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世界朦朦胧胧地看到了中国，中国也朦朦胧胧地看到了世界，但是终于走向了悲剧性的拐点——两种文明产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而且中华文明一败再败。到这时，悠久的中华文明不得不放下架子，认真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心态非常复杂。崩溃、沮丧、气恼、仇恨，包裹着更加变态的自大、保守、固执，使中国的集体精神一下子陷入污泥深潭。任何再辉煌的回忆反而加深了失败的体验，结果，连秦、汉、唐、宋也一起失落，大家都处于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心情之中。
中国人在十九世纪后期遇到的灾难，首先是军事的，因此我们直到今天也习惯于从军事失败的角度去看。有些学者的思想比较深刻，认为在军事失败背后，是政治失败和文化失败。但是在我看来，说文化失败有点不准确。中华文化毕竟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在别的文明一轮相继灭亡和中断的过程中一直维持着自己的生命，到十九世纪，还没有充分的理由判定它已经面临灭亡。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过于长寿的文化在生存状态上确实出现了一系列难以逾越的障碍。在没有逾越的时候，看上去像是不可逾越。
中华文化在当时的生存状态，可以用“僵滞”一词来概括。
一切都源于陈规，一切都不能改变，即使知道出现了大灾难也不知如何应对。这种文化生态，感受最深的是第一批外交官和留学生。他们处于两种文化尴尬相遇的前沿。
我曾查阅过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的一些资料，觉得很能说明问题，不妨在这里说几句。
郭嵩焘1875年准备出使的时候，中国上层文化界都在阻止他，理由是，与洋鬼子打交道，就不是正派人。连他的很多朋友都认为，做外交官就是半个汉奸。这不仅仅是无知，比之于七世纪大唐长安出现过的世界多种文化密集交融的景象，这实在是中华文化的一场滑坡式的倒退。
郭嵩焘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倒退，因此特意写了一本书叫《使西纪程》来介绍西方文明，没想到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些翻译名词，引起了中国上层文化界一致而又强烈的反弹。那些名词，是中国原有词组里所没有的，却反映了西方文明的新成果，例如“赤道”、“经度”、“纬度”、“国旗”、“新闻”等，由郭嵩焘首先写出来，就成了对中国语文大逆不道的背叛。著名学者李慈铭认为，用中国字写下这些词汇，“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这实在是一种完全失控的愤怒。另一位高官张佩纶，也就是作家张爱玲的祖父，也极为保守，认为郭嵩焘这样的“悖谬之人”，“势必混乱人心”。郭嵩焘的“悖谬”，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翻译名词如赤道、经度、纬度外，还表现在生活方式上。他的副手刘锡鸿曾经揭发他十大罪状，其中最严重的无非是在国外参加一些活动时遵循了西方的“尊位”习惯；又如，连郭嵩焘对军士表示尊重、与外国商人握手、在风中参观炮台时披了一件英国大衣、用外国银器装着外国糖果待客，等等，都成了他被撤职的原因。中国文化，在这里成了极度敏感、极度小心眼的戒律，显得那么令人厌烦。唐代玄奘翻译佛经发明和提出了多少闻所未闻的词汇和概念？明代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时又发明了多少用汉文写出的数学命题？为什么到了十九世纪晚期反而不可以了？这证明，当时的中国文化已经太弱太弱，弱得连一丁点儿文化自信都没有了。但是，既然有过了玄奘和徐光启，那就能反过来证明，中国在十九世纪晚期表现出来的不良文化生态，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本性。
郭嵩焘在欧洲外交界大受欢迎，他温文尔雅的君子风度成了欧洲人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人格媒介，由此进一步证明，中国文化在人格追求上的范型，在十九世纪晚期并没有消失它的魅力。只可惜，当时的国内政治体制所导致的整体文化生态已经腐朽，使郭嵩焘立即成为围啄的对象。这实在是中国文化的自身悲剧。郭嵩焘终于被撤职了，作为中国文化有可能与西方沟通的代表者，怆然回国。在伦敦的三十几个国家的外交使团怎么也合不得他。
郭嵩焘回来以后没地方去，只能回家。1879年他终于回到了故乡长沙。
让人诧异的是，连故乡也彻底排斥他。上至长沙的巡抚大人，下至所有的官员对他完全不予理会。而且，长沙的街上竟然出现了“大字报”，上面写着，我们拒绝勾结洋奴的汉奸。郭嵩焘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郁郁寡欢，很快去世了。严复给他写了一副挽联，其中一句是“惟公负独醒之累”，指出郭嵩焘的悲剧，在于大家都睡着的时候，只有他独个儿先醒了。这种“独醒”，必然会成为一种沉重的负累。
在我看来，郭嵩焘事件不是外交事件，而是文化事件。
幸好，就在郭嵩焘去世二十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一切就不一样了。
现在中国学术文化界有一种说法，认为辛亥革命和后来的五四运动把中国传统文化割断了。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不用功，想当然，把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当做了唐代或宋代。其实，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中国文化真的完了。因为十九世纪的中国文化，已在最腐朽的政治一文化生态牢笼中奄奄一息，不拆除这种牢笼，再有多少文化英才也只能像郭嵩焘那样屈死乡野而骂名喧腾。变革，乃至裂变，是中国文化要想继续生存的必然选择。中国文化终于作出了这种选择，是它仍然蕴藏着高贵生命力的证明。
