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纪委书记遇到的故事是这样的：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我是某某的秘书，首长让我跟你说一声，你们查的那个事儿，情况很复杂，牵涉的人到高层了，你们懂的，大差不差就行了吧’。我赶紧回答，‘是是是，请转告首长，一定照办！’‘首长说了，你这两年工作干得不错，很辛苦，首长心里有数。’‘是是是，谢谢首长！’我都懒得去查号码，核人头，对口音，弄真假，就让那人去意淫吧。”
还有这样的：
“约在茶社的小包间里，他进门时还回头看了看，围巾把头脸裹得严严实实。说话时捂着嘴，竭力改变声音的传播方式……末了说，你们纪委可千万要过问这件事，要把他捉拿归案，这举报我可是把全家性命都搭上了，不要让我失望。看着他背影迅疾闪出，我不禁悲从中来。空坐良久。那杯没动过的茶，还有着温度。”
就着一杯热茶，我在一个傍晚开始阅读我的“同行”作家、荣获过市十佳检察官、优秀纪检干部等荣誉称号的谷以成先生的纪检办案手记稿件。厚厚的一叠，都是从他的日记里摘抄出来的。很多的故事，都有一种神秘兮兮的气氛，读起来，不像是日记，倒像是传奇。读得我手边的茶冷了，再续，续了又冷。不知不觉中夜已经很深，我无法不踟蹰在他的文字里，会心几番笑，知心数冷暖，感慨，思量，完全忘记了时间。
从去年开始，作为对我写作这部书的支持，谷先生陆续向我提供了300多个办案手记故事。有的故事经过压缩后，在清风网发表过；有的故事附一幅生动的图画，在他的一部著作里刊登过；更多的故事，则是从来没有示人过，雪藏在他几十本厚厚的日记里。
“这些故事，全部发表出来还有点早。给你的这一部分，大概有一半发表过，一半我认为可以发表，但也拿不定主意，所以交给你，你斟酌着做写作素材吧。”他把这些稿子交到我手上时说，“原先不打算发表任何与工作有关的文字的。但这些年逐渐有一些新的认识，就是作为反腐工作的一线人员，你不说故事，别人帮你说故事。你不说对的故事，别人净传说不一定对的故事。不对的传播多了，妖魔化的危险就来了。所以，再三考虑，我们还是说一点吧。作为同行，我迫切地希望能够支持你的这一发声行动”。
与谷先生的热心一样，来自上级纪委的许先生，虽然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但作为一名长期在专案组从事大案要案审理工作的“老纪检”，他有着一个内存庞大的记忆库——花白头发下，一个博闻强记的大脑袋，从那里，他向我无私地提取出这些记忆。他说，你不要说是写一部书，你写十部八部书的材料，我这里都有。在办案的过程中，我有太多的发现，太多的感触，我也想记下来，但时间精力实在紧张和不足，有心无力。而且，写公文，我行；写生动，还真不行，呵呵，才华不够啊。
连续多少天，他一旦得空，就从办案点出来，约我到茶馆里坐下来，倒豆子一样，向外倾倒他经历的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鞋子”的故事，他有些得意地对我说，还真舍不得把这个故事给你，我想退休之后写这个故事呢，写个办案回忆录，或者简单点，写个办案心情的散文，这个故事，多好的素材啊，呵呵，最有意思，起码对在位的官员最有警示作用——
“为什么叫鞋子的故事呢？几年前，我们查处了北边一个大市的常委，贪污受贿六七百万元，玩弄女性，生活腐败。但这人，在当上市领导之前，比较勤奋，也很朴素，他能走到一个大市领导岗位上，还真不是靠溜须拍马什么的这么简单。人家以前，整个就是一个苦行僧，对自己要求很严，深受上级领导信任。而且，那个他，可真有才。在位讲话啊，脱口成章，口若悬河。落马后，他说了一句话，慨叹自己的命运里，有一个事关‘鞋子’的玄机，那种隐喻，契合得可怕。他说，他是‘唱着草鞋觅铁鞋，脱掉草鞋换皮鞋，踏破旧鞋得锦绣，换上新鞋成囚徒’。你听，四句顺口溜，全在说鞋，一看就知道，这每一个鞋字里面，都有文章，都有故事。”
