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没有
没有。
还是没有。
终于找不着了啊。
2004年11月15日，我坐在俄航的北京—莫斯科航班上，是波音767型客机，而不是伊柳辛或者安东诺夫的型号。我戴上耳机寻找一个哪怕只是听着熟悉一点的，没有苏联味道，但是至少有一点俄罗斯民歌味道的歌曲，我找不着。
有意大利歌剧，有百老汇音乐剧，有交响乐，有爵士乐，大概也有俄罗斯的流行歌曲，摇滚风格的，都是我不熟悉的了。
在通向莫斯科的路上，我寻找的是自己的往日，这方面的话我已经说过太多，已经不能再说。我想起了“前苏联”一词，本来我觉得莫名其妙，谁不知道苏联已经“前”了？加一“前”字纯粹脱裤子放屁。但是在俄航班机上找寻歌曲的经验使我想起了那种前朝“遗老”的悲哀。我自嘲像是苏联的遗老，于是从遗老想到“前清”，不也是加“前”字的吗？
历史，使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许多“前”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飞机的服务极好，至少飞机上没有我国民航上常见的那种飞行小姐扎堆聊天的。飞机起飞十多分钟了，已经完全平衡地飞行了，空中小姐们仍然紧紧系住安全带，端坐在特定的位子上，也不是我国或有的那种把最好的座位留给机组人员，先为自己再为人民服务的路子。直到统一宣布了可以不系安全带了，她们才开始走动，厕所也才开始启用，这是全球飞行业务中极严格的一批人，毕竟是俄罗斯人，没有中国人那么“灵活”。
八个半小时以后，到达莫斯科。我弄明白了，莫斯科国际机场旁边的仍然是密密的令人感觉是原始的大片白桦林，而不是我想象的山毛榉，像我在《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中描写过的。我还发现，在俄罗斯画家偏爱的风景画中，树木，特别是白桦起着主角的作用，例如列维坦的《春天和大水》。我可怜的美术鉴赏能力和背景，使我喜爱列维坦胜过了法国和荷兰的大师。
可是，我又迷惑了，介绍说列维坦是立陶宛人，立陶宛在脱离苏联和远离俄罗斯方面是最积极的，它现在已经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还能把列维坦算作俄罗斯画家吗？
莫斯科机场的屋顶仍然像是悬挂着金属易拉罐式的铜圆环，像我之前看到过的那样。俄罗斯是一个金属与林木都多得不得了的地方。“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祖国进行曲》的歌词完全是事实。这首歌是杜纳耶夫斯基作的曲，曾经脍炙人口，中国的“进步”青年无人不唱，头两句的旋律还作过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外广播的呼号，响彻全球。当然，机场里已经大大增加了商业气氛，而且许多是英语的标志、广告和霓虹灯，品牌也是国际化了的，例如耐克的对号与苏格兰威士忌的“红方”“黑方”和更昂贵的“蓝方”，好像还有维多利亚秘密牌的女子内衣。
彼此彼此。我想起了1988年访问匈牙利的情景，那时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还存在着相当的问题。当我向匈牙利同行介绍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的情况的时候，他们的笔会领导人不断用英语说着——应该说是喊着：“Brother Countries!”——兄弟国家嘛。
我也想到，一个商品的名牌竟然比五十年代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时气壮山河的长篇讲演更持久？半个世纪多前，大概也只有我这样的中华少年革命人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位据说在斯大林大清洗中立过功劳的同志的宏文谠论。现在，不论俄国还是中国，有几个人像我这样还念念不忘他老人家？
