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陈吾是二十多年前，陈吾在人民大学念法律，我在白塔寺药店当伙计。陈吾有个同学叫段毅，是我们院小孩，这个段毅是个侃爷，平生最爱把一帮人聚齐就着酒高谈阔论。他们这个班是那种“文革”后的大龄班，多一半是在社会上混过的，又憋着当律师什么的，去法庭上耍嘴皮子，能说会道者甚多，陈吾就是其中之一。他是那种人，永远笑着，赶着人说话，张了嘴就拦不住，滔滔不绝，收音机一样。饭桌上有他和段毅两个人，就像同时收听两个台的广播节目，谁也摁不住谁，各自说，各自乐，那个乱，经常有饭馆经理跑进来，以为打架了。
陈吾的能说是无极限的。有一次我们一帮乌合之众同去爬雾灵山，那是春天，漫山遍野开着杜鹃，一帮人稀稀拉拉，走走停停，散了一山。只见陈吾前奔后突，同时和所有行军小组暴侃，刚才还在下面攀花折柳，转眼又在前面盘踞在顽石上眉飞色舞。爬到下午，山顶在望，大部分人都痰喘了，口里只剩游丝之气，互相只有吠吠打手势的份儿，哪里还说得出话。这时陈吾居然唱起来了，各种北方梆子，还有大段方言念白，陕西的、山西的、河南的。他见大家都没了说笑的力气，自己在那里呛着风，逗自己玩。
当晚，我们宿在林场小屋，陈吾出去捡了树枝，给大伙煮面。他在农村插过队，会烧柴灶。屋里只有一扇炕，女的和女的指定的一些老实人睡炕，其他人睡地上。陈吾是睡地一族，在地上还叽叽呱呱说个不停。半夜，我先把睡我旁边的女的挤坐起来，接着自己也被左右夹击挤下炕，我踩着陈吾的肚子走出去，他一声没吭。
秋天，我们去爬海坨山，那一片原来是八路的平西根据地，很多村子被日本人烧得只剩石头地基，我们住的老乡家还当过八路的房山县政府。在山上我们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没有沿着山脊走，而是下了看似近的山涧。这一下坏了事，沟太深，下到月亮出来也没到底。人都走散了，前后相差四个小时的路，脚力健的已经进了村，队尾的还没踩着平地。我以为我们几个是落在最后的，开始还一边走一边喊，前面还有回应，后来就没声了。后来又听见后面似乎隐隐有人喊，停下来等，只听杂树棵子一通响，我们还嘀咕别是野兽。陈吾一头钻出来，张着嘴咝咝吐着气，一脸惊恐从我们身边蹿过去，埋头往前奔，被我们齐吼叫住。我们说你怎么一人落后边了。他说，就撒了泡尿，再抬头怎么喊都没人答应了。还问我们，大部队呢。我们说，我们也把嗓子喊劈了，前面再没人了。见了人，陈吾恢复了发声功能，又开始说，太可怕了，一个人丢这山里，好像全山的野兽都知道了，喊喊就不敢喊了，谁知道把谁喊来了。然后他又乐了。海坨山是动物自然保护区，据说有大牲口，走在前边的人还蹬了村民下的夹子。
那是中秋，月亮很大，黑影很重，沟底全是鹅卵石，每一脚都放不平，起码硌俩石头，都打了血泡，跟火烧似的，腿也软了，低一步都要蹲着下，走走我们就集体出了幻觉，看见沟边一座房子，怎么看怎么是，有窗户有电视天线，摸过去，是一巨石。水也没了，嗓子干得冒烟，陈吾一路动员大家喝自己的尿，像上甘岭的志愿军战士一样。我都被他说动了，脑子里开始认真考虑这事，幸亏及时发现一潭死水，落的全是树叶，还有鱼虫，大家也顾不上了，狗一样趴在地上吹吹就喝了。
陈吾毕业有一阵在《法学周报》，办公室租的我们院老段府的房子，我们院另一孩子也是这单位，大家混得更熟。我还给他当过一次差。我在家都睡了，他给我打一电话，说他新买了一电视，往家扛缺一帮手。我从玉泉路坐地铁出来，他蹬一三轮，我和电视坐车上，拉到他们家，搁桌子上。我问他怎么蹬三轮蹬得这么油。他说工资太少，他下班蹬三轮送货挣点外快。好像还说累出个好歹，什么病记不真了。那年头的人，真是什么都干。
后来他去海关了。其实他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见面全是在酒桌上，一般是段毅从深圳杀回来大宴群朋。二十年里这个格局没变，大家还是狂喝胡聊，转眼之间酒喝累了，人也老了，一班熟人变成生人。
最后见陈吾是在张小刚的涮肉馆，去年，还是这帮人，他们一帮老同学加我们院一帮老孩子。他来得晚一点，听说他刚动了心脏手术，看不出来，还是满面笑容，灌酒，说个不停。这时我哥刚死，梁左也刚死，话虽有趣，笑不太动。
王燕打电话说陈吾猝死于深圳，我觉得2001年这年太凶了。追悼会我没去，因为我刚办了件损事，在“宜家”停车场撞了辆车，跑了，车号被群众举报，事主大怒，到交通队查到这辆车，当天上午要我去解决问题。这是个理由，更重要的是我心里也不想去，不想去八宝山遗体告别室，我不迷信，但那地方让人窝心。在此特表歉意。
对于死者，我不知说什么。说人的一生太短了，说我们会怀念你们，说祝你们在天堂安息，都让人说过了。想想这一切挺没意思。以前朋友的消息是谁结婚了，谁又生了，现在是谁又离了，谁又死了，也不知下一个该谁了。都死光了，这些回忆存往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