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汉堡美丽的湖边，矗立着一幢灰白色的楼房，这就是著名的大西洋饭店。旅店的排场确实与众不同，店门口总是站着一个头戴高礼帽，身穿笔挺的深色燕尾服，打着雪白领结的仆人，为所有的客人开车门、开店门、叫车，下雨的时候打着伞迎候。楼下的会客大厅也特别宽敞辉煌。站柜台的服务人员显得精干、文雅、标致和彬彬有礼，好像是精选出来的。高级旅舍自有高级旅舍的价目表，同样的冰激凌在这里吃要多付成倍的马克——当然，多付的马克会换来一种身价高贵的自我满足。
这些排场当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个老人，一个穿着整洁、动作拘谨、目不斜视、悄悄地活动在楼下大厅的一个角落里的老琴师。每天下午四点，他开始上班，在一架电子风琴前端坐下来，埋头演奏一支又一支温文尔雅的乐曲。乐曲的音量不高又不低，它不会打搅任何人的谈话，却又分明萦绕在你的耳边。乐曲的情绪不悲也不喜，它似乎意在使客人愉悦，却又难以捉摸。老人的表情呢，也是这样淡漠而又礼貌，专注而又恍惚，满足而又忧郁，洞悉一切、与世无争而又有所企求、有所期待。
没有一个人注意这个老人，没有一个人与他说话。在这个红光紫气、色调温暖、摆设华丽、灯光通明又充满了一种橄榄油和茉莉花芬芳的大厅里，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个著名的海港、著名的商业和文化城市汉堡的最大的一家旅舍里，老人显得孤独、遥远和陌生。我久久地注视着这个老人。他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家而命途多舛、落魄江湖吗？他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不具备真正的音乐家的素养，到头来仅仅为了饲口而按钟点出卖他的手指吗？他有一个幸福的或是不幸的或根本没有自己的家庭吗？他有孩子吗？他向往真正的艺术、真正的音乐吗？要知道他生活在一个诞生了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国家。他不可能没有听过科隆市附近贝多芬故居的古老幽香的楼板发出的吱吱声吧？当他想到贝多芬的奏鸣曲和协奏曲、室内乐和交响乐时，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注视着他，他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引起了我极为复杂的情绪。但是我并不了解他，我说不清我的感受，我的联想和想象带有太大的冒险性，虽然曾经靠得那么近，然而太匆忙了，这只是匆匆来去中的匆匆一瞥。
这也就是我的西德之行的状况。我的印象众多、深刻，牵动着我的情思；然而，试图归纳和叙述这些印象，却太冒险。
二
最难忘的是海德堡的雨夜。六月十四日，一个奇热的天气，下午，我们离开了西德南部最大的城市明兴（即慕尼黑。慕尼黑，这是按英文翻译的，而按德文音译，应为明兴），乘火车前往海德堡。天气闷热欲雨，这四个小时的火车中我们所出的汗，比在德国逗留的其他全部时间加起来所出的汗还多。然而窗外的风光仍然是非常宜人，到处是茂密的绿树、庄稼、草地。看不见裸露的地面，即使起风的时候也不会扬起一点尘沙。青青的小麦中时而出现一簇一簇洋红色的鲜亮耀眼的罂粟花。终于，在一个傍山依水的地方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一个只有两万五千居民的旅游城镇、风景胜地海德堡。
当晚，我们在大河桥头窄小却别具风格的古堡里，与当地的文化、新闻界著名人士会见，共进便餐。仨一群，俩一伙，我们一边喝着啤酒与葡萄酒，一边热烈地、无拘束地交谈起来。直到夜里十一点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在这次文艺沙龙式的集会过程中，外面不时下着阵雨。告别主人走出来就到了桥上，雨却停了，凉风习习，水光灯影，令人心旷神怡。于是，我们提议步行回去，因为这里离我们下榻的鹿街旅舍距离并不远。
陪同我们访问，并充任向导、翻译，被我们戏称为“司令”的是精通汉语的苏珊娜小姐，她欣然同意了我们的提议，沿着第一个拐弯处，向着遍地盛开着玫瑰的山坡走去了。
这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于是，我们加快了脚步，连我们作家访问团最年长的马加同志，虽已七十高龄，也健步如飞，老当益壮地小跑起来。小雨似乎激起了精神，冲散了疲劳，大家连说带笑，叽叽嘎嘎，又是称颂晚间聚会主人的热情谦逊，又是赞美海德堡的风光如诗如画，又是念及我们的祖国的锦绣河山。大江南北，长河上下，不知有多少风景宜人之处，丝毫不逊于欧洲的游览胜地，只是在进一步保护和美化环境、基本建设和经营管理乃至于广告宣传方面，还有待于做大量的工作。这样，说笑之中，不觉愈走愈高，愈走离河流愈远，愈走树木和花草愈密，然而，仍然见不到我们的旅馆的踪影。
最早对“路线问题”提出疑问的是我们的女诗人柯岩同志。她说：“我们走错了！”又说，“小心，别遇上狗。”
然而，我们其他人都是“紧跟派”。我们的“司令”苏珊娜小姐热情、友好、细致、朴素、任劳任怨，安排我们的生活和活动从来没有出过差错，我们都坚信跟着她走是不会错的。这时，她正带着我们从山路折向一个石阶梯，每一个石磴都相当高，曲折狭窄，别有一番乐趣。雨下得大了，我们的头发、衣衫都已经是湿漉漉的了，然而兴致却愈来愈浓，甚至觉得如果真迷了路，倒也不赖。当时唯一叫人担心的是马加同志，但马老一再发出豪言壮语：“没事！”因此，女诗人的怀疑就得不到响应，而且她关于狗的警告还受到冯牧团长和我友好的嘲笑，冯牧同志说：“不要紧，有狗也只咬男人，不会咬妇女的。”
看来，先知先觉者总是要受一点误解的，嘲笑柯岩的话音未落，传来了狺狺的狗叫声，显然，石阶梯是属于一个私人的住宅。幸好狗被锁着，不然还真麻烦了。
