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江南五年，平心而论，除了通过炒作做旺了景区的人气，在基础设施方面并没有得到大的改善。最大的瓶颈除开财政乏力的因素以外，与雾岭旅游公司关于“黄龙洞——矿泉湖景区”的合作开发协议签得失败不无关系。老柳多次给我施压，要我把雾岭旅游公司搞走再找一家有实力的开发商来，我有苦难言。那份由上市公司律师团精心拟制条文、经柳博温同志亲笔签名的合同，丝丝入扣，根本就找不出任何让其退出的破绽。在政府市长碰头会上，我把那份合同复印数份，人手发了一份，老萧看了半天，问了一句：“这份‘贱约’是哪个签的？”
没人回应。
合约上签道：“雾岭旅游公司以所属原矿山技校600亩土地及附属资产入股，控股70%，承诺总投资2000万元，前五年投资不少于1000万元，合作期50年；江南市人民政府以地下长城、矿泉湖、银砂滩及上述景区现有资产入股，控股30%。”“五十年需投资2000万元，头五年不少于1000万元”的概念是，只要头五年兑现了1000万元的投资，其余44年无需投资，因为另外的1000万元投资没有细化到年份，对方即使在第49年年底完成这1000万元的投资也没有违约。也就是说，雾岭旅游公司仅凭区区1000万元投资就轻轻松松卷走了政府50年的经营权外加70%的股份，堪称中国最“贱”的合同之一。
还有一份比这份更贱的“贱约”。江南市政府出让给泡泡奶公司紧靠107国道和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其中包括一部分核心景区用地的总计1600多亩土地，出让价格仅为“买断水田8000元/亩，旱地6000元/亩，林地4000元/亩”……
为什么会频频出现这样的“贱约”呢？
自国家实行分税制以后，地方经济开始勒紧裤腰带。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各级地方行政首脑开始探索如何走出困境的办法，经营城市的概念开始风行。本来，科学地经营城市应该是把城市作为国有资产来整体经营，然而在中国，绝大多数的行政长官们一提经营城市马上就会想到卖地和建厂。许多地方求发展、求政绩心切，热衷于“以地置换”，即将土地贱价置换给开发商，开发商出钱为政府修路、架桥、美化街道等等，由此获得大片大片廉价的土地，然后再开发地产，以高价卖给消费者牟取暴利。
这样一种短平快的方式的确让城市变美了，政绩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显现，然而，城市建设的成本却被无辜地转嫁给了购房的纳税人。“以地置换”弥补了城市建设资金的不足，但财政增收的问题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那么钱从哪儿来？“无工不富”，只有一条出路：招商引资办厂。可全国都在招商，办法都大同小异，为了杀出一条血路，同样把目光瞄准了土地和资源——贱价，更多的是亏本、贴钱招进来，先赚政绩，再图以后预期的税收。许多企业家非常聪明，一般完成一期投资把第一批生产线上上来以后，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让政府妥协，签订“包税”协议，即“头若干年按每条生产线每年很优惠的税收征税”。干完“包税”期，老板会立马将企业转卖，套取政府的土地差价及增值利润。
为了引进这些老板，政府必须配套建设工业园以及水、电、路、污水处理等诸多配套设施，若干年后，还得拿巨额资金去堵环境遭破坏的窟窿。政府的钱是谁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政府贱卖土地、资源，赚了政绩，赚了GDP，纳税人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不仅要为老板们办厂买单，还要为老板们的工厂排出的废气、粉尘以及数不清的污染物支付高昂的健康代价……
我们再回到“黄龙洞——矿泉湖景区”那份合同的话题上来。
为了解除和雾岭旅游公司这份合约，我可谓绞尽了脑汁。我深知，要抓住其软肋才有和人家谈判的资本。由此，我想了很多办法，先搞清楚了这份合约的来龙去脉。雾岭旅游公司当年为了做大盘子上市，以380万元的价格获得了矿山技校600亩土地及资产，而后评估6000万元入了股本。因为矿山技校地理位置偏僻，如果不依托黄龙洞景区盘活，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加上周边社会环境相当复杂，长期闲置会被当地老百姓蚕食殆尽。基于如此目的，便有了合作意向。那时，老柳刚刚从云梦调至江南，也希望有大的项目签约。负责谈判的是当时分管旅游的邱红霞副市长，其立功心切，被老板牵着鼻子走，一半清醒一半醉地约定了以上条款。老柳是法人代表，签字的只可能是老柳……
抓住了雾岭旅游公司的软肋，我有了谈判的底气。我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当初雾岭旅游公司购地成本就花了380万，后来在江南零零星星投资了520万，借款给江南150万，按每年20万抵扣四年分红80万，结余70万，总共算起来雾岭旅游公司在江南投入了970万元。如果在1500万元以内能够收回来，江南政府是合算的。因为，按照国家新的土地政策，商业用地的成本价每亩就要花到9.6万元，600亩土地仅按成本计价就达到了近6000万元，还不包括土地上的固定资产。
在确定了我的心理底线之后，我开始拐弯抹角地试探雾岭旅游公司，了解他们的要价。当时雾岭旅游公司刚刚被雾岭市人民政府收购，巨大的债务压力加速了他们改变投资战略的决心。我了解这一情况之后，以“银砂滩是危险尾砂坝，政府有权强行闭库”、“黄龙洞是国家人防工程，人民政府有权强制收回”为由，不断地给他们施压，逼他们不得不做出退出江南的决定，要价3000万元。并承诺谁牵线卖3000万，按10%给予重奖。我态度强硬：“3000万没有，奖金我也不要，800万现金拿走！”双方谈判谈得如火如荼，距离谈得越来越拢，我的心里越谈越虚：这800万从何而来？
就在我万分焦虑的时候，矿区街道办事处工委书记老崔给我带来了好消息，他向国家争取了一笔巨额资金，打算把“黄龙洞——银砂滩”建成国家矿山公园。资金的问题终于有了着落。但更大的困难接踵而至，那就是观念的问题。尽管收购的主体是矿区街道办事处，且其收购的资金是向上面争取来的，但毕竟都是国有资金，像这么大的抉择必须上市长碰头会集体讨论决定。会上，我通报了详细情况，市长们的意见马上分成了三派，大多数认为不合算。这一部分人认为：“当初他们只花了380万，凭什么我们收回来就要花八九百上千万？土地在我们的地盘上，他们又搬不走，人民政府搞进来一个企业很难，要搞死一个企业还不容易？”还有一部分人不发表意见，做老好人。
支持我的人算上我还不到三四个人。老萧毕竟是学金融的博士，清楚这笔交易是不是合算。但他又不能打击一大片，既然是集体、民主决策，就要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这样一来，谈判就会破裂，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有资产被人家廉价占有50年。老萧非常聪明，他表态说：“反正财政也拿不出这笔钱，既然老崔有信心把这块资源接过来经营好，就全权委托他去谈判、签约。如果能够谈得成，老崔又能够从国家争得来资金把这里盘活也是一件好事！”
老萧一锤定音。经过几轮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最终老崔和对方以900万元现金成交。
泡泡奶项目的那片土地可没有这么幸运，是被花旗银行用来抵债，还是被人民政府没收，随着其董事长戴成武的被刑拘，一切都还是一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