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亚佩斯作家节的三场演讲
为了寻找被丢失掉的阎连科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在这儿演讲的中心内容就是：“阎连科在哪儿丢失了？阎连科又在哪儿找到了阎连科？”
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吧——我们回家的时候，手里明明拿着开门的钥匙，可我们却找不到钥匙在哪儿，因此我们心急如焚，如同无家可归的孤儿。结果，经过一阵焦急的寻找之后，发现钥匙就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不是无家可归的孤儿，而是有着温馨家园的儿女，是我们自己忘记了家园的钥匙在哪儿，忘记了人生、命运中最为温暖的去处的房门钥匙就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换句话说，那丢失的并不是开门的钥匙，而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记忆丢失了。失去了自我记忆，我们走在大街上，我们走在人群里，我们走在这个繁闹的世界上或寂静无声的山谷里，因为人多繁华，或因为空寂无人，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在哪儿，我姓什么叫什么，职业是什么，责任是什么。这时候，我们就把自己丢失了。
世界上最容易把自己丢失的地方是中国，其原因有三：一是中国确实人口太多，13亿人口如汪洋大海，一个人在这13亿人口中，正如博尔赫斯说的，如一滴水消失在大海中。二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管理体制（权力机构和执权者），他们更注重单位、集体和群落，对个体的存在和权利关注不够。在那儿，个体人几乎是在一个单位和集体中才可以显现和存在。这就如在汪洋大海中一滴水的必然消失一样，但一条莽莽河流在流入大海时，却是可以不被忽视而存在于世的。三是中国人更愿意也更习惯于自己把自己丢失掉，让自己成为人群中的一个点、某个单位和组织中的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的一员。中国有句老话，叫“枪打出头鸟”，这是中国的民间俗语，也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生存经验和生存哲学。你要从人群中显露出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革命或者改革，再或是作家的写作，显露出来，就是把“自己”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就是让你——个人——一个人的独立存在和与众不同，从人群、集体和社会中挣脱开来，摆脱出来。那么，你是找到了你自己，你找到了“个人”、“个体”和“自我”，但是，你的“独立”很可能会成为众人、集体、社会和权力的靶子，也必然会被众人、集体、社会和权力所批评、批判乃至于你因“决不悔改”而把你的“自我”消灭和消除，让你重新消失在汪洋大海的人群里。
在中国的历史中，中国人有太多这样的经验和教训。比如20世纪中国的“反右”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中国人深刻的教训和用无数生命与鲜血换来的经验。就是到了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个人”、“自我”和“独立”，在中国依然被体制和几乎绝大部分的人们视为“异端”。虽然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宽容，但生存的空间，绝没有我们今天演讲所在的这个大厅宽敞和明亮，更没有澳大利亚的土地山水这么辽阔和美丽。所以说，今天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无论是工人、农民、贵族、贫民、富人、穷人，还是当权者、老百姓和无数的知识分子们——尤其是那些知识分子们，都非常明白在集体和社会中的安全性，在“独立”、“个体”和“自我”中的危险和艰难。在大江大河中随波逐流、顺流而下、看风使舵是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生存法则，而逆流而上、迎风搏浪只是那些“不识时务”之人的固执和冥顽。一句话，在社会、集体、群落中消失，是一种活着的方式；而在社会、集体和群落中“独立”显现——把你自己从众多中找出来，却可能是一种活着的危险。
