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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的女性》第四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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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之前,米拉去拜访了两个人。她先去看望了玛莎。玛莎知道她要来,可是,当她到达时,玛莎正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旧家居服,像孕妇似的,头上包了一块头巾,正跪在厨房里刮着地板上的蜡。

“我一边干咱们一边聊,你不介意吧,我最近忙死了。”玛莎说。

米拉在厨房的凳子上坐下来。她抿了一口玛莎递给她的杜松子酒,和玛莎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这是玛莎上法学院的第一年。她不知道该选什么专业。她喜欢国际法,可是女人是不可能学这个专业的。她还讲了一些学院内部的八卦。玛莎长胖了许多。那么多肉堆在她娇小的身体上,看上去有点儿奇怪。那些天,玛莎很少和米拉对视。她总是对着墙、地板和刀叉说话,绝口不提大卫。乔治很不高兴。在他们分开的日子里,他已经有了一定独立性,如今觉得玛莎管束他,有了离婚的想法。

“很好笑对吧?他和女同事有一腿,可他并不是因为这个想离婚。他想去曼哈顿潇洒。他想尝试以前没尝试过的东西。我简直没法理解,只觉得幼稚得要命。”她笑了。她一点一点地刮着蜡,干得很慢很慢。

“你要是还有多余的油灰刀,我来帮你吧,”米拉说,“按你这个速度,得两周才能干完。”

“没关系,我自己来。我本来就是个完美主义者,就算你帮了我,我也得返工。”

“乔治是认真的吗?”

“你是说离婚吗?我也不知道。不过,他说要在纽约买房子倒是真的。他想念单身汉的快乐生活,”她又笑了,“虽然他在单身时并不觉得快活。”

嚓,嚓,嚓。

“但我就麻烦了。我还要上两年学。我的工作也只是兼职,赚的钱勉强够吃饭。可现在乔治想住漂亮的房子,他已经不喜欢这破地方了。我都没法想象,他哪有那么多钱。几个月前,他工资涨了不少,可他要觉得那点儿工资够买房子,那真是做梦。更何况,我们分开的时候还欠了两千美元的债呢,其中有一千美元是他看心理医生的钱。”

“他现在还去吗?”

“不去了。他现在有我了啊。”玛莎一本正经地笑了笑。

玛莎仍然不看米拉。

她们聊了孩子,聊了未来。玛莎的声音很单调,没有抑扬顿挫。

“你见过他吗?”米拉终于问出来。玛莎停下手中的活儿,把头巾推至额前。

“不经常。法学院在文理学院的对面。有时候,我看到他在一群学生中间,他好像没有看见我。他看起来还是以前那样。我听到过一些传言,他和一个有夫之妇好上了,听说好像是法语专业的。”

她又开始刮地板。她才刮了不到半平方米。

“你呢?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玛莎站了起来:“再来一杯?”她朝柜台走去,背对着米拉,倒了两杯酒,“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觉。”她郑重其事地说,“我什么感觉也没有,真的。好像我从来都没有过任何感觉。他是个浑蛋,但我爱他。你知道吗?我就像《我的男人比尔》那首歌里的笨蛋。只要他开口,我明天就可以回到他身边。我知道我会的。我也不是不打算让他吃苦头,但我还是会回去的。可是,他不会开口了。”

“你为什么不重新找一个呢?”

玛莎耸了耸肩:“我想找。至少,我以为我想找。可是,我的心思不在这儿了。现在我只想拿到学位,然后出学校。我已经在学校里待了太久了。天哪,我都三十六岁了。”

“我也是啊,可我才刚开始。”

玛莎笑了:“谁说我们没努力过啊。”

“但我和你的感觉一样。好像以前觉得重要的东西现在都已经不重要了。好像再没有什么事情能那样深刻地触动你的心。它也再不会那么痛了。”

“也许是我们老了吧。”

“也许吧。”

米拉离开的时候,玛莎仍然蹲在地上刮着,她已经刮完一平方米的地板了。“祝你好运,”玛莎语气平淡地说,“还有,保持联系。”

保持联系。是什么意思?互送圣诞节贺卡吗?你怎么跟联系不上的人保持联系?在神经传导至皮肤之前,她就已经把它们切断了,这样对于任何接触,她都不会再有感觉。米拉理解玛莎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但这让她感到可怕的孤独。那玛莎又有什么办法呢?继续去感受?就像莉莉那样?

