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在我远离期间，死了。
他为了一件不大的事，找过很多人。多数都是要人，对于他们而言，要解决那件事，只是举手之劳，而且，是非公道，一清二楚。
但是，谁也不愿举手，因为他们担心，那件不大的事情背后，也许会有一丝不确定的因素。他们与我朋友的友情和承诺是早就确定了的，却为了那一丝还没有出现的不确定，消释了。
是非公道，也全归于零。
他们的冷漠和婉拒，剥夺了我朋友的人格尊严。如果这样做是出于捍卫他们自己的人格尊严，那倒罢了，却不是。他们从头到尾都不太在乎自己和别人的人格尊严。他们温和地告诫我的朋友：“这就是当今中国官场的一种处事原则，你在外面待久了，不明白。”
我的朋友明白了，他吐血而亡。
有人说，事情很小，犯不着搭上生命。但他们不知，事情的大小不能光看表面情节。上海公共汽车上一个老人无故遭到售票员的侮辱，当场气死。
我的另一位朋友还健康地活着，他叫周涛。
他写道，北方寒冷，人们要在地窖里躲好几个月，幸好那个地窖的上方玻璃窗上，天天有一只小鸟来与人们隔窗逗趣。人们一天也离不了那只守信的小鸟。
春天来了，人们移开玻璃窗的第一件事，是把那只小鸟抓在手里。当手掌慢慢伸开就发现，小鸟已经死了——它是被气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