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下班，邻居大叫，哎呀呀，你怎么才回来？那个女孩在楼道里整整坐了一下午，叫她进屋，怎么也不肯，冻得抱着膝盖，不停地跺脚……大妈说着，指指楼梯拐弯处的第一级台阶，有报纸大小的一块水泥地面，显得很洁净，泛着摩擦过的清光，再下一层的阶梯上有花纹细碎的泥屑。
我摸不着头脑，说，女孩？哪儿来的？为什么要坐在楼梯上？
大妈说，女孩是外地来组稿的编辑，久候我不到，刚刚走。我想，这姑娘也够冒失的，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呢？彼此又不认识，哪怕就是在公共汽车站相遇，也会擦肩而过。看着窗外苍茫的夜色，心中又渐渐不安，升起缕缕牵挂。不知那女孩今夜何处安歇，楼道里穿堂风那么大，她会不会感冒？
女孩打了电话来，很幼嫩的声音，说要与我面谈。我说，昨天烦你久等了，要是事先联系一下就比较稳妥，很抱歉啊。她咯咯一笑说，您不必不安，我是故意不打电话的。要是先通了气，您以写作忙推托，不肯见我，我的组稿任务就难完成了。似这般不速之客找上门去，碰上了自然好，纵是遇见门锁白等了，也会给您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我听她说话时没有感冒的喑哑，放下心来，忙说，印象真是很深呢。只是我今天还要上班，好多人挤一间办公室，谈话不便。组稿的事，我牢记在心，有了合适的稿子，一定寄上。见面的事，就免了吧，北京这么大，你人生地不熟的，南城北城地跑，太辛苦啦。
电话线的那一端沉吟了片刻，很果断地说，还是要见一面。因为我们主编说了，不亲见作者，就不给我报销来回的卧铺票。
我一惊，想不到自己的脸还和人家的经济挂了钩，这是非同小可的事，赶快就定了时间。见面一看，女孩清清秀秀的，说是自小酷爱文学，大学刚毕业，去杂志社应聘，试用期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京城组稿。组到了，就可以留用。组不到，就得另谋高就了。
我忙说，一定努力，争取早日完成任务。
女孩追问，那您究竟何时给我稿子呢？最好说得准确些。
我踌躇了一下，说稿子就像庄稼，每茬儿有个生长期。我不是高产的优良品种，没法多快好省地打出粮食来。就是马上放下手里的活儿，另起炉灶，速写一篇给你，也还需相当长的酝酿阶段。不过我既答应了你，就会竭尽全力抓紧，你放心吧。
女孩急了，说，你要是不给我一个准日子，主编会说我办事没谱儿，也许是虚晃一枪，怎么办呢？
想想也是，主编肯定是更负责的人。没办法，只有陪着她一道叹气。到底是年轻人，片刻后有了主意。女孩说，这样吧，您给我写个字据，就说保证在何年何月何日之前把一篇几万字的稿子寄到我们杂志社。底下签上您的大名，写上今日时间，最好精确到分。您觉着如何呢？
我只有觉得好，按女孩的要求去做。选了一张干净纸，每一个字都写得很工整，阿拉伯数字尽量规矩，特别是签名，更是一笔一画，绝不能让人误以为漫不经心。写完，我把字据折叠好，很郑重地递到女孩手上，感到一种承诺随之降临。
女孩没接纸，思忖半天说，要是主编觉得这不是您的亲笔，以为是我随便找了个旁人代写的，怎么办呢？
我完全灰心丧气，不知如何是好。想说要是主编不相信，可把笔迹送到公安机关鉴定一下，又觉哪里值得人家这般兴师动众，实在是自作多情，只有不作声。
女孩考虑了较长时间，说，只有辛苦您了，重写一张字据，快写完的时候，我照张相，把您和纸上的字迹一道摄入镜头。人字一体，证据确凿，主编自然无话可说啦。
我俯下身子，慢慢地写，按女孩的吩咐反复调整着纸的角度。写到结尾时，耀眼的镁光灯一闪。
告别的时候，女孩说，她和在澳大利亚留学的表妹很喜欢我的作品。我拿出两本书，签了字送她。
女孩走了，除了接过我送她书的那一瞬脸上透出天真的笑容，眉头始终淡淡地锁着。我知道她还在为今后犯愁。送别的时候，她走出很远，还回头向我招手。我突然发现她的一条腿有轻微的跛行，心就一下拧紧了——她是不是在我家楼梯拐弯处的台阶上冻得关节疼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