此时，苏珊娜小姐也承认是迷路了，于是我们又匆匆下行，然后，向碰到的一个中年男人问路。
这位偶然碰到的先生立即把我们让到他的客厅里，我们几个北京来客已经有点落汤鸡的架势了，又狼狈、又兴奋、又快活。原来，这里是一所为外籍人员开设的德文补习学校。与我们邂逅的德国朋友是这所私立学校的教师，他对北京来客表示热烈欢迎，而且提出两条建议：一、路虽然不远，但因雨大，最好还是叫出租汽车来。二、邀请我们次日到他这里共饮咖啡。
这两条建议都被接受了。我们很快乘车回到了拥有五百年历史、小小的、古色古香的鹿街旅馆。第二天，临出发去法兰克福以前，我们也应邀去拜访了这位对中国人民充满自然而然的友好情谊的德国教师，并一同到这所学校的负责人，一位经济学博士的家里做客。当我们总结这次迷路的经验时，大家都兴高采烈，好像回到了童年，好像获得了一种久已失去了的顽皮的乐趣。同时，大家一致认为，苏珊娜小姐之所以有小小失误，显然是受了“小迷糊阿姨”（这是柯岩的一本书的题目）的传染。
三
只有真实的东西才是自然而然的，也只有自然而然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友谊、热情、欢乐，一切美好的事物莫不如此。六月八日下午，在西柏林的汉堡旅舍，自由柏林大学社会哲学系东方研究中心的瓦格纳博士和顾彬博士前来看望我们。这是两位年轻的汉学家，顾彬博士汉话说得很流利，一见我就把在法兰克福出版的包括有方纪、艾芜、师陀、赵树理、秦兆阳、王汶石、周立波、李准、西戎、刘心武、李陀、王亚平和我的作品的中国短篇小说选（德译本）赠送给我。会面以后，他们邀请我们先到瓦格纳家中饮茶，然后到另一个汉学家家中吃饺子，冯牧与马加同志与瓦格纳同车走了。顾彬建议我和柯岩以及翻译王浣倩同志坐公共汽车转地铁前去。迎面第一条大街上，只见黑压压一片骑自行车的青年呐喊而来，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其阵势，只有一九六七年一次我在北京东四见到的“联动”的车队可以相比。经过询问，才知道这是一次和平的（从表情上看应该说是快乐的）示威，内容是要求限制以至取缔汽车，以保护环境。
在瓦格纳博士家里，我们就中国文学的现状进行了广泛而自由的讨论。顾彬说，他们这一批年轻的汉学家，许多人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对中国感兴趣的。（极左的东西对于年轻人是很有诱惑力的。当天上午，我们在参观“柏林墙”时，已看到了六十年代写在“柏林墙”上西柏林“红卫兵”的标语。）一直到很久以后，他们才了解到十年浩劫的真情，这使他们感到沮丧。顾彬还说，他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很感兴趣，而对《最宝贵的》颇表失望，对此，我只能报之以微笑。瓦格纳博士问道：“你那篇小说里提到的德国老头伦蒙和苏联作家英沙罗夫是怎么回事？”一句话问得我莫知所答，想了一会儿才弄明白。我问他们是否知道旧俄作家屠格涅夫，他们回答说知道。然后我谈到《贵族之家》和《前夜》，他们耸了耸肩，当我说明英沙罗夫并不是苏联作家而是《前夜》中一个人物的名字时，他们两个相视而笑。
和德国的中青年汉学家讨论当代中国文学是很有趣的事情。（老汉学家多半是研究“四书五经”、“孔孟之道”的。在汉堡，我一踏进老汉学家傅吾康教授的家门，就看到了醒目的“难得糊涂”的中堂和“知足长乐、能忍自安”的对联。）瓦格纳的客厅里摆着那么多中国杂志。柯岩说，那里的气氛使她以为是回到了北京某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部。我们谈到了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和电影剧本《在社会档案里》，我们还谈到了对某些香港出版物、某些说法的看法，很可能大家的观点是有差异的，但是，直率的讨论却是亲切和融洽的。
然后，我们来到另一位中年汉学家施德满先生家里。施德满的小院子里，两棵大树的巨大树冠下已经坐满了客人，有德国的汉学家，有华裔德籍学者，还有来自台湾的骨肉同胞，长凳上、靠椅上，坐的坐，站的站，欢声笑语，十分活跃。不一会儿，在北京语言大学派遣到柏林大学任教的张讲师的协助下，施德满夫人端来了他们包的饺子。饺子个儿很大，很好吃，也很解决问题。之后，女主人又端来了她亲手制作的中式甜点杏仁豆腐，也是高质量的，非常实惠。
黄胡须、身材不高、质朴而又热情洋溢的施德满带领我们参观了他的住房。房子不算大，室内陈设也比较简单。显然，男女主人都是“中国通”加“中国迷”，处处摆着中国货、中国工艺品，挂着中国画。主人对我们的参观没有做任何准备，甚至施德满的工作室里被子也没有叠。苏珊娜小姐对我说，追求物质生活是市民们的趣味，而一般知识分子，在生活上是并不讲究的。看来，天下“老九”也是一般“黑”的。施先生津津乐道的还有两条，一个是他的带有自动消字设备的打字机，如果打错了，一按消字键，再按原来错打的字母就可以消掉，真可谓舒卷如意。翻译王浣倩试了一下，她的打字技术和打字机的方便适用都受到了喝彩。另一个是他的阁楼，阁楼原来并没有，是他自己盖起来的。所需工具不过一把电钻，钻好了孔，买来各种板材，拼合之后，拧紧螺丝就多出一间小房来。“老九”自盖小房，北京与柏林也是颇有共同之处的。无怪乎后来到了汉堡，一位华裔德籍友人建议笔者买一个电钻回国，以便改善和扩大住宅。笔者考虑再三，一是对自己的劳动能力缺乏自信，一是钻完洞后到哪儿去找板壁材料，一时还想不清楚，故而作罢。
四
现在回过头来说说西柏林。由于众所周知的柏林的特殊地位，联邦德国（西德）的飞机不能飞越东德的领土，飞往西柏林。我们从波恩—科隆机场，乘坐占领国之一的英国的飞机，向柏林飞去。没有多长时间，就看到了柏林的高楼大厦，其气象自与波恩、科隆不同。顺便说一下，德国朋友常常说，他们是一个小国，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德国朋友强调说，西德的面积不过相当于一个四川省，而人口还没有四川省多，听了这话，让我们既兴奋又惭愧。然而事实如此，在德国境内旅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不算远，哪里有像我们从齐齐哈尔到广州，或者从上海到乌鲁木齐的遥远路程呢！