米拉穿过格林伍德精神病院的庭院。院里有许多草坪,周围种着树,遮盖住四米高的铁丝网栅栏。草坪里也有树,还有长椅。院内还有几个花坛。人们在草坪上散步或者坐着休息。他们衣着整洁,看不出来谁是病人,谁是探病者。走到莉莉的宿舍处,米拉向人打听,一名护士微笑着把她带到草坪一角。几个年轻女人正坐在长椅上聊天。看到米拉,莉莉马上站了起来。走到一起之后,两人尴尬地抱了抱。米拉动作有些僵硬,莉莉有些紧张。她们心中五味杂陈。

莉莉瘦得惊人,但她穿得很漂亮,比在家时穿得好多了。她穿着整洁的棕色裤子和米黄色的毛衣,还化了很浓的妆,头发也是刚染过的。她向米拉介绍了另外几个年轻女人。她们也都穿得很漂亮,化着浓妆,涂着浓重的眼影,戴着假睫毛,施着橙色系的粉,涂着厚重的胭脂和深色的口红。米拉不知道她们是病人还是探视者。她们聊了一会儿天气,另外那三个女人就离开了。莉莉有烟但没火,米拉带了打火机来,她很高兴。“点烟都得找护士,这是这儿的规矩。她们害怕这里的疯子把这地方烧掉。”

“那几个女人是来探病的吗?”米拉朝离去的几个人努了努嘴。

“哦,不是,她们和我一样,”莉莉笑起来,“这地方其实就是为那些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建的乡村俱乐部。”

米拉环顾四周。莉莉似乎是在说疯话,可周围几乎全是女人,而且年龄都在三十到五十岁之间。

“就没有男人吗?”

“有啊,但都是些老酒鬼。”

“那有没有女的老酒鬼?”

“有,有很多。我们都是没人要的人。”莉莉吸烟吸得很凶。好像她急着抽完这一支,好再点一支,“不过,我的朋友都和我差不多。”她聊起她们,聊起自己。

“我生病之前,去看我姨妈。她说我是被宠坏了,她说她老公还不如卡尔呢。她还说,与大多数丈夫相比,卡尔算是个好丈夫了。姨妈说我应该感谢卡尔,因为他没有欺负我。有时候,我觉得她说得对,但我就是受不了,受不了和他一起生活。我想离婚,所以我才来了这儿。我想离婚,可是,当他走出家门时,我又会一路追出去,抓住他的外套,哭喊着让他不要走。我没办法独立生活,我什么也不会。我该怎么付账单?我这辈子从没付过账单。厨房里的灯泡坏了,我只能坐在那儿哭,以为就要生活在黑暗里了。我哭着求他回来,可是,他回来了我又受不了他,他就是纳粹分子、冷血动物,我一直努力想让他更有人情味。结果,他又把我锁起来了。姨妈加入了一个自杀互助团。自杀互助团啊!她还想让我也加入。”莉莉爽朗地笑着。

“自杀互助团?”

“是啊,你知道吗,她们会在深夜给对方打电话,她们会说‘过了今天的阴霾,明天的天会更蓝’或者‘我在此为你加油,我知道你有勇气度过这一劫’这类的话。”她又笑了,还是笑得那么灿烂,但笑声中已听不出歇斯底里的味道。看她的样子,也没有在发抖了。“我见过她们的广告。上面用大字标题写着‘如果你有任何需要,请给我们打电话’。上面还说,如果你毒瘾犯了或者想自杀,或是遇到任何问题,想找人倾诉,就给她们打电话,后面还附上了电话号码。然后用小号字写着‘周一至周四,中午到晚上十点’。我记下了电话号码,却从没打过。这个时间段里我的心情通常还不错。”她又笑起来。

“问题是,”她又继续说,不时地笑着,“我并不想自杀!就好比我得的是感冒而不是肺炎,别人是帮不上忙的。精神科医生——真是笑话!他让我们都化了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就像阿斯托太太家的马一样。我们浓妆艳抹地走来走去,就这样去喝茶,我的天!”

一个矮胖的女人从草坪对面走过来,独自坐在长椅上。她烫着卷发,神情迷茫。“那是伊内兹,”莉莉说,“她老公很久没来看她了,不像卡尔——他每周日都带着孩子们一起来。虽然待不了多久,但谁又能说他没有尽职尽责呢?伊内兹的老公只是偶尔来一次。我听过他们谈话。我看见她哭了,泪流满面,她哭得很轻,从不大声抽泣,也不会尖叫,就像绵绵细雨。她总是呜咽着说:‘乔,求你了,让我出去吧。我答应你这次会好好的,我会努力做一个好妻子,真的,我真的会努力,我会去学的。’可是她太聪明了,她才不会傻到去当一个好妻子。”

伊内兹突然从长椅上站起来,跪在后面的地上,看起来就像是在拜那棵树。

“她喜欢昆虫,”莉莉说,“她总在观察它们。她过去在家时经常读有关昆虫的书,可她老公觉得那是有病。她不洗地毯,也不洗碗,只是一味地读关于昆虫的书。精神科医生和她老公的看法一致,他们觉得不能再让她这么疯下去,所以,他们什么书都不准她碰。可她还是会观察昆虫!”莉莉得胜似的欢叫着。

