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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第十七章 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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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的高迎祥,已经来到陕西。

  他之所以来陕西,是因为此时的陕西比较好混。

  虽说洪承畴一直都在陕西,而他手下的洪兵也相当厉害,但他最近正在陕北对付另一位老冤家李自成,不知是李自成让他来帮忙,还是听说陕西巡抚比较软,高迎祥义无反顾地来了,单程。

  自古以来,从下至上,要想进入陕西,必先经过汉中,所以当年刘备占据四川,要攻击曹操的长安,必占据汉中,此后诸葛亮六次北伐,都经过汉中出祁山作战。

  高迎祥也不例外,但在进军汉中的路上,有一支队伍挡住了他。

  率领这支队伍的,是孙传庭。

  对于孙传庭,高迎祥并不熟悉,也不在乎,而且这支队伍只有万把人,似乎也不难打,他随即率领军队发起攻击,打了几次,损失上千人,没打动。

  兵力占据优势,但多年的战斗经验告诉高迎祥,这是一支比较邪门的军队,不能再打了,他决定绕道。

  他的直觉非常正确,那支镇守汉中,只有万把人的部队,在历史上,却有一个专门的称呼——秦兵。

  之前我说过,明末的军队,战斗力最强的,是关宁铁骑,排第三的,是天雄军,排在第二的,是秦兵。

  关宁铁骑强悍,因为机动,天雄军善战,因为团结,而秦兵的战斗力,因为个性。

  我曾查阅明代兵部资料,惊奇地发现,秦兵的主力,大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陕西榆林。

  榆林,是个非常奇特的地方,据说每次打仗的时候,压根不用动员,只要喊两嗓子,无论男女老幼,抄起家伙就上,而且说砍就砍,绝无废话。

  因为这里只有士兵,没有平民。

  榆林,明朝九边之一,自打朱元璋时起,就不怎么种地,传统职业就是当兵。平时街坊四邻聊天,说的也不是今年种了多少地,收了多少粮食,大都是打了哪些地方,砍了多少人头(按人头收费)。几百年下来,形成独特个性,具体表现为,进攻时,就算只有一个,都敢冲锋,撤退时,就算只剩一个,都不投降。

  而且这里的人跟民军相当有缘分,听说民军来了,就算只是路过,都极其兴奋,冲出去就打,男女老幼齐上阵,估计是当兵的人多,什么张大叔李大伯,上次就死在民军手里,喊一嗓子,能动员一群亲戚,后来李自成攻打榆林,全城百姓包括大妈大爷在内,都没一个投降,就凭这个县,足足跟李自成死磕了八天,实在太过强悍。

  孙传庭的兵,大致就是这些人。所以高迎祥没办法,是很正常的。

  但高迎祥同志是要面子的,来都来了,还让我空手回去?无论如何,都要闯进去。

  人有的时候,不能太执着。

  执着的高迎祥经过深刻思考,多方查找,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

  他找到了一条隐蔽的小路,从这条小路,可以绕开汉中,直逼西安,只要计划成功,他就能一举攻克西安,占领陕西,大功告成。

  一千多年前,有两个人在几乎相同的地方,陷入了相同的困局,他们都发现了这条路,一个人说,由此地进攻,必可大获全胜。另一个人说,若设伏于此,必定全军覆没!

