吴惟忠。

  吴惟忠,号云峰,浙江金华义乌人,时任浙江游击将军。

  这个名字并不起眼,这份履历也不辉煌,但只要看看他的籍贯,再翻翻他的档案,你就能明白,这个面子,李如松是不能不给的。

  简单说来,二十多年前,李如松尚在四处游荡之际,这位仁兄就在浙江义乌参军打倭寇了,而招他入伍的人,就是戚继光。

  李如松不是不讲礼貌,而是只对他看得起的人讲礼貌,戚继光自然是其中之一,更何况他爹李成梁和戚继光的关系很好,对这位偶像级的人物,李如松一向是奉若神明。

  作为戚继光的部将,吴惟忠有极为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他大半辈子都在打日本人,应该算是灭倭专家,对这种专业型人才,李如松自然要捧。

  而更重要的是,吴惟忠还带来了四千名特殊的步兵——戚家军。

  虽然戚继光不在了,第一代戚家军要么退了休,要么升了官(比如吴惟忠),但他的练兵方法却作为光荣传统流传下来,一代传一代,大致类似于今天的“钢刀连”、“英雄团”。

  这四千人就是戚继光训练法的产物,时代不同了,练法还一样,摸爬滚打,吃尽了苦受尽了累,练完后就拉出去搞社会实践——打倭寇。

  虽说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已不存在,但毕竟当时日本太乱,国内工作不好找,所以时不时总有一群穷哥们跑过来抢一把,而戚家军的练兵对象也就是这批人。

  于是在经历了长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锻炼后,作为大明帝国最精锐的军队,打了十几年倭寇的戚家军(二代),将前往朝鲜,经历一场他们先辈曾苦苦追寻的战争,因为在那里,他们的敌人,正是倭寇的最终来源。

  和吴惟忠一起来的,还有另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骆尚志。

  骆尚志,号云谷,浙江绍兴余姚人,时任神机营参将,这人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猛,两个字就是很猛。据说他臂力惊人,能举千斤(这要在今天,就去参加奥运会了),号称“骆千斤”。

  虽说夸张了点,但骆尚志确实相当厉害,他不但有力气,且武艺高强,擅长剑术,一个打七八个不成问题,而不久之后,他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人物。

  除了精兵强将外,这批戚家军的服装也相当有特点,据朝鲜史料记载,他们统一穿着红色外装,且身上携带多种兵器(鸳鸯阵必备装备),放眼望去十分显眼。这也是个怪事,打仗的时候,显眼实在不是个好事,比如曹操同志,割须断袍,表现如此低调,这才保了一条命。

  但之后的战争过程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深刻原理:低调,是属于弱者的专利,战场上的强者,从来都不需要掩饰。

  至此,大明帝国的两大主力已集结完毕,最优秀的将领也已到齐,一切都已齐备,摊牌的时候,到了。

  但在出发的前一刻,一个人却突然闯入了李如松的军营,告诉他不用大动干戈,仅凭自己只言片语,就能逼退倭兵。

  这个人就是沈惟敬。

  虽然宋应昌严辞警告过他,也明确告诉了他谈判的条件,这位大混混却像是混出了感觉,不但不回家,却开始变本加厉,频繁奔走于日本与朝鲜之间,来回搞外交(也就是忽悠)。

  当他听说李如松准备出兵时,便匆忙赶来,担心这位仁兄一开战,会坏了自己的“和平大业”,所以一见到李司令员,便拿出了当初忽悠朝鲜国王的本领,描述和平的美妙前景,劝说李如松同意日方的条件。在他看来,这是有可能的。

  他唾沫横飞地讲了半天,李如松也不答话,聚精会神地听他讲,等他不言语了,就问他:说完了没有。

  沈惟敬答道:说完了。

  说完了就好,李如松一拍桌子,大喝一声:

  抓起来,拉出去砍了!