老许说着说着就停下来了，不是卖关子，实在是他的烟瘾太大了，得烧上一支。因公共场所禁烟，每次我们聊天的过程中，都会有几次不得不停下来，走到外面的露台上，等他抽完烟再说。而且，每次遇到这种情况，他就要重复一句话，不好意思，没日没夜在案子上蹲点，烟瘾越来越大。抽完烟回到屋子，他继续说：“这老兄头两句诗，唱着草鞋觅铁鞋，脱掉草鞋换皮鞋，说的是他这一代人，唱着‘草鞋是船，爸爸是帆，奶奶的叮咛装满舱’的歌曲，长大和走出故乡的。他的父亲，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最早背井离乡的一批小生意人，跟着浙江商人，在外面推销小电器，日行百里，风雨兼程，穿着一双草鞋走出家乡，年底发了小财，然后穿着一双皮鞋回到家乡。他父亲做小生意，历尽千辛万苦，把那双新皮鞋跑穿了鞋底，才把他和弟弟养大，并相继送到了高等学府，成为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那一年，老人在回家的路上，终于把那双鞋子的鞋底跑掉了下来，回来后就生病了，癌症。在床上撑了几个月，临去世，老人家对他们兄弟俩说，儿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干，做小生意太辛苦了，而且没地位，在别人眼中永远是个穿草鞋的，脱不掉土。我希望你们好好闯一番事业，最好捧上铁饭碗，那就不是穿草鞋换皮鞋的事儿了，那是换上铁鞋了，再也不怕脚下没路了。弟兄俩牢记父亲的遗训，特别勤奋刻苦，不知道踏破了多少双旧鞋，终于奔到了锦绣人生。特别是老大，50岁不到，就走上了厅级领导岗位，成为家乡远近闻名的贵人。应该说，这份前途来之不易，他在天之灵的父亲，应该在九泉含笑呢。他也特别珍惜这一切，凡事十分谨慎，不敢妄为。
“当上领导后，许多人来他这里‘公关’，送钱送物，都被拒之门外，这些公关高手，真的一个个最后都败下阵了。唯有一个来自他家乡的老板，最后把他这个‘堡垒’拿下了。
“怎么拿下的呢？有一年元旦前夕，该老板以替他老母亲捎口信的名义，来他任职的市看望他，顺便买了一双新皮鞋过来。一进门，就蹲在地板上，亲手帮他脱下脚上的旧鞋，说，辞旧迎新，穿上新鞋，意味着履新，这也是令尊大人生前的美好愿望啊。他特别感动，感慨万千，眼泪都下来了。从此，这个老板每年新年都送一双新鞋过来，亲手帮他换上。他也如愿一步步走向权力巅峰，从副厅级虚职，到副厅级实职，再到正厅级，直至正厅要职，五六年时间内，履新四次，步步加分。他处处小心，唯独对该老板那边，开了一个‘口子’，也几乎有求必应，帮老板办了不少事儿，也收了老板不少钱财。最后，走进深渊，把前途变成了囚徒，把锦绣变成了泥淖。那次，我们奉命去‘双规’他的时候，他看着自己的脚，突然哭了。后来，他告诉我们这些事，我们也知道，他刚换上当年的那双新鞋，才穿上脚两个星期。而供出他问题的人，正是为他穿鞋的那位老板。你看，一个人的命运，就是这么玄！”
说完，老许又跑出去抽烟了。
2
研读这些故事的过程，也许就像我几年前作为纪检战线的新兵蛋子，亲自参与办了几件案子一样，带着疑问，用足了认真劲儿钻进去，最终才有可能恍然大悟。任何故事，不管你如何定性，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不是这个故事的制造者，就是参与者；不是参与者，就是见闻者；甚至连见闻者都算不上，但我们一定会是这个故事的间接关联者。世界上没有绝对孤立的故事。你在某个故事中的身份，你与某个故事的某种关联，也许就是其中某个，或者可以设想是其中任一：
一个正在利益面前纠结的权贵；
一个手提文件包踏破铁鞋的项目经理；
一个被制片人骚扰而选择沉默的三流明星；
一个在公文堆里没日没夜笔耕的小公务员；
一个每天丈夫不回家心里就不踏实的家庭主妇；