  没错,这两个人,一个叫诸葛亮,一个叫魏延,而他们发现的这条小路,叫做子午谷。

  至于结局,地球人(看过三国演义的地球人)都知道,魏延想打,诸葛亮不让打,最后司马懿跳出来说,就知道你不敢打。

  对于这个故事,许多人都说,诸葛亮过于谨慎,要按照魏延的搞法,早就打到长安了(魏延自己也这么说)。

  而在高迎祥的故事里,只有魏延,没有诸葛亮。

  所以一千年后,他在同样的地方,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出兵子午谷。

  子午谷崇祯九年(1636)七月,高迎祥率领全部主力,冲入了子午谷,从这里,他将迅速到达西安。

  但他不知道,这条路还通往另一个地点——地狱。

  子午谷之所以是小路,是因为很小,对高迎祥而言,这句话绝对不是废话。

  由于道路狭窄,而且天降大雨,他的几万大军,走了好几天,才走了一半,人困马乏,物资损失严重。

  但高迎祥毫不沮丧,因为他相信,这个出乎许多人意料的举动,几天之后,必将震惊天下。

  许多人确实没料到,但许多人里,并不包括孙传庭。

  七月十六日,经过艰苦行军,高迎祥终于到达黑水峪,只要通过这里,前方就是坦途。

  然后,满怀憧憬的高迎祥,看见了满怀愤怒的孙传庭。

  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已经在这里,等了十五天。

  孙传庭的军事嗅觉极为敏锐,从高迎祥停止进攻的那一刻,他就意识到,这兄弟要玩花样了。

  而他唯一可能的选择,只有子午谷。

  所以在撤离汉中,在子午谷的黑水峪耐心等待,因为他知道,艰苦跋涉之后,出现在他面前的高迎祥,是十分脆弱的。

  总攻随即开始,就人数对比而言,高迎祥的手下,大约在五万人以上,孙传庭兵力无法考证,估计在两万人左右,狭路相逢。

  无论是高迎祥,还是孙传庭,都很清楚,玩命的时刻到了。

  生命的最后时刻,高迎祥展现了他令人生畏的战斗力,虽然极为疲劳,但他依然率军发动多次突击,三次击破孙传庭的包围圈。

  但他终归没能跑掉,原因很简单,这是一条小路。

  在小路里打仗,就好比在胡同里打架,就算拿着青龙偃月刀,都没有板砖好使,而且道路太窄,没法跑开,所以他每次冲出去,没过多久,又被围住。

  孙传庭的部队也着实厉害,抗击打能力极强,每次被冲垮,没过多久就又聚拢,充分发挥榆林的优良传统,作战到底,毫不退让。

  以死相拼,死不退让,激战四天。

  孙传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崇祯九年(1636)七月二十日,负伤的高迎祥在山洞中被俘,与他一同被俘的,还有他的心腹将领刘哲、黄龙,他的几万大军,已在此前彻底崩溃。

  纵横世间七年的闯王高迎祥,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在过去的七年中,他曾驰骋西北,扫荡中原,但终究未能成功。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然后终究到此为止。

  科学点的说法,是运气不好,迷信点的说法,这就是命。

  高迎祥被捕的消息传到京城时,崇祯皇帝没信,不是不信,是不敢信,等人到了面前,才信。

  处死高迎祥的那一刻,崇祯开始相信,自己能力挽狂澜。

  最后的帅才高迎祥被杀了,对崇祯而言,是利好消息,而对某些头领而言,似乎也不利空。

  高迎祥死后,许多头领纷纷投降,比如蝎子块、冲破天等等,原先跟着高闯王干,闯王都没闯过去,自己也就消停了。

  但有某些人,是比较高兴的,比如张献忠。

  张献忠跟高迎祥似乎有点矛盾,原先曾跟着打凤阳,但后来分出去单干,也不在一个地界混,算是竞争关系,高迎祥死后,论兵力,他就是老大。

  还有一个人,虽然很悲伤,却很实惠。

  一直以来,李自成都跟着高迎祥干,高迎祥的外号,叫做闯王,而李自成,是闯将,据某些史料上说,李自成是高迎祥的外甥,这话估计不怎么靠谱,但关系很铁,那是肯定的。

  高迎祥的死,给了李自成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头衔,从此,闯王这个名字,只属于李自成。

  第二样是兵力,高迎祥的残部,由他的部将率领,投奔了李自成。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乱世,离去者,是上天抛弃的,留存者,是上天眷顾的。

  对张献忠和李自成而言,他们的天下之路,才刚迈出第一步。

  第一步,是个坑。

  我说过,对民军头领而言,崇祯九年(1636)是个流年,卢象升来了,打得乱七八糟,好不容易跑进山区,人都调走了,又来了个孙传庭,还干掉了高迎祥。

  按说坏事都到头了,可是事实告诉我们,所谓流年,是一流到底,绝不半流而废。

  一个比孙传庭更可怕的对手,即将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与之前的洪承畴、曹文诏、卢象升不同,他并非一个能够上阵杀敌的将领。

