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们常常问我，你发表处女作是哪一年？我说，是l987年，那一年我已经三十五周岁了。人们就“啊”了一声，不再说什么，但表情里含了疑惑：早些年你干吗去了？
在写作以前，我在遥远的西藏当兵，学的是医务。我在白衣战士的那条战线上，当到了内科主治医师的位置。假如不是改了行，就当到了副主任，您现在到医院看我的门诊，就要挂三块钱一个的号1了。
一个女人，更具体地说，是一个医术很好颇有人缘的女大夫，在已过了“而立之年”的沉稳日子里，为什么要弃医从文，拿起生疏的文学之笔开始艰难的跋涉？
在许多孤寂写作的深夜，我对着苍天自问。
我不知道。
但是我感到一个苍凉而喑哑的声音，在寒冷的西部呼唤我。
你既然来到了这里，你就要让世人知道这里。
他说。带着无上的权威。
我没有办法抗拒。你可以违背一个人的意志，但是你不能违背一座雪山。
这就是昆仑山啊。我们民族最伟大的峰峦。
不管文化古籍里怎样考证，说传说中的昆仑山是现如今的什么什么山，我总认为它不是一座具体的山，而是一个象征。想想那时候，交通工具多么不便，又没有精确的地图，指南针还没有发明出来。古人绝不可能把山与山的分野搞得条块分明。他们只有对着西部广袤的隆起兴叹，在落日辉煌的余晖里，勾勒云霭中浮动着鬼斧神工的宫殿……于是他们把无数神奇的传说附丽其上，敷衍出最雄伟的想象。那里有九条尾巴的天神把守的天宫，那里有直插云霄的天稻，每一粒谷子都是鸡蛋大的玉石……
无独有偶。在印度辽阔的恒河平原上，更为优雅的神话野火般流传。赤足的人们向西眺望，看到皑皑的冰峰劈裂云霄。他们认为有超凡入圣的法力统治其上，于是说那里是佛祖居住的地方……
两大古老种族神秘的目光交会于此——这就是地球上最高耸的原野——藏北高原。
当我十六岁的时候，离开北京，穿上军装。火车不断地向西向西，到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又换上汽车向西向西。在茫茫戈壁上奔跑了六天以后，到达南疆重镇喀什。这一次汽车不是向地面上的哪个方向行驶了，而是向“天上”爬去。又经历了六天无与伦比的颠簸，我作为藏北某部队第一批五个女兵当中的一员，到达了共和国这块最高的土地。
这块土地是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和喀喇昆仑山聚合的地方，平均高度在海拔五千米以上，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作“阿里”。
没有人知道“阿里”是什么意思。我曾经问过博学的藏学家，也没能给一个明晰的回答，只是说这个词语可能属于一个早已消亡了的语系。于是我就沿用了一个我在阿里搜集到的民间传说：阿里的意思是“我的”。
“我的”什么呢？我的高原？我的山川？我的牦牛和我的盐巴？我的清澈的湖泊和险恶的风暴？不知道。人类的远祖用我们不懂的语言，为我们留下了一道永恒的谜。也许在先民们眼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他们都在呼喊着“我的”。
我小的时候，学习很好。语文好，数学也好。语文老师说我以后可以当个记者，数学老师则说我以后可以上清华大学，成为一个女数学家。我回到家里，很高兴地把这些话学给妈妈。没想到，她训斥我说，这都是老师逗你玩的，你不要相信别人说你如何好的话。
我挺伤心的，从此对别人的夸奖总是半信半疑。我不知这习惯到底好不好，但它使我在荣誉面前天生地镇静起来。比如我的作文被老师批过“5+”的分数，但是小小的我丝毫不骄傲，因为我知道那是她逗我玩的。
我小学毕业后考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据说是很难考的，录取率只有几百分之一，而且女生录取得很少，只及总数的四分之一。在我这个年纪的北京人，都会记得当时每年一度的北京外语学校招生，是怎样地惊动京城。
我考上了，妈妈难得地高兴了一回。但是我已经养成了宠辱不惊的脾气，并没有特别地兴奋。
在外语学校读书的时候，我的成绩依然很好。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当时的成绩单，所有的科目平时都是5分，期末考试都是“优”。我后来在军队院校军医专业学习的时候，每次考试也都是第一。由于一贯的优异，使我在内心深处看不起在校学习这件事。你想啊，上边有老师喋喋不休在讲，周围有同学可研讨，你什么事都没有，一门心思学那点前人遗下的知识，你要是还学不好，不是太说不过去了吗？