  沈惟敬懵了,他并不知道,李如松对于所谓和平使者,只有一个态度——拿板砖拍死他。

  老子手里有兵,杀掉他们就好,谈判?笑话!

  眼看沈大忽悠就要完蛋,一个人站出来说话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应试,时任参谋,虽说名字叫应试,倒不像是应试教育的产物,眼珠一转,拦住了李如松,对他说了一句话。

  随即,李如松改变了主意,于是吓得魂不附体的沈惟敬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暂时),被拖回了军营,软禁了起来。

  李应试的那句话大致可概括为八个字:此人可用,将计就计。

  具体说来,是借此人假意答应日军的条件,麻痹对方,然后发动突袭。

  〖示之以动,利其静而有主,益动而巽,此云暗渡陈仓。

  ——三十六计之敌战计〗

  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如松率领大军,跨过鸭绿江。

  朝鲜国王李昖站在对岸,亲自迎接援军的到来,被人追砍了几个月,又被忽悠了若干天,来来往往,就没见过实在的,现在,他终于等来了真正的希望。

  但柳成龙却不这么看,这位仁兄还是老习惯,来了就数人数,数完后就皱眉头,私下里找到李如松,问他:你们总共多少人?

  李如松回答:四万有余,五万不足。

  柳成龙不以为然了:倭军近二十万,朝军已无战力,天军虽勇,但仅凭这四万余人,恐怕无济于事。

  要换在以往,碰到敢这么讲话的,李如松早就抄家伙动手了,但毕竟这是国外,要注意政治影响,于是李大少强压火气,冷冷地说出了他的回答:

  阁下以为少,我却以为太多!

  柳成龙一声叹息,在他看来,这又是第二个祖承训。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他认定,李如松是一个盲目自信,毫无经验的统帅。

  作为李成梁的家丁,祖承训身经百战,一向是浑人胆大,但自从战败归来,他却一反常态,常常对人说日军厉害,具体说来是“多以兽皮鸡尾为衣饰,以金银作傀儡,以表人面及马面,极为骇异”,类似的话还有很多,那意思大致是,日本人外形奇特,行为诡异,很可能不正常,属于妖怪一类,没准还吃人肉。

  应该说,这种观感还是可以理解的,战国时期的日本武将们都喜欢穿些稀奇古怪的玩意,比如黑田长政,每次打仗都戴着一顶锅铲帽(形似锅铲),而福岛正则的帽子,是两只长牛角,类似的奇装异服还有很多,反正是自己设计,要多新潮有多新潮。

  第一次见这副打扮,吓一跳是很正常的,就如后来志愿军入朝作战,头次见黑人团,竟然被吓得往回跑,那都是一个道理。

  但没过多久,祖承训这种妖魔化日军的行为就停止了,因为李如松收拾了他。虽然祖承训是他父亲的老部下,虽然祖承训从小看他长大,虽然祖承训也算是高级军官,但对于李如松而言,这些似乎并不重要。

  祖总兵被打了二十军棍,并被严厉警告,如再敢妖言惑众,动摇军心,就要掉脑袋。

  这些倒也罢了,问题是李司令不但容不下“妖言”,连人言也不听,祖承训几次建言,说日军士兵勇猛,武器独特,战法奇异,不可轻敌。李如松却丝毫不理。

  看到这幕似曾相识的景象,柳成龙绝望了,他曾私下对大臣尹斗寿说:提督(指李如松)不知敌情,却如此自信轻敌,此次是必败无疑了。

  而拜祖承训的宣传所赐,许多明军将领也对日军畏惧有加(毕竟都没见过),李如松却又狂得冒烟,对日军不屑一顾,很有点盲目自信的意思,总而言之,大家心里都没谱。

  只有一个人,知道所有的真相。

  虽然已过去了很久,李如松却仍清楚地记得,二十多年前,在一个又一个深夜,那个落魄的老人站立在他的身边,耐心地告知他所有的一切:他们从哪里来,来干什么,他们的武器战术,他们的凶狠残忍,以及战胜他们的方法。