  他是统帅。

  崇祯九年(1636),阿济格率领大军打进来时,崇祯非常紧张,但最紧张的人并不是他,而是张凤翼。

  张凤翼,时任兵部尚书,他之所以紧张,是因为按惯例,如果京城(包括郊区)被袭,皇帝会不高兴,皇帝不高兴,就要拿人撒气,具体地说,就是他。

  更要命的是,崇祯老板撒气的途径,是追究责任,具体地说,是杀人,比如七年前,皇太极打到京城,兵部尚书王洽就被干掉了,按照这个传统,他是跑不掉的。

  但张部长还算识相,眼看局面没法收拾,就打了个报告,说清军入侵,是我的责任,我想戴罪立功,到前方去,希望批准。

  崇祯当即同意,打发他去了前线。

  但张尚书到前线后,似乎也没去拼命,每天只干一件事——吃药。

  他吃的,是毒药。

  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毒药,吃了不会马上死,必须坚持吃,每天吃,饭前饭后吃,锲而不舍地吃,才能吃死。

  对于张尚书的举动,我曾十分疑惑,想死解腰带就行了,实在不行操把菜刀,费那么大劲干甚?

  过了好几年,才想明白,高,水平真高。

  如果自杀,按当时的状况,算是畏罪,死了没准抚恤金都没有,但要上阵杀敌,似乎又没那个胆,索性慢性自杀,就当自然死亡了,还算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该享受的待遇,一点不少,老狐狸。

  这兄弟不但死得满,算得也准,清军九月初退兵,他九月初就死,连一天都没耽误。

  他死了,也就拉倒了,可是崇祯同志不能拉倒,必须继续招工。

  但榜样在前面,岗位风险太高,说了半天,也没人肯干。

  左右为难之际,崇祯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很孝顺,曾三次上书,请求让自己代替父亲受罚,那是在他决心处罚杨鹤的时候。

  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的名字——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湖广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崇祯见到杨嗣昌时,很忧虑。

  局势实在太差,民军闹得太凶,清军打得太狠,两头夹攻,东一榔头西一棒,实在难于应付,如此下去,亡国是迟早的事,怎么办?

  杨嗣昌只说了一句,一句就够了:

  “大明若亡,必亡于流贼!”

  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句话实在准得离谱。

  按照杨嗣昌的说法,清军或许很强,但短时间内,并没有太大威胁,但如果不尽快解决民军,大明必定崩溃。

  简单地说,就是先解决内部矛盾,再解决外部矛盾。

  为了实现这个意图,杨嗣昌还提出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在历史上的名字,是八个字: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四正,包括湖广、河南、陕西、凤阳,六隅,是指山东、山西、应天、江西、四川、延绥。简单地说,这个优秀计划的大致内容,是一部垃圾电影的名字——十面埋伏。

  它的大致意思是,全国范围内,设置十个战区,四个主要,六个次要,只要发现民军出现,各地将联合围剿,简而言之,就是划定管辖范围,在谁的地方出事,就让谁去管,出事的主管,没出事的协管。

  听完杨嗣昌的计划,崇祯只说了一句话:

  “我用你太晚了!”

  对于这句话,朝廷的许多大臣都认为,是彻彻底底的胡扯,无论是杨嗣昌,还是他的那个什么十面埋伏,都是空口白说,毫无价值,在他们看来,杨嗣昌同志将是第三个被干掉的兵部尚书。

  然而他们错了,如果说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够拯救危局,那么这个人,只能是杨嗣昌。

  两年后,只剩十八个人的李自成,和束手投降的张献忠,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所有的转变,都从这一刻开始,魏忠贤、清军入侵、民变四起,朝廷争斗,紧张,痛苦,毫无生机,但始终未曾放弃。

  或许崇祯本人并不知道,经过长达八年暗无天日的努力,他即将迎来大明的曙光。

  奸人崇祯死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诸臣误我!

  对于这句话,大多数人认为,是在推卸责任。

  但考证完崇祯年间的朝政,我认为,这句话比较正确,确切地说,给崇祯打工的这帮大臣,除部分人外,大多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混蛋,一种叫王八蛋。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痛苦,第一种是身居高位者,第二种是身居底层者,第一种人很少,第二种人很多。第一种人叫崇祯,第二种人叫百姓。

  而最幸福的,就是中间那拨人,主要工作,叫做欺上瞒下,具体特点是,除了好事,什么都办,除了脸,什么都要。

  崇祯每天打交道的,就是这拨人,比如崇祯三年(1630)西北灾荒,派下去十万石粮食赈灾,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就只剩下五万,到地方,还剩两万,分到下面,只剩一万,实际领到的,是五千。