我想请大家讨论一下，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文化有哪些事，值得我们记忆？
王牧笛：甲骨文的破译发现了历史上的商代，敦煌莫高窟的发现，意义都很大。还有西方文化，比如油画、话剧、外+国音乐等的传入。
吕帆：废除科举，开始使用白话文。
一些新式学校也大量出现，国民受教育程度有很大的提高。还有像胡适、严复这些新学者的涌现，民主与科学的提倡，与北京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两位先生遗风的影响。
另外就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我们有很多留学生出去学习了新知识，回国报效。
余秋雨：好，我们还是投个票吧，大家把辛亥革命前后的文化事件按其重要性写在纸上，然后统计一下，列出一个排名次序来。
王牧笛：秋雨老师，投票的结果出来了。排名第一的是创办《新青年》，提倡科学民主；
排名第二的是推广白话文；
第三是大量兴办新学校；
第四是破读甲骨文，一个伟大的商代浮出水面；
第五是发现敦煌石窟；
第六是废除科举；
第七是派遣留学生；
第八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派学者的出现；
第九是鲁迅、郭沫若、周作人、冰心、徐志摩、林语堂等作家的出现；
第十是引进油画、话剧和外国音乐。
余秋雨：感谢你们罗列得那么齐全，可见你们对这个中国文化的重要转型期还是很关心的，而不是像有些学者，眼睛里只有古文和外文。
排名次序，也大体合适。这些事情，是一种系统联动，每一项分开来看似乎都有点匆忙和粗糙，但加在一起却阻止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溃败趋势，开始了对新文化的寻求。
让我们对当时的文化学者表示深深的敬意，而不要站在今天的文化高度去嘲谑他们，指责他们。应该明白，他们虽然有不少局限，但在整体上比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高尚得多，勇敢得多，也深厚得多。他们在国耻的焦躁中没有选择躲避，而是立足文化从事改革。他们几乎没有获得当时政府的支援，反而常常受到政客的迫害。在军阀混战、兵荒马乱的局势中，他们很少有时间和空间进行创建，他们没有欧洲启蒙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那些思想家的荣耀，几乎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不安之中，但他们居然做出了那么多重要的事情。有的事情，是在他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的，例如甲骨文和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他们也都一一到位，立即从事研究，并获得可观成果。
他们实在太不容易了，这些我们祖父、曾祖父一辈的学者。
在你们所排列的这些成果中，有两点不太起眼，我需要说一说。一个就是推广白话文，这是中华文化在自身形式上的一种新生。虽然以前也有白话文，但不是主体语文，而文言文又连带着那么丰厚的历史传统，那么美妙的文学沉淀，那么精妙的音律蕴涵，可以想象，一旦要被替代会遇到多大的文化阻力和技术问题，而这件事又牵涉到整个社会，在没有政府号令的情况下势必步履维艰。但是，无法想象的奇迹发生了，白话文的推广居然取得了成功，从语法的创建、范文的写作、教育的接纳、传播的普及，全靠一些文人一一做成。这么一件大事，做成的时间并不太长，实在让人惊叹。
普及白话文并不是废止文言文。一切传统的文化经典仍然很好地保留着，但中国文化必须建立能够表述现代科技、国际时讯、民间心态的文本，那就不能不推广白话文了。总的说来，这件事做得很漂亮。被你们排列第九位重要的那些作家，最重要的贡献也在于早早地建立了白话文的审美自信，这比他们传达的思想更有效。
另一个不太起眼却很重要的文化亮点，是中国现代学者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破读了刚刚发现的甲骨文。这件事我在今年开课之初曾仔细讲过，现在课程临近结束之时又不能不提到，实在是一种天意，因此，还想再说几句。破读甲骨文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文化奇迹，证明中国文化人不仅有面向现代的勇气，还有面向远古的能力。连孔子、司马迁都没有见过的甲骨文，突然出现在兵荒马乱的现代，这是对一个民族数千年文化贯通性的一大考验。能不能破读，便是这种文化有没有中断的试金石。考验被通过了，一个伟大的商代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比诸子百家想象的更加真切。历史的魂魄和历史的韧性一起回来了，中国文化人终于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清楚地知道：我们是谁。
因此，我多次说过，中国在二十世纪前期所做成的两件文化大事——推广白话文，破读甲骨文，证明中国文化并没有失去生命，甚至也没有失去高贵。
中国文化毛病很多，到了现代更多。我们惋叹过明、清两代只出了曹雪芹和王阳明这样寥寥几个文化创造者，但到了近代、现代、当代，连出现曹雪芹这样的小说家、王阳明这样的哲学家的希望都没有了。在这样一片令人沮丧的格局中，即使仅仅推广了白话文、破读了甲骨文，沮丧之气也会消失大半。更何况，你们投票选出的项目远不止这两项。
至于中国文化的优点和缺点，我已在凤凰卫视《秋雨时分》栏目中整整讲了一年。每天都有，因此很长，我们就不再重复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