我在外语学校最大的收获，是见了一个比较大的世面，读了不少的书。退回去三十多年，许多社会名流的孩子已经在“反帝反修”的同时，孜孜不倦地开始学习外语。我们这所学校干部子女的密集程度，大概超过了京城的任何一所学校。我的父亲是军队的一位正师级干部，但相比之下，我只能算作平民子弟。由于我优异的学习成绩，使我保持了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态度。我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到真正的“贵族”气派，看到它的华贵，也看到它的羸弱。
读了许多课外书，则得益于“文化大革命”的停课。我们学校里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平日里我们是没有机会读小说的。功课压得非常紧，老师原本要求我们夜里说梦话都用外语的。现在一停课，大松心了，快活无比。只是图书馆里的书可不是无偿看的，看一本，要写出一篇批判文章。
刚开始大伙觉得这个交易做得来，不就是看完之后胡乱照着报纸抄点革命词语就能交差了吗？于是大家都去借，并相约看完了自己的那本以后，彼此交换。这样各人写一篇批判稿，就可以看几本好小说，不是太合算了吗？
但实践的结果并不美妙。很多人书看了，但批判稿久久写不出来，时间长了，就失去了继续借书的资格。我也不愿意写大批判文章，你想啊，都是世界名著，看的时候，对大师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书皮一合上，就要批判他们，这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但管图书馆的小个子老师很严厉，交不了稿，你就不要想从她的手里再借出一张纸。为了阅读大师们的作品，我只有硬起头皮来批判大师们。
道理虽说明白了，但写的时候，心痛如绞。我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比如看完《复活》，我就在纸上写：以下部分暴露出列夫·托尔斯泰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倾向……然后我开始大段地抄录老托尔斯泰的原文，抄得很仔细，连一个标点都不错过……
还书的时候心情好忐忑，生怕小个子老师看出什么。没想到，她连连表扬我的认真，原来她是只看标题，看字迹是否整齐，看篇幅的长短，并不在意你写的是什么。
只有我一个人坚持借书写批判稿了，同屋的同学开始央求我，要我看完了书暂不要还，让大家都传着看一看。我当然不能拒绝，只是有的人看得很慢，已经过了好多天了，你问她看完了没有，她还说没完。知道书看到半截被人夺走的苦处，我不好意思催，只得耐心地等。但看惯了书的人，就像大烟瘾，是很难忍得住的。我就在下次借书的时候想办法——连借带偷。图书馆的小老师对我已是十分地信任了，每次我来借书，她不跟着，让我自己在书架里挑。
我们的图书馆是一座建立于20世纪初期的西式楼房，窗户很高很小，像旧时的教堂。加上书架遮挡了大部分的阳光，走道幽暗深邃。这真是一个作案的好场所。我在书架里转啊转，看到一本好书，就夹在胳肢窝的衣服里……这样几圈下来，双臂就像机械的木偶，动也不敢动了。最后僵硬地走到老师跟前，只把手里抱着的书登记。
这样我看好几本书，只需写一本书的大批判稿，不但减轻了手的负担，加快了看书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减轻了心灵的负担。
但还书的时候，气氛挺吓人的。借的时候，只图一时快活，完全忘记是从哪个犄角旮旯掏出来的书，可还的时候一定要归位。小老师是很认真的，一旦她发现大量的图书放错了地方，怀疑到我身上，我的秘密书库就会被彻底摧毁了，损失不堪设想。我谨慎地控制着偷书的数量，严格地完璧归赵。每次还书时候，都恐惧万分。身上夹带着好几本书，像个沉重的孕妇，还要等着小老师验收批判文章，心中狂跳不止。待老师那里过了关，急急钻进书架的峡谷，拼命回想上次取书的位置，冷汗涔涔。好不容易放了回去，刚轻松了一秒钟，又贪婪地开始了新一轮的夹带……
同学们坐享其成，却全然不体谅我的苦衷，轮到我要还书了，她们就耍赖，说还没看完呢。我说，那你们也得给我一个时间，你们不能老这么耽误我呀。她们就说，要不这样吧，书你现在就可以拿走，但是你得把书中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于是，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年代，在北京城内一所古老的校舍里，每逢夜深人静，在一间住着八个女孩的房间里，就会传出娓娓的话语，中外文学大师的智慧，像月光清冷地笼罩着我们，伴我们走进悠远的梦乡。
为了给同学们讲得不露破绽，我读原著的时候就格外地认真。几十年过去了，我的一位现已在美国定居的朋友，说她至今记着我给她讲过的《笑面人》，而且拒绝看雨果的原著。她说，毕淑敏在那个夏夜所讲的《笑面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笑面人》，我从来没有听过比这再好的故事了。
