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你真的不怕死人吗?
我在北京隆冬碧蓝色的天穹下,这样问一个美丽的小姑娘,站在临终关怀医院晒满了白色被单的院落里。
她穿着一件1994年初最时髦的红色太空棉短大衣,裹在黑色健美裤里的双腿挺拔有力,脚蹬一双柿黄色皮短靴——整个身躯灵巧得像一只香獐。
我从来没有见过香獐,但它是我想象中最灵动活泼的生物,我愿以它来命名这位年轻的志愿者。
“我不怕。不怕这些就要死去的人。人要死的时候,都非常善良。和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很温暖。”女孩说。
北京的这所临终关怀医院,坐落在亚运村附近。在高楼大厦之间,有一套小小的院落。几十张病床,经年累月住得满满的。风烛残年的老人,把这里当做最后的驿站。他们得到周到的治疗和细心的照料,直到走进永恒的宇宙。院长告诉我,这里入院病人的平均住院时间是13.7天。
“您明白这个数字的意思吗?”院长问我。
“我明白。”我说,“它的意思就是所有走进这所医院的病人,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都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是的。”院长说,“他们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最后的日子里,都格外地渴望温情。”
有一个小姑娘,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知道了有这样一所医院。她告诉了她的伙伴们。志愿者这个名词是与世界同步的象征,半是好奇,半是女孩天生的爱心,她和她的伙伴们就到这里来了,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像一群小香獐跑近这白色的森林。
刚进院门,她们就后悔了,甚至不敢迈进充满药气的病房。她们像黎明时分凝结的露珠,幼小和清凌。她们无法理解什么是死亡。
“在护士的陪伴下,我战战兢兢地走进病房。”穿柿黄靴子的小姑娘说。
“一个老人一把抓住我的手,连连叫:‘杜鹃……杜鹃!’”
“我刚要说我不是什么杜鹃,护士使了个眼色,我就闭紧了嘴。老人望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深沉的眷恋,嘴边荡出微笑。我和他对视着,恐惧渐渐散去,心里充满了从天而降的感动。”
“那一天,别的同学忙着擦玻璃、给病人喂饭,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做,只是被那个濒危的老人握着手。他的手很瘦,可是很软,好像用旧的毛巾。”
“护士后来告诉我,老人的女儿远在美国,名叫杜鹃。电报发了一封又一封,女儿就是不回来。他的神志已经模糊了,把我当成了杜鹃。”
“因为学校里的功课很紧,我们只能一周来一次临终关怀医院。我真的觉得我成了杜鹃,急切地盼望着下次志愿者活动的日子。时间终于到了,我第一个跑进病房,再也不觉得害怕了。推开房门,在老人躺过的病床上,他已经像烟一样地消失了,现在是一位老奶奶了……”
“我明白了什么是死亡,它就是一个人永远地不在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的。我希望在我死的时候,身边能有一个女孩,我能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真的,就是为了这个,因为我们都会有那一天。为了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不会太孤单,我现在就要付出。所以我要做一个志愿者,所以我不怕死亡……”
听一个如此晶莹如此年轻的女孩,在晴朗的天气里谈论死亡,有一种苍凉凄婉的美丽,盘旋于我们的头顶。
“您的问题问完了吗?”穿柿黄靴子的女孩很有礼貌地问我。
“哦……完了。”我说。我还有许多问题想问她,但看出她心不在焉。
“那我就走了。我还要到病房里去给他们唱歌呢。”她转过身。
“哦,问最后一个问题:你给他们唱的是什么歌呢?”我说。
“唱《柳堡的故事》,就是‘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那首。”她轻声吟起来。
“你还会唱这么老的歌哪!”我有些吃惊,“这是三十多年前的流行歌曲了。”
“原来不会唱的。后来一位老人对我说,他年轻时最喜欢这首歌。我就让我妈妈教会了我。我想,一个人年老的时候,唱起以前的歌,就会回忆起年轻的时候。等我老了,也许要让那时的志愿者,唱一支《潇洒走一回》了,不知道她们会不会给我唱?”
女孩子略微有些忧郁地说。
“会的。她们一定会的。”我十分肯定地说。
清脆的歌声,象鸽哨一样,在白色的院落上空翱翔。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