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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的女性》第五章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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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又来到了剑桥,人们像鲜花一样在路边绽放,有人脱了外套,有人敞开外套,漂亮的衣服令人眼花缭乱——刺绣衬衫、贴花的裤子、长裙、短裙、靴子、各种便鞋;库普商场里,还能看到穿苏格兰短裙的男人;印度教克利须那派的人们又穿上了白色和橙色的衣服,冬天的大衣和夹克都已经脱去。霍尤克中心又传出了吉他声。

瓦尔一直觉得呼吸有些不顺畅,并且胸痛不止。她认定这只是因为单纯的操心,也可能因为更深层的焦虑。她已经放下了学校的工作,专心忙起反战委员会的事,没有人注意或者在乎她正在看的那些报道,这令她愧疚、沮丧不已,甚至感到愤怒。过去的几个月情况不怎么好。她没时间深思。她很忙,整天跟十个不同的团体混在一起,可是,情况不妙。她感觉,自己正在跟所谓的“生活”渐行渐远,但她也没办法。总得有人关心那些在东南亚被屠杀的人。

那天,天气不错,开完会后,她决定去哈佛广场走一走再回家。她什么也不需要,只需要散一散步。可能就是缺乏锻炼,烟抽多了,没什么的。散散步不错,除了散步也没什么别的能做的了。她悠闲地走着,东逛逛,西看看——这对她来说是一种奢侈。她逛了一家书店,买了张唱片,又去超市买了一斤意大利面。得闲出来逛一逛,这种感觉真好。她觉得呼吸顺畅了一些,感到自己脸上绽开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她往家走时,天色已晚。行人的脸朦胧而欢快,他们从她身边走过,就像一个个充满生命力的小圆点,沿着昏暗的街道跳动。他们的欢声笑语忽前忽后地飘散开去。她想,街上行人的感受有多重要呢?在华沙,人们行色匆匆;在华盛顿,人们走路时不会欢快地轻声细语。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哼歌,她打算以后要经常这样,开开心心的,多好。

是呀,她要经常这样,她每天都可以哼歌。可是今晚,她还得回家准备下午的会议报告。不过,她要先做一些意大利面酱,把胡萝卜、洋葱、大蒜和香芹切成薄片,和西红柿一起炖,加些盐、胡椒、罗勒和牛至,再加入几天前做的牛肉汁和牛肉块一起炖——想想都要流口水了。她还要听听新买的唱片,要写信给克丽丝——她已经两周没写信了,真说不过去——然后穿上温暖的睡袍,坐下来写那讨厌的报告。她写报告的时候,要尽量平静下来。她要平静地抗议美国对柬埔寨的入侵,可她脑中充斥着今天下午听说的各种故事及看到的景象。人们,世界各地的人们,只想生存。可那些发动战争的人到底想要什么?她觉得那是她永远都无法理解的。

她哼着歌,炒了菜,盖上锅盖,给自己倒了杯酒,穿过厨房,打开电视看晚间新闻。时间还早,电视上放的是旧新闻。她没去管它,一边做意面酱,一边收拾桌子,不时喝两口酒。菜还在锅里炖着,闻起来很香,她揭开锅盖来闻——她总喜欢这样做。这时,她听到有人说话,她听到了,不可能有别人,可就是有人在说话。她转身看了看电视屏幕,是那里面传出的声音。她不敢相信眼前的画面是真的,可它就是发生了,有现场的图像,就发生在她眼前。图像定住了,有人指着一件衬衫满是血污的领子在说着什么,就好像还有什么可说的似的。她听到一声凄厉的尖叫,是从她脑后传来的,她听得出来,那是一个女人痛苦的尖叫声。当她定睛再看时,厨房地板上全是血。

那时,我们不知道那还只是开始。那是噩梦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你能够真切地看到,能够用手触摸得到。除了杜克,许多人都能感受到当前形势的岌岌可危,但无法说清问题的症结。有时候,当我走在沙滩上时,似乎一切都很安静、很安宁,我忍不住想噩梦究竟何时会来。我觉得噩梦就像地球内部的岩浆,一直都在,只是偶尔会张开那杀人的巨口,喷发一次。

瓦尔终于回过神来。她不再尖叫,但哭泣不已。她俯下身去擦被她洒了一地的意面酱,泪流满面。她蹲下来,掩面而泣,无法相信,也无法不相信,最后,她放声恸哭:“我们正在杀害自己的孩子!我们正在杀害自己的孩子啊!”

电话不停地响。不停地开会。那些天发生的事情一片混乱,回荡在我的脑海里。突然间,镇上那些分散的和平小组成为一个大组织。突然,它们的成员就增加了,甚至翻倍了。几天后——是几天后吧?有人在杰克逊州立大学[14]杀害学生,凶手也说自己被逼无奈,也在抱怨,仿佛他们要是可以在不消灭黑人学生的情况下消灭白人学生就好了。

大家走路都恍恍惚惚的。有人觉得,苦难时期已经到来,比《一九八四》里还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政府官员——就像选阿道夫·希特勒那样被选举出来的政府官员,突然就变成了一群杀人犯。我们得知时,木已成舟。年轻一点儿的学生几近歇斯底里。下一个会是谁呢?他们能够杀害学生,也就能杀害我们。年纪稍大的人走路时也小心翼翼,担心下一个会轮到自己。做母亲的更是警惕,那些被杀死的也可能会是她们的孩子。他们只会来封电报,说很不幸,这是一次事故。三年的把屎把尿,十五年的辛苦培养,长到十九岁,健健康康,眉清目秀,这一切都付诸东流。有呼吸的人一下变成了没有呼吸的尸体,就这么完了。