二、宇宙饭店
我和妻与原来的助手崔建飞同志一行三人住在COSMOS——“宇宙”饭店。说是前两年铁凝全家来旅游也在这里住过。一个四星级大饭店，大堂里明晃晃地设有赌博场地，当然还没有拉斯维加斯或者葡京饭店那种规模。住房里可以看到称作“欧洲电视”的高塔和设计气魄宏大的加加林纪念碑，像是一个长长的大钝角三角形，最短的底边在下，最尖的一角顶端指向太空。窗下是熙熙攘攘的和平大道。
然而最难忘的是宇宙饭店的餐厅：柯林卡，柯林卡就是雪球树，就是俄罗斯那首令我眩迷痴醉的民歌，先是高耸入云得近于孤单，而又委婉多情得近于凄凉的男高音的领唱，你原以为已经没有可能给这样的领唱以回应了，它只能曲高和寡地悬挂在那里了；然而狂欢式的近于暴烈的火一样的合唱响起，于是孤高的英雄与广场和四乡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扭成了可畏的扫荡一切的宇宙伟力。我那年写过一篇文章，说我在香港太古广场听俄罗斯（马戏团）小丑艺人唱这首歌乞讨的感受，发表在《南方周末》上。
11月16日与17日，我有两个晚上在这个餐厅里吃饭。两个晚上都有民歌民乐。飞机上没有的地面上有。一个男子用弹拨乐器伴奏，两个青春无瑕的姑娘唱歌。有时她们俩也拿起三角琴或者摇鼓。我完全没有语言学的根据，但是我坚定地认为，英语的girl最好译成“女孩”，俄语的“捷乌什卡”只能译成“姑娘”。这次旅行中，俄国译员把“捷乌什卡”说成“小姐”，我无法接受。
她们还在。民歌还在。她们唱了喀秋莎，唱了山楂树，唱了红莓花开和莫斯科郊外的傍晚。我不用书名号因为这就是她们唱的内容与心情，而不仅是歌曲题目。她们唱的却又有很大的不同，更接近民歌的原汁原味，节奏一样，旋律颇有区别，十分欢快活泼，接近说话——诉说——呼唤，似乎这些歌曲并没有固定的乐谱。这使我想起了延安，同年五月在延安旁的安塞县听到的革命歌曲，也都向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爱情“酸曲”上回归。
尤其是她们唱的《有谁知道他呢》，韵味悠长，纯情无限，天真无邪。一面唱一面轻轻摇着身体，像是微风中的花朵。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她们的歌声直出直入，无装饰、无表演、无技巧，自语自叹，却又俏皮谐谑，灵动随意。每句词都是以“啊、呀、nia、lia、达、掐”押韵，比中文词唱起来动人得多，开放得多，也热烈得多。这样的歌声是无法抵挡的，声声入耳入心，令人心荡神迷，难以自已，挥之不去。事隔数周，我至今一闭上眼耳边就有她们的“有谁知道他呢”响起。
中文中的“呢”字，很难唱出效果来。
我想起了1953年十九岁时候的冬季，那是唯一的一季冬天，我每周到什刹海冰场滑冰。可惜每周只休息一天。那是我陷入初恋的一年。那是我开始写作的一年。那是我欢呼祖国“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开始的一年。那是我每日每时都充盈着想象和感动的一年。所以我在作品中多次渲染与歌唱过十九岁。我在什刹海冰场上听到原汁原味的苏联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团演唱的《有谁知道他呢》。我还知道这个合唱团是根据斯大林的意思建立的。
没有办法，在宇宙饭店雪球树餐厅听到的演唱给了我十九岁在滑冰场上的感觉。没有办法，苏联就是我的十九岁，就是我的初恋，我的文学生涯的开端。我告诉崔建飞，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知道苏联已经“变修”，已经成为我们“敌人”的时候，我感到的是撕裂灵魂的痛苦。这种痛苦甚至超过了处决我本人。本人处决了理想和梦还在，而苏联变修了呢？世界就是这样崩溃的。现在说起来未免无趣，老掉了牙，没有什么出息，不像男子汉哟！
