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民歌：
三月采茶是清明，姐在房中绣手巾。两头绣出茶花朵，中央绣出采茶人。
有人有风景，而皆生于劳动的美。《诗经》的流风，在汉魏六朝以来便是采桑采莲浣纱捣衣的诗歌，现代亦还有这样的采茶歌。
西洋中世纪才有牧歌，近代又有缝衣曲，但是一个太乐，一个太苦。中国亦有说苦的，如《水浒传》里那江湖卖解女子唱的：
新鸟啾啾旧鸟归，老羊羸瘦小羊肥。人生衣食真难事，不及鸳鸯处处飞。
虽然委曲，亦辛酸里有欢喜，而缝衣曲里的那种苦法则连不敢想望作鸳鸯。劳动在中国人原已不只是为谋生，但亦总不忘本，陶潜诗：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即实实在在是种田，而西洋那牧歌里则没有岁功。
中国是劳动普遍，天子籍耕，皇后亲蚕，汉唐官家女子亦去陌上采桑，《陌上桑》的开头：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
就是这个阳光世界。底下：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则是生在一个大的风景里，人乃觉得她自己亦是可喜欢的了。秦罗敷去南陌采桑，原是工作，却好像游春。她携带的采桑之具：
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连工具亦如壮士的宝刀，女子的菱花镜。而秦罗敷自己亦加意打扮穿戴了。今天满田畈的耕夫蚕妇，真好比红杏枝头春意闹，众中必定有人说：“啊，她也来了！”是因为世人的这一份好意，并且为那云日里焰焰的新桑，所以她要这样打扮穿戴的。至今民歌里还有：
姐在河边洗菜心，戒子掉了钱七分。
中国人便从事生产劳动亦如当大事，如承大宾，作场亦如歌舞之地，陌上河边都可以拾得翠花钿。
而秦罗敷采桑果然是把畈上陌上的人都惊动了：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耕者忘其耕，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这里是有着世上的现实，知道罗敷的美的竟是这班耕田挑担的人，罗敷乃成了大众的，不是镜里情郎，画中爱宠，而罗敷的采桑亦和耕田挑担一样有着民生在勤的真实了。她的华美不像印度的天女散花，而是像桃花种在地上。她觉得她自己是好的，并且觉得世人都是好的，人家和她说话，她总是有礼的回答：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
罗敷是这样的无邪，所以她把使君亦看得真是个金马玉堂人：
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
那问答里罗敷即对她自己有这样的得意，但觉春光烂漫，人世洋溢着喜悦。那使君要罗敷嫁她，罗敷说不可以，因为：
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这却又是非常简明的做人的道理。
前几年上海有只印度舞，是舞的一个女子满心想要告诉世人，她的爱人笑起来是怎样的，发脾气时是怎样的，他是怎样的好相貌，来到她那里是怎样的走路姿势，看她真是欢喜得要泼溅出来。秦罗敷向使君称说自己的丈夫，她真是和世人什么都比得过，那使君是太守，她的丈夫“四十专城居”，亦是太守，倘若对方说话的人是皇帝，她的丈夫亦一定和帝皇平打平的。
古诗尚有《上山采蘼芜》，那弃妇路上遇见了先前的丈夫，仍旧问他好：
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