我对这个评价淡然一笑。我知道，这是她在怀念自己的少年时代。
二
我从北京来到西藏的阿里当兵，严酷的自然环境将我震撼。所有的日子都充满严寒，绿色已成为遥远而模糊的记忆。
吃的是脱水菜，像纸片一样干燥的洋葱皮，在雪水的浸泡下，膨胀成赭色的浆团。炒或熬以后，一种辛辣而令人懊恼的气味充斥军营。即使在日历上最炎热的夏季，你也绝不可以脱下棉衣，否则夜里所有的关节就会嘎嘎作响。
由于缺乏维生素，我的嘴唇像兔子一样裂开了，讲话的时候就会有红红的血珠掉下来。这是很不雅的事情，我就去问老医生怎样才能治好嘴唇？医生想了半天说，你要大量地吃维生素。我说吃啦，每天都吃一大把，足足有二十多片呢！可我的嘴唇为什么还是长不拢？医生说那就是你说话太多了，紧紧地闭一个星期嘴巴，你的嘴唇就长好了。我说，那可不行，我是卫生员的班长，就算跟伙伴可以不说话，跟病人也是要讲话的……老医生表示爱莫能助。
后来我的嘴唇还是我自己给治好的。夜里睡觉的时候，用胶布把自己的嘴巴粘起来，强迫裂开的口子靠在一起。白天撕开照常讲话。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好了。
由于缺氧，我的指甲猛烈地凹陷下去，像一个搅拌咖啡的小勺。年轻的女孩就是爱斗嘴，有一天，女卫生员争论起来谁的指甲凹得最厉害，最后决定用注射器针头往指甲坑里注水，一滴滴往下灌，水的滴数多而不流者为胜。记得我得了第一。好像是贮藏了十几滴水吧，凝聚得圆圆的，像一颗巨大的露珠，乖乖地趴在我的指甲上。
我是一个优秀的卫生员。有一天，我在军报上看到了一个叫作“毕淑敏”的人写的一首诗，就轻轻地笑了一下。我知道我的名字很大众，全中国从八岁到八十岁的女人，有许多叫这个名字。但是我的姓是比较少的。现在有了一个同名同姓的人写了一首诗，觉得很亲切，就很仔细地读。
一读之下，我吃了一惊。因为这首诗是我写的。但是千真万确，我没有向任何一家报刊投过稿。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人负责向我解释。时间一长，我就把它忘了。但是军邮车下次上高原的时候（由于道路封山，邮车很长时间才上来一趟），报社给我寄来了一个黄色封面的采访本，我才得以确认那首诗是我的作品，这个本子就是稿费了。我用这个本子记了许多有关解剖和生理方面的知识。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政治部的一位干事对我说，你的那首诗，充满了鲜血和死亡的意识，真不像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写的。
我恍然大悟说，噢！原来我的那首诗是你给我投到报社去的啊？
他说，不是他。
他这才告诉我，军报的一位记者到阿里高原采访。高原反应像重量级的拳击手，毫不留情地击倒了他，第二天他就下山返回平原了。但记者很忠于职守，就在高原的这仅有的一天里，挣扎着看了一些单位的黑板报，摘了一些作品带回去，我的小诗也在其中。回去以后，别人的都没选中，只发了我的那一首……
我不知道自己随手涂抹的句子还有这样的经历，但幼时妈妈的教育使我绝不大惊小怪。我没有看见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的喜悦，只认为这是一个巧合。不会再有第二个记者匆匆下山，不会再有人看上我的小诗……
我继续专心地学习医学知识，一点也没有因此想投稿搞创作什么的。
当了几年兵，我回家探亲。我的父亲很郑重地同我谈到了那首诗，说他很高兴。
我从小是一个乖孩子，愿意使自己的父母快活。但我还是没想到写作，只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愿望在内心起伏。
我在藏北高原当了十一年的兵，把自己最宝贵的青年时代留在了冰川与雪岭之间。
我曾经背负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帐篷跋涉在无人区，也曾骑马涉过冰河给藏族老乡送医药。
我曾在万古不化的寒冰上，铺一张雨布席地而眠，初次这样露营时，我想醒来身体还不得泊在一片汪洋之中？我真是高估了人的微薄热量，黎明当我掀开雨布查看时，只见雪原依旧，连个人形的凹陷都没有。除了双膝凝固般的疼痛，一切都很正常。
攀越海拔六千多米的高山时，心脏在胸膛炸成碎片，仿佛要随着急遽的呼吸迸溅出嘴巴。仰望云雾缭绕的顶峰，俯视脚下深不可测的渊薮，只有十七岁的我，第一次想到了死。我想这样爬上去太苦难了，干脆装作一失足，掉下悬崖……没有人会发现我是故意这样做的，在如此险恶的行军中，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我牺牲于军事行动，也要算作小小的烈士，这样我的父母也会有一份光荣……我把一切都周密地盘算好了，只需找一块陡峻的峭壁实施自戕的方案。不一会儿，地方选好了。那是一处很美丽的山崖，天像纯蓝墨水一样浓郁地蓝着，有凝然不动的苍鹰像图钉似的进苍天。这里的积雪比较薄，赭色的山岩像礁石一般浮出雪原（我知道要找一块山石狰狞的地方下手，否则叫厚雪一垫，很可能功亏一篑）……