“还有西尔维娅。”她指着一个非常瘦小、干净朴素的女人说。那女人的头发精心绾成了蜂窝式,嘴唇涂得就像一道鲜红的伤口。“她老公从没来看过她。她来这儿已经有八个月了。她结婚十五年了,一直想要孩子,可她老公没法生,于是她就出去工作了,在小学当美术老师。她是为她老公而活的。大约一年前,她老公离开了她,和一个有五个孩子的波多黎各胖女人住在了一起。他们住的地方离她家只有几个街区,她总能撞见他们。她试着一个人生活,可是她太痛苦了。她好恨,她想要孩子,是因为他,她才没有孩子的。她求他回来,她太孤独了。可他就是不回来,还不断地说她多么丑。她看了看那个波多黎各女人,再看了看自己,终于明白了。她带着所有积蓄去医院做了硅胶隆胸手术,花了两千美元。可是,等她恢复后,护士看着她说:‘真可怜啊,你做了乳房切除手术吗?’手术彻底失败了。她哭了,可医生照样拿走了她的钱。然后,她擦了防晒霜去找她老公,他终于回来了。可每次做爱的时候,他都会拿枕头挡住她的脸,说他看不下去。她开始觉得自己有病,说他想要毒死她。她说他在外面还有别的女人,他却说她疯了。她的情况越来越糟。她变得非常多疑,还会在他工作的时候打电话查岗,甚至睡不着觉。她一直觉得他想杀了她。他把枕头放在她脸上时,她害怕他会闷死她。他带她去看精神科医生,医生问他,她怀疑的是否属实,他发誓说绝对没有,最后,医生说她患了妄想症。于是她就被送到这儿来了。她很平静,但经常哭,为此,他们还专门给她吃药。无论你在生活中经历了什么,只要经常哭,那就是疯了。就连动物都还会哭呢,是吧,米拉?不管怎么样,她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哭了,所以,他们觉得该让她出去了,于是通知了她老公。可他来了以后,却不同意她出去。真是个蠢货!他是开着敞篷车,载着那个波多黎各女人和她的五个孩子一起来的,护士看见他们,告诉了医生。医生找他对质,他承认了,承认一直都和那个女人在一起。医生很生气,说因为他撒谎,害她在这里被关了八个月。他责怪她老公。但要我说,他怎么就不相信西尔维娅,却相信她老公说的话呢?有可能她说的是实话啊。可他们从来都不这样想。他们总是相信男人。他们觉得所有的女人都有点儿疯劲。她下周就要出院了,要回去继续和他生活。和她老公啊!”莉莉笑了,“我告诉她,我觉得这个地方已经把她逼疯了!”

“问题是,”米拉试图控制住涌进莉莉脑中的那股疯狂之浪,于是坚定地说,“那些女人太把男人当回事了。我的意思是,她们把自己的男人当成了一切。男人觉得她们漂亮,她们就漂亮;男人觉得她们不漂亮,她们就不漂亮。她们把决定自己身份和价值、认可或否定自己的权力都交到了男人手中。她们已经没有自我了。”说完便沉默了。

“是啊。”莉莉用悲戚的眼神扫视着草坪上的人,试着再找一个例子同米拉讲讲。

“她们为什么不忘了那些男人,做回自己呢?”米拉坚持道。

莉莉瞪大眼睛看着米拉,好像她是在说傻话。“对,”她说,“我们都知道应该做自己。可具体怎么做呢?”

“你就把他们从你心里踢出去,就像我对诺姆那样。”米拉自豪地说。

“哦,卡尔太冷漠了,太冷漠了。他让我觉得自己一文不值。”她聊了很久关于卡尔的事,讲了一个又一个故事。

“别再讲卡尔了!别再想他了!”米拉终于忍不住嚷道。

莉莉耸了耸肩:“卡尔是我生命中最熟悉的人,我的生活里一直都有他。我留在家里,他去闯荡世界。年轻的时候,我有精力,可慢慢都磨没了。厨房的灯坏了我都不知道怎么修。你知道吗,那灯泡很有趣,是那种长长的,叫什么来着……荧光灯?我都不知道商店里有这种灯卖。我以为它们永远都不用换。卡尔去商店买了一个回来,他爬上梯子,取下天花板上的塑料方块,拿出旧的灯泡,再换上新的。我不懂他是怎么做到的,他怎么什么都会呢?而我只会坐在黑暗里哭。