做过夫妻一场，到底不是路人，而且即刻问起新人，感情上连没有禁忌。她话里有对自己人的关心，而亦有一种小气，要和新人比一比。那男人向她诉说新人不如她，这一刻亦是把她当作亲人，那后妻则反是外人了。而两人所说的亦只是生活的真实：
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
讲做人家的道理还是旧人好。而听他如此的说了，弃妇之心亦就平了，她而且原谅了新人，觉得世上亦应当有人织缣。仳离决绝了的两人相见时仍可以如此厚意，没有阻隔，实在使人惊叹。而这首诗的分量却又全在于织缣素，“将缣来比素”，便是此中有人了。
《陌上桑》与《上山采蘼芜》皆使人不觉其是写的生产劳动，而只是写的人。六朝隋唐人的采莲亦是为衣食，而如李白诗里的：
若耶溪傍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香袂空中举。
出来的是劳动美人，比共产党的劳动英雄还要好。词谱有《浣溪纱》、《捣练子》等调名，连浣布洗衣，亦是：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有天地之大，人生的华丽深邃，却又皆是平民的。
今人依照西洋法子，必要诉苦文艺才是劳动者的，但中国人原自气概不凡，不大诉苦的。齐相晏子的御者起先扬扬得意，回家给妻一说，觉得比起晏子，自己真是枉长白大，再看看《死魂灵》里的马夫绥里方，他如何敢起这样的念头，说他亦可以和主人乞乞科夫相比？而且中国人亦没有许多深仇大恨，即是有委屈当时就叫出来，要评个明白，乐清民歌里那长工年终算账：
我算算还有两百过一千，东家算我只剩一双草鞋钱。
他就不服了。在西洋要到现代产业工人才会算这个账，而中国的劳动者则向来会，因为中国的平民向来理直气壮。
那民歌里长工十二月叹苦，可是与共产党的完全两样，其中有一节是说冬至做汤圆，东家娘扶磨他牵磨，他也一道搓粉，东家姐还拿她搓的和他比赛，搓了汤圆一大篇，下起来盛给他的一碗却只有九个，糖也没有，他端去坐在檐阶吃：
对门阿妈看我苦，夹个给我凑凑全。
他虽身为长工，这里的人情华美他全觉得，他也要十全，有像刘邦纵观秦始皇时喟然太息的那种英气。
平民亦有贵气英气，上等人家当然是更好了。汉乐府《相逢狭路间》那样艳，却只是写的一份人家三兄弟都做官，三个新妇都好，家里闹热堂堂，又晓得孝顺长辈，而且仍然劳动：
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
连机杼亦与琴瑟可以在一起。又如《陇西行》，开头讲天上的风景，可是还有人世的风景更好，一份人家的主妇会知人待客，家务事情料理得头头是道，连天上的白楢树影都到了这家的堂前，青龙彩凤高高的望下来，望着这家亦看之不厌。
西洋的浮士德博士出游市集，及一晚参加山谷里魔女的游行，那强烈完全是生命的无明。《浮士德》一剧里的天祗地灵仍是洪荒时代的宇宙，那里只有妇人爱，原始生命的蠢动，性与生育。达文西的画《微笑》，那贵妇其实仍是圣母像，仍是《浮士德》里的妇人爱，虽带有文艺复兴时平民的家常情意的微笑，亦微笑得恍恍惚惚，不能像中国女子的平实。中国是女人亦亮烈，像卓文君的《白头吟》：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诀绝。
与后来鲍照的：
清如玉壶水，直如朱丝绳。
及李白的：
罗帷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
皆是与人世肝胆相照，非但壮士，女子亦能。中国是男女皆这样的世俗平实，而有清艳豪横。
中国是劳动普遍，有好男好女，所以有好世景，历来辞赋诗文小说弹词里的城市与乡村，皆非莎士比亚、歌德、莫泊桑、果戈理的作品里所能有。