一切都策划好了，但是我遇到了最大的困难。我的脚不听我的指挥，想让右脚腾空，可是它紧紧地用脚趾抠住毛皮鞋底儿，鞋底儿粘在酷寒的土地上，丝毫不肯像我计划的那样飞翔而起……我转而命令左脚，它倒是抬起来了，可它不是向下滑动，而是挣扎着向上挪去……青春的机体不服从我的死亡指令，各部分零件出于本能居然独自求生……那一瞬我苦恼至极，生也不成，死也不成，生命为何如此苛待于我？
一个老兵牵着咻咻吐白汽的马走过来，他是负责后卫收容的。他说，曼巴2，拉着我的马尾巴吧，它会把你带到山顶。我看了一眼马毛被汗湿成一绺绺的军马，背上驮着掉队者的背包和干粮，已是不堪重负。
不。我不。我说。
老兵痛惜地看着我说，你是不是怕它扬起后蹄踢了你？放心吧，它没有那个劲儿了。在这么陡的山上，它再累也不敢踢你。只要它的蹄子一松劲儿，就得滚到谷里去。它是老马了，懂得这个利害。你就大胆地揪它的尾巴吧。
我迟疑着，久久没有揪那条马尾。
不是害怕马。甚至也不是怜悯马。
我在考虑自己的尊严。
一个战士，揪着马尾巴攀越雪山，这是不是比死还让人难堪？我的意志做出一个回答，生存的本能做出另一个回答。
意志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
我看到许多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万水千山之间。他们发生过悲凉或欣喜的故事，被呼啸的山风卷得毫无痕迹。
我为一个二十岁的班长换过尸衣，脱下被血染红的军装，清理他口袋里的遗物。他兜里装着几块水果糖，纸都磨光了，糖块像一只只斑驳的小乌龟，沾着他的血迹……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的兜里也有和他一样的水果糖，这件小小的物品使我觉得他是兄弟。
我们把他肚子上覆盖的瓷碗取下来。碗里扣着的，是他流出的肠子。敌人的子弹贯穿了他的腹腔，肠管已经变得像铁管一样坚硬，没有办法再填回他的肚子里去了。
我们给他换上崭新的军装，把风纪扣严严实实地系好。除了他的腰间因为流出的肠子，扎了皮带也显得有些臃肿，真是一个精干的小战士呢。
趁人不注意，我在他的衣兜里又放上了几块水果糖。我不敢让别人知道，因为老兵们一定要嘲笑我的。但我真的觉得这个班长需要这几块水果糖。糖是我特意挑的，每一块的糖纸都很完整，硬挺地支棱着，像一种干燥的翅果。
那个小兵被安葬在阿里高原，距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想他身边的冻土，有一小块一定微微发甜。他在晴朗的月夜，也许会尝一尝吧？
三
1980年我转业到北京，在一家工厂的卫生所当医生，后来当了所长。结婚、生子、操持家务……一个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该做的事情，我都很认真地做了。贤妻良母好医生，这是人们众口一词的评价。
对一个三十岁的女医生来说，你还需要什么？
按说是不需要什么了，我应该安安静静地沿着命运已经勾勒的轨道，盘旋下去。
我虽然从小生活在北京，对北京的一草一木都那样熟悉，此次归来，我却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我了。怀里揣了那么多藏北的风雪，它们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脏。我对这个巨大的都市，开始了新的审视。我到过这个国家最偏远最荒凉的地方，在横贯整个中国的旅行中，我知道了它的富饶与贫瘠。我在妖娆的霓虹灯中行走，身旁会突然显现白茫茫的雪原。在文明的喧哗与躁动之间，我倾听到遥远的西部有一座山在虎啸龙吟……
我的父亲有一天对我说，我看你是可以写一点东西的，你为什么不写呢？
我的父亲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好的天赋。只是由于他们那一代人所处的环境，使他戎马一生，始终未能从事文学。我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了期望，我决定一试。
一个微茫的希望在远方磷火般地闪动。我想用我的笔，告诉世人一些风景和故事。我想让我的父母惊喜。
于是在一个普通的日子，我铺开一张洁白的纸。那是在深夜的内科值班室，轮到我值班，恰好没有病人。日光灯管发出咝咝的叫声，四周一片寂静。记忆在蛰伏了多少年后苏醒，将高原的生命与鲜血铺陈于我面前。
我在高耸的雪山上开始了我为医的生涯，雪山也将它的身影，倾泻于我的笔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