“卡尔,那个机器人,他把自己杀死了,所以也能杀死我。他为什么要那样做?他像自动机械一样走来走去。我不停地喊啊,叫啊,所以,他把我关在了这里。在哈勒姆区,政府通过提供海洛因来控制黑人,而数以千计的医生让家庭主妇服用巴比妥酸盐和镇静剂,让她们保持安静。当毒品不再管用时,他们就把黑人关进监狱,而我们就被送到这儿来了。不许吵闹。我读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每吵闹一次,你就会更安静一分。’这一次,他不会让我出去了。他永远都没钱带我出去吃饭,但他宁肯每年花一万两千美元把我关在这儿。

“他怎么会想我呢?我只是他的麻烦。他带孩子们去吃麦当劳,他花钱请人打扫卫生。他也不想念性爱,我们从来都不做爱。我曾因此去找过律师,他说,如果一年能有一次性生活,你就不能因此提出离婚。反过来也一样吗?男人也一年一次。我喜欢做爱,所以他就不做了。有时候,我洗完澡,躺在床上,他也会去洗澡。那时我就会非常兴奋,因为他从不在晚上洗澡。于是我从床上跳起来,穿上我最漂亮的睡衣,躺在那儿等他。我听见他在浴室里一边刮胡子一边哼歌,就变得欲火焚身。可是,他回到房间,上床后就关了灯,转过身去,说:‘晚安,莉莉!’你知道吗,他看起来好像真的很开心。他简直是虐待狂,是纳粹。我当然是又喊又叫,还能怎么办呢?他为什么非得那么做不可?就算他用枕头遮住我的脸我也不介意,我真的太想要了。我也曾试着找情人,可我做不到,太愧疚了。我还试过自慰。医生说我里面很干,像个八十岁的老女人。他试着教我自慰,可我就是学不会。卡尔,谁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啊?他把我关进一个充满了激情和性爱色彩的箱子里,可却一直用橡胶管子给我泼冷水,把我的欲望浇灭。我又了解他什么呢?我只是嫁给了一副皮囊而已。”

莉莉仍然住在那里。米拉已经几年没见过她了,我也是。并不是因为我不关心她,只是,有时候,我已分不清谁是谁,我觉得我就是莉莉,或者她就是我。如果我见到她,我分不清我们当中是谁站起来去亲吻对方,或是沿着石板路走到大门口,走进停车场,发现院子里的人和车里的人其实没什么两样。即便我坐在车里,我也飘然物外,感受不到自身的存在。我的身体在开车,坐在座位上,可我的灵魂还在医院里,我的声音在那儿疯狂地回荡,无休无止。莉莉有无穷的精力,她的眼睛明亮,声音高亢。她永不疲倦,永不认输,永远有话要说。她谈论穆斯林女人、中国女人和那些奉行大男子主义的国家的女人,比如西班牙、意大利和墨西哥的女人。“所有女人都是一体的。”她说。我知道,这不是她从书里看来的,因为她根本就不看书。“当我听说她们的事情时,我并不觉得自己置身事外,我觉得这也是在说我。我觉得,我们是她们的转生。我甚至记得,从前、在别处,我是另外一个女人。我背着沉重的柴垛,弯着腰,慢慢地往希腊的山上爬;我戴着面纱、偷偷地走在街上,担心自己真的被人看见;我因为裹脚,连路都走不稳;我做了阴蒂切除手术,成了丈夫的所有物,没有性快感却要痛苦地生产。在我生活的国家,法律允许丈夫打我、将我锁起来,惩罚我。”

其实,莉莉和我并无不同:她在那些门里面,我在这些门里面。我们都疯了,我们都在同一条路上绝望地摸爬滚打。只是我有一份工作,有一个固定居所,我得自己打扫房间、自己煮饭,我不用一周遭受两次电击。他们以为,电击就能让你忘了已知的事实,真是奇怪。或许他们以为,如果狠狠地惩罚你,你就能假装忘了那些事实,就会乖乖地做家务。我早就发现,想让人觉得你神志正常,秘诀就是伪装。你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你知道。莉莉也明白这一点,之前两次,她就用了这一招,假装很温驯,假装为自己犯的错而悔过,于是,他们就放她出去了。可现在她太愤怒了,也不想假装了。我给她写了封信,告诉她乔治·杰克逊的事,可她并没有回信。

米拉给了莉莉一本关于昆虫的书,让她转交给伊内兹,却被一名护士发现了。她拿走了书,伊内兹就发疯了,她凶猛地袭击了那名护士,结果被关进了特殊病房。她在那里要穿约束衣,而且每天都要遭受电击,每天早上不准换衣服,也不准化妆。真是好心办了坏事。在俄罗斯,如果你不同意政府的观点,他们就会把你关进精神病院,这里也如出一辙。总有人会让你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