而在她们唱起雪球树的时候，我更加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苏联不存在了，但是雪球树还在，《有谁知道他呢》还在，红莓花儿还在，俄罗斯姑娘的头饰与衣服花边还在，她们的天真与微笑还在，比“时代的荣誉、智慧和良心”（苏联共产党不断自诩的一个套话）更天长地久。
我赶紧布置要给她们小费。我毕竟是跟上了时代。艺术与小费不沾边，友谊、青春、爱情与梦里都不包含小费。然而，艺术的创造者传达者是人，艺人是在乎利益的，俄罗斯唱歌的姑娘们是不拒绝小费的。只要理念、不要利益的伟大实验未能成功，遗憾啊您哪。
给小费的行为中还包含了显示一下中国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崇高动机。
顺便记一笔，斯大林虽然众说纷纭，虽然现在的俄罗斯人不见得愿意正面地谈说斯大林，但是斯大林喜欢的庇雅特尼斯基民歌合唱团还在。几个俄罗斯朋友向我说明了这一点。
三、给列宁鞠躬
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就去了红场。日程上写的是游览市容，而莫斯科的市容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中国人来说，离不开红场：克里姆林宫、红星、列宁墓——列宁斯大林墓——列宁墓，去过一次的人还会知道圣巴苏教堂、沙皇时期法国老板建的大百货公司。
上一次到莫斯科正好是二十年前，弹指一挥，人间已不是二十年前的人间。那次由于目的地是塔什干，没有怎么在莫斯科活动，当时想去克里姆林或者列宁墓也排不起队。我那年住在俄罗斯饭店，出门就是红场。两支队伍摆在眼前，要排队，必须有枯立五个小时以上的准备。
现在的列宁墓则每周只开放两天，参观人数不多。就这样此地还不断有人发出取消这一陵墓的言论。我们在小雪中排队，大家都很严肃，一次次反复进行安全检查，进入陵墓以后不得出声，不得交头接耳。五十余年前，有幸去瞻仰过列宁遗体的人都对我讲墓前的红军卫士如何如铜像般一动也不动。现在倒是也没有这样严格了。
墓中的水晶棺光照通明，列宁的面孔与衣装新鲜明丽，我恭恭敬敬地给遗体鞠了躬。想不到我瞻仰列宁墓瞻仰得这样迟。
如果是当年……而现在俄罗斯不乏对列宁的不敬乃至亵渎的说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草率和随意呢？难道能够无视历史？难道历史就像打秋千一样地摇摆极端？
无言。无声胜有声。
我们也看到了红场检阅台背面的墓地，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伏罗希洛夫、柯希金、斯维尔德洛夫，等等。铜牌与字迹依旧。
我们进入了克里姆林，里边有一个现代化的办公会议楼，是依据赫鲁晓夫的命令修建的，为此拆除了大量古迹，真是得不偿失。许多次苏共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这里开的。另一个简朴的楼挂着俄罗斯的三色国旗，是现任总统普京的办公地点。更多的是看了里面的东正教堂，古色古香，蜡烛点燃，教堂特有的气味浓烈。苏维埃时期这些教堂只能算是博物馆，现在香火旺了起来。我乘机学到了一点有关东正教的知识，东正教的十字架，除大十字外，上端有一小横，说明耶稣的头部也曾被钉住，下端一个斜横，高的一端是一位圣徒宁死不屈，至死承认耶稣是主的儿子，从此端升入天堂。低的一端是一位被吓倒了改了口的软骨头，便从低端堕入了地狱。二分法的传统，“零和”的模式是古老的。
俄罗斯正在努力回到古老的俄罗斯去。克里姆林正在脱掉意识形态的外衣。虽然大红星仍然闪烁。说是那红星的配置是斯大林的意思，耗资无数，用了不知多少昂贵的红宝石，使之昼夜闪光，明耀寰宇。现在也有激进人士不断要求拆星、移星，当局以成本太高而财政困难不干。
我们也去了大百货公司。与我之前来的时候不同，现在柜台上摆着的多是西欧进口名牌货，应有尽有，规模与购物环境极佳。然后克里姆林宫的钟楼上大钟响了，正午十二时钟声“敲”出原苏联、现俄罗斯的国歌的第一句的旋律，原词是“俄罗斯联合各自由盟员共和国，行成永远不可摧毁的联盟……”
