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写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论文，论青年女作家的构成及创作走向。繁复的资料像麦秸垛湮没着我的思绪，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目，主要是为了蒙混过关。
我从众多的资料当中挑选出翔实可靠的，把每一位女作家的出生年月、籍贯、双亲文化水准、个人经历、学历、婚姻恋爱史、发表处女作的时间、创作的题材领域和基本风格等，综合了一张庞大的表格，把大家分门别类地统计在上面，像国民生产总值的计划图表。
我在杂芜的材料中艰难地挺进。那个答案——或者说是论文的观点，像礁石似的渐渐露出海面。
我突然看见一个女孩，瘦瘦高高地立在我的稿纸上。因为肤色黑，她的牙齿显得格外白，微笑着注视着我。
她，是我姥姥那个村的。
我的父母都是农村人。早年间，他们出来当兵，在遥远的新疆生下我。我半岁的时候，父母东调入京，我也就跟着成了一个城里人。
我五岁那年，妈妈领着我回老家看姥姥。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农村。农村的小姑娘围上来，问我城里的事。我做了生平最初的演讲。
“你们的房子可真矮！我家在城里住楼房。”我说。
“什么叫楼房？”为首的小姑娘问。她黑黑高高瘦瘦，九岁十岁的样子，叫小网。
我傻了。我不知道怎样准确地描述楼房。吭哧了半天之后，我说：“楼房就是在房子上面再盖一间房子。”
大伙儿一通哄笑。小网闪着白亮的牙齿对我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房子上面不能再盖房子。”
看着她斩钉截铁的样子，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主要是我看出她是孩子们的头儿，我要是不同意她的观点，就甭想和大伙儿一块儿玩了。
她们接纳了我。
结论一：女作家个体多出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其中大文学家、大美学家、大艺术家的直系后裔，约占四分之一。呈现出明显的人才链现象。
“咱们今儿上坡去。”小网说。
我们老家处在丘陵地带，把小山叫作坡。
我在坡上第一次看到花生秧，觉得叶子精致得像花。小网说，你给咱看着点儿人，咱扒花生吃。
在这之前，我所见到的花生都是躺在柜台里的粉红胖子，不知道它们埋在地里的时候是一副什么模样。我对这个建议充满好奇和恐惧。我说：“要是人来了，让人抓住了可怎么办？”小网说：“你就大声喊我们。”她又对大家说：“花生带多带少不是最要紧的，主要是不能叫人抓着。要是万一有人来了，大伙儿就朝四散里跑。要是往一个方向跑，还不让人一抓一个准！”她又格外叮咛：“有人追的时候，就在树棵子里绕圈，他就抓不住咱啦！”
我当时愣愣地看着这个黑黑瘦瘦的女孩，心中充满崇拜。即使在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看见她站在蓝绿色的花生秧里，指挥若定地说着这些令人敬畏的话。海风把她稀疏的黄发刮得雾似的飘起，有几根发丝沾在嘴角。她用火焰似的小舌头拨起，继续说话。
开始干活了。小伙伴们拎着花生秧，利索地豁开地皮，像提网兜一样把潜伏在底下的花生果一网打尽。我吃惊地发现，花生并不像商店里卖的那样规格统一，而是个头悬殊。运筹帷幄的小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不该把瞭望哨的重任交给我。
过了一会儿，我一抬头，哎哟我的妈呀！一个彪形大汉在距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张着磨扇一般的手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就这么大天白日地偷！”
“快……快跑呀……”我发出最后的警告并身体力行。
大家按照事先的周密计划，四处逃窜。
我不知道，那个大汉为什么在众多的偷盗者里单单追击我。也许是因为我率先逃跑，移动的物体更易引发注意。
他很胖。我往山上跑。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择了上山，可能是那么急切地往山下跑，非一个跟头栽下去不可。我个儿小灵活，正确的战术居然使我们之间的距离渐渐拉开。这时，面前出现了一片小树林，我记起了小网的话……
结论二：女作家群体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约占百分之七十。作家的学者化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我开始绕着树跑，决定把这个胖子甩到看不到的远方。我绕了一棵树又一棵树，力求每一个圈都完美无缺。当我气喘吁吁地绕了最圆的一个圈以后，我看见彪形大汉像泰山似的立在我面前。