而我，却是一个希望自己从人群、集体、社会中“独立”出来的人。希望自己不是在社会集体中活着，而是希望自己不仅从社会集体中独立出来，而且希望，那个有着写作自我的阎连科，不仅不被社会、集体所消失，而且还要在这个社会、集体中活着并有所作为和建树。用最简单、最通俗的话说，过去，我曾经是在社会和人群中因消失而活着的人；可现在，多少年来，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没有在社会人群中消失而活着的人，是大家可以看到、可以感受、可以触摸的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独立存在的作家”，是一个有独立精神的阎连科，是一个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看来似乎已不值一提的那个“中国人和中国作家”，一个有自我存在价值的阎连科。
过去，我是毛泽东执政时期的中国人民公社的一个青少年；后来，我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个乡、一个村的年轻农民；再后来，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士兵、军官和军队创作室中的创作员。2005年之后，我离开军队，成为北京市作协的专业作家，三年后，又成为中国人民大学以教授的名誉存在的作家。这简单而又深刻、漫长的经历，没有人可以完全知道这几十年我都经历了什么，思考了什么。你们在这儿，也不需要听我啰唆那无休止的人生和命运，但我想要说的，就是在你们看来已经不是什么问题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想找到我自己，要努力做一个“独立的作家”，有“自我”的人，有“尊严”的写作者，可以以我自己的声音发音、唱歌的人，以我自己的腔调、曲谱来唱出自己的歌声的人。因此，我选择了文学，并且在文学创作中，渐次地明白，只有写作，才可以让我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它不是百灵鸟的委婉美丽的欢叫，只是一只野麻雀的聒噪，那也是一只麻雀在以它自己的声音向这个世界做着它自己独有的表达。
对我来说，只有文学可以帮我完成这一切。
只有文学，可以帮我在中国现实社会的人山人海中，建立起一个人、一个作家的坐标，而不至于使我迷失、消失在中国的现实社会的人群和集体里。一句话，就是用文学在社会集体中寻找那个消失其中的阎连科，用文学让阎连科独立、自我地活在你们可以看到并可以找到的中国现实和集体、社会的人群里。正是为了这些，我开始写作并将继续写下去，写出了那些不一样的作品并将会努力地永远不一样地与下去。
2011年3月3日
推开另外一扇窗
女士们、先生们：
昨天我讲了如何寻找被丢失掉的阎连科——因为害怕丢失在中国现实的汪洋大海中，所以我开始了写作。但中国可以被称为作家的人数有上万人，单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就有两万多部。在这上万个作家中你是哪一个？每年有两三万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问世，你如果有幸在两年、三年内写完一部小说，你的小说在这数万部文学作品中又是哪一本？
我真希望中国乃至全世界，只有一个作家就是我，每隔几年只出一本书，那就是我的长篇小说或中短篇小说集。可是这种情况可能吗？这个奢望如同一棵小草希望世界上的森林都消失一样，一条小溪希望世界上没有江河大海一样。不可能。那又该怎么办？那就在这作家、作品的大河中，做一个可以拍岸击壁的最有力量也最具艺术个性的浪花吧。为什么在19世纪群星灿烂的世界作家群中，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雨果等伟大的作家可以让我们恒久地尊崇和敬重？为什么每个坐在这里的人，一张嘴就可以说出20世纪的一大批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来？比如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加缪、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他们的作品，几乎每一个写作者都读过，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这些作家都有一颗博大的心，都对这个世界充满着敏感、焦虑和没有边界的爱。作家要做这个世界的儿女，对世界上所有人的生活、生存都充满着尊崇和中国文化中的孝敬之道。需用自己最为独有的艺术个性，不断地去揭示人类或者你所熟知的人们所处的生存之困境。