  这事估计是办得太恶心了,崇祯也知道了,极为愤怒,亲自查办。

  最先动手的,是户部官员,东西领下来,不管好坏,先拦腰切一刀,然后到了地方,巡抚先来一下,知府后来一下,剩下的都发到乡绅手里,美其名曰代发,代着代着就代没了。

  综合明代史料,崇祯时期的官员,比较符合如下规律:脸皮的厚度,跟级别职务,大致成反比例成长。

  这是比较合理的,位高权重的,几十年下来,有身份,也要面子,具体办事的就不同了,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好欺负的,就往死了欺负,能捞钱的,就往死了捞,啥名节、脸面,都顾不上,捞点实惠才是最实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积累,那是血淋淋的。

  而且这拨人,还有个特点,什么青史留名、国家社稷,那都太遥远了,跟他们讲道理,促膝谈心都是没用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吃硬不吃软。教育没有用的,骂也没有用,往脸上吐唾沫都没用,相对而言,比较合适的方式是,把唾沫吐到眼里,再说上一句:孙子,我能治你!

  比如当年追查阉党,就那么几个人,研究来研究去,连亲手干掉杨涟的许显纯,都研究成过失杀人,撤职了事,还是崇祯亲自上阵,才把这人干掉。

  再比如这事,案发后,崇祯非常生气,下令严查,查到户部,户部研究半天,拉出来几个人,说是失职,给撤了,准备结案。

  崇祯生气了,重装上阵,找出来几个主犯,杀了,剩下的,充军。

  总之,崇祯年间的朝廷,是比较混账的,而带头混账的,是温体仁。

  温体仁这个人,历史上的评价不高:奸臣,彻头彻尾的奸臣。

  我之前说过,温体仁是个很有能力的人,精明强干,博闻强记,善于处理政务。

  所以综合起来,温体仁先生的最终评价应该是,一个很有能力、精明强干、博闻强记、善于处理政务的彻头彻尾的奸臣。

  温体仁,是个很复杂的坏人,复杂在无论你怎么看,都会发现,这是个真正的好人。

  在工作中,温体仁是个很勤劳的人,据史料记载,他兢兢业业,每天从早干到晚,很能工作,别人几年干不了的事,他几天就能搞定。

  在生活中,他是廉政典范,据说他当首辅时,给他送礼的人从门口排到街上,等几天,他一个都不见,所有的礼品都退,退不了的就扔,比海瑞还海瑞。

  在处理与同事间的关系上,他非常谦虚,从不说别人坏话,而且很能听取他人意见,比如有个叫文震孟的人,是他的晚辈,刚入内阁,他却非常尊敬,遇事都要找来商量,一点架子没有。

  综上所诉,温体仁同志在过去的几年里,在工作上、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团结同事,评定应为优秀。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温体仁同志的评定问题,进行鉴定:

  在工作中,他反映敏捷,很有能力,但历史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青史留名的坏人,没有能力,是不行的。

  在生活上,他严格要求自己,不受贿赂,是因为他的仇人太多,要被人抓住把柄,是很麻烦的。

  在跟同事相处时,他确实很和善,比如对文震孟,相当地客气,但原因在于,文震孟是崇祯的老师,后台很硬,而且当时他正在挖坑,等着文老师跳下去。

  如果纵观温体仁的经历,可以发现,他有个历史悠久的习惯——整人。

  崇祯二年(1629),他跟周延儒合谋,整垮了钱龙锡,进了内阁,过了几年,他又整垮了周延儒,当了首辅,又过了两年,他整垮了前途远大的文震孟,维护了自己的地位。

  而且他整人的方式相当地高明,比如文震孟有个亲信,因为犯了事,要受处分,顺便说句,这人的事比较大,按情节,至少也是撤职。

  文震孟和皇帝关系好,名声很好,势力很大,且刚进内阁,对温体仁而言,是头号眼中钉,但面对如此难得的整人机会,他毅然放弃了,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帮忙找了人,只给了个降职处分,很够意思,文震孟很感激。

  大坑就是这样挖成的。

  温体仁很清楚,崇祯是个眼睛不揉沙子的人,处分官员,是只有更重,没有最重,如果从轻处理,皇帝大人是不会答应的,肯定会加重,而文震孟同志比较正直,脾气也大,肯定要跟皇帝死磕,下场是比较明显的。