中国人游佛罗伦萨，见了西洋史上那样有名的城市原来如此污秽拥挤荒废，都很失望。英国玛丽女皇时的伦敦，亦只是王宫爵邸及商人的住宅漂亮，旁边就荒凉黑暗，女王晴天出游，得一贵族少年脱下外套，铺在街上的泥泞里，才走了过去。美国人的小说《我儿》，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二三等城市的街景，简直天晚了就使人心发慌，连到现在，西洋的大都市亦必有一大块是贫民窟，那里街道上的太阳都是破碎污秽的。他们的乡村则过去除了地主贵族的堡垒，四周全是牧豕奴的土室，现在经过整顿，都装水电，但亦仍旧没有风景，那里的人家都像是职工的寄宿舍。
中国有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西洋则尽有大建筑而无闾阎，吃食也不讲究，而且无家。原来希腊罗马的竞技场剧场亦并不可喜，那是因为他们民间的一般建筑物都低陋，才须如此特别设备，中国则灯节就在街上杂陈百戏，看各式灯翠与扮台阁一队队经过，有这样伟大的街景，故无须另建竞技场剧场。中国东西皆是生在万民的风景里，戏是露天搭戏台，去寺观亦多是为随喜，连街上的商店亦被当作风景游玩。汉唐人种桃李是在街上陌上，游春是满城人皆出去郊游。中国人过年放爆竹也是散入千门万户。
中国人是生活的全面皆与西洋的相异，中国可以也采用西洋的好处，西洋要学中国的好处可是很难。底下就来分说。
西洋建筑受杠杆力学的限制，所以强调柱，无论是希腊式的施有雕刻的石柱，或现代水泥钢骨嵌在墙里的柱。中国房子则是高级数学的，支点遍在自在，用砖瓦木石也建得起阿房宫柏梁台，阿房宫下可以坐万人，上可以竖五丈旗，柏梁台的承露盘上接霄汉。南北朝永宁寺高二百尺，隋朝乾阳殿高一百七十尺，经日本建筑史学者伊东忠太考证，虽古今尺制稍异，但大致所记是实。砖瓦木石的强弱程度既不同，木材的重量又会因燥湿起变化，却能不感觉诸力关系会发生偏差的困难，造得这样高大而且经久。苏州及北京，即有许多明末清初的房子到现在还好好的在着，不像西洋建筑物的过了年龄只得统统拆掉。
西洋歌德式的建筑又强调尖顶，因为受重心与支点的限制。文艺复兴后平民化了，改用人字屋顶，但是有沉重感，现在率性只是个平台，变成了没有屋顶。西洋人楼居的迟，亦是为对天空有神性的畏慑，而屋顶问题的无法处理则更使人觉得无遮蔽的被打倒在地。中国人则有飞檐，便怎样的大建筑亦具飞翔之势，不觉其重。
中国的深宅大院有悠悠人间的光阴。外面小巷亦有一种深意，可以散步逍遥，此则是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亦配置得亲切，整齐而疏落，虽如苏州绍兴那样人家繁密，亦长街小巷有余意不尽。那深宅大院，是虽分为几家居住，亦每个单位皆是个具足，而仍不破坏全宅的统一。可是住在西式公寓的大厦里，则无论占了多少个房间亦总不能像一份人家。上海英国人建筑的几幢大厦，走廊里阴暗寒冷，四壁都是石头与钢骨水泥，像进了穴居时代人的洞穴，半天寻着号数，敲开门，进去有亮光的房里，坐了下来只觉外面街上车马凌乱，世界离开得很远，洋房里的岁月就是这样荒荒的、挤压的。
洋房没有堂前。中国人可以在家里做大事，西洋人则必定在教堂与殡仪馆。洋房亦没有像中国这样好的回廊。中国房子又都有庭院，中等人家还有花园，西洋则要上等人家才有花园，且多半只是草地，为散步或作网球场之用，所以必要到俱乐部去逍遥。西洋人是什么都讲用处，房子是为居住用的，庭园是为卫生用的，走廊是为走路用的，此外会客室餐室工作室卧室部严格规定用处。他们卧室的潦草，与整幢房子的奢侈不相称到可惊的程度，因其只为睡眠之用。