当陪同人员告诉我们“下面就是西柏林”时，当我们从机场出来，坐着一辆面包车驶过柏林的街道时，我一时颇有感慨。过去，我只是从苏联的影片里看到过西柏林，似乎这里是一个魔窟，一个间谍如牛毛的特务中心，或者用赫鲁晓夫的话，说西柏林是一个“毒瘤”。现在，我身临其境了，西柏林，你的真面目究竟是怎样的呢？
西柏林闲散而又快活，热闹而又（与波恩等地比）喧嚣，说重一点，有那么一种乱哄哄的劲儿。高大的建筑物，欧洲最大的超级市场，各种肤色、各种服装、各种打扮的旅游者，在旅店或者咖啡馆门前、廊下或者露天喝咖啡的人群，易北河和人工河、人工湖，在战争中被破坏了的天主教堂与在教堂残骸两旁新修起的、带有现代派建筑味道的新教堂与新钟楼，在“纵火案”中烧毁的、一直搁置至今供人凭吊的前国会大厦，英占区戒备森严的苏军烈士塔，各种各样的啤酒广告，显然多于其他地方的残废者……所有这一切，都被结结实实地圈在一道墙里。墙其实并不高，也不厚，远远比不上我们的万里长城，但是墙的那一面还有一道铁丝网，铁丝网与墙之间还埋有地雷。一条举世闻名的菩提树大街被拦腰隔断，而东柏林电视塔的耸入云霄的形影赫然在目……
我们到的那天是六月七日，星期六。西德各地都实行一周五天工作日制度，从星期五晚上，各机关、工厂……就都开始了假日。又加上我们到的那天是天主教宗教节日——圣体节的第二天，所以，我们赶上了亲眼观看市民的狂欢场面。
为了记住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柏林市政当局有意识地保留着被炸毁的教堂残骸不予修复或者清除。以这个教堂为中心，这一天，柏林的成万成十万的青年聚集狂欢。许多人佩戴着圣体节的纪念徽章，许多人传阅着宗教传单，然而更多的人显然是玩的。人们排着队买啤酒，围着圈坐在地上饮酒、吃东西，站在那里把装饮料的铁听扔到地上，用皮鞋把它踩扁。左一个乐队，右一个乐队，把赞美诗的旋律“爵士化”，人们随着这节拍跳舞。各种卖食品、卖纪念品、卖小百货的商摊也摆在了人群里。走路想不碰到别人是很困难的，正在走路的行人常常被人流冲散，于是我们作家团的同志与德国陪同人员，只得像托儿所的孩子那样拉起手来。苏珊娜小姐解释说：“我们喜欢这个样子，你挤着我，我挤着你。这样可以使人们的关系变得亲密起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由于人们各自坐在自己的汽车里，使人们的相互关系变得愈来愈凉快。”苏珊娜的中文是讲得很标准和流利的，这里她说的是“冷淡”，她把它说成了“凉快”，很可能是口误，但也不妨认为是一个带有玩笑口吻的代用词。人和人的关系变得愈来愈“凉快”了吗？这是我到西德后多次听到德国朋友提起来的话题。其罪魁祸首是汽车吗？
西柏林的欢乐是西方世界刻意经营的结果。他们从全世界招揽旅游者，一到夏天，那里的旅店是最紧张的。西德政府规定，西德少年、儿童在校期间，每人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到西柏林游玩的权利。联邦德国的财政支出，有一半是补贴西柏林的。现在在西柏林，光是领养老金的人就有五十万，然后是七万大学生。这么多养老者（东德规定，东柏林市民过了退休年龄者可以不受限制地去西柏林），这么多青年学生，那么西柏林不是变成了一个消费城市了吗？它的收入，它的生产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很明确的回答。
我们参观了一个区的养老院。养老院的设备是第一流的，对老人的照顾也是无可挑剔和无微不至的。医护人员像托儿所的阿姨对待幼儿一样，哄慰着老人们，亲一亲这个的额头，摸一摸那个的脸蛋。洗澡、如厕，都为行动不便、不能自理生活的老人做了特殊安排，设置了特别装置。“他们没有儿女吗？”我们问。“有的有，有的没有。”养老院的负责人回答。“他们的子女不来照顾父母吗？”我们又问。“那要看感情而定，感情好的来得勤些，感情差的就不怎么来了。”说得倒也是。
我向一个八十岁的老妇人祝福，祝她健康和长寿。她打断了翻译，断然回答说：“我可再不愿意长寿！”我惶惑了。于是，对于其他老人，我只祝健康，不敢贸然去祝长寿了。
五
次于柏林的西德大城市中，我们还访问了汉堡、明兴和法兰克福，作为来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客人，也许我们对于这些城市的高速公路、高层建筑、立体化交通、超级市场、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以及稠密的花坛、喷水池、石雕和精心修整的草坪还是很感兴趣的。特别使我难忘的是法兰克福一个美国金融机构的办公楼，四十多层高，外墙全是褐色的玻璃，其颜色正如我国风靡一时的蛤蟆镜，这大概可以说是一个戴着蛤蟆镜的高楼大厦吧。还有柏林的一幢六十多层的高楼，据说原来是要作市政大厦用的，但由于高楼不方便，许多设备又不配套，盖好以后一直没有什么部门、什么人肯往里搬，高楼长期闲置，派不上用场，最后只得削价卖给一个旅馆老板，只收回了建设成本的十分之一。
我们接触过的德国各界朋友对这些高楼大厦，对这种城市的现代化并不甚感兴趣。作家格拉斯还直截了当地建议说，希望中国不要盖那么高的楼，不要造那么多的汽车。我想，他们大概是为高楼、汽车太多而烦恼吧？我们呢，却还在为盖房、造车而奋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呀！
听德国朋友说，现在他们那里的趋势是人们走向农村，愈来愈多的人愿意居住在农村，生活在大自然里。他们宁可放弃城市的某些现代化设备，到农村去，冬季烧木柴取暖。
