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大师特别是文学大师给人以肃然起敬的感觉，例如人们认为鲁迅是大师，提到这个名字就像提到自己的精神上的父亲，大师是楷模，大师是先行者，大师是英烈，大师是光辉的旗帜，大师是某种终极关怀与绝对理念的象征；大师是权威（业务的尤其是道德的人文精神的即人类美德的），大师不容损毁、不容亵渎、不容不敬；大师是天一样崇高和海一样辽阔的崇敬与热爱对象，阐释和表达对大师的崇敬本身也是伟大崇高和不容苟且的事业。
大师一词相当于英语的master，但master远远没有中文大师一词这样神圣的意义。查一下牛津词典，在master词条下的解释包括：一、雇主。二、熟练技工、能手、独立经营者。三、男户主。四、商船船长。五、狗、马等的男主人。六、男教师。七、硕士。八、少爷。九、院长。十、艺术大师。十一、控制某种事物的人。十二、原版影片、磁带等。十三、指挥的、高超的、优秀的。十四、自己做主；自己说了算。（见商务印书馆和牛津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
这么多富有生活气息的，就是说比较自然、比较平常的解释，像是给大师这个圣殿一下子打开了许多透气的窗户，这会不会使人感到轻松一点，呼吸自如一点，使人用到这个词时脸色好看一点，但是否会降低了大师的规格呢？请英语专家教我。
英语没有把握，维吾尔语我是熟练的。维语中称大师为ustaz，其含义大致相同于汉语的师傅。任何能工巧匠都可以称为ustaz，而任何活计干得好都可以称赞曰：“Bagusta！”就是说干得真熟练、真在行。去掉一个z为的是当副词用。“文革”时讲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云云，也是用的“伟大的ustaz”。我到新疆开始扬场扬得不太好，后来扬得好了，就被称为ustaz了。
故而，在新疆，人们也常常把类似大师的ustaz一词译作匠人，如果把伟大的导师译成伟大的匠人，会不会更亲切一些呢？大师者匠人也，操维语和懂维语的作家，讨论起谁谁是不是文学大师即文学匠人来，大概没有操汉语者那样悲愤。
中国长期处于尊卑长幼分明的等级制社会，语词也带有分明的等级色彩，不仅大师一词如此，作家（在多数外语中不过是写者之意）、总统（在英语中也指大学校长或某些机构的头一把手）、伟大（在有的外语中也可指甚好或大量）等词亦是这样。这样反过来，语言的等级色彩又强化了现实的等级观念。
那么汉语的“大师”“作家”诸词是不是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人文精神的敬意呢，事物的意义都不是单一单向的，这也不妨一想。
二
一个很精彩的说法，说中国的骄傲是有了一个鲁迅，中国的悲哀是只有一个鲁迅。
具体的大师是永远不会有第二个的，不仅鲁迅如此，我们也可以问中国谁是第二个曹雪芹，谁是第二个李白；我们可以问英国人谁是第二个莎士比亚，谁是第二个狄更斯；我们可以问法国人谁是第二个巴尔扎克，谁是第二个普鲁斯特；问西班牙人谁是第二个塞万提斯。在现代印度，谁是泰戈尔第二，我们也不知道。
如果我们崇拜大师，那么大师的首要条件是独创性不可重复性，大师都是第一而且都是唯一，没有第二，有第二的能复制的不是大师。大师的重复产生只能是灾难，文学尤其如此。
我也不知道哪个国家的哪个作家具有鲁迅式的严峻、深邃、凝重的道义权威，托尔斯泰当年也许在道德完成上比较出色，但也颇具争议。列宁、契诃夫都对托翁的道德自我完成说教不以为然，嘲讽有加。托翁似乎并无后来鲁迅式的权威。那些被某些人向往膜拜的诺贝尔奖金得主，更没有谁具有这种权威——所以不仅是中国，就是外国，也没有第二个鲁迅，不论是海明威还是加西亚，不论是帕斯捷尔纳克还是帕斯，都缺少鲁迅式的伟大人格影响，更不要说得了诺奖后又与纳粹合作的挪威作家哈姆逊了。他们是匠人，不是中文意义上的大师。
三
然而有一种理论令我懔然怵然，就是把鲁迅与中华民族分裂开来、对立起来，以鲁夫子的洞明证实国人的卑劣与没有希望，以鲁迅证明中国现当代其余作家的不足取，声称鲁迅是“一个人与全中国战斗”等。我有时候爱较劲即抬死杠：“如果一个人与全中国战斗，那是为了谁战斗呢？为外国？为联合国但不包括中国？为人类但不包括华人？”当然也可以解释为爱之深责之切，鲁迅深深地了解国人的弱点，沉重地鞭挞的目的还是为了国人的自救，鲁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我直觉地认定鲁迅是非常中国的现象、非常中国的人物、非常中国的英雄，中外都无法重复。
四
大师的道义资格与技艺资格之间的关系问题，有时也颇让国人心焦。我们自古是重视道义资格的，讲人生，讲价值，最后都要归结到讲道义上，我们的政治常常是道德化的政治，故有王道、霸道的辨析，故有贰臣、忠臣的区别，这种概念至今被某些人乐道。我们的文化也常常是道德化的文化，叫作文以载道。修齐治平的理想的核心是通过个人的修身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先器识而后文艺，这是古往今来的不易律条。不论是从政从文，要取得参与的资格首先要取得道义资格。这方面从政的人好讲一点，有了权、有了政绩、有了群众拥戴，什么事都好说。从文的人则要跟着风接受各种审查和议论，先跟着风犯错误，再跟着风受批评。不但领导要你说清楚，人民尤其是同行更要求你在时过境迁之后说清楚。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提倡的是又红又专，一九六六年春为又红又专问题某权威大报就连发许多篇社论，一论再论达到吓人的许多论之多。现在则叫作德艺双馨，亦即选拔干部上的德才兼备，具体内容有不同，但思维模式差不多。