中国的大房子可以有许多间不派用场，人住的少亦不觉其空空落落，却仍旧亲切，因为房间自身亦有生命，它只要在着那里，就使人安心。而虽住的人多，亦画堂悄悄双燕语，而墙外行人亦闻得见墙内佳人笑。又或“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苏州杭州人家女子就喜欢门前小立，因为门前的小巷亦是风景，房子与人是这样的虚虚实实，说静也静，说热闹也热闹。中国房子的天井什么也不陈设，或只摆一只荷花缸，或只种一株桃花李花，但见是一色的石砌地，这种简静也好。日本京都有一禅宗的寺，庭院惟铺细砂，放几块石头，是受宋朝的影响，中国民间家宅的天井并不讲禅理，却亦有这样的意思。而要繁华热闹，那是在后花园。
西洋房子又只知要光线，中国则还用窗纸来调和光，使之更柔更清，现在还没有一种玻璃能在这一点上代替窗纸。还有明暗亦要相配，厨房与厢房最亮，堂次之，堂后稍暗，闺房的光要很静，所以一宅之内亦有光阴徘徊。
西洋布置最忌两两对称，中国房子则可不忌，两廊与左右厢房都并列，使人不费心机。是因能并列，所以亦能参差，如经如权。中国的床柜箱笼盒瓶盆，亦形态变化之多为西洋所不及，那本领即在于能用正方正圆亦不呆板。中国东西是有点线的至正极成，故能逍遥，不像西洋的是许多要打架的点线凑在一起，各各是失意的。
中国的音乐亦是正声。西洋惟以音叉定音阶，但是音的边际有极精密的一线非音叉所能量，例如宫的高半音与商的低半音好像是同的，而其实不同，因为高半音与低半音之间还可以一半又一半的分割至于无穷，要如何才能定出一个边界，界下是低半音，界上是高半音，这在钢琴里即不可能，但唱歌唱得好的人则可以唱准。西洋乐器惟在小提琴里方可以分得清。而中国乐器则如琴瑟笙箫胡琴等，皆能够辨别，因其不像西洋乐器的现成制定音阶，却由人手来决定，而取准于人心。《宋史•乐志》：“观其高二律下一律之说，虽贤者有所未知，直曰乐声高下于歌声，则童子可知矣。”此即深知高半音与低半音的辨别在歌声可以极准，而乐器亦要像歌声的可以自由。
宇宙原来无凭准，点线皆是人定的，一切机械亦由此而生，故机械亦可喜。但动物亦能有点线方位，且可以精密到惊人的程度，但取准于人则更可以是极准的而且是极美的。好即是准，除此更没有极准的东西，故音阶的极准不能以音叉求得，而歌声乐声的极美则即是极准。中国的乐器不制定音阶，或只制定个大概，乃是留着无尽的余地让人可以出入游嬉，如同围棋的非常简单，却可以变化不测。乐器中如磬如缶，如鼓如筑，皆单纯之极，但是《论语》里的隐君子爱击磬，而秦始皇爱击筑，杨恽喜击缶，唐明皇喜击鼓，如“佛以一音演说法”，有一音的至正极美。
《史记》里说夏禹“声为律”，真是不错的，音声之美是生于人的美。中国人的歌声是精制过的，生旦净丑各有世景，好像云日迥照里一树的枝条与花叶，而西洋的男中音及女高音等则只是生理的，技能的，所以学校里唱歌的喉咙不可以唱昆曲。西洋音乐又且它的准确与熟练有尽头，中乐则如昆曲永远可以唱得更好。还有昆曲京戏乃至嵊县戏等，皆同一只曲谱而可因配的字句内容不同可唱成各式各样，不像西乐的曲谱不能移作别用。中乐一只谱当十只用，而连各式的戏各式的弹词花鼓，以及种种小调算起来，曲谱之多更使西洋曲谱相形见绌。
众音阶皆生于一音阶的移动，众颜色亦皆生于一颜色的变化，从来正色最难用，中世纪德国绘画里圣彼得的红袍，圣保罗的绿袍，都使人不乐，并且可怕。现代美国电影五彩歌舞片里的摩登女子仍爱穿白翻领黑衣裙，但这原是天主教修道女的东西，修道女的黑衣裙象征人拖了一身的罪恶行走，而那蝴蝶展翅似的白头巾则象征上帝的光明。这乃是字义，不是颜色。而中国人则能用正红正绿正黄及白黑用得极好，现代西洋人避免用正色，多用鲜艳的复色与浅色，但是没有好的正色即亦不能有好的复色浅色，他们的正色有压制感，而他们的复色浅色则飘忽不可靠。
中国画的颜料，用西洋颜料总难代替，画家就常叹息现在总难买到这样好的石绿等。中国颜色与西洋的根本不同，西洋人说热色寒色，皆只是感官的，中国的颜色则是人生的，人世的。所以中国人亦最能调色，如同调音与调味，因那颜色是自在的，正色与复色浅色的配合是平等的，并非以一色为另一色的背境，或以之衬托镇压，此即是能没有火气。而西洋人的配色则如美国电影《从军乐》里的，用鼓手的榴红制服来成定一群的复色与浅色，可是看了只觉其凌乱，那强烈的榴红反为更怵目。西洋人对于音乐与图画，皆以为不安与刺激即是生命的强烈。