德国朋友更有兴趣的不是夸耀他们的“现代化”，而是介绍他们的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技术上日新月异、发展速度十分惊人的德国，却又是一个非常好古、追求返璞归真的国家，这真有趣。到现在为止，有一些大城市的中心，仍然铺着数百年前的石路，红石头，修凿得方方正正，形状与大小类似我国的城墙砖，这样的街道，汽车在上面只能缓缓爬行。在海德堡，在这种红石路上，甚至还保留着客运马车，马蹄嘚嘚，车来了，到站停下，像公共汽车一样运载客人，更有点古色古香了。
西德有充足的电力，那里是鼓励人们多用电的。只有多用电，电厂才能赚钱，如果用电超额，用户将会受到厂方的优待和奖励，许多旅馆和餐厅大白天也开着电灯，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得奖——和我们的“节电奖”相反，大概是“耗电奖”吧。但是，为了隆重，更为了发思古之幽情，宴会上却要点红蜡烛。海德堡的那一家鹿街旅馆，以自己具有五百年的历史而自豪。那里的房间，可以算是相当低矮和狭小的。它的餐厅里，干脆把电灯做成煤油灯和蜡烛的形状，给你一种生活在五百年前的感觉。
至于德国的文物、名胜、古迹就更不消说了。六月五日，前驻华大使魏克德先生和夫人陪同我们去参观科隆的大教堂，教堂初建于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已有八百年的历史，高达一百四十三米，巍峨入云。一九四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盟军飞机大规模轰炸科隆，全市只剩下了三百间房屋未毁，其他全被夷为平地，但科隆大教堂完好无损。即使在战争中，交战一方对于人类文化的瑰宝也不能不优礼有加，古今中外，有几许强人在破坏文明遗产方面能与林彪、“四人帮”等相“媲美”呢！
教堂旁边，在战争中的一个大炸弹坑的基础上，修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被命名为“罗马帝国时期的科隆”。
还有波恩郊区的贝多芬故居与法兰克福市区的歌德故居呢，两个人的经历不同，前者的故居窄小、寒碜，后者的故居阔气、排场。历史终于抹去这两位文化巨人在世俗生活中的地位差别，而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在走进他们的故居，攀上一层又一层的楼梯，在日光树影之中观看着他们的遗物和照片的时候，我好像听到了一个深沉的、从容的声音，好像登上了一个令人感到天高地阔、心旷神怡的山峰，若有所得，若有所动，若有所悟。
六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对于历史、对于传统和古老文化的敬意，我确实发现了许多德国人对中国的兴趣、善意和尊崇。“中国人都很能干、勤劳、聪明、节俭，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一位德国朋友这样说，显然不是客套。我还在德国的书店里发现了各式各样介绍中国、中国见闻、中国游记之类的书籍，都很厚，装订精美，又附有照片，售价不算低廉。“这样的书卖得掉吗？”我问一位懂“行”的华裔德国学者。“介绍中国的书可畅销呢！”他回答说。
我总是忘不了波恩大学汉学系的学生海迪小姐，她穿着地道的中式土布褂，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学的问题。她和她的同学在华裔教授乔先生的指导下，已经把《呐喊》《骆驼祥子》译成了德文，现在正在翻译《生死场》。“中国什么时候才给萧红恢复名誉呢？”她问。我们解释说，第一，萧红压根儿并没有被“打倒”；第二，我们早已出版萧红的著作和不断地发表评介萧红的文章。
波恩还有一个曾经在一九七七年访问过中国的作家，可惜我没有记住他的名字。他写了一本书：《中国文艺的春天到来了吗》，介绍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文坛的动态。他关切地问我们：“现在中国文学创作是否还要受‘三突出’的限制？”我们听了，哈哈大笑起来。我们说：“欢迎您再次去中国访问，您将亲眼看到，中国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多么大的变化！”
明兴有一家中国商店，店主人也是波恩大学汉学系的毕业生，中文名字叫作梅儒佩，他的妻子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华侨。他的商店一楼全是日用杂品，从火锅到千层底的布鞋，从榨菜、酱瓜到景德镇出品的仿清代龙纹茶具，应有尽有。二楼则是报刊书籍，我一眼就看到了马加同志的《开不败的花朵》，梅儒佩又拿来了《青春万岁》，我们分别为他签了名。他介绍说，他的生意并不十分好，但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业。他说，他的店还从比利时买进那里的华人制作的豆腐，但豆腐这种食品不耐贮存，在冰箱里放上三五天，如果卖不出去，就自己吃掉。但是，梅儒佩的好友，同样精通汉语的康迈先生，却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做老板的人从来不说自己的生意好。”也许，梅先生的商店还是蛮“发财”的吧？不过，说老实话，在我们在他的商店里逗留的将近一小时中，虽然时有顾客前来观望，却没有见哪一笔生意成交。话又说回来了，岂止这个中国商店呢，这里的各个商店、商场不都是这样吗？商品堆积如山，但很少看见顾客购买。