在小风雪中我们到了苏联一本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中描写过的阿尔巴特街。一条漂亮得大大方方很有品味的旅游街，街中心有卖礼品的摊档，而不是贴着墙根儿。过去，这里住过一些苏联要人高干子弟。现在是富商居住的“高尚住宅区”和商业街。这里的俄式大餐实在味道好极。我们点牛肉，不是大块牛排而是罐焖，点鸡肉，上的也不是半只西装鸡而是基辅式的黄油鸡卷：把一片鸡肉卷成卷，内装洋葱、蘑菇、奶酪等馅子，外裹蛋汁淀粉，煎熟，使我想起当年莫斯科餐厅在北京开业时的盛况。不知俄罗斯是否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口味介于东西之间，我辈华人易于接受俄餐。
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长绿。所有的理念都应该通向生活。附丽于生活，就没有，至少有可能减少破灭和虚空。
四、莫斯科
莫斯科毕竟是一个大地方，大都会，大国首都。
与二十年前的造访时相比，莫斯科焕然一新，地面大大地扩大了。我们住的宇宙饭店，原来只是郊区的田野。虽然不乏高层楼厦，基本风格仍然是石块、砖木、水泥与钢筋结构，浮雕式的建筑，与纽约或者香港的玻璃钢梁摩天大厦风味不同。建筑并不林立，仍然是“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仍然是“能够自由呼吸”的足够空间。
妻一到莫斯科就说：“莫斯科显得大气。”我补充说：“就像北京。”人们常常批评北京已经失落了古城名城的韵味，很可能这个批评是正确的，而且我曾经设想，如果我们的申奥口号不是“新北京，新奥运”，而是“老北京，新奥运”该有多好。幸好，搞申奥翻译的人明了这一点，英语的译文就根本没有留下任何“新北京”的“新”字的痕迹。然而北京仍然是北京，不是南京，不是上海，不是广州也不是香港。巴黎高雅而伦敦矜持，罗马雍容而悉尼舒适，维也纳华美而柏林严整，阿姆斯特丹自在而纽约高耸。北京和莫斯科一样，大气，而莫斯科却显得比北京天真。
比如那种我们在北京展览馆、上海展览馆身上已经领略了造型所谓的斯大林式建筑，在莫斯科一共七个。底盘大，楼层越是往上越是减少面积，像摆放好了的积木。正中的塔楼好像竖着一根旗杆，顶着一颗红星。我在布达佩斯等东欧城市也看到过苏联援建的这种类型的建筑。
据说斯大林原来下令修建四十处这样的大楼，作为“二战”胜利的纪念与“二战”期间莫斯科建筑受到破坏的补偿。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只修建了七处，斯大林逝世，于是此种楼不再。现在七处中重要的有莫斯科大学和俄罗斯外交部，仍是莫斯科的庞然大物。靠近红场最近的一处这样的大楼现在只是普通的居民楼。
莫斯科河给莫斯科带来了好风水。到处看得见莫斯科河。来到麻雀山，在莫斯科大学正前方，一道平直的栏杆，下面就是莫斯科河，远处——其实不然不远，就是红场，克里姆林。麻雀山曾名列宁山，一首苏联歌曲《列宁山》是我们年轻时候最喜爱的歌曲。我甚至不想说“之一”。“穿过朝霞太阳照在列宁山，峻峭的山岭多么神往……当我们回忆少年的时光，当年的歌声又在荡漾……世界的希望，俄罗斯的心脏，我们的首都，啊，我的莫斯科！”
峻峭山岭云云恐是译者杜撰，因为列宁山名为山，实际只是一个大高地，整个高地归莫斯科大学所有，开阔平坦。歌词里还有一句“工厂的烟囱高高插入云霄”，与现代环保观念不甚吻合，回忆起来有点滑稽。事实确是如此，从麻雀山看下去烟囱不少。其实当年我们开始搞五年计划的时候，我们的梦想也是到处架起烟囱，各种黑烟、黄烟、白烟、红烟齐冒。