当我们谈到用自己最独有的方式去揭示人类或你所熟知的人们所处时代的生存困境时，有一个问题出现在作家面前。那就是：我们在不同的国度、地域写作时，我们不仅取材于不同的素材，还要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写作。在有的国家，你是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想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只要你的写作在文学艺术范围内。而在另外一些地域或国度，是国家让你写什么你才可以写什么，不让你写什么，你就不可以写什么。但今天中国的情况却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我们改革开放了30年，除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就外，还有意识形态的门窗也同时打开了。可这打开的，不是全部的豁然洞口，而是两扇门只开了一扇门，两扇窗只打开了一扇窗。聪明的人和聪明的作家，有这一扇打开的门窗，已经可以自由地进出，获得所需的自由和光明。但还有那些和我一样愚笨的作家，却总是希望把所有的门窗都打开，让所有人们生存生活的地域、现实和历史的角落，都可以被文学的光束所照耀。因为，我和许多中国作家都知道，那被关上的另外一扇门窗的后边，有着真正值得作家关注的人类生存的暗礁、困境和窘态，是人类——我们所最熟知的人们生活、生存困境的一个暗黑的岛屿、沙洲和太阳没有照常升起的幽深的山谷。文学的笔触没有深入到这扇门窗之后的暗角，那文学就是只有一只翅膀的飞鹰，是一只有半个嘴巴和半只舌头、无法真正发声唱歌的鸟雀。这样的鸟雀虽然在文学的合唱队伍中，鸟喙也不断启闭，但那有可能只是滥竽充数的合唱，而不是真正发出自我声音的独唱艺术家。
伟大的歌唱家必然都是那些最善于独唱的艺术家，而不是群舞中的一个舞者与合唱中的一员。
今天，有许多的中国作家都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那就是，你是作家，你就不仅要爱你可以看见的人和生活，更要设法去爱那些你看不见的人和他们的生活、生存之困境。去表达他们的生存困境和内心的灵魂，才是作家的爱、敏感和焦虑。澳大利亚的作家彼得•凯里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小说《凯利帮真史》，是一部独具个性的把作家的笔端深入到澳大利亚历史之暗角的成功之作。它在世界其他国家受到的欢迎和好评，相信我们今天坐在这儿的人们都有耳闻和熟知。《凯利帮真史》的成功，不仅是彼得•凯里用他自己最独有的表述方式进行独有的小说书写，更在于作家发现并以其博大的心灵正视了澳大利亚100多年前那个19世纪下半叶的匪帮之首内德•凯利及其一家人以及那时贫民生活的困境和反抗。作家用他博大的心灵去唤醒并融化了那块土地上被人们遗忘的历史和人物，使遗忘的土地、人群和同样有着人类善意之心的最下层的人们的灵魂放出了可以照亮任何地域和人群的伟大的光芒。
我无法断定《凯利帮真史》是伟大到哪个程度的一部书，但我可以断定它是作家在推开历史的另外一扇暗门、暗窗的一次成功的写作。中国今天的现实和历史是，由于长时间的关门与闭窗，直到今天在打开一扇门时还关着另外一扇门，在推开一扇窗时还在关闭着另外一扇窗。所以，今天中国作家的写作，用不准确的比喻来说，我们是用一只眼睛看世界，在双色圆珠笔里，我们大都还是只用单色笔芯在书写。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文学创作的伟大不在于你去斗胆书写那些权力不让你写而你偏要去写的素材、生活和历史，不在于你总可以把目光盯着并看到那被关闭的门窗和那门窗之后的暗礁、沙洲与潮湿阴暗的存在，而在于一个作家的心灵不仅可以去温暖阳光照到的人的冷凉，更应该去温暖那些不在阳光之下的人的灵魂的寒冷。只有这样，才可以说那个作家的心灵是伟大的，一如卡夫卡的心灵可以去温暖一只甲壳虫的身躯之寒一样。如果不是这样，单单是在技术、技巧、语言、结构等形式上表现个性和艺术，我们就总觉得这个作家缺少一些什么。正如我们在推崇博尔赫斯的杰出写作时，最好不要把他和卡夫卡放在一起说。那时候，我们如果说博尔赫斯伟大、杰出，卡夫卡就没有词汇可用了。
因为，卡夫卡帮我们推开了人类生存困境关闭的另外一扇门和另外一扇窗，而就我个人对博尔赫斯的偏见——尽管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可我不得不说，我并不认为他推开了人类生存困境关闭的什么门和窗。回到我和许多中国作家的写作上，最后应该老实交代的，就是我们都希望用自己的努力，推开中国现实那关闭的另外一扇门和窗，让作家心灵的温暖，可以散发到那关闭的门窗之后的人们在时代困境中生存的冰寒上。
2011年3月4日
选择为折断翅膀的麻雀疗伤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对文学的向往，正如同对天空中一只鸟雀美丽飞翔的向往。下面，我举这样一个事例，希望大家可以作出判断并予以回答：
在你头顶的蓝天白云之下，自由地飞翔着一只快乐、健康并有华丽羽毛的小鸟，而在你脚下那光秃秃的、可能是寸草不生的黄土地上，困着一只丑陋的、折断了翅膀并连其羽毛都显得稀少和肮脏的麻雀，它奄奄一息，却还坚忍地活着。那么，请问女士们、先生们，你是爱天空中飞翔的丽鸟，还是爱地上丑陋而奄奄一息的麻雀？你是歌唱小鸟飞翔的美丽，还是为地上折断翅膀的麻雀疗伤？当这个问题你必须回答，并必须选择其一时，我相信大家所有的人，都会说让天空的小鸟快乐地飞翔去吧，我要首先为地上折断了翅膀的麻雀疗伤。
