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邀到一家医院去看望四川大地震被救出的孩子，他们都已被截肢，生理和心理上都需要援助。
我说：“要去看孩子们，该带些什么礼物呢？”
邀请方说：“他们什么都不缺，快被各式各样的慰问物品埋起来了。您只要带上问候和提供心理帮助就成了。”
这后两样东西当然是要带的，可是，我还是坚持认为一定要带上礼物。马上就要过六一了，这是孩子们盼了很久的节日，我没法空着手去见孩子们。
只是，什么礼物好呢？
我思考着，原本想带上鲜花。一转念，现在天这么热，鲜花是很容易枯萎的，身心受伤的孩子眼睁睁地看着五彩缤纷的花瓣凋零，心里不好受，也许会引起连绵的痛楚。人并不因为年幼就不知伤感，我一定要小心。再说，来自山南海北的花束，花粉混杂容易引起过敏，于孩子们的康复不利。
鲜花被否。
食物和营养品呢？想起那句“物品埋人”的话，估计其中的主角必是形形色色的补品，我就不要叠床架屋了。
先生见我发愁，出主意说：“要不，你送上几本自己的书吧，签了名留给他们做纪念。”
我说：“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已经打过电话询问，其中有个孩子才5岁，还没上学，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大些的孩子虽然上中学了，可手臂被截，一时半会儿的，哪里学得会只用一手翻书？仅剩的一只手上还有伤，这不是引得人家劳累吗！馊主意。”
先生说：“这也送不得，那也送不得，你到底怎么办？”
我说：“若是咱们现在变小，不断地小下去，直到变成一个小小孩童，你最希望干什么呢？”
先生说：“当然是可着劲儿玩了。只可惜，他们没法玩了。”
我反驳：“谁说躺在床上就不能玩？现在，我想出主意来了，咱们买玩具！”
于是，我和先生跑遍了北京的商场。我们的孩子早已成年，这些年来我们再没有瞄过一眼玩具市场，如今像两个老顽童在玩具柜台拥来挤去，指手画脚地让人家拿了这个拿那个，挑拣不停。
太大的玩具，在病房里耍起来，医生会埋怨的；太复杂的玩具，失去了手脚的孩子恐怕摆弄不了，会心生沮丧；太需用力量的玩具，他们羸弱的身体难以承受；太没个性的玩具，又怕孩子们了无兴趣……唉，难啊。
我们迅速地把自己修炼成了玩具专家。工夫不负有心人，沙里淘金，终于找到了一款又安全、又有趣、又具个性化、又有丰富变化的玩具。
它们是绒布做成的动物。摸上去有一种绵软的绒毛感，亲近安稳。想这些孩子，曾在如山的砖瓦水泥下苦等待援，一定怕极了冰冷坚硬，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茸茸质感该是他们喜欢的。记得我以前看过一则动物实验，说是人们给失去母亲的小猴子两个代用妈妈，一个是塑料做的，一个是棉花做的，其余的部分都一样，都有奶瓶可以喂养小猴子。结果是小猴子们天天围在棉花妈妈周围，不理睬硬邦邦的塑料养母。
玩偶的背后有一道拉锁，打开之后有电池箱和电路板。好在这些机关通常是看不到的，都藏在玩偶们憨态可掬的肚子里。这组“设备”的功劳就是让毛绒玩具有了会说话的本领。
你只要轻轻按一下玩偶们的左手，就可以开始录音了，时间大约一分钟，说得快些可录下三四句话。然后就是“滴滴”的警报声，录音终止。录好音后，你捏捏玩偶的右手，机关被触发，玩偶就把刚才录下的声音播出来，好像一只忠实的鹦鹉。
简言之，这是一个微型的录音装置，可以录下短暂的留言，在必要的时候重复播放出来。
这玩具让我们老两口如获至宝。我忙不迭地说：“要这一个，再要那一个，对了，还要那边的一个……”
售货员是个爱说话的姑娘，她说：“您这是给孙子买啊？”
我和先生相视一笑，说，“是啊。快过六一了。”
售货员说：“您好福气啊，孙子好多啊。”
我说：“是啊是啊。买少了，分不过来，会打架喽。”
回到家来，我对先生说：“一会儿我在房间里自说自话，你不要大惊小怪。”
我关上房门，对着一个个玩偶录音。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有个致命疏忽，我不知道这几位地震截肢孩童的名字。想打电话去问，一看表，时间已经很晚了，负责联系的同志很可能已经休息了。
于是我决定先录下一般的问候，例如，“北川中学的小朋友，你好！北京欢迎你。祝你六一儿童节开心！”
如果明天我没有时间问孩子们的具体姓名再重新录制，就只有这样播出，我要做好两手准备。
我抱着玩偶不断地录，不断地听。刚开始没经验，话说得太多了，满腔关切还没倾诉完，“滴滴”声就毫不留情地掐断了我的问候语，只有重来。不料下一次矫枉过正，又说得太短了，时间上留有空白，显得热情不够。一番周折之后，时间上大致没毛病了，我又悲哀地发觉自己的声音太老迈了，完全不具备少年们喜爱的欢愉和活泼风格。
我决定改换风格，尽量把发音卡通化，走欢蹦乱跳的青春路线。不多时先生破门而入，惊愕地问：“毕淑敏，你没什么不舒服吧？”