“你是谁家的？”他问。
“我是我姥姥家的。”我很悲壮地说。既然被抓住了，就敢做敢当。
“你姥姥……哦，你是跟你妈回娘家。说说吧，你妈叫什么名字？”
我只好告诉了他。他兀自嘟囔了两遍，嘴巴还动了一动，好像把这个名字咽到肚里去了。
“好了。你走吧。”他说，自己先走了。
我呆呆地站在荒漠的坡上，第一次感觉世界如此恐怖凄凉。我知道自己把妈妈出卖了，不知道什么厄运在等着我可爱的妈妈。
小伙伴们像幽灵一样从一棵棵树影背后闪现出来。她们静静地望着我，把狂奔之后残余的花生果捧给我。
“不吃不吃！”我烦躁地把花生打落在地，“你们刚才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救我？”我质问。
小网走过来。我说：“都怪你，怪你！你让我围着树绕，我绕了，结果被抓住了。”
她叹了口气说：“那也得看该绕不该绕啊！”
我说：“你赔我妈妈。”
她沉吟了一会儿，说：“其实你妈妈没事的。他把家里大人名字记了去，是打算秋后罚款。你们过些日子就回北京去了，他到哪里去罚你妈？”
我说：“要是我家还没走，他就来罚钱，可咋办？”
小网极有把握地说：“不会的。平日里大伙儿都没有钱，他可罚得到什么？”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小网把兜里的花生掏给我，说：“就着熟地瓜干吃，有肉味。”
我吃了一口嫩嫩的花生果，满嘴冒白浆，又赶紧往舌头上搁了一块小网给我的熟地瓜干。我确实品出了一种奇异的味道，但我敢用我五岁的全部经历打赌：肉绝对不是这个味儿。
她们离肉已经太远，肉在记忆的无数次咀嚼中变质。
“好吃吗？”女孩们目光炯炯地望着我。
“不好吃！”我响亮地回答。
我看见小网深深地低了头。那块地瓜干是她好不容易才从家里偷出来的。
面对稿纸，我对那时的我仇恨刻骨。儿童的直率有时是很残忍的东西。有一天，小网对我说：“我要上学去了。”我就赶快跑回家对妈妈说：“我也要上学。”妈妈说：“你才五岁，上的什么学？再说，咱们马上就要回北京。”
我说：“我要上学。”
妈妈只好领着我去学校，除学费之外，多交了几块钱，说请费心，权当是幼儿园了。
教室里总共有三块木头。两块钉在地里当桩，一块横在上面做桌面。每人从家里带个蒲团，就是椅子了。
结论三：女作家的个人感情经历多曲折跌宕，婚姻爱情多充满悲剧意义。她们的作品就是她们的心灵史。
在大约一个月的学习时间里，我似乎没有记住一个汉字，好像也没有学会任何一道算术题。在记忆深处蛰伏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我学会了一首歌，就是“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二是小网的学习非常好，老师几乎每天都要表扬她。
有一天，小网把我拉到一旁，愧疚地对我说：“以前我把你说错了。”
我大为好奇，说：“什么错了？”
小网说：“你看。”说着，把书翻到了很后面的一张。
我大惊失色，说：“这还没有学呢，你就能认了？”
她说：“也不全能，凑合着看吧。不说字了，咱看画。”
我说：“画怎么啦？没什么呀！”
她说：“你看那房子，双层的。这就是你说的楼吧。你比我小，可你见得比我多。我以后也要到外面去。”
后来，我回北京了。有时见到楼房，就会想到小网。轮到妈妈给老家写信时，我就说：“问问小网。”妈妈说：“小网好着呢，问一回也就得了吧，怎么老问？信是你姥姥托人写的，人家可不知道什么小网！”
等我自己学会写信了，我就给小网写了一封长信。信里说，我到同学家里看了电视……（那是1964年的事，电子管的电视还很稀罕。）妈妈看到了我的信，说：“你跟人家说这个干什么？小网能知道什么是电视吗？你这不是显摆吗？”
我想，小网一定是愿意知道电视的事情的。我绝没有显摆的意思，只是想把最新奇的事情告诉小网。不让写这些，我又写些什么？
我把信撕了。
后来，老家的人来信说，小网结婚了。嫁给一个东北人，到寒冷的关外去了。人们说，小网黑是黑，可是中看。要是一般人，还嫁不出去呢！后来听说她回过家，拉扯着一溜儿的孩子，右胳膊让碾机给铰断了，只剩下左手。大伙儿说，别看小网一只手，比两只手的媳妇能干。一只手能转着圈地擀饺子皮。有好事者说：“一只手能包饺子俺信，可怎么擀皮？”人们偷偷地说：“小网包饺子的时候，把案板搁炕上。人站在地上，歪着头，用下巴颏儿压着面剂子，一只手擀得飞快。只是她包饺子的时候不让人看，觉得自己那时候不美。”
我写下了论文的最后一条结论：
迄今为止，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群体中，尚没有一位是来自最广阔原野的农村女性。同当代青年男作家结构构成相比，具有极其明显的差异。
这是一种深刻的历史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