一个为孩子的教育机会而愁眉苦脸的平民父亲；
一个含辛茹苦把儿女养大却依然操心着的老母亲；
一个踌躇满志要考公务员的大学生；
一个策划污蔑他人名声的网络水军；
一个爱上有妇之夫的女职员；
一个把财产东掩西藏的民营企业老板；
一个被诈骗破产而筹资再创业的中年男人；
一个亲自把局长老公送去自首的结发妻子；
一个因爆料而受到人身威胁的新闻记者；
一个痛苦地移送着涉腐同事去司法机关的纪检干部；
一个被刺杀的城管和一个被驱赶的小贩；
一个公示期被举报的高级领导干部；
一个因一顿饭而被处分的将军；
一个研究腐败机理的大学教授；
一个就业名额被别人占据的底层青年；
一个把国骂当作爱国的体育冠军；
一个一边献血救人一边放藏獒咬人的富二代；
一个无奈的行贿者或一个欲罢不能的受贿者……
任何角色，你都能从中找到你的对应，找到你阅读体验的万分惊恐和十分欢欣，几多彷徨与些许振奋。也因为故事里的事是过于真实的，却又在日常的社会和家庭环境里藏匿得太深，成为一种或蒙蔽或心照不宣的“内参”，就跟众生的灵魂一样，一面是丰富而多彩，一面矛盾而又危险。所以我们的故事，你会感同身受，不由自主地入情入境。也许听得笑起来，也许听得跳起来；也许听得夙夜难寐，听得一夜白头，也许听得痛快淋漓，欲罢不能；也许听得稀里糊涂，不明究竟，也许听得如雷贯耳，醍醐灌顶。
是啊，这些故事，有的是“潜伏”，有的是“风声”，有的是寒心的情感戏，有的是精心的迷魂阵，心灵的纠葛，命运的沉浮，无形之手的捉弄，汇聚得像个庞杂的戏园——然而，轮番上台的却不是表演，是活生生的江湖铿锵。虽然，我涉足这个行业的时间才三四年，并不是特别长，但故事里的那些事，只要是一个哪怕再普通不过的当代中国人，都不会感到“天花乱坠”。当然，不“陌生”不等于就“熟悉”，熟悉了还不一定能达到“洞察”的境界，即便洞察了，也未必能心相通，情相融，也未必能明其理，悟中道。很多事儿“真实”的简单面貌里，藏着更多的“真实”，其中的“机关”，即便我这样的纪检业内人，也难免“一时糊涂”，非要读到细处、问到深处方才明了！有的故事，听得稀里糊涂，过了几天，回头想起来，才要忍不住拍案叫绝；有的故事听得怒火中烧，回去几天才能平息；有的故事，听得泪水涟涟，却经不起理性的考量，就使自己陷入一份羞耻难当，甚至伴生一份绝望的情绪。很多故事里面，无限的波澜壮阔，经由当事人的描述，倾泻到我的内心。一段时间，我甚至难以承受。要去接受这些故事，接受这些有的甚至荒诞荒谬的故事逻辑的存在，甚至绘声绘色地把这些故事写出来，的确需要一些特别的勇气。
3
说故事，听故事，我们尚且如此，可以想见，那些故事的亲历者，承受了怎样的跌宕。
在我担任纪委书记的几年间，我参加了中纪委和地方纪检系统的好几场学习活动。每次的学习班，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课程，那就是心理辅导课。2015年秋天，在中纪委监察部于河北举办的一个学习班上，一位著名心理干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教授，前来为我们上心理辅导课。他一走进课堂，就对来自中央部委和全国各地的200多名纪委书记学员，开门见山地说，如果我在生活中，而不是在今天这个课堂上遇到在座的任何一位领导，我都会像绝大多数百姓一样，用崇敬的眼光仰视你们，当下，纪委书记这个职业，在赋予你们重托的同时，赋予了你们很多的荣誉，甚至超凡的力量感。然而，今天你们端坐在我的课堂上，说得轻松、好听一些是我的学生，说得严重、难听一些，是我的病人。因为，你们的职务为你们的阅历里积蓄了很多负能量信息，在你们心里装载的沉重故事太多太多，随便拿出一个故事，就能让一个普通人听得心惊胆战，扪心捶胸，甚至心理崩溃，而你们却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背负着越来越多的这类故事，镇定自若地走在雷霆万钧的路上。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看，你们就是病人，你们需要放松、再放松，放下、再放下，党性固然可以强大你们的内心，但内心超载太多，就难免弯曲，直至破碎。