康迈是个高个子，留着长发，头发式样有点像果戈理。他两次与我们一起吃饭，坐在我们的旁边。他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非常感兴趣，并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见解。例如，他说，鲁迅是中国最受推崇的作家，但是从文体方面，鲁迅对晚于他的作家的影响似乎不如巴金大，也就是说，师承鲁迅文体的作家没有师承巴金的多。“鲁迅的文体可不好学啊。”我说。他又说，他觉得随着时间的逝去，“伤痕文学”的某些作者逐渐暴露了自己在艺术上的缺陷。他还认为，中国目前电影和戏剧上的成就，似乎不如小说大。他对中国小说描写的爱情都那么“圣洁”，不带烟火味，感到不能理解。他特别觉得令人困惑的是《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厂长竟然称新婚妻子童贞为“总工程师同志”。我解释说，这个称呼是带有玩笑性质的，是带有幽默感的，绝不是说中国的夫妻互相以职务加同志相称。他将信将疑。他大概觉得中国人太呆板，我却觉得他未免太缺乏幽默感。他还表示了对《夜的眼》和《春之声》中手法的兴趣，并问这种手法能否被编辑部所接受。我说：“他们已经接受了嘛，效果比我预计的还要好一些呢！”
七
德国人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有人告诉我，德国人是最讲效率的，时间可以精确到分，他们是最严格、最能干的。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实际接触一下，并不像所传的那样的“神”。定好了时间，迟到几分钟，我们是屡屡碰到过的。从明兴上火车，是我们头一次在德国乘火车，而且明兴是发车站。谁想到发车时就误点十五分钟，登车站台从这个改到那个，又从那个改到另一个，搞得乘客们疲于奔命，为我们搬运行李的工人更是汗流浃背。马加同志问道：“德国的火车也误点吗？”他得到的回答是两个字：“当然。”至于城市交通，屡遇红灯、车行受阻，这也是常有的事。高速公路，立体交叉，无疑比我们强得多，但这些设备多是在城市外围，到了市中心，交通照样是个问题。这些现象也颇发人深思，令人头脑“凉快”一些，牢骚也可减少一些——并不仅仅是我们中国有火车误点问题、城市交通问题。这样说，当不致被认为是提倡向人家的缺点看齐，不求上进的自欺自慰吧！
他们的时间观念要比我们强得多。“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口号未必散发着的全是铜臭。在城市街道上，我们看到的人都匆匆忙忙，没有一个踱方步、慢悠悠的。有些老太太，也是挺着胸，急急地迈着大步，姿势颇像竞走运动员。在西柏林，陪同我们的是一位个子矮矮的、戴着大眼镜的蔡斯先生。他总是胸有成竹，考虑周到，办事干脆，说话和走路都迅速异常。在那个狂欢的周末，他一再放慢和停下自己的脚步，虽然他明确地说自己是在散步，在逛大街，在东张西望，体验一下柏林市民的生活。但他一抬起脚，便情不自禁地表现了竞走速度，一下子就把客人们扔在了后面。柯岩同志称他为“快先生”，并当面把这个称号奉送给了他，他一笑接受。一路上“快先生”“慢先生”成了中德朋友们的一个话题。当谈到国内某些吃大锅饭的做法时，马加同志说：“那种办法对于‘慢先生’比较合适。”真是一针见血，令人失笑，也令人着急。
有人说德国人是严肃、深沉甚至有点刻板的。他们是一个理论的民族，喜欢创造各种各样抽象的体系，习惯于概念和推理的游戏，善于刨根问底及钻牛角尖，他们甚至是常常板着面孔和缺乏幽默感。这也很难下断语。也许他们之间的说笑不像我们那样多？在乘坐飞机的时候，几乎看不见乘客之间闲聊天，大部分人利用途中的空闲时间阅报，有的在空中也不停止工作。从汉堡到明兴，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德国乘客一直皱着眉头，拿着一张写满了数字的表格，用一个袖珍电子计算器在那里计算，写写画画。这也是抓紧时间的一种表现吧？我们用在“摆龙门阵”上的生命实在是太多了，抑或这也是一种“凉快”的表现？
在海德堡一座古代宫殿旁边的餐馆里，我们吃饭时忽然听到了隔壁房间传来的高声谈笑，这使我们非常吃惊。因为在德国，不管饭馆、咖啡馆里有多少人，所有的座位都被占满，即使连柜台前也站着一批整瓶子喝酒的顾客，你也是听不到多少喧哗的，大家都斯斯文文，轻声慢语，表现欢愉的多是微笑，很少听见“哈哈哈”的开怀大笑。这首先是一种文明习惯吧，确实令人佩服。但为什么在海德堡的饭馆里，说笑声是这样的毫无顾忌，近乎放肆了呢？
果然，一问便知，那是一批美国游客，他们的性格与德国人是不同的。
在汉堡我们碰到了一位正在写博士论文的小伙子，中文名字叫施特凡。他曾在北京大学留学。现在每月从当局领取八百马克的奖学金，正在以对秦始皇的评价为题写一篇学术论文。他就非常活泼、健谈。他说：“现在汉堡污染得很厉害，检察机关对一家化工厂提出了控告，但是这家化工厂有势力，又能走点小后门儿，威胁说如果这家工厂的生产活动受到损害，就会造成多少多少人失业，所以法院也奈何不了他们。”当他谈到他在中国的经验时，他说：“德国的官僚主义是有名的，也是很厉害的。德国的官僚主义再加上中国的官僚主义，那我们就寸步难行了。”他还说了许多有趣的话，神态和声调都像个“北京油子”（这是从这个词的最好的意义上说的）。
陪同我们的苏珊娜小姐成天和我们一起说笑，她笑得非常质朴。有时候在为我们翻译一句话以前，她先兴奋地一笑，由衷地说一声：“就是！”表示对我们观点的拥护，然后再译过去。一路上，她把我们说的每一句成语或者俏皮话都记在本子上，认真学习。另一位由国际接待中心临时聘请的克利斯朵夫就不然了。他高身材，大胡须，长着一双碧蓝碧蓝的大眼睛，当他表示惊奇或者有点不耐烦的时候，眼睛就变得愈发蓝起来。他是不笑的，我很少见他笑。无怪乎当我们赠送给他一张韩美林画的动物画——猫头鹰的时候，他端详良久，认真地说：“画得好。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性格。而这个猫头鹰的性格呢，就像我自己。”这倒是够幽默的了。