我在早先的文章中写过莫斯科大学给我以傻气的印象，奇怪的是，这一次，在俄国人不乏对于斯大林式建筑嘲笑抨击的时候，我反而觉得“莫大”这种大楼也挺气魄。是不是我的审美也受国家关系的影响呢？是不是因了苏联的变成“前”我反而遗老起来了呢？反正你不把它当成美梦看也不把它当成敌人看，你反而与之容易交往与沟通。这一回我两次造访莫大，一次在白天，一次在雪夜。白天有许多游人，包括冻得发抖的穿着婚纱拍结婚照的少男少女。苏维埃时期则是结婚者必在这里照相。雪夜中的莫斯科大学，灯火璀璨，光明令人仰视。雪花轻落，别来无恙，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历史怒吼长啸，铁血生死，狂舞疾转，然后山河依然，城市依然，大学依然，生活依旧。现在有几百名中国留学生在此就学。
然而这么伟大的苏联，伟大的俄国，伟大的莫斯科，怎么连一条一截高速公路都没有呢？尤其是雪后，莫斯科的堵车甚至超过了我所体验过的以交通堵塞闻名于世的墨西哥城。雪后，我在莫斯科每天用在路上的时间五六个小时，而参加活动的时间只有路上时间的一半。说是没有钱，说是莫斯科人不能想象过路收费，所以也就无法进行良性循环，也就没有人投资修路了。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与一位匈牙利外交官的谈话，他说，中国、匈牙利现在经济改革还来得及，因为革命前的商人企业家还都活着，而苏联十月革命已经六十余年，懂商品经济的人已经死光了，再想搞什么商品经济，只怕后继无人了呢。当时我还以为他是说笑话。
俄国朋友说我们是幸运的，抵达莫斯科的时候是深秋，桦树上的叶子还没有落尽，柳条还是绿的，十月阳春，信然。几天后大雪飘飞，寒风怒吼，冬天来了。
五、莫斯科与北京
不，莫斯科与北京还是不同。莫斯科没有那么多铺面、摊贩、商店。看来，莫斯科的改革虽然激进，却没有像北京那样深入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是不是这样反而多了些“人文精神”，少了些铜臭呢？至少表面看是如此。中国的不少人文知识分子大概喜欢这样。
何况莫斯科比北京有更多的空地，更多的即使白雪覆盖下仍然保持碧绿的草坪，尤其是丛丛树林，树远比人多得多。而莫斯科的四周，干脆被森林所包围。伟大的俄罗斯呀，得天独厚的俄罗斯呀，这里有更多的被有心人们苦苦守护了半天仍然守不住的大自然。
但不论是入境、住店……办手续都相当慢，住酒店还动辄扣住你的护照，过数小时至一两天才还给你。这些事上，“前苏联”并没有怎么“前”，前起来也并非易事。有人说，中国规定，边防办入境手续正常情况下不得超过四十秒钟，而俄国规定不得少于四分钟。反正我觉得他们的认真管理精神大大超过了方便服务精神。
莫斯科有北京想象不到高质量的街头雕塑。普希金、柴可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罗蒙诺索夫，包括马克思。我们在街旁的树林中看到一位老人家的慈祥的塑像，我们问这是谁，答：马克思。多么惭愧，竟然认不出马克思来了，在莫斯科。用文化人物名字命名了许多大街与广场，你觉得这确是一个重视文化、尊崇艺术的国家。苏维埃时期被贬斥过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坐式雕像也于近年落成。我想起了《白夜》《白痴》《卡玛拉佐夫兄弟》《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想起陀氏的癫痫病，想起他的陪绑绞刑，想起他的酷爱轮盘赌，想起他的落笔万言、泥沙俱下、拷问灵魂、扭住脖颈的文风，悲悯无限的陀氏终于坐到了莫斯科的街头，这使我感从中来，不胜唏嘘。
我忽然怪想，俄罗斯的文学太沉重、太悲哀、太激情，也太伟大、太发达了，这是不是造就她拥有独一无二的历史因素之一呢？
彼得大帝的雕像就矗立在从莫大回红场的路上，底座是一艘巨大的帆船，身高两米多的彼得一世手持双筒望远镜向远处（应该是向西方吧）眺望，气魄宏伟异常。而一想到北京近年来勉勉强强弄起的城市雕塑，实在牛不起来。
说是人们不一定愿意多提苏联的话题。说是苏联七十年，农业产量始终没有达到过沙皇时期的最高水平。而现在俄国人的收入也低于苏联的水准……上苍保佑吧。然而，莫斯科人穿戴打扮仍然美好，莫斯科姑娘的美丽度远远超过其他访问过的数十个国家和数百个城市，莫斯科的餐馆仍然颇有情调品味。