接着，他关掉大教室的灯，播放一段舒缓的音乐，让大家闭目静思。五分钟后，音乐结束，灯光亮起，课堂里闪闪烁烁的，尽是泪光。
教授接着说：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多面性。我们累积的负能量信息，是从社会广大的正能量信息中剔除出来的。它是正能量的观照，是明辨是非，为社会病理寻本溯源的介质。
但是，这些，你必须倾倒出来。
4
通常，一个人容易从他的“出身”里找到表达的方式，形成话语的风格。“纪检”这种背景里的作家，必然有话题的诸多顾忌，表达的诸多障碍。出于身份的严肃性，我们慢慢养成了“说大、不说小”的习性。具体说，就是宣讲政策、解读纪律、破译重点案例的时候，口若悬河，说到自己的日常工作，则寥寥数语，甚至三缄其口。但是纪检事业完全又是做“人”的工作，做“人情、人心、人性”的工作，时间长了，感动太多，感慨太甚，感悟太深。心中有事，久憋成患。即便不为自己，从做人责任与角度担当出发，我也需要把从业心得与人们分享。事以知之，情以动之，理以晓之，我认为这应该算是尽一份本职。
长期以来，纪检这条战线沉在沧海之中，其力量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有着看不见的波澜壮阔，有着听不到的声情并茂。清风不弄潮，浑气来作浪，这条战线的苦心与辛劳，往往被神秘的面纱笼罩，被误读的雾霾覆盖，太多的故事在口传之间变形走样，最终成了八卦。而八卦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像游戏，像编排，文过饰非，无奇不有。
“刚到两天，他就爽快地交代了100多万元的受贿数额，还意犹未尽，搜肠刮肚地回忆。如此‘好态度’，让人心里打鼓，叫他不要急，先静一静，想清楚后再说。经过核实，竟然只有60多万元是真的。原来，他精神一直高度紧张，认为多讲就是态度好，可以得到从宽处理，否则就要‘吃苦头’……事后，他感慨万分，说进来之前，大家都认为没好日子过，不如多说点，让办案人员满意。”
“老婆捉奸在床，他写血书发毒誓痛改前非，仕途并未受影响。开始还重合同守信誉，不久又旧病复发，拿贪的钱去博女子一笑。但那女子并不满足，竟要鸠占鹊巢，并以举报发艳照要挟……”
比如，同行谷先生向我讲述的此类故事，在反腐传闻中并不鲜见。我们听到这里，倘若没有一个真正的知情人来告诉你结果，“八卦”给出的答案，一定是“指标反腐”“小三举报，妻离子散”，因为“无官不贪、一贪惊人”“小三挥霍、二奶反贪、妻子反目，家破人亡”几乎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一种俗成逻辑。可真相呢？亲历这件事的谷以成告诉我：“纪委帮他一一核对，否定掉7笔受贿，准确裁定为637900元。”而另一起“二奶腐败”的结果是：“老婆知道了，平静地说你赶快去自首吧，这样才能一了百了。不管坐多少年牢，我和儿子都等你。”
真正反腐的最终一定是“正能量”，扭转乾坤的一定是大法大德、依纪依法，大情大义、真情实义。
我曾几次参加巡视调查工作，也在办案点蹲点参与审查涉腐官员的专案工作。一个组就是一个按照组织原则和科学标准建立的临时工作队，专业的调查、侦查、案审、财务、审计等人员一应俱全，任何环节不落实，任何细节不准确合理，就根本无法进入下一个环节的工作。在这里，谁都无法“任性”。
诸多的故事，难道不能以正视听，难道不够振聋发聩，让听者动容？我们为什么不去传播这些故事呢？此情此义，在日前的世风下，难道不是一场润物好雨！从另外一个更为开阔、更为感性的角度，为自己所在的这份事业开宗明义，广布正道。我想，这大概也是我的一些同行，纷纷把这些填埋在心里的故事拿出来，随时准备大白于天下的缘故吧。