也许，这次旅行当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活泼和幽默者是一个孩子，他是明兴一个小学的学生。女教师为了欢迎我们，指挥学生为我们演奏了莫扎特的乐曲。教室很清洁，也很宽敞，一班只有十五六个学生，这样教师的工作就会细致得多。不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是半日制，上午上课，下午时间由自己支配。我提到的这个男孩子，胖胖的，圆脸，深深的笑靥，每一个目光和脸部肌肉的运动都透露着聪明和顽皮。他大概是没能掌握复杂的乐器或者因为什么事而受到惩罚，在器乐合奏中，他很寂寞，无所事事，他的任务只是敲那么一下铜铃。总共敲两三下，却要规规矩矩地站在队伍里十分钟。他抓耳挠腮，心神不定，如芒刺在背。我真同情他，我相信他有着太多潜在的聪明和精力还没有发挥出来。
有人对我说西德是最富的，德国人过着非常富裕的生活，他们的人口平均收入仅次于瑞士而在欧洲居第二位。这当然是事实。人富了就会过得讲究，首先是房子，德国人的住房条件当然是我们无法比拟的。魏克德先生的客厅宽敞舒适，玻璃墙外面是一个山坡，山坡上栽着人工培育的细草。坐在室内，观看着阳光、绿草、蓝天、白云……就像坐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海德堡邂逅的那位经济学博士，他的住房有四百多平方米。至于一些作家、学者、名流，更有好几处房子，分别在不同的城市、乡村乃至国度，然后随着季节的变化和自己的兴趣，不断更换自己的住宅。同时，在德国也有为低收入者准备的比较小的、公寓式的房子，也有的学者住在自盖的阁楼里。房租支出往往占一个人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其昂贵也是令我们咋舌的。
这种所谓“高消费”的社会物价，往往使我们觉得难以理解。一场歌剧五十三马克（约合人民币四十五元），一杯冰激凌六马克（约合人民币五元），买一份报纸也要一个半马克。然而，这种高价换取的是更讲究的商品和服务，这也是事实。例如在德国的城市，我看了几处菜店，从外观上来说，这菜店更像我们的王府井大街工艺美术服务部。这绝不是夸张。看看那鲜艳的色彩和光泽吧，再看看那规整的形状、清洁的环境和精致的包装吧，这哪里像我们的带着泥、带着土、带着烂叶子、烂帮子的菜店呢！西红柿和土豆，都是经过挑选的，大小一样，颜色相同，装在塑料袋里，放在冰箱里的，这样的蔬菜又怎么能不昂贵呢？
然而西德并不是天堂。“高消费”并不能使人满足，更何况远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高消费。在许多人追求物质享受的时候，却有一些青年人由于不满意这种物质丰富、内心空虚的社会风气而倾心于宗教，希图到宗教中寻找生活的意义和安慰。星期天在明兴的街头，我看到那么多当神甫、修士、修女的青年男女，不禁惊讶，我问：“他们是因为受到什么刺激才看破红尘的吗？”回答是：“不见得。他们只是在世俗生活中找不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才献身宗教的。”但不论怎么样，当一位身穿黑色道袍、把自己捂得严严的年轻美丽的修女在人群中走过，在花枝招展、纷纷显示自己身材、线条和“性感”的人群当中走过时，她令我觉得相当压抑，甚至不寒而栗。
在海德堡，我们还看到了几位衣衫褴褛的青年人，喇叭裤与紧身衫样子还是蛮俏的，但每个人的服装上都补着几十个补丁，补丁叠补丁，有的补丁已经破烂不堪，布纹、布丝以及毛茸茸的纤维末梢和撕开的口子，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恐怕不是因为贫困，而是一种对于社会追求物质享受风气的抗议吧？
当然还有各种问题，就业问题、吸毒问题、环境保护问题、两代人之间的鸿沟——英语叫作代沟问题，隔膜与“凉快”的问题。人毕竟是人，是万物之灵，仅仅物质方面的满足并不能使人幸福。从宫廷出走的释迦牟尼，难道是由于物质上的匮乏吗？物质上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例如，德国是一个汽车工业非常发达的国家，到处可以看到包括在我国、在全世界都能常常看到的“奔驰”汽车的三叶形商标。然而，也正是在德国，我却看到了远远多于中国的那种微型的、廉价的、所谓“甲壳虫”式的汽车。坐在这种简陋的汽车里的人，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幸福呢？另一方面，最新式、最时髦、最讲究的汽车，又能在人们的幸福中占多大的比重呢？
当然，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怀着“酸葡萄”的心理来藐视这一切，来自吹自擂也是不行的。我们的生产、生活水准是太低了，差距是太大了，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尽快创造一种更富裕也更文明的生活。否则，真的要被“开除球籍”了！
还有人对我说：德国人的生活是腐化的，糜烂的。在汉堡的妓院里，女人的肉体像商品一样展出和出售。有的电影的黄色镜头令人无法看下去，婚姻和家庭极不巩固，影响了下一代的身心健康……
这可能都是真的，但是我们这次并没有看到这些。当然我们既没有兴趣看这些，我们的主人也没有兴趣要我们看这些。各个旅馆里都有电视机，在电视节目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可以称为“黄色”的镜头。他们的新闻节目、专题访问和谈话讲演等比较严肃的节目所占时间之长，似乎比我们的电视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些德国青年朋友向我们表示了他们对于“古典式”的爱情、东方式的道德的向往和对社会风气的不满。当然，也有的德国朋友（特别是作家），对于中国人对男女问题的回避、禁忌、视为不洁等表示惊奇和难以理解。