你到莫斯科大剧院看戏，你觉得这里的人的文化素质很高。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版的《天鹅湖》，白天鹅最后没有得救，而是死在了魔鬼手里。当黑天鹅搅得王子迷失本性的时候，背景上出现了一个小景框，小框里是白天鹅的悲戚与挣扎，音乐也变得急促不安，惊慌乃至于恐怖，令人神移。去掉了大团圆的结局，留下了沉重的困惑与遗憾，留下了沉重的悲剧感。
剧场的秩序与氛围极佳，比北京的剧场文化强。
苏联说没有就没有了，苏共说解散就解散了，卢布说贬值就土崩瓦解，一塌糊涂，而莫斯科居然基本平静有序，至少不像南斯拉夫也不像乌克兰。再想想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中国将会是怎样的乱局……这在使你叹息的同时却也使你赞叹。
六、动荡年代的爱情
为了发行新版的拙作中短篇小说集俄文版，我们在“找到你自己”书店举行与读者见面会。
这个集子由托洛普采夫翻译编辑，他的眼光比较艺术。他选的是《夜的眼》《杂色》《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深的湖》《失去又找到了的月光园的故事》《焰火》《他来》等。
（俄女学者兼我们的导游阿克桑娜博士表达了对于“紫绸花服”的理解与欣赏。而在我们后来访问阿拉木图的时候，哈萨克斯坦国家图书馆馆长穆拉特先生引用“月光园”的故事评述世界与两国关系的失而复得，这都应该感谢这个译本。）
书店的楼下是礼品店，其中也有不少中国礼品，包括佛像、吉祥物、灯笼、刺绣等，快到圣诞节了，各种商品密密麻麻，碰头、撞脸、挡胳臂、绊腿，使我想起儿时旧北京街上开的文具店。
三十多个读者等候因为塞车而迟到一个多小时的我们，气氛比我想象的热烈。我的印象是他们对于中国的事情都很有兴趣，但又都不甚了解，特别是近年来的发展，他们想象不出来。
有一个中年男子提出与我共唱苏联歌曲。我们一起唱了一些比较流行的，诸如《喀秋莎》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后来我唱起《五一检阅歌》：“柔和晨光/在照耀着/克里姆林古城墙/无边无际苏维埃联邦/正在黎明中苏醒……”他和了几句后拍着脑袋表示已记不起歌词。我又唱了地下时候学会的第二首苏联歌：“我们的将军就是伏罗希洛夫/从前的工人今天做委员……”（第一首是喀秋莎，当然。）还有另一首歌颂苏联名将肖尔斯的歌：“队伍沿着河岸……在那红旗下面/躺着一位游击队长……”他唱不出来了。
正式会见开始前一位年长的、身材仍然不错的女士来找我，向我介绍，她是一位诗人，我国苏联文学翻译家与研究家老G当年的恋人。G只是代号，不是高或者甘。我与老G是友人。女士把一本影集给我看，老G当年在莫斯科留学时候与她同班同学，那时他竟是这样潇洒英俊。内中有不少他们二人的合影，可以想象二人的感情的火热。影集中也包括了老G后来的照片，有他后来在国内结婚后的全家福。最后一张是老G前几年不幸猝逝后的灵堂，黑幔上写着老G的名字，悬挂着的是女诗人青年时代恋人的遗像，叫作天人相隔。
我惊讶震动，不仅在于她与老G的早年恋情，而在于老G从来没有、国内也从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这段故事。而当年的苏联姑娘，却坦白自然得很，这也是文化的差异吗？
更令人震撼的是时间，时间比你想象得有力得多，无情得多，时间主宰着我们，像暴君。一位研究者曾经评论我的作品常常以空间的转移来写时间。是的，到日本使我想起童年，我的童年是在日军占领下的北京度过的。到新疆使我想起中年与壮年。而俄罗斯呢，一到俄罗斯青年时代的记忆就纷至沓来，浑若不胜。
朋友告诉我，老G与这位俄罗斯女诗人的爱情是不可能实现的，双方政府都有禁令，后来，两国关系又敌对成了那个样子。所以，虽然八十年代初期老G曾经供职于我驻莫斯科大使馆，也不可能与之见面，直到1991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老G费了老大的劲才终于找到了女诗人。