歌颂天空飞翔的小鸟，那是浪漫诗人的事情。那就让那些诗人浪漫去吧。为脚下折断翅膀的小鸟疗伤，那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总是把人之心灵当做他的笔之上帝的作家的事情。那就让我们为这只折断了翅膀而奄奄一息的麻雀来疗伤吧，为这只濒临死亡却还坚忍地活着的麻雀的生命而开口高歌吧。
今天，无论是中国现实中的人还是现实中的中国文学，都是或者都像是折断了翅膀而在大地上挣扎活着的麻雀。就现实而言，我们有太多的富人、太多的权贵，太多的人家里的人民币和美元、欧元都如商店中的餐巾纸、卫生纸一样堆积如山，而各种各样的盖着无数红印的那些既是权力的象征，又可以转换为钞票的文件和批文，放在他们的写字台上，锁在他们的保险柜里，就像从打印机里因打印错误而退出来的一叠叠的废纸。他们买一架飞机，就像家里养了一只鸽子；买几辆豪华轿车，就像大街上的工人下班后在马路上骑着的破旧自行车。他们的妻子、女儿、情人，坐飞机到韩国美容一次，就像我老家村头的小姑娘到村口路边采了一朵野菊花。可是，与他们相对应的，中国今天还有无数无数的贫困人口、最底层的农人和小人物。在中国的陕西，他们仍然住着每每下雨都有倒塌危险的窑洞；在中国的甘肃，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舍不得倒掉用过的洗脸水，甚至有的家庭还会把那水重新澄清烧开去煮饭，而所谓的“母亲水窖”活动搞了20年，却还没有解决他们的饮水问题；在中国的南方贵州，直到今天，北京、上海、广州等无数大城市的儿童读书，都有专车接送时，那里的孩子，他们读书却要每天徒步跑几十里的山路，背着干粮，自己在小学烧饭，身体因为营养不良而不能正常地发育；在我的老家河南，在我们县和我们的村庄里，直到今天，人在生病之后，生命结束不是死在医院的病床上，而是死在自己的家里，而他们的床头，摆的不是可以治病的西药，而是堆着他们的子女上山挖的不可以治病的偏方中草药。
现实的中国是，当天空飞起一只漂亮而自由的小鸟时，就有可能有10只、20只乃至上百只和无数只被折断翅膀与腿的小鸟必须在地上为了活着而挣扎。当你们看到中国的电视屏幕上，充满着歌颂和欢乐的笑声时，你们忘记了在那辽阔的、偏远的中国乡村，还有着无数的哭泣和眼泪。面对这些，面对这样的现实，小鸟在天空歌唱是一种现实，是一种生活的真实，是不能忽略和否定的事实。而在那天空之下的土地上，也有一只、几只、无数的小鸟，在为了活着而挣扎，这也是现实、事实和真实。当浪漫的诗人选择了歌颂天空的飞翔时，那么，我——选择的是后者。我，选择了站在折断翅膀的麻雀这一边。
日本畅销书作家村上春树的小说没有什么了不得，但他抛弃石头而站在弱者鸡蛋一边的选择却是伟大的。我抛弃美丽的天空和丽鸟，而选择站在丑陋的麻雀这边也没有什么了不得，但我的这种选择，在我的写作中，却是比村上春树更加坚定和明确的。我愿意和麻雀一块儿去挣扎，愿意用我的笔之血液为折断翅膀的麻雀疗伤。
在现实中，你选择了站在折断翅膀的麻雀这一边，那么，在文学中你能做些什么呢？难道歌颂小鸟自由地飞翔就写不出好诗吗？不。歌颂小鸟的飞翔照样有许多经典之作和大诗人。如亚洲的印度诗人泰戈尔、欧洲的爱尔兰诗人叶芝，还有拉美的智利诗人聂鲁达及其那24首歌颂爱情这只小鸟的经典诗篇，以及现今在世的还十分活跃的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他最少写有50首关于小鸟的诗，其中有许多优秀而经典的诗句。但在中国的传统中，古代有诗人屈原、杜甫等，他们的诗，鲜明地歌唱在地上挣扎的麻雀而非天空飞翔的美丽的小鸟；在近现代，站在飞翔的小鸟那边的诗人倒是越来越多了。中国传统画中到处是飞翔的小鸟，罕有折断翅膀的麻雀。中国现代文学中，站在折断翅膀的麻雀这边的作家不仅有着鲜明的立场，而且有着一批伟大的作品，比如鲁迅、沈从文、萧红、老舍等。但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学，几乎一直都站在飞翔的小鸟的那一边，在歌颂天空的湛蓝、小鸟羽毛的美丽和小鸟飞翔时动人的姿态。而那些更多的挣扎着的折断了翅膀的麻雀，有着坚忍生命的它们，却被视而不见、熟视无睹，被健忘的人们把记忆抹去了。毫无疑问，作为一个作家或诗人，可以选择站在蓝天和丽鸟那一边，也可以不作任何选择地站在所有的鸟类和天空、大地共有的立场上。可我作为一个小说家，在中国的现实中，一个必须选择的人，我将坚定地站在丑陋的断翅的麻雀这一边，为那断翅的麻雀去疗伤。然而，我作为一个作家站在麻雀这边时，我并不知道我能不能写出动人的作品来，但我知道我将背叛天空飞翔的小鸟和那些歌颂飞翔的诗人、作家们。我不知道我的举止将带来什么结果，我只希望我的写作、我的作品能成为那折断翅膀后挣扎着的小鸟疗伤的、一点一滴的血液和养分，哪怕它们根本不能养好一群折断翅膀的麻雀的伤痛，只养好一只也是值得的；哪怕养不好一只伤痛的小鸟，能让那只负伤的小鸟多生出一片羽毛也是值得的。
如果有一天，在天空飞翔的群鸟中，有一只是我为之疗伤、养好翅膀的麻雀在飞翔，我将为我的选择和写作而骄傲！
2011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