总之，德国人也和别的国家的人一样，是各式各样的人，严肃的和轻浮的、纵欲的和苦行的、左的和右的、神气活现的和谦逊质朴的、自满自足的和愤世嫉俗的……人们的痛苦产生在这相互矛盾的倾向里，人们的追求和希望也产生在这相互矛盾的倾向里。社会的分裂产生在这相互矛盾的倾向里，社会的平衡也恰恰依赖于这相互矛盾的倾向。德国社会向哪里去呢？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八
德国朋友有时候也对中国的事情发表一些看法和建议，这也很有趣。这种建议大致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建议中国千万不要向西方学习，不要受西方的影响，不要盖高楼，不要坐小汽车，不要拆除北京的城墙，不要改革京剧和地方戏曲，不要发展国画乃至户县农民画以外的画法……这许多建议是有一定的道理。有的出自对西方文化的鄙视和否定，有的出自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尊重。这些建议有它鼓舞中国人的方面，我们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保持自己的民族个性。
但有时候我也怀疑，外国朋友是否出于一种猎奇的兴趣，出于一种对于东方文明的乌托邦主义，而忽视了中国的发展要求，却希望中国永远不变地保持太古之民的风貌呢？反正我们生活的古代化并不影响他的生活的现代化。
还有一些西方朋友，则似乎是从西方的观点要求中国。例如有的作家朋友认为身为作家而不描写“性”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当我们听到这种论断的时候，也觉得颇为不可思议。还有的作家朋友说：“我只写我自己愿意写的，社会效果如何与我有何相干呢？读者算什么？我为什么要管读者不读者呢？”这种高论，也只能使我们一笑。
反求诸己，当我们观察西方生活并加以叙述和描绘的时候，会不会有同样的情形呢？
九
在欧洲，在布满了花坛、草坪、喷水池和各式各样的雕像、各式各样的古典的哥特式尖顶建筑和现代化的摩天大厦的欧洲城市，在各种各样的黄头发、栗色头发、红头发、灰白头发的人们中间，你突然在未曾预料的情况下遇到了自己的同胞，遇到了黑头发、黑眼睛的轩辕氏子孙，这不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吗？我这里说的首先是台湾同胞。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波恩大学汉学系，这些来自台湾的留学生本不是汉学系的，但是出自对祖国的作家、祖国的亲人的感情，他们主动来见我们，主动向我们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台湾来的。”只一句话就引起了我们的欢呼，我们热烈地握手，我们交换了亲切的目光。分别了几十年，终于，我们有机会见面了。然而，这是在德国、在波恩啊，什么时候，我们将在北京或者上海、基隆或者台北见面呢？
我觉得特别难忘的是在贝多芬故居参观的时候，两名留着长发的台湾留美学生（她们来德国旅游）主动地用英语问我：“你们是中国人吗？”我回答说：“我们来自北京。”然后，她们表示希望和我们一起参观和听取解说。最后，我们又共同在故居的留名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她们的活泼、开朗、友善的笑容，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在汉堡大学的汉学系图书馆里，我们会见了图书馆工作人员、来自台湾的许桂芬女士。冯牧同志对她说：“现在，来自台湾的和大陆的同胞，能够比较轻松、比较自然地见面和交谈了！”许桂芬女士高兴地说：“早该如此！”后来，她也参加了我们与学生们的会见。
当然，历史的负担、隔阂和台湾当局反共宣传的影响不可能一下子消除。在波恩的德国之声电台，我们见到了几位来自台湾的华语广播员。其中有一位自称京剧迷的小伙子，就提了一些“大陆的杂志都是官办的吧？”“报纸上的稿子有群众写的吗？”“《人民日报》有没有副刊？《人民日报》篇幅为什么那么小，只出四开的？”之类的问题。我们告诉他，办刊物的作家团体是群众团体，告诉他许多重要报刊采用的群众来稿占到版面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人民日报》天天都有副刊，而且不是四开而是每天对开两张，星期天对开一张。他没有再说什么了，但好像还是不大信服。“到北京去玩玩吧！”我们说。我相信，大陆和台湾人民互相接近、互相了解，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历史潮流，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其次，在德国看到的中国人最多的就是开餐馆的了。每个大城市差不多都有中国餐馆开设在繁荣的商业区。当你看到“大上海饭店”“亚细亚酒家”“远东餐厅”之类的中文招牌时，当然会产生一种亲切的感情。特别是汉堡的“亚细亚酒家”，烹调精美，其对祖国来客之热情，实在是已经达到了“友谊第一，不惜不赚钱”的地步。在这些地方用饭，德国朋友对中国的烹调技术也是颇多溢美之词。像什么“德国人会住，法国人会穿，美国人会玩，中国人会吃”之类的说法，俨然中国的发达程度与消费水平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了，真叫人哭笑不得！正像我们在中国也常见到来自德国的奔驰牌汽车和拜耳药片、日本的丰田汽车与精工手表行销全球一样，我们在德国的城市也能到处看到中国的菜肴，中国的烹调技术理应享受到这种“五大洲畅通无阻”的世界性声誉，对此，我们当之无愧。然而，伟大与历史悠久的祖国啊，难道你除了宫保鸡丁和糖醋鱼片以外，就拿不出更先进、更像样的技术成就吗？