西洋绘画因其线条轮廓与颜色皆贫乏而不安定，彼此拼凑了亦不能是个完全，故如未来派的绘画还要注上文字。因为线条本身不具足，故西洋画的素描只能是草稿，不及中国的单是水墨画亦可以表现众色。因为形体贫乏，故西洋画想要变化亦只能成为奇形怪状的漫画，不及中国的可以是写意画。
西洋画不是太像，即是太不像。西洋的戏剧亦实物的布景与演员的象征动作不调和，科白与舞唱不调和，布景太像，剧意太不像，科白太像日常动作，而舞唱则又太不像。中国戏里则如丫鬟执烛掩门开门的俊俏，都是家常的，而亦皆是戏，不落歌舞剧与话剧的边界。中国戏里的布景亦皆是戏，不像西洋的是实物。现代西洋剧走向歌舞剧与话剧及电影技术的综合，但没有一处是戏。
中国对音乐绘画与戏，没有提出思想来批评的。民间看戏，大家都说《碧玉簪》里的媳妇贤慧，说那婆好，说那个男人固执不化，都是论的做人的道理。民间看《红楼梦》《水浒》等小说，亦不去注意所谓艺术价值，只是觉得好，要批评亦只是清新俊逸悠扬沉着这些字眼，不带哲学。看中国戏与闲书是陶冶性情。而看西洋戏与所谓文艺作品，则引起许多问题，这其实暮气。人在清晨，或登山观海，是只觉胸中尘埃一扫，超出问题的。
中国是有人世的美好，所以连艺术这样的名词亦没有。西洋有专为陈列艺术品的地方，中国的好东西则皆在街上陌上及人家里。西洋艺术又受年龄及性别的限制，少年爱诗，中年爱小说戏曲，晚年爱宗教，又有专为男人看的杂志，专为妇人看的及儿童看的杂志。中国则如《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可以小时看起，到老不厌，而灯市及划龙船等，则男女老小皆爱看，即是解脱了生老病死的轮回，更有高于年龄性别的人格。而且中国东西无论一几一盘，戏或小说，皆不是作者把来都完工了的，却总留有余地，让使用者或观众可以各拿自己的人格参加进去，继续加工至于无穷。
中国是连商店亦可爱。旧式的大商店，像杭州的胡庆余堂，开在冷静的巷子里，头门进去要绕过曲折的回廊，再进二门才是店堂，竟像大户人家的深宅大院。你去街上散步，许多当街的店铺，看店伙吃饭，在灯下算账，及店伙与顾客的攀谈应酬，亦好像是份人家，连那货物的装潢，店伙拿货给顾客，亦像是家里拿出来的。中国人家，一斤丝绵做成了藏进箱子里要包一张红纸，一副新的烛台要缠上一绺红棉，现在上海商店里货品的装潢亦是取的这种家常的吉利之意，南货店水果店包东西的红招头纸，更有一种过年过节的喜气。老式的箱子，里面贴的商标，红纸印的木版字，每次开箱子时看看，便觉有城市里岁月静好。有一种牌子的火柴盒子上，画有采桑的女子，人的衣裳眉目都是民国世界的，笔姿与着色像明清版本里的木刻。
中国的日历本，薄薄的红纸封面，画有春牛图，民间家家备有一本。记的节气时令，宜耕种建筑，宜会亲友，宜婚丧祭祀沐浴出行。例如立春节，家家要守到那时辰，迎了春才去睡，人与自然界有这样一份情意。而今天天气晴妍，忽然想着去看看谁，这就是“宜会亲友”，亦很好的。西洋人普遍备有日历，则是近代的事，所记不过年月日与星期，单为安排工作，亦记有历史事件，但与节气不相干，他们是无论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皆没有佳节良辰。西洋的天文学与人不亲，连温度计湿度计等皆只是可以应用的。
中国历称阴历，惟是对西洋的阳历而言，其实并非月亮本位，却是综合日月星辰的运动，就整个天体而制定的。中国人古时已知地在天体中如蛋黄在蛋清中，又向来说天体是运动的，天左旋，地右旋。原来科学的事亦可以有一种无因由的悟解力，但在西洋是间接从数学借得，而在中国则为科学所自有。中国不单是诗才可以兴，连科学亦像数学的是组织的而同时亦是流露。