我被吓了一跳，恼火道：“不是跟你打过招呼了吗？听到某种异常动静不要大惊小怪。”
先生说：“可这也太令人惊奇了。我认识你几十年了，从来没听过你用这种语调说过话。”
我不理他，专心干自己的活儿。半夜三更，总算配音这事完工了。
5月28日，我早早赶到了医院，真不错，大家还没来。我还能有一点时间完成计划。我把孩子们的名字写在手上，以防自己一紧张说错了。躲到医院的会议室里，把玩偶从精心买的礼品袋里取出来，再次一一为它们录音。
对着黑白相间的大熊猫玩偶，我说：“×××小朋友！你好！我也是从四川来的，从此咱们是好朋友！六一节快乐！”
“×××”，是这个截肢小朋友的名字。
我觉得呼唤一个人的名字，有一种特别重要的意义。那是在执拗地提醒一个存在，强烈地标明一种独立，象征一种至高无上的尊严，表达一份热切的期望。即使是对于一个非常幼小的孩子来说，名字也意味着这个世界上独属于他的精神意识。在咱们古老的传统里，受了惊的孩子要被父母反复呼唤名字来找回魂灵。
这一刻，我最遗憾自己嘴太笨，不会说四川话。若是小朋友听到乡音，一定备感亲近。
当我走进病房，第一眼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时候，尽管我当过八年军医，是总计有二十年医龄的大夫，尽管我对即将到来的残酷已经做了最大可能的思想准备，尽管我不停地对自己说：“毕淑敏，你不可以哭，为了孩子，你必须保持镇定，安之若素。他们需要从我们成年人身上看到力量，看到希望，所有的惊慌失措都不可饶恕……”可我还是错愕得肝肠寸断！我只有拼命调动起全部的精神，维持最基本的平静。
有一瞬间，我觉得躺在病床上的不是真实的孩子，而是一些白绸折叠起的布娃娃。因为只有在摔碎的布娃娃身上，我们才看到过这样的残缺。
可他们静静地凝视着我们，那轻轻地呼吸证明着生命的顽强存在。
这是被苦难凶残嚼碎的天使，又被仁爱之手拼缀起来的残缺的羽毛。
那黑若点漆的眸子，曾见过最暗无天日的深渊。
那纸般柔弱的身躯，曾背负过天崩地裂的塌陷。
那已永远离去的肢体，曾忍受过锥心刺骨的碾磨。
那跳动着的小小心脏，还要粘合多少次才能完好如初？
……
当我把录音玩偶拿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闪过光芒。我托起他们的小手，让他们掀动机关，那手指细弱得像一截断筷。当他们听到从玩偶肚子里发出响亮的声音时，他们的嘴唇微微地上翘了。当玩偶说出他们的名字时，孩子们无比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当玩偶说出祝福的话语时，孩子们终于悄无声息地微笑了。
近在咫尺。这是我一生所看到的最为缓慢的笑容，无比脆弱，像一个个企鹅的蛋在冰天雪地经过长久的孵化，终于探出小小的额头。然而这微笑又如此强韧，一经绽放，它就动人心魄地灿烂起来，携带着抵挡不住的力量。
我匆匆走出了病房，因为我再也控制不了滚滚而下的泪水。不是因为他们的悲惨，而是因为他们的坚强。
负责对孩子们进行心理治疗的协和医科大学杨霞研究员说，孩子们正在不断地康复中。她讲道：“其中一个小姑娘说，‘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我们少年儿童要……’话说到这里，小姑娘突然改口了，说：‘我们残疾少年儿童要……’”
这是多么感人至深的改口啊！
从5月12日14时28分他们被埋入废墟开始，黑暗中的煎熬，肉体的断裂，目睹同学在眼前死去，饥寒交迫，截肢，感染，创伤，高烧，颠簸……这无尽的苦难铺成了怎样一条血肉模糊的路啊。小姑娘却用没有腿脚的下肢走过来了，留下一串串透明的小小脚印。她完成了从震惊、恐惧、否认、愤怒、孤独、抑郁到“接受现实”的阶段，她走得多么快啊，像一缕旷野中的清风，其速度是我们成年人都追赶不上的。
她还会有很多反复，很多磨难，但是，她的微笑告诉我们，这一切都会一页页翻过去，直到新的篇章展开。
我要出发到四川去，到绵阳去。6月1日，在北川中学有一场演讲。
先生说：“绵阳是一座危城，堰塞湖余震时有发生。如果发生了溃堤，你是第一批还是第二批撤离呢？”
我说：“你不用担心。我想和你说的只有一句话，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比如我死了（本来我想用‘牺牲’这样庄严的字眼，又一想，一介草民没那么高尚，还是老老实实地说‘死’吧。简单明了），不管死相多么惨，这可不是我的责任，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就算成了警匪电影中常说的那句‘让你死得很难看’，我也无能为力了。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请你坚信我在最后时分一定很安详，因为这是我愿意做的事。因为我已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