你当年拿出指南针、火药、印刷术时候的进取精神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在一个中国餐馆里遇到了一位来自上海的女青年。她因为在德国有亲戚，经政府批准离开了祖国，德国政府准许她长期在德居住，然而条件是不能给她解决就业问题。她在德国无所事事，西方的生活不是她所能习惯的，西方人（包括德籍华人）的圈子不是她所能轻易打入的，丈夫又生了病（与她共同来德国的）。她见了我们，肝肠寸断地哀哀哭泣，使她的上海同乡、我们的翻译王浣倩同志也陪着哭红了眼睛。她想祖国，想上海，想姆妈，想同学和友人。离开了祖国，就像离了根，丢了魂，她哭诉说，她宁愿回祖国继续到农村去“插队”。她的诉说怎样地赢得了我们的同情，激起了我们爱祖国、念祖国的深情。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多灾多难的、艰难前进的祖国啊，你的儿女对你充满了痴情！即使他们当中有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一时离开了你，身体离开了，心离不开、魂离不开啊！多少儿女在为你而流泪，多少儿女在为你而心焦，多少儿女一想到你还不像你应该有的那样的强大和富饶，他们是死不瞑目的呀！
十
生活的轮子愈转愈快，生活的河流愈流愈急。访德归来，已经差不多两个月了，十几天访问的记忆，已经差不多淹没到没完没了的会议、写作、校对清样、东奔西跑里了。
真是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但是，总会留下来一些永远忘不了的亲切的怀恋吧？
七月底，我去了辽宁省的几个城市。当我和从维熙、刘心武、谌容坐在一辆面包车上从沈阳驶向鞍山的时候，当青纱帐、小山坡、草地和河流不断从窗外驰过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对西德的访问了。在西德，我们不也是这样地奔跑在大地上吗？不论德国还是中国，欧洲还是亚洲，法兰克福、科隆、柏林还是北京、大连、乌鲁木齐，不都在同一个地球上吗？天空、地面、海洋、航线、公路、铁路和水路把我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闭关锁国的时代毕竟是过去了。德国人和中国人，柏林人和北京人是生活在同一个大地上的。让我们在大地上漫游，在大地上寻求，更多地去寻找友谊和知识吧！让我们不带偏见地去赞美西德的环境保护，赞美他们的工厂和汽车的消烟装置，赞美他们的覆盖面积占全国土地百分之三十七的茂密森林吧！当飞机飞回到我们祖国上空的时候，缺少森林的地面是显得多么光秃啊！让我们不带偏见地赞美德国人的干劲儿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他们是一个被摧毁了的国家，是一个被“元首”搞得家破人亡、处于亡国灭种边缘的国家，是一个遍地废墟的国家，是一个被占领而且至今柏林仍然处于被占领状态的国家，是一个被腰斩的国家，是一个丧失了荣誉、信仰、自豪和自己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力的国家。三十五年过去了，德国人重建了他们的家园，取得了令全世界惊羡的成绩！难道我们今天比战后的德国更困难吗？难道我们的广阔的领土、勤劳刻苦的人民、在坎坷的道路上锻炼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丰富的资源、三十年的底子和丰富经验还不如一九四五年的德国吗？只要别乱斗了，别再把精力用在整人上，别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鹿“打”成马，再费上三牛一虎之力去论证马不是鹿就行了。
让我们不带偏见地去观察西方社会的弊病和难题吧。我们称赞他们的一切应该称赞的东西，却绝不称赞那些不应该称赞的东西。许多德国朋友自己也是抱着批判的严厉态度，我们又何必盲目崇拜一切呢？
我们生活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技术水平与他们全然不同的国家。然而，我们又是生活在共同的大地上。同样生长着绿树和红花，同样行走着汽车和火车，同样有挽着手热恋中的少男和少女，人民同样有着争取幸福和解放的愿望和有着用自己双手建设自己的生活本事。在大地上行走，在大地上漫游，定居下来开垦土地和建造房屋，我们的国家也是能建设好的，而且应该更好，更好！我们有多少本来应该使我们感到自豪的本钱，却没有用这本钱取得应有的成就啊！
中国在前进，世界在前进。前进的中国影响着前进的世界。在《法兰克福日报》上，几乎可以天天看见有关中国的消息。前进着的世界也不可能不影响中国。在中国的电视节目和报刊上，也愈来愈多地出现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消息。
六月十六日，我们来到了号称国际航空港的法兰克福机场。我们交验了护照，办好了登机手续，与不辞辛劳地陪同我们的苏珊娜小姐与克利斯朵夫先生告别。当我们转过身来的时候，虽然还没有离开机场，然而我感到我已经走在通向北京、通向东直门和东四的道路上了，正像六月四日在北京机场的海关交验我们的护照以后，当庄重精悍的海关警察在我们的护照上盖上了出境印章，当我们走到自动升降和调节距离的首都机场的登机舱里的时候，我觉得我正在走向德国。
中国作家在德国所走的路，正是在中国所走的路的继续，而如今在哈（尔滨）—大（连）公路上奔跑的面包车，不也正继续着柏林的面包车的路程吗？对德国的访问是结束了，然而，在大地上的漫游，在大地上的寻找、劳作和思考却是不会结束的，我们的人生旅途是不会结束的。让我们继续赶路吧，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友谊，更多的知识，更多的信心和更多的进步吧！
198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