  事情如他所料,皇帝大人听说后,非常震怒,把那人直接撤职,赶回家种田了,而文震孟不愧硬汉本色,跟皇帝吵了好几天,加上温体仁煽风点火,竟然也被免了。

  其实这些倒无所谓,在道上混的,整个把人,搞点阴谋,也没什么,这种事,当年张居正也没少办,之所以是奸臣,是因为他不办事。

  崇祯登基以来,干过很多事,平乱、抗金、整顿,忙完这边又忙那边,而温体仁上台以来,就只干一件事——个人进步。

  为了个人进步,他很精明,坑了钱龙锡,坑了周延儒,坑了文震孟,坑了所有的挡路或可能挡路的人。

  为了个人进步,他除了精明外,有时还很傻——装傻。

  有一次,崇祯把他找来,有件事情要问他的看法,温体仁当即回答:不知道。

  崇祯随即追问,为何不知道。

  温体仁回答:臣本愚笨(原话),只望皇上圣裁。

  为了个人进步,他很团结同志,很合群,为了整倒钱龙锡,他拉拢了周延儒,两人齐心合力,还把钱谦益同志送回了家。

  当然,为了个人进步,他有时也不合群,很孤独,比如他对老朋友周延儒下手时,很干脆,没有丝毫犹豫,整人太多,多年家里鬼都不上门,还经常跟崇祯说,我不结党,所以孤独。

  明明很阴险,很狡猾,很恶心人,还动不动就说我很耿直,我很愚蠢,很能促进食欲。

  能人,兼职奸人,最奸的能人,是奸人,最能的奸人,还是奸人。

  鉴定完毕。

  在当时朝廷里,只是混过几年的,大致都知道温体仁同志的本性,换句话说,都知道他是个奸人。

  可是知道没用,因为温体仁先生是个能干的奸人,而且深得皇帝信任,谁都告不倒,时人有云:崇祯遭瘟(温)。而且他本人心黑手狠兼皮厚,在朝廷混了多年,就快修炼成妖了,实在无人可比。

  俗语有云,占着茅坑,不拉屎。客观地说,在内阁大臣的位置上,温体仁的行为并不符合这句话,确切地说,他占着茅坑,只拉屎。

  外敌入侵,内乱不止,诚此危急存亡之秋,温体仁同志孜孜不倦,为了自己而奋斗,整人、挖坑,忙得不亦乐乎,如果让他继续折腾,大明可以提前关门但不知是气数未尽,还是坟里的朱重八发威,天下无敌的温体仁,终究还是等来了敌人——一个他曾战胜过的敌人。 放他去!

  自打辩论会上掉进温体仁的大坑,被赶回家,钱谦益已经在家呆了八年,八年里,除了看人种地(他是地主),主要的娱乐,就是写诗。

  这些诗大都收入他的文集,可以找来看看,心理效果明显,心情好时看,可以抑郁,心情不好时看,可以去自杀。

  诗的主要意思,基本比较雷同,什么我很后悔,我要归隐,我白活了,我没意思,反正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是走了黑道。

  毕竟家里蹲了七八年,有点怨气很是正常,但钱谦益同志还是说错了,他走的黑道,还没有黑到头。

  崇祯十年(1637),在家看人种地的钱谦益突然听说,有一个叫张汉儒的当地师爷,写了份状子告他。

  要知道,钱大人虽说在上面混得很差,但到地方,还是比较恶霸的,小小师爷闹事,容易摆平。

  然而没过几天,他就迎来了几位用京城来的客人——几位来抓他的客人。

  在被押解的路上,钱谦益才搞明白,原来那位师爷的状子,是告御状。

  这个世上,但凡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但凡斗争,就有谱,包括政治斗争,一般说来,把对手弄到偏远山区,回家养老,也就够本了,没必要赶尽杀绝,但这事,也因人而异,比如温体仁,就是个没谱的人。