5
然而，我写作的《追问》，所“追问”的并不是自己和同行的阅历。“追问”是从自己和同行的立场出发，披荆斩棘地上路，进入另一个群体——一群被处分或法办的高官的人生历程和内心世界。能否做好一场成功追问，在午夜的星空里，寻找到黑洞深处有价值的“暗物质”，取决于我到底能不能勇敢地进入到这些黑洞，却保持着光明的睿智和温和的倾听姿态。
从中纪委和省纪委提供的633个案例中，我遴选出28个以上地厅级与省管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最后成功与他们接触，与其中的13人面对面长时间交谈，获得了数十万字关于他们人生道路、心灵历程和灵魂语言的第一手资料。最后，又从中选择了8位典型，进行深度记述。
在将近两年的材料消化、当面访谈、实地采风和着手创作的过程中，毫不夸张地讲，我的精神状态几度近乎崩溃。固然，浩瀚的材料研读和大量的走访活动，使我皓首穷经，但最折磨人的，并非繁多的工作量，而是身份的扭曲和心灵的灼烧——作为一部口述体的纪实文学，作者必须进入讲述者的内心，遵从讲述人的所谓逻辑，认同他讲述过程中流露的一切好恶，反映他的原本的内在形态，并以此触摸到他灵魂的真实。而这是一群怎样五花八门的灵魂啊，一套套多么荒诞的人生逻辑，一种种多么无常的好恶，一番番多么怪诞的精神形态，它们纠结在一起，混乱成一团，激愤着你的常情，颠覆着你的常识，涂改着你的常理。
多少次，我对自己说，我无法睿智了！
多少次，我对自己说，我无法温和了！
当我太多地追问了他们的灵魂之后，我感到自己的灵魂，成了他们的“众追之的”。
一天夜里，当我又一次陷入这种写作困顿的时候，我忍不住拨通了一个作家朋友陈先生的电话，向他请教如何走出这种糟糕的写作状态。我之所以选择向陈先生求助，是因为若干年前，我听说他正在采写一部关于“造反派”的纪实文学。许多当年的“造反派”进入老年，开始反思自己的年轻冲动，愿意倾吐那段扭曲的青春爱恨情仇。陈先生在电话那头，果断地对我说：
“立即中止，放弃写作。”
我吃惊地问他，为什么。他说：
“我打算写作造反派后，找到了几十个采访目标，都是当年的造反骨干，极有故事，也愿意说出来。但我交谈了三个采访对象之后，发现他们很平静，我却要崩溃了，我的心里无法承受那么多负面的东西。所以，我毅然放弃了这个写作计划。”
他还忠告说：
“你不能让自己长时间浸泡在别人的污河里。寻根追源，排污清淤，固然是好事，但做任何事都要先丈量自己的承受底线。”
放下电话，我停止了将近一个月，不再触摸写作的键盘。我的心，充满了畏惧。然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读到了20世纪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乔治·奥威尔的一段话，阐述“我为什么写作”——
“写一本书，就是一次可怕的、让人殚精竭虑的拼争，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漫长的疾痛折磨。若不是受到他既无法理解也无法抗拒的魔力的驱使，一个人是断然承受不了这个过程的。”
我混沌的认识像被豁然拉开了一道口子，顿时明亮了。我过度沉浸在题材的灰暗本身，而导致了写作的疲惫。我忘记了在这题材的内里，是一定能够寻求到驱使我坚持下去的某种魔力的！
和着键盘的嘀嗒，借着“三百六十五里路”的旋律，我的内心飞扬出这样的声音：
“我要睁开睡意蒙眬的眼睛，
跨过三百六十五里的星辰，
为了光明正大的梦想，
毅然踏上寂寞的征程。”
时空浩渺，星辰灿烂，我毅然逡巡于其中的幽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