再说医药。现代西洋的天文学与医药学皆在技术上高过中国的，但在几个根本点上，即科学亦可以像数学的自有其天机性能，而且可以相忘于人事之美，则现代科学正还有待于中国文明。
中国医药汉唐及明末清初各有一次大进步。前此周朝末年有和缓、扁鹊，或说秦医皆称和缓，是传来的印度医学，齐医皆称扁鹊，是本土医学，到底如何不可知，但受有外来影响是可能的，而且因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接触频繁，各地的医药学亦集积汇合，但是要到汉朝才调和统一。东汉末年，因那次大瘟疫而有张仲景的《伤寒论》，《伤寒论》与《难经》及《素问》皆成于汉朝，其本领是在于能把外来的及地方的医药学皆消化了，使人只觉其是中国自有的。唐朝孙思邈的《千金方》，受印度医药学的影响极盛，而明末清初的名医，其著述如张氏《医通》，陈修园《医书》及李时珍《本草纲目》，则更受有西洋医药学的影响。至清初为止，中国一路是集世界医药学的大成，故有无数的单方与特效药。但是诊断仍有在症状之外，还注重节气的阴晴燥湿，人事的悲欢离合，来讲求对处，因为人的疾病不像动物的只是生理的，而亦是人生的。又且处方重在和合增减，不对单方或特效药过信。而如此医药学乃是活的，同一症状，高手与低手的医法出入甚大，好像同一乐器乐谱，高手与低手的弹奏可以不同。这并非太没有标准，而是中国的无论何种学问皆留有余地让人可以无穷的加工。“医者意也”这句话好像危险，其实医亦可以像诗的妙手偶得之的。现在仍是有西医治不好的病中医给治好了，以此排拒西医当然不可，但亦是有着个大道理的。
中药有药香，不像西药的难吃，中药的颜色也好看，这便使病人亦有了好性情，觉得这世界到底是美的，生之意志因之不曾失坠。中国是凡百顾到人事的全面，历朝如此讲究医药与灌溉工程，却不以为这就可恃，而说天下有道则疫疠不生，人人得尽其天年，圣王在上则风调雨顺，水旱不为患。而亦要如此，科学才不被委屈。
本来衣食住行皆依于科学，但是还要因人而美，若只见其是科学的，那是贫乏。中国衣裳就宽绰，母亲穿过的女儿亦可以穿，不像西服的裁剪要适合身体有这样的难。西服的式样是离人独立的，所以棱棱角角，时时得当心裤脚的一条折痕，而中国衣裳则随人的行坐而生波纹，人的美反而可以完全表现出来。民国以来变为紧窄，好像六朝时受印度影响的窄衫袖，但亦仍是中国的。中国衣裳与人没有斗争，所以经久，而衣料亦向精致结实发展，为西洋所不及。
又如食，中国是衣不止为御寒，而亦以之成礼，食亦不止为荣养，而还有“酒食以为礼”，不像西洋衣食的如何进步亦止于为了高级的需要。西洋人那种酗酒，在中国就少见，陶潜不过一壶，苏轼不过三杯。中国的庙堂燕会与乡饮酒，皆礼成而退，不像马其顿人或哥萨克人的狼吞虎咽。中国烹饪重色香味，重火候，皆为西餐所不知。鱼翅惟中国人能烧，鱼翅能受众味，好像人君的自己无才无能故无拒，而天下豪杰皆为之用。中国烹饪又敢用油用得很重，因为能加进桂皮香蕈或金针菜木耳来解腻，而且几色肴馔，有用油重的，有用油轻的，有全不用油的，彼此配好。中国烹饪极少用味素，因为讲究火候，一一烧出本味，此即是物物各得效其能，各得尽其性。
烹饪做到如此，亦即是进于礼乐了。礼亦不过是能相配，乐亦不过是能相和，故调和盐梅通于宰相之才。这本领亦见于建筑，伊东忠太很惊异于中国建筑的色彩调和。他还说到衣裳，说日本衣裳单独看亦显艳，但若众多人在一起，则觉得凌乱，中国衣裳无论是单独的或众多人在一起，在室内或郊野，近看远看，都非常调和。而这亦是因为中国人用色彩，行于繁华而能俭，像中国房子，除了宫殿一概粉墙黑瓦，不杂他色，就很好看。粉墙的白比大理石更是有情的，那黑瓦则带青灰，是一种可以与阳光游戏的颜色，使人只觉得山川闾阎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