  不知是他太过得意,还是太恨钱谦益,总之他没打算按着谱走,某天突然心血来潮,想起在那遥远的江南,还有个没被整死的钱谦益。

  没整死,就往死里整。

  但他毕竟位高权重,如果要自己动手,传出去实在太丢面子,而且容易留下把柄,所以他决定,借刀杀人。

  他借到的刀,就是张汉儒。

  之所以找到张汉儒,因为这人是个衙门师爷,小人物,无论如何,跟内阁首辅,都是扯不上关系的,而且张师爷长期在法律界工作,对拍黑砖之类的工作非常熟悉,且乐此不疲。

  果然,接到工作指示后,张师爷连夜工作,写出了一份状子。

  所谓小人物,在写状子这点上,是不恰当的,当年大人物杨涟告魏忠贤,总共二十四条大罪,而张师爷告钱谦益的罪状,有五十八条。

  这五十八条罪状,堪称经典之作,包括贪污、受贿、走私、通敌、玩权、结党,总而言之,只要你能想到的罪状,他都写了。

  但钱谦益倒没怎么慌,因为这份状子写得实在太过扯淡,都赶回家当老百姓了,还贪污个甚?玩权、掌控朝政,基本就是胡话,崇祯这么精明的人,是不会信的。

  可是他到北京,就真慌了,因为他在朝廷的朋友告诉他,他的罪状,皇帝已经批了,即将定罪。

  其实钱谦益同志应该有点思想准备,要明白,温体仁是首辅,所有的公文,都是他票拟的,底下送上来,他签个字,皇帝都未必看,要收拾你小子,小菜。

  钱谦益不愧是当过东林党领导的,虽然回家消停几年,威望依然很大,他被抓过来,很多人出面,什么给事中、郎中、尚书,包括大学士,都帮他说话,说他很冤枉,情节很曲折。

  全无作用,皇帝知道了,也没理。

  因为温体仁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八年前,兵强马壮的钱谦益,没能干过势单力孤的温体仁,是因为温体仁同志精通心理学。

  他很清楚,说话人再多都没用,说了能算的只有崇祯,而崇祯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拉帮结派,帮忙的人越多,就越坏事,都八年了,钱大人还没明白这个道理,实在毫无长进。

  所以外面越是起哄,皇帝就越不买账,钱谦益同志的脑袋,就离鬼头刀越来越近。

  温体仁已做好庆祝准备,等待着钱谦益被杀的那一天。

  对此,钱谦益颇有共识,他虽在牢里,消息很灵通,感觉事情不太对劲,就亲自写了几封信,托人直接交给皇帝,为自己辩解。

  但结果很不幸,皇帝大人压根没看,很明显,他对钱谦益同志,是比较厌恶的。

  钱谦益终于走到了绝路,帮忙没用,辩解没用,找皇帝都没用,找什么人似乎都没用了。

  等着他的,只有喀嚓一刀。

  有句俗语:万事留一线,将来好见面,这句俗语,用比较通俗的话说,就是没必要逼人太甚。

  被逼得太甚的钱谦益,在阴暗的牢房里,终于使出了杀手锏。

  关于钱谦益同志,之前介绍的时候,漏了一点,这位仁兄除了是东林党的头头外,还有个关系——他中进士的时候,录取他的老师,叫做孙承宗。

  孙承宗同志,大家都很熟悉了,很有本事,除了能打仗外,也能搞关系,魏忠贤在的时候,都拿他没办法。

  但问题是,孙承宗已经退休好几年了,说话也不好使,让他出面,估计也很麻烦。

  钱谦益并没有幻想,他所以找到孙承宗,只是希望孙老师帮他找另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曹化淳。

  曹化淳,是知名人士,我依稀记得,在金庸的小说《碧血剑》里,他是个死跑龙套的,且跑过好几回。

  但在崇祯十年的时候,他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崇祯的亲信。

  在当时,能跟温体仁较劲的,也就只有他了。

  但问题是,这位太监同志跟温体仁无仇,钱谦益也并非他的亲戚,犯不上较这个劲。

  但钱谦益认定,这个人,能帮他的忙,救他的命。

  凭什么呢?