有人写信,有人发电报。和平小组在哈佛广场中设了一张桌子,帮人发电报,每封一美元,只需要填一张表格。那些在一两年前还声称自己知道军火库,嚷嚷着要革命的人,此时也哑口无言,只是张皇四顾。有人在街上游行,我们聚集在剑桥的公地,听着喇叭里传出的演讲,却听不清楚演讲的内容。但是无所谓。年龄大一点儿的人,昂首挺胸;年轻人,畏畏缩缩,警惕地观察着眼前的情况——毕竟他们付出了更大的代价。突然间,有人从暗处往人群中扔小烟盒,人们四下逃窜。有人大胆地打开其中一个用透明胶带密封好的烟盒,发现里面是三四只大麻烟卷。大家就成群聚集在一起,将烟点燃,但仍然很警惕。大麻中有可能掺了火药吗?联邦调查局有那么聪明吗?游行开始了,从芒特奥本街到马萨街,穿过桥,进入波士顿,从联邦到公地。一路上,人们驻足观望,有穿西服、拿相机的人,也有穿工装、表情沉重的人。人们感到全世界都布满了联邦调查局的线人。人们一边行进,一边说笑,可是,每当头顶有直升机掠过,年轻人都会身体一颤。我们中的一些人走到伯克利的人民公园时,有人朝人群中扔了催泪瓦斯。我们心知肚明。

我们到了公地,漫无目的地穿过去,看上去像有几百万人。我们找了一块空地坐下,在草坪上休息。阳光很温暖,空气很柔和,草木青翠。指挥台上的人在唱歌、演讲,可我们听不到。我们就坐在那儿,面面相觑。只有几种可能:不管用什么方法,他们会把我们杀死在这儿;他们根本就不理会我们;或者,我们聚集在这儿,就能让他们住手,住手,住手!可是,我们谁也不相信最后一种可能。但我们都希望去相信。我们坐在那儿,看着刚到的人,他们有的手持越共的旗帜,有的举着毛泽东的画像,有的举着写有华盛顿、尼克松和“老魔鬼”军工复合体罪行的标牌。没错,魔鬼都有其生存之道。我们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奴隶之间是谈不上相互尊重的。在那一天,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感觉自己就像奴隶——那些活着的和想活下去的人,他们的政府巴不得杀了他们,宁愿杀了他们也不愿听他们表达。年轻人坐在那里,无声、无力、害怕;年长的人坐在那里,忍受着关节炎、风湿痛。然后,就结束了。没有人发表演讲,我们成千上万的人就那样朝大都会运输署走去。没有人往前冲,因为没有意义。人们走着,走着,仿佛走向教堂一般,仿佛真的是朝教堂走去。过了一会儿,我们到了地铁站。我还记得当时在想,他们是怎么管理地铁系统的?站台很拥挤,但无人推搡,也无人喧哗。我们成群地走进地铁商店,买了三明治。然后,米拉、本、伊索、克拉丽莎、凯拉还有巴特一起去了瓦尔家——她们是在路上遇到巴特的。此外,格兰特和其他人也在那里。他们在瓦尔家里看电视,一个频道接一个频道地看着同样的新闻。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吃三明治,间或有一个人说:“他们必须要听,我们有那么多人。”然后,就是一阵沉默。恐怕我们想得太简单了。杀害孩子的就是他们,是他们杀害了那些黄皮肤、黑皮肤、红皮肤和白皮肤的孩子。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我们站起来反对他们。我们证明了自己的纯洁。贫穷的我们,就算过得好,也不是因为利用了非洲或亚洲的人民;我们的友谊对美孚石油公司在安哥拉的持股,或福特公司在武器上所获的利润并没有直接影响。至少,我们希望如此。要嘲笑我们的道德,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都可以自嘲。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冲击五角大楼吗?你觉得那样有用吗?如果那样就能阻止杀戮,那么我们愿意变得更贫穷,如同以前那样贫穷。

这些纷乱的问题,并没有答案。至少我不知道答案。几天后,俄亥俄州的州长在候选人初选中被打败了——那天他还派出了国民警卫队。米拉转身对着本大喊:“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全国人民都和我们看法相同!”

本平静而又冷酷地说:“他本该输得更惨的。他的所作所为反倒提升了他的知名度。”

米拉转头看着电视,脸色苍白。

但那是之后的事了。当时,他们都坐在瓦尔家的厨房里,谈论集会人群的规模、空中拍照的场面,试图估计有多少人。他们真的都围坐在那里,消磨时间,等着看十一点的新闻。他们都希望自己有发声的权利。不是希望能感觉好一点儿,因为这不可能;也不是希望觉得自己有多强大,因为这也不可能。他们希望感到自己参与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行动。他们已经献上了祭品,正等待着小小的回报。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之中,电话响了,大家都愣在那里,无人说话。瓦尔穿过大家,走到墙边,默默地接起电话。我们都听到了电话中传出的声音,因为那是一个小姑娘在尖声大喊:“妈咪,妈咪!”

“怎么了,克丽丝?”瓦尔整个身体都绷紧了。米拉注意到,她的手指绞成一团,没了血色。但她的声音还很平静。

“妈咪!”克丽丝尖叫着,“我被强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