  然后,他就离开了自己,很多年过去了,那个人的一切却始终牢牢地铭刻在脑海中,他的博学、教诲和那沧桑、期望的眼神。

  今日我所传授于你之一切,务必牢记于心。

  是的,我记得所有的一切,二十多年之中,一日也不曾忘却。

  这一刻,我已等待了太久。

  【误会】

  万历二十一年(1592)正月初四,在无数怀疑的眼光中,李如松带兵抵达了安定馆(明史为肃宁馆),在这里,他见到了前来拜会的日军使者。

  但这些人即不是来宣战,也不是来求和的,他们只有一个比较滑稽的目的——请赏。

  李如松的计策成功了,在他的授意下,沈惟敬派人向小西行长报信,说明朝同意和谈条件,此来是封赏日军将领,希望做好接待工作云云。

  要说这日本人有时还是很实在的,听说给赏钱的来了,小西行长十分高兴,忙不迭地派人去找李如松。

  一般说来,办这种事,去个把人也就够了,不知是小西行长讲礼貌,还是穷疯了,这次竟然派了二十三个人,组了个团来拿封赏。

  顺便说一句,这里的数字,源自我所查到的兵部侍郎宋应昌的奏疏,但据明史记载,是二十个人,而且事后剩余人数也不同,这也是没办法,明代史难度就在于史料太多,这本书这么说,那本书那么说,基本上就是一笔自相矛盾的烂账,类似情况多如牛毛。

  在本书中,但凡遇到此类头疼问题,一般根据顾颉刚先生的史料辨析原则,故此处采信宋应昌的奏疏。

  这二十三人到的时候,李如松正在大营里,他即刻吩咐,把带头的几个人请到大营,他马上就到。

  马上的意思,就是很快,当然,也是还要等一会儿。

  出事,也就是一会儿的事。

  李如松很懂得保密的重要性,所以沈惟敬的情况以及他的打算,只有少数几个人知晓,这中间不包括李宁。

  李宁是李如松的部将,性格简单粗暴,天天喊打喊杀,这天正好呆在大营外,先听说来了日本人,又听说李提督要处理这些人,当即二杆子精神大爆发,带着几个人,这就进了大营。

  一进去,李宁二话不说,拔刀就砍,日本人当时就傻了眼,两国交战还讲究个不斩来使,来讨赏的竟然也砍?于是仓皇之间,四散逃命。

  由于李宁是自发行动,又没个全盘计划,一乱起来谁也不知怎么回事,一些日本人就趁机逃掉了,于是乱打乱杀之后战果如下:生擒一人,杀十五人,七人逃走。

  等李如松“马上”赶到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么个一地鸡毛,狼狈不堪的场面,他当即暴跳如雷,因为这个傻大粗不但未经命令擅自行动,还破坏了他的整体计划。

  李提督自然不肯干休,当即命令,把李宁拉出去砍头。

  但凡这个时候,总有一帮将领出场,求情的求情,告饶的告饶,总而言之,要把人保下来。

  这次也不例外,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亲自出马,且表演得十分卖力(哭告免死),碍于众人的面子,李如松没有杀李宁,重责他十五军棍,让他戴罪立功。

  但就在大家如释重负的时候,李如松却叫住了李如柏,平静地对他说了一句话:

  今天你替人求情,我饶了他,但如果你敢违抗我的将令,我就杀了你(必枭首)。

  李如柏发抖了,他知道,自己的哥哥从不开玩笑。

  从那一刻起,无人再敢违抗李如松的命令。

  教训了李宁,又吓唬了弟弟,但事情依然于事无补,日军使者已经杀掉了,你总不能去找小西行长说,这是误会,我们本打算出其不意,过两天才撕破脸打你,所以麻烦你再派人来,咱们再谈谈。