这当然是事出有因的，革命的威严与权威是压倒一切的，新生的革命政权，要求的首先是政治上的忠诚可靠即红，如果你心怀叵测，技艺上再好也要批倒、批臭，至少是要封杀的。
外国人也有他们的类似又红又专、德艺双馨的价值系统，当然只需改动一字，即把红改成白或其他颜色即可。外国人不那么单一，至少是作多元状，鼓励完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异议者，再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新左翼直至共产党人眉目传情、心心相印，有时候也还是有戏看的。
有趣的是我国如今的某些新新论者，也掌握着一个又X（红以外的颜色）又专或德艺双馨的标尺，只是把标准颠倒一下，你认为进步的、红的、有德的，我认为是软骨，你认为不红的，疏离的乃至有那么点反动的，我认为是宗师、是风范。他们分析起具体的知识分子来，其严肃性与诛心性，其用语与方法的严厉，很像是党的小组生活会上思想帮助、批评与自我批评。标准虽然倒了个个儿，思想方法、思维模式、语言与表达方式并无不同；风向虽然变了，跟风哄秧子的劲儿并无不同。
五
许多大师在他或她生前并不被广大公众接受为大师。立时被广泛接受的有时可能是大众情人性质的人物。文学嘛，当时你我都可以说这说那，但很多情况下需要时间的考验。急于肯定或急于否定大师，都是至少常常是一厢情愿。
一面评定着当年当月的最佳作家作品，就是说如此地注重着时效时文，一面争论着谁是谁不是，证实着或证伪着大师，是不是急了一点？
大师不大师，它的效应是滞后的而不是立时的。对否？
至于以是否获得某项国际大奖作为是否大师的标准，这未免太通俗、太方便、太速食了，这无非是放弃自己的头脑功能罢了。
大师与否也是相对的吧。象棋大师、围棋大师乃至棋圣、汉剧大师、魔术大师、木偶大师、捏面人的大师……我们接受起来都不难，为什么提到文学大师就那么吓人？就那么自卑？大师是完美无缺的吗？理论上显然是不可能的。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如巴尔扎克，比如杰克.伦敦，比如海明威，他们做人上的缺点是众所周知的；还有有过与纳粹合作记录的文学专业外的海德格尔与卡拉扬，他们恐怕都算得上大师。如果是我们的酷评（现已被戏称为醋评）者呢，会不会说契诃夫是软骨头，缺乏战斗性；说歌德是既得利益集团人物；说巴尔扎克缺乏献身的热情，更缺乏行动以及什么什么的？当然，这样说也具参考性。
大师云云，也是可以讨论可以变更的，小苗可能成长为大师，大师也可能变得过气乃至发霉生锈。这方面是大师，换一个行当，他或她连学徒都不够格。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大师千百万言，必有狗屎。不能因为是大师便不承认其失误，也不能因其失误便不承认是大师。
六
大师产生与历史境遇、人文环境之间的关系，常常不像人们想得那样简单。有些论者力主二十世纪中国无大师，其目的在于批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与中国环境。不错，现当代中国文人的境遇是有许多可圈可点、可思可叹之处，历史经验特别是“左”害也值得好好记取。不错，作为从业人之一，我希望作家的创作自由愈大愈好，稿费愈高愈好，住房愈宽愈好，全国的与世界的读书者愈多愈识货愈好。然而，研究一下文学史，你得不出作家愈受到历史的优待愈有成就的结论。曹雪芹得到了多大的创作自由，多大的物质支持？与雪芹相比，我们今天的作家不是幸运得多了吗？然而我们没有写出《红楼梦》来，我们没有雪芹那个本事、那个出息。设想一下，如果雪芹生活在今天，有高级职称，住四星级以上的宾馆，又当作协头面人物又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动不动得中外大奖，他写出来的书还是那个味儿吗？我们难以想象。
与其说是自由与幸福、关怀与支持生产大师，倒不如说悲愤与忧患、冷落与挣扎造就着大师。那么是不是为了多几位大师就建议对作家进行迫害呢？不会蠢到这一步的。而且，作家们、文人们的条件太差了，生存权、隐私权、发言权，吗权也没有了，活命都成了问题，遑论人文成果。那样的状况是难以长期为继的，是混不下去的。要求合理的条件，要求起码的标准，这是天经地义的与无法否定的。问题是谁也不能说准大师与境遇间的关系，人为地拔苗助长或修建温室对于文学人才的成长绝非必要。
七
是体面和敬畏好，还是平常心好呢？是匍匐地、神谕地仰望大师、大奖等好，还是民主地、人间性地平视好？是视大师伟大、高不可攀好，还是视他们为亲切的朋友好？既然人人可以为尧舜，人皆是佛，为什么不可以人人可以为大师呢？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就是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大师吗？是向大师请教、向大师学习也与大师商榷讨论好，还是一想到大师伟大就感到愧死，并要求非大师们愧死好？是以大师的名义吓人、震人好，还是以大师的名义春风化雨好？是一脸的所向无敌好，还是默默地微笑好？你怎样选择呢？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