还说什么呢？恩怨情仇，藕断丝连。又是近邻，又是第三国际，又是共同的理念，牢不可破、万古长青……本是同根生，这是历史？这是命运？这是天意？你永远不可能非常理智、非常冷静、非常旁观地谈这个“外国”，看这个国家。你为她付出了太多的爱与不爱，希望与失望，梦迷与梦醒，欢乐、悲哀与恐惧……这占据了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上一代人特别是革命的老知识分子的一生。而后，错错错，莫莫莫；长已已，永恻恻。你老了，去了，她也老了。
七、波罗的海的夕阳
这次还去了圣彼得堡。这个城市的古老名称，源于耶稣的十二个圣徒之一的圣彼得。后来改成彼得格勒，是为了纪念彼得一世即力行新政的彼得大帝。十月革命后定名为列宁格勒，当然是为了永忆列宁。现在又改了回去。城市的名字改了，但是城市所处的州的名称没有改，仍是列宁格勒州。而莫斯科通往圣彼得堡的火车站也仍然名为列宁格勒火车站。想洗净一段重要的，震动了世界也改变了世界，震动了本国也改变了本国的历史谈何容易？价值选择的变易不能代替历史的书写，而书写历史不等于历史本身。当我与该城的汉学家们座谈时，一位女学者问我：“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改革得太慢了？”我说：“没有啊，你们连城市的名字都改了呀……”有同行者以为我语带嘲讽，实无此意！我怎么会觉得他们慢呢？
我不想再写这里的涅瓦河、冬宫、阿弗洛尔巡洋舰、购自埃及的狮身人面像。也不再写这里的大街了，有一首民歌叫作“沿着彼得大街”，抒发一个喝醉了酒的马车夫赶车的情景，歌曲里有车夫吆喝马的叫声。是我记错了吗？当我问导游哪里是彼得大街时，导游表示不知道。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曾经在与列宁格勒红霞工厂结成姊妹关系的北京有线电厂做共青团的工作，我在彼得堡，竟忘记了问这家工厂的情况。一位中国人告诉我，即使还有，也早已面目全非喽。
感谢导游带我们去“木木餐厅”用饭，餐厅门口有屠格涅夫小说中的狗“木木”的雕像，饭后老板送给我第一版“木木”的复制本。后来我们又到柴可夫斯基与科学院餐馆用餐。就冲这些餐馆名称也令人钦佩。彼得堡全城就是博物馆，普希金、柴可夫斯基、屠格涅夫的坟墓都在这里。
11月21日我们碰到了风雪，可能没有普希金小说里描写的“暴风雪”那样激烈，但已经可观。风是白色的，雪是散漫无形的，风成了雪的力量，雪成了风的形体。街道与巨石建筑也在瞬间出现了白色，剩下的河流显得格外黝黑。我在风雪中踉踉跄跄地奔向也是普希金描写过的“青铜骑士”——彼得大帝铜像前留影纪念。那里有交通警察，近处不得停车。咯哒一声，摄影完毕，胶片也没有了。
由于当天夜间还要乘车返莫斯科，我们便回旅馆休息。天昏地暗，疲劳的我们迅即躺下，合上眼睛。突然，一片火光使我惊醒，满室通红。睁开眼，得知红光来自窗户。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才知道天空忽然局部放晴，看整个天幕，远边仍是乌云。看海洋，似乎也阴沉得很。只有海平线上，留出了窄窄的却是明亮的长长光带，红色、金色、橙色、玫瑰色、紫色、蓝色、褐色……光芒四射，仪态万方，霞光千里，为宇宙扎上彩带。夕阳就停泊在波罗的海的海面上，夕阳傲视着我们，满目风光，满身骄傲。
我与妻都惊呆了。我们被一种狂喜的心情攫住。这像是沉郁中一次欢乐的爆炸，像是神圣的显示，像是波罗的海与圣彼得堡再次举行了开光典礼，像盘古开天的巨斧劈出了六合的辉煌，像是寂默之中突然铙钹齐鸣，响起了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大合唱——《光明颂》。谁都知道彼得堡阴沉、寒冷的冬天，知道彼得堡一年只有六十个好天，却不知道暴风雪后突然展示的波罗的海的夕阳美轮美奂。