  只要日本人精神还正常,估计这事是没指望的,所以李如松认定,自己的算盘已经落空。

  然而最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仅过了一天,小西行长就派来了第二批使者,而他的任务,并不是宣战,也不是复仇,却是澄清误会。

  误会?李如松目瞪口呆。

  估计是沈惟敬的忽悠功底太强,小西行长对和谈信心十足,就等着明朝册封了,听说自己派去的人被杀了,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就开始琢磨,想来想去,一拍脑袋,明白了:一定是误会。

  由于担心上次那批人没文化,礼数不到,所以这次他派来了自己的亲信小西飞,让他务必找到李如松,摸清情况。

  事情正如他所想的那样,在短暂的惊讶之后,李如松笑容满面地迎接了他,还请他吃了顿饭,并确认了小西行长的疑问:没错,就是误会。

  既然是误会,小西行长自然也就放心了,误会总是难免的,死了就死了吧,希望大明队伍早日到达平壤,他将热情迎接。

  李如松回复,十分感激,待到平壤再当面致谢。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六李如松到达平壤。

  日本人办事确实认真,为了迎接大明队伍,在城门口张灯结彩不说,还找了一群人,穿得花枝招展在路旁迎接(花衣夹道迎),据说事先还彩排过。

  而当李如松远远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彩旗飘飘,夹道欢迎,这算是怎么回事?侮辱我?

  但在短暂的诧异之后,李如松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能一鼓作气冲入城去,攻占平壤,唾手可得!

  他随即下达了全军总攻的命令。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的部队似乎中了邪,有的往前冲了,大部分却只是观望,几道命令下来,也只是在原地跺脚,龟缩不前。

  之所以出现如此怪象,说到底还是老问题——没见过,千里迢迢跑过来,没看见拿着刀剑的敌人,却看见一群衣着怪异在路边又唱又跳,混似一群疯子,换了谁都心里没底。再加上祖承训的妖魔化宣传,大多数人都认定了一个原则——不急,看看再说。

  这一看,就耽误了。

  戚家军打日本人起家,自然不会少见多怪,二话不说撩起袖子就往前赶,可是他们是步兵,行进速度慢,而大多数骑兵都在看稀奇,无人赶上。

  这么一闹腾,傻子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小西行长如梦初醒,立刻关上城门,派兵严加防守(悉登城拒守),把明军挡在了城外,虽说丢了个仪仗队,总算是保住了平壤。

  李如松彻底发作了,城门大开,拱手相让,居然不要,你们都是瞎子不成?!

  但恼怒之后,李如松仔细观察了眼前这座城池,很快,他意识到,这或许不是一次成功的进攻,却并非毫无价值——只要采取适当的行动。

  于是一幕让小西行长摸不着头脑的情景出现了,已经丧失战机的明军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重新发起了攻击,而他们的目标,是平壤的北城。

  平壤的北城防守严密,且有牡丹峰高地,易守难攻,进攻很快被击退,明军并不恋战,撤兵而去。

  站在城头的小西行长,看到了战斗的全过程,他十分不解,为何明军毫无胜算,却还要攻击此地。

  不过无论如何,这次战斗结束了,自己并没有吃亏,于是在小西行长的脑海中,只剩下了这样一个印象——明军曾经进攻过北城。

  但对李如松而言,这已经足够了。

  进攻结束了,但李如松的脾气却没有结束,回营之后,他一如既往地召集了所有将领,开始骂人。

  这次骂人的规模极大,除了吴惟忠、骆尚志少数几人外,明军下属几十名将领无一幸免,都被暴跳如雷的李司令训得狗血淋头。

  但事已至此,人家已经关门了,靠忽悠已然不行,骂也骂不开,只有硬打了。

  既然要硬打,就得有个攻城方案,怎么打,谁来打,但李司令员却似乎没有这个意识,骂完就走,只说了一句话:

  “李如柏,今夜带兵巡夜,不得休息!”