  就凭十年前,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其实这篇文章,跟曹化淳并没有丝毫关系,但钱谦益相信,看着这篇文章的份上,曹化淳是会帮忙的。

  因为这篇文章是王安的墓志铭。

  我讲过,很久以前,魏忠贤是王安的亲信,但我没有讲过,当时王安的亲信,还有一个曹化淳。

  这似乎是个比较复杂的关系。大致是这么回事。

  钱谦益去找曹化淳帮忙,因为他曾经帮王安写过墓志铭,而曹化淳是王安的亲信,所以看在死人的面子上,多少要帮点忙,外加他的老师孙承宗,面子比较广,托他出面,还有点活人的面子,死人活人双管齐下,务必成功。

  成功了。

  曹化淳得知消息,非常吃惊,加上这人跟着王安,还有点良心,感觉温体仁太过分,就答应帮个忙。

  当然,找完了人还得听消息,钱谦益找了个人,天天去朝廷找人打听情况,连续找了三天,都没人理会,毫无消息,第四天,他得到准确的口信:可安心矣。

  可安心矣的意思,就是这事已经搞定,收拾行李,准备出狱。

  钱谦益也是这么理解的,他相信曹化淳已经解决了一切。

  曹化淳原本也这么认为,他上下活动,估计再过几天,事情就结了。

  可是偏就没有结。

  因为温体仁又来了。

  温首辅以为钱谦益必死,没想到过了几天,竟然连曹化淳都折腾进来了,这样下去,事情就黄了,既然干了,就干到底,所以他决定,连曹化淳一起整。

  他先散布消息,说钱谦益跟曹化淳合伙,然后还找了个证人,让他出面,指证钱谦益给曹化淳行贿,最后为万无一失,他还请了假。

  每次但凡要整人时,温体仁就会请假,回家呆着,这意思是在我请假期间,发生的任何事情,我既不知道,也不在场,事完了,拍拍屁股再去上班。

  其实对温体仁而言,钱谦益死,还是不死,都没多大关系,反正就政治地位而言,钱地主已经是个死龙套。

  可做可不做的好事,最好做,可做可不做的坏事,最好不做。可惜,温体仁同志没有这个觉悟。

  在他看来,钱谦益已经是个平民,而袒护钱谦益的曹化淳,不过是个司礼太监,作为内阁首辅,要办这两个人,是很容易的。

  可惜他不知道,曹化淳这个人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因为曹化淳非但是太监,还有特务背景,他原本在东厂干过,到司礼监后,跟现任东厂提督太监王之心是哥们,关系很铁。

  而今温大人竟拿他开刀,实在是搞错了码头,曹公公勃然大怒,立刻跑到东厂,找到王之心,商量对策,毕竟温体仁老奸巨猾,无懈可击,要彻底搞倒他,必须想个办法。

  商量半天,办法有了。

  先去找皇帝,主动报告此事,说事情很复杂,后果很严重,于是皇帝大人也震惊了,下令严查,事情闹大了。

  接下来,就是去抓人,温体仁是没法抓的,但张汉儒一干人等,随便抓,抓回来,就直接丢进东厂。

  据说东厂的刑罚,总共有上百种,花样繁多,能够让人恨自己生出来,比什么测谎仪好用多了,所以但凡丢进这里的人,都很诚实。

  张汉儒之流,似乎也不是什么钢铁战士,按史料的说法,进来的头天晚上,曹化淳去审了一次,就审出来了,除了交代本人作案情况外,连幕后主使温体仁先生的诸多言行,也一起交代了。

  曹化淳拿到口供,立马就奔了崇祯,崇祯看过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了四个字:

  “体仁有党!”

  这四个字的意思,用江湖术语解释:温体仁,是有门派的。

  崇祯是不喜欢门派的,作为武林盟主,任何门派他都不喜欢,像温体仁这种人见狗嫌的家伙,虽然讨厌,但用着放心。

  然而这件事清楚地告诉他,温体仁同志也有门派,虽然门派比较小,但再小都是门派。

  然后,他拿来了一封奏疏。

  这封奏疏是温体仁的辞职信,按照他的传统,为了彻底表示自己的清白,他写了这封文书,说自己身体不好,估计也帮不了皇帝了,希望让自己回家养老。

  类似这种客气信件,崇祯也会客气客气,写几句挽留的话,然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然而这一次,在这封奏疏上,他只写了三个字。

  奏疏送到温体仁家时,他正在吃饭,他停了下来,等待着以往听过许多次的客套话。

  然而这一次,他只听到了三个字——放他去。

  放他去的意思,大致有以下几种:滚、快滚、从哪里来,滚哪里去。

  据说当时就晕了过去。

  温体仁终于倒了,这位聪明绝顶的仁兄,从顶上摔了下来,他落寞地回了家,第二年,死在家乡。

  明代最后的一位权奸,就此落幕,确实,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