我们住在波罗的海宫，隔窗望去就是波罗的海、芬兰湾。而过去，芬兰湾的风光只在列宾的油画里见过。现在看出去，已经没有当年的野生水生植物，却多了一个灯光昼夜眨眼的海滨夜总会。远处也有灯火，我开始以为是芬兰，后来导游告诉我那边是喀琅施塔得岛。这个岛的名称我也不陌生，因为苏联七彩电影（那时叫七彩，以示比五彩更多彩）《难忘的一九一九》中有这个岛的水兵叛变的故事，有一个镜头是斯大林乘着摩托快艇破浪前行，前来解决水兵叛变问题，像圣者下凡一样，一时全电影院的观众欢声雷动。
很快，夕阳落入波罗的海，天立刻黑下来，阴云重新弥漫，风雪再次接续。我相信2004年彼得堡的寒冬自今夜开始。
谢谢你，波罗的海的夕阳，我相信你是特意冲破乌云，一显灵验，一展风采，向我们说一声“你好”的。波罗的海的夕阳是太阳、海、芬兰湾和城市的精魂，是两个彼得和一个列宁的精魂，是俄罗斯、苏联的精魂，是卫国战争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英勇牺牲了的百万列宁格勒人的精魂！法西斯硬是拿不下这个光明的城市，历史早已证明。
八、俄罗斯永在
这次去俄罗斯是应俄罗斯总统驻西伯利亚联邦区全权代表、俄中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德列切夫斯基先生的邀请进行友好访问而进行的。而首先倡议这一安排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他们要利用此行我在莫斯科之际举行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的仪式。
仪式上，依例所长季塔连柯院士有两个提问。一个是：“您是否准备继续致力于我们的人民之间的和平与友好？”一个是：“……致力于科学的发展繁荣？”我都回答了“是的”，然后他将博士证书交到我手里。
这让我想起了基督教的婚姻仪式与法庭上作证前的宣誓；还有来自苏联，和在中国的规矩一样的少先队的誓言“时刻准备着”。人们是需要许诺的，中国古人称之为“然诺”，李白的“古风”里盛赞鲁仲连“一诺千金”的精神。我也应当记住这两项肯定的答复。
仪式后是我的讲演与学者们的发言。其中索罗金先生主要讲了我的《季节》系列，华克生讲了《活动变人形》，而托洛普采夫讲了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他们甚至谈到了近两年堪称畅销的《我的人生哲学》与《青狐》。他们还是真的了解情况啊。我想起1989年春陪当时的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同志宴请其时的苏联外长谢瓦尔泽纳德时的一件事，“谢”外长提到了我的《活动变人形》在莫斯科“虹”出版社出版的事，此书的俄语版一次印了十万册，一抢而光，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文版平装第一次印刷二万九千册，加精装不过三万余册。我向客人介绍了这一情况，并且说我正在考虑今后是不是主要应为俄罗斯读者写作。于是引起了大笑。
前些时候读报看到，“谢”先生由于格鲁吉亚的“天鹅绒革命”已经被迫提前退休。也是命吧。我想起了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最后的台词，由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路曦扮演的索尼娅，抚摸着由金山扮演的，狂暴之后陷于极度颓丧的万尼亚舅舅的头，她说：“我们会有休息的，我们会有休息的，休息啊……”
话剧由苏联专家列斯里导演。
然后是午宴。在主人们轮流进行的热情洋溢几乎是溢美有加的祝酒词后面，我致了答词。我说：“苏联，俄罗斯，莫斯科是我青年时代的梦。现在，苏联没有了，我的梦想已经比青年时期发展成熟了很多。但是，俄罗斯还在，莫斯科还在，中俄人民的友谊还在，而且一切会更加繁荣和美丽。”
我相信我的话打动了俄罗斯朋友，这从他们目光的突然闪亮中完全可以看出来。中国的熟语叫作为之动容，我也看到什么叫为之动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