  作为李如松的弟弟和属下,李如柏认为,这个命令是对自己的惩罚,也是另一次杀鸡儆猴的把戏。

  几个小时之后,他将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寅时,平壤紧闭的大西门突然洞开,三千余名日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向明军大营扑去。

  这是小西行长的安排,在他看来,明军立足未稳,且人生地不熟,摸黑去劫一把,应该万无一失。

  据说小西行长平日最喜欢读的书,就是《三国演义》,所以对劫营这招情有独钟,但是很可惜,这一套有时并不管用,特别是对李如松,因为他也是此书的忠实读者。

  这三千多人还没摸进大营,刚到门口,就被巡逻的李如柏发现了,一顿乱打,日军丢下几十具尸体,败退回城。

  日军的第一次试探就此结束。

  正月初七晨,大雾。

  小西行长十分紧张,他很清楚,这种天气有利于掩藏部队和突袭,便严厉部队加强防范,但让他意外的是,整整一个上午,对面的明军却毫无动静。

  想来想去却全无头绪,无奈之下,小西行长决定再玩个花招,去试探明军的虚实。

  他派出使者去见李如松,表示愿意出城投降,希望明军先后退三十里。

  李如松说:好,明天就这么办。

  但双方心里都清楚,这种虚情假意的把戏已经玩不了多久了,真正的好戏即将开场。

  正月初七夜。

  不知是小西行长看《三国演义》上了瘾,还是一根筋精神作怪,继昨夜后,他再次派出近千名日军趁夜出城,结果又被巡夜的明军打了个稀里哗啦。

  小西行长毫不气馁,今天不行,明天再来,一直打到你走为止!

  但他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就在这天夜晚,李如松召开了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军事会议。

  会议刚开始,李如松便通报了他计划已久的进攻时间——明日(正月初八)。

  当然,为何此时宣布作战计划,他也作出了解释:

  “倭军所派奸细如金顺良等四十余人,已于近日被全部擒获,我军情报,毫无外泄。”

  大家恍然大悟。

  如果过早宣布计划,很可能泄露,不利作战,而明天打仗,今天才通报,除了保密外,还有另一层意思:就算有奸细,现在去通报,也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开会的就这么些人,如果到时军情被泄,要查起来,那是一查一个准。

  这明摆了就是不信任大家,实在让人有点不爽。

  更不爽的还在后头。

  “明日攻城,各位务必全力进攻,如有畏缩不前者,立斩不赦!”

  末了还有一句:

  “不准割取首级!违者严惩!”

  虽然李如松极不好惹,但当将领们听到这句话时,依然是一片哗然,议论纷纷。

  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专门解释一下,在明代,战争之后评定军功的标准,就是人头,这也容易理解,你说你杀了几个人,那得有凭据,人头就是凭据,不然你一张口,说自己杀了成百上千,上那里去核实?

  甚至明军大规模作战,向朝廷报战果的时候,都是用级(首级)

  来计算的,而且事后兵部还要一一核实,多少人头给多少赏。

  所以在当时,人头那是抢手货,每次打死敌人,许多明军都要争抢人头(那就是钱啊),有时候抢得厉害,冲锋的人都没了,大家一起抢人头。

  李如松很清楚,明天的战斗将十分激烈,人头自然不会少,但攻城之时战机转瞬即逝,要都去抢人头,谁去破城?

  可是大家不干了,辛辛苦苦跟你来打仗,除了精忠报国,辛勤打仗外,总还有个按劳取酬吧,不让割人头,取证据,怎么报销?我报多少你给多少?

  事实证明,李司令是讲道理的,干活不给钱这种事还干不出来,歹话讲完,下面说实惠的:

  “明日攻城,先登城者,赏银五千两!”

