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柳博温市长和我谈话让我管教育时，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整顿教育之风的重点不在“调几个老师进城、提拔几个老师‘做官’”，而是教育乱收费。调进城或提拔搞行政的老师再多，老百姓只会骂教育局的官员贪婪，不足以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产生任何影响。但教育乱收费则不一样，上面盯得紧，媒体“曝”得凶，一旦成为典型，会直接影响政府一把手的仕途。
2003年，江南两所农村中学为了创收，低价购进劣质米粉给学生当早餐，导致学生集体食物中毒，惊动了国务院，差点让当时的市长下了台。老柳放弃交通局长的“肥缺”到江南来当市长，明眼人都知道他只是来过渡的，只等现任书记荣升他便名正言顺地接过书记的位置。在这个节骨眼上，容不得有任何闪失。为什么会选择我一个市长助理去分管在当地老百姓眼里被认为是“肥得流油”的教育口，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我年轻气盛、敢打敢冲；心无旁骛，立功心切。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我在江南没有利益羁绊，交给其他任何一个本地官员，都不可能为他动真刀真枪。
我带着一种感恩的心态，接受了任务。当时我想得很天真，只要敦促教育局出台一个严厉的《办法》，明确“谁乱收费谁下台”，就可以吓住那些校长。我把我的想法和教育局长一说，他马上把历年来江南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各种制止教育乱收费的《决定》、《公告》等规范性文件拿出来，在我面前摆了一桌子。
我问他：“发了这么多文件为什么还制止不下来？”
他回答说：“积重难返！”
我想，绝对不是“积重难返”那么简单。我试图通过解剖江南教育这个病体标本，找出医治教育乱收费的灵丹妙药。
但是，在真正了解了实际情况之后，我才发现了根治之难。尽管难，却不能成为放任自流的理由。我责令江南市教育局对各校长下了一道江南教育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禁令：“谁乱收费谁下台！”禁令一下，效果似乎不错，开学的时候没有收到一个家长的投诉。可开学不到一个月，家长们又开始怨声载道。原来，“我有政策校长有对策”，他们避开开学这个“高危敏感”时期，“滞后”乱收。全市那么多的学校就好像泡在水中的葫芦，摁哪只都不解决问题。迫不得已，我想出了一个妙招，向媒体公布我的手机号码，开通了广大家长向我直接投诉的渠道。号码在云梦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云梦信息报》上一经公布，当日我的手机差点打爆，整整耗尽了两块电池的电量。
投诉不仅仅只有江南的，还有许多外地的。粗心的读者们只看到了《云梦信息报》上的“市长助理公布手机号码整治教育乱收费”，而忽略了“市长助理”前面的修饰定语“江南”，还以为我是云梦市的市长助理，纷纷从河东、河西、大厂等地方打电话给我，要我去查查他们那里的教育乱收费。遇到这种情况，我只能耐心地做出解释。对方大都“哦”一声挂断电话，语气显得非常失望。
向媒体公布电话号码的确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校长们夹紧了收费的尾巴，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尽管社会上发出了“宁市长真会作秀”的不同声音，但我依然我行我素。为了检验这一妙招的真实疗效，我悄悄来到了极为偏远的王禾村教学点了解情况。
王禾村村小坐落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全校五个教师（两个公办、三个退休返聘），六个年级三个班共30来个学生，是一所复式学校。经过近两个小时的颠簸到达该校时，正值午饭时间。那时天气尚冷，许多学生仍光着脚丫。每天他们从家里带几把米，放在自带的搪瓷茶杯里，每月交几块钱送到学校食堂里蒸熟，然后到学校小卖部花五毛钱买一包很辣很辣的“垃圾食品”噎饭，那情形看了让人心寒。
看见一位年轻的老师端着一个饭盒蹲在近乎危房的屋檐下就着几片辣椒几根青菜吃饭，我走过去和他闲聊。他告诉我，他父母都是教师，他招教三年，每月工资580多元。妻子住在县城里，没有工作，小孩刚刚出世不到三个月。他每周回家一趟，到乡里往返车费12元，从乡里租摩托到学校往返需花费20元，每月扣除伙食，所剩无几，只能啃老。我问他，除了裸体工资，乡中学就不再发点其他的补助啥的？他叹了一口气，道：“过去呢，乡中学每月还发个几十块钱的补助，自打去年市里面来了个么哩姓宁的市长，硬要治理么哩教育乱收费，断了学校的财路。学校没得来路，只好停发老师的补助。个个老师没得不骂宁市长的娘的……”
我无言以对，默默地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悄悄派人叫来校长，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块钱交到校长手里，对他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给每个教师发一百块钱，只当是这个月的补助。”
校长狐疑地问：“请问您是？”
身边的随行人员刚要开口，被我打断。我对校长说：“别问我是谁，生活如此清苦你们还坚守岗位，我很钦佩！”说完，我带着满腹的酸楚，离开了那个这一辈子可能都没有机会再去的小山村。想起临别时我对校长说的那句言不由衷的官话，真是脸红。其实，我内心里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对你们关心太少，我很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