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剑桥大学东方系的演讲
同学们、老师们：
今天我们的话题似乎大了些，大就大点吧；也许我说出的话会空些，那空些就空些吧。我说——每一个在人类数千年绵延的历史中能够生存下来的民族，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是一个充满着苦难和挣扎的民族。
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一部苦难的史诗。
中华民族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民族一样，有着几千年灿烂的文明，但同时，也有着几千年为生存和发展抗争和挣扎的历史。苦难，如同一双无法脱去的鞋子，千百年来，日日夜夜，都穿在这个民族历史的脚上。遥远的历史，我所知不多，但中国的近代史，我略知一二。在中国的近代史中和英国人有关系的，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抹不去的就是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和鸦片战争，从那之后，中华民族就开始了上百年屈辱、苦难的历史。随之而来的是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国共内战，直到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宣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无论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当代史，都和欧洲、和英国有着根源的联系。这次到英国来，谁都想不到，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那就是，我必须尽快到恩格斯的故居和马克思的墓地看一看。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已经被英国淡忘的人物，无论他们是你的恩人，还是你的仇人，我想我都应该去朝拜一下。因为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的思想的传播，才有了今天的中国，才有了中华民族今天的历史，哪怕是一部苦难的历史。和上帝创造了人类，却并没有给人类送来和平与幸福一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建立了新的中国和新的中国思想，也没有像奉赠一本《共产党宣言》或《资本论》那样，简单地就奉赠我们以幸福和平的生活。自1949年之后，我们民族的历史，其实也可以说是一部动荡不安的历史。为了实现由马克思为我们规划的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我们中国人，中国的人民，不断地革命、革命、再革命，斗争、斗争、再斗争。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反五反”，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开始的“大炼钢铁”、“赶英超美”、“跑步实现共产主义”，与随之而来的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紧接着，就是10年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此等等。为了革命，为了政权，1957年的反“右”斗争，有成千上万、不计其数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赶进牛棚，劳动改造，悲惨死去。中国甘肃省酒泉县的大沙漠中，有一个地方叫夹边沟，是一个右派劳改农场，被赶到那儿劳动的右派有近3000名，几年后，活下来的人数还不到一半，其余一多半知识分子，都活活地饿死、累死在那里。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全国、全民族都大炼钢铁，我的家乡所有的树木全都伐光了，所有家庭的铁器，甚至包括锅、勺、铲子和大门与屋门上的铁环、铁扣、铁钉，都被取下来大炼钢铁回炉烧掉了。直到几年之前，我的家乡所有的路边上，都还残存着乡村炭窑、灰窑似的一人多高的“炼钢炉”——那是一段历史的记忆，也是一段灾难的见证。由此导致的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不少人。这是人类巨大的灾难，是一个民族为实践一种主义交上的学费，为一种信仰而经历的苦难。接下来，更为深重的灾难，也已经向这个民族敞开了幽幽的大门——10年“文革”，10年浩劫，10年的苦难。外国人、中国人，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都将无法体会那场历史的巨难，就像说到底，我们无法真正体会前苏联的斯大林集权时期的大清洗一样。“文化大革命”对整个中国，对整个中华民族内心所造成的伤害，我想用一个比喻，可以或多或少地说清楚一些：那就是一只猛虎让一群绵羊都变成温顺圈养的兔子时，这群绵羊不仅都变成了温顺的兔子，还把自己的绵羊的灵魂，变成猛虎吃饱肚子后爪子下的玩具。
而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其任务之一，就是要让兔子重新变回到绵羊的位置上。兔子变回到绵羊也许容易，可让那些都已变形成为木制玩具的灵魂变回到活生生的精神和灵魂，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其难度之大，就像我们可以把一棵树木变成我们面前的桌子和椅子，但我们很难让桌子和椅子，重新变成一棵青枝绿叶的树木一样。
这就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事情，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的生理和心理的苦难、生命和灵魂的苦难。可是面对这样的苦难，俄罗斯有《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有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拉丁美洲面对他们苦难动荡的民族历史，有《百年孤独》；美国有《根》；欧洲除了有《悲惨世界》、《九三年》那样的作品，还有另外一种面对民族、人类和人在苦难中新的描述，如《变形记》、《城堡》、《一九八四》、《鼠疫》等。后者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前者宽广和宏伟，但对人在历史和现实的苦难中被扭曲的记忆，却更为深刻和清晰。
可是，我们面对民族的苦难，既没有前者的伟大之作，也没有后者对历史和人的扭曲更为深刻理解的新的描写。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关于中国民族苦难的作品，中国作家已经写过一些东西。然而这些作品，只存活在当前中国文坛的记忆中，超出这个范围，人们就所知甚少，甚至可以说“一片空白”。为什么会这样？原因甚多，诸如中国传统书写的被历史割断、当代写作被意识形态的约束，还有作家内心的自我禁锢和束缚等。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写作已经渐趋成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但是面对我们苦难的民族历史，我们确实没有充满作家个人伤痛的深刻思考和更为疼痛的个人化的写作，没有写出过与这些困难相匹配的作品来。这是我们中国作家的局限，也是中国作家和当代中国文学面对民族苦难的历史的伤痛和内疚。
2008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