  在听到这句话的那一瞬间,大家的眼睛放出了金色的光芒。

  五千两白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在明代近三百年历史中,通货膨胀及物价上涨是始终存在的,且变化较大,很难确定,只能估算。

  而根据我所查到的资料,套用购买力平价理论,可推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万历年间,一两白银可以购买两石米左右(最低),即三百多斤。经查,一斤米的市价,大致在人民币两元左右。

  如此推算,万历年间的一两银子大致相当于人民币六百元。五千两,也就是三百万元人民币。

  谁说古人小气,人家还真肯下本钱啊。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平壤城内的小西行长正进行他的最终军事部署,自明军到来后,他曾仔细观察明军动向,希望找到对方主攻方向,由于大雾,且明军行动诡异,始终无法如愿,所以城中的布防也是一日三变,未能固定。

  时间已经不多了,长期的军事经验告诉他,决战即将到来,而今夜,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于是在一段紧张的忙碌后,小西行长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守卫平壤部队,为日军第一军全部、第二军一部,共计一万八千余人,以及朝鲜军(朝奸部队),共计五千余人,合计两万三千人。

  根据种种蛛丝马迹判断,明军的主攻方向是西北方向,此地应放置主力防守,于是小西行长命令:第一军主力一万两千人,驻守西北方三门:七星门,小西门,大西门,配备大量火枪,务必死守。

  而在东面,明军并无大量军队,所以小西行长大胆做出判断:明军不会在东城发动猛攻。

  现在只剩下南城和北城了。

  短暂犹豫之后,小西行长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南城广阔,不利用兵,新军(朝鲜军)五千人,驻守南城含毯门。”

  “余部主力防守北城!”

  我相信,在这一瞬间,他脑海中闪过的,是一天前的那一幕。

  “剩余部队为预备队,由我亲自统领!”

  至此,小西行长部署完毕。

  从明军的动向和驻扎看,东面应无敌军,南面必有佯攻,而主攻方向一定是西北两城,我相信,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只要打退明军总攻,固守待援,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此时,在城外的明军大营,李如松终于说出了他隐藏已久的进攻计划:

  “我军的主攻方向,是西城。”

  攻城明军共计四万五千余人,具体部署如下:

  “左军指挥杨元,率军一万人,攻击西城小西门。”

  “中军指挥李如柏,率军一万人,攻击西城大西门。”

  “右军指挥张世爵,率军一万人,攻击西北七星门。”

  “以上三万人,为我军攻击主力。”

  第二个被部署的地区,是北城。

  “南军(即戚家军)指挥吴惟忠,率军三千人,攻击北城牡丹台!”

  平时开会时,李如松说话基本上是独角戏,他说,别人听,然而就在此时,一个人打断了他的话:

  “此攻城部署,在下认为不妥。”

  打断他的人,叫做查大受。

  查大受,铁岭人,李成梁家丁出身,时任副总兵。

  作为李成梁的得力部将,查大受身经百战,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且与李成梁感情深厚,凭着这层关系,他还是敢说两句话的:

  “我军驻扎于西城,已有两日,日军可能已判断出我军主攻方向,如在西城加强防守,我军恐难攻克。”

  “此外,南军虽为我军主力,但北城地势太高,仰攻十分不利,难以破城。”

  要说还是查大受有面子,李如松竟然没吭声,听他把话说完了。

  当然,面子也就到此为止,李司令把手一挥,大喝一声:

  “这些事不用你理,只管听命!”

  接下来是东城和南城:

  “东城不必攻击!”

  “为什么?”这次提出问题的,是祖承训。

  虽然他很怕李如松,但实在是不明白,既然兵力有余,为何不进攻东城呢?

  而回答也确实不出所料,言简意赅,简单粗暴:

  “你没有读过兵法吗?围师必缺!”

  所谓围师必缺,是一种心理战术,具体说来,是指在攻城之时,不可将城池围死,因为如果敌军深陷重围,无处可跑,眼看没活路,必定会拼死抵抗,如果真把城围死了,城里这两万多玩命的冲出来,能不能挡得住,那实在很难说。

  最后一个,是南城。

  “神机营参将骆尚志,率南军精锐两千,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军八千,攻击南城含毯门,由我亲自督战,务求必克!”

  直到这最后的一刻,李如松才摊出了所有的底牌。

  在宁夏之战中,李如松亲眼看到了困兽的威力,在优势明军的围困下,城内叛军却顽固到了极点,土包堆不上,水也淹不死,内无粮草,外援断绝,居然坚持了近半年,明军千方百计、死伤无数,才得以获胜。

  在这场惨烈的战役中,李如松领悟了极其重要的两点秘诀:

  一、要让对方绝望,必先给他希望,此所谓围师必缺。

  二、要攻破城池,最好的攻击点,不是最弱的位置,而是对方想象不到的地方。

  于是在两天前,他攻击了北城,并将主力驻扎在西城,放开东城,不理会南城。

  西城是大军的集结地,这里必定是主攻的方向。

  南城过于广阔,无法确定突破点,不利于攻城,绝不会有人攻击这里。

  北城曾被进攻试探,这很可能是攻击的前奏。

  所以,我真正的目标,是南城,含毯门。

  当所有人终于恍然大悟的时候,李如松已经说出了最后的安排:

  “副总兵佟养正,率军九千人,为预备队。”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人,也是一个不起眼的安排,在之后的战役中也毫无作用。

  但十分滑稽的是,这个不起眼的副总兵,却是一个影响了历史的人,所谓主将李如松,和他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

  具体说来是这样的:十几年后,在一次战役失败后,他和他的弟弟佟养性搞顺风倒,投降了后金,当了早期汉奸,成为满清的建国支柱。

  他有一个儿子,叫做佟图赖,这位佟图赖有几儿几女,先说其中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个人,叫做爱新觉罗·福临,俗称顺治皇帝。

  佟图赖的这位女儿,后来被称为孝康皇后,生了个儿子,叫爱新觉罗·玄烨,俗称康熙。

  而佟图赖的儿子也混得不错,一个叫佟国纲,战功显赫,跟康熙西征葛尔丹时战死,另一个叫佟国维,把持朝政多年,说一不二,人称“佟半朝”。

  这位佟国维有两个女儿,嫁给了同一个男人——康熙。

  其中一个虽没生儿子,却很受宠信,后来宫中有个出身低微的女人生了康熙的孩子,便被交给她抚养,直至长大成人,所以这个孩子认其为母,他名叫爱新觉罗·胤禛,俗称雍正皇帝。

  再说佟国维还有个儿子,和雍正相交很深,关系一直很好,后来还为其继位立下汗马功劳,他的名字叫做隆科多。因为隆科多是雍正的养母的同胞兄弟,所以雍正见到隆科多时,总要叫他“舅舅”。

  佟养正的后世子孙大致如此,还有若干皇后、贵妃、重臣,由于人数太多,不再一一陈诉。

  顺便说一句,他的弟弟佟养性也还值得一提,这位仁兄投降后金之后,领兵与明军搞对抗。结果被一个无名小卒带兵干掉,这个无名小卒因此飞黄腾达,当上了总兵,成为边塞名将,他的名字叫毛文龙。

  后来这位毛文龙由于升了官,开始飞扬跋扈,不把上级放在眼里,结果被领导干掉了,这位领导叫袁崇焕。

  再后来,袁崇焕又被皇帝杀掉了,罪名之一,就是杀掉了毛文龙。

  想一想这笔烂帐,真不知该从何说起。

  按常理,预备队宣布之后,就应该散会了,李如松也不说话了,大家陆陆续续离开军营,回去安排明日战备。

  祖承训也是这样想的,然而就在他即将踏出大营的那一刻,却听见了李如松的声音:

  “祖承训,你等一等,还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