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震惊的不是父母也许会离婚——他们的离婚风波都已经上百回了——而是妈妈对我说的那些话。妈妈的病情竟已发展到如此境地。
电话里，妈妈非常兴奋。
“就算离婚了，我也不要什么分手费。你也知道，我又不是个好老婆。”
胡闹，我说。
“分手费都没有，那你怎么生活？”
真是的，快七十岁的老夫老妻还闹离婚，多丢人！
妈妈呵呵笑了。“我跟他一起过。”
“他？”
“最近，他每晚都打电话来。看来对我相当执着啊！”
说完，妈妈又一次呵呵笑了。
“妈妈，喂，你不要紧吗？”
“当然不要紧了。”
妈妈声音干涩地说道。
我边冲咖啡边和丈夫说了这些，丈夫摊开报纸，问：“‘他’是指埃尔？”
我点点头，丈夫苦笑了一下，表情严肃地说：“也许该去看看医生。”
丈夫去公司，儿子去高中，把这两人分别送走后，我在家收拾完，上了二楼，从书架上抽出《家庭医学》。
老年痴呆症，因大脑老化而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一种精神疾病，不光让人记忆力减退，性格也会发生变化。
读到此处我合上书，心情黯淡。
妈妈挚爱着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不是粉丝或追星族那么简单。普雷斯利就是她的人生。妈妈房间的墙上贴满了普雷斯利的海报，衣柜也被剪下的杂志或普雷斯利的周边产品占据。当然，音响里不分昼夜流淌着甜蜜的声音，几十年如一日。有个词叫“大学处女秀[1] ”，但妈妈更麻烦。她的埃尔维斯处女秀是在三十岁之后出现的，就像大多数疾病一样，这东西也越晚越严重。
可怜的是爸爸。他一直觉得妻子很适合穿围裙，是个端庄的贤妻良母，但有一天妻子忽然性情大变。看着她剪了头发烫成鬈发，身穿百褶裙出入舞厅，爸爸一定很恨普雷斯利吧。
埃尔（我们这么称呼他）去世时的事情，我终生难忘。
一九七七年八月，对我们这些家人来说是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妈妈一个劲儿哭泣，我们把所有的刀和绳子都藏了起来。每个人都很担心妈妈究竟会变成什么样，但哭了一个月，她却忽然启程去了美国，说是要去扫墓。那是她第一次独自旅行，第一次乘飞机。
所以，爸爸和妈妈有让人不胜其烦的“离婚危机”（更准确地说，离婚危机正是他们夫妻的历史）。然而大闹着分手分手，结果却到最后也没离婚，最初为之烦心的亲戚们不久也无动于衷了。我也不知从何时起开始觉得，爸爸妈妈正因如此才能顺利相处至今。
这几年，妈妈的埃尔维斯病症愈加恶化。从什么“我梦见了埃尔维斯”开始，到“拉门上映着埃尔维斯的影子”、“我睡觉时埃尔维斯会抚摸我的头发”……她常常一脸认真地说些耸人听闻的话。
即便这样，昨晚妈妈也太过分了。我涂着口红想，竟然说他打电话来。不是“梦到”，不是“影子”，也不是“睡着的时候”，竟是在现实中打来电话。我打开罐装狗粮往碗里倒了一些，然后锁上门上了车。启动车子，系好安全带，翻下遮阳板，照着镜子理了理头发。松开刹车踩下油门，打开收音机。到位于世田谷的父母家，车程大约四十分钟。
“什么不要分手费啊！”
说完，我用力踩下油门。十月小阳春，很美的早晨。
妈妈和以往一样悠然自得，边冲茶边说：“你用不着特意过来啊，离婚这事又没定下来。”语气笃定，很难想象是老年痴呆症患者。
“你喜欢甜纳豆吧？别人给我好多，你拿些走吧！”
我有些烦躁。
“唱片关了，我有话说。”
我的嗓门不由得尖厉起来。关了音响，不合时节的《蓝色夏威夷》倏地断了。
“干什么啊，我特意听的。”妈妈似乎很不满，咕咚一声喝了口茶。
“妈妈，你说他打电话来，是怎么回事？”
妈妈抿嘴一笑，似乎在说“就等你问呢”。
“什么怎么回事，就这么回事啊。”
“你不是认真的吧？”
妈妈嘻嘻笑着。
“不要紧吧？普雷斯利早就死了啊。”我说。
妈妈看着别处，装作没听见。
“妈妈！”
“吓死我了！是他打来的电话，那我也没办法啊。”
“从天堂？”
“这个嘛。”妈妈头扭向一边，大口吃着甜纳豆。
据妈妈说，电话每晚十二点准时打来。她一接电话，埃尔首先会低声倾诉爱意。
“用日语？”
妈妈点点头。“他学了吧，为我。”
我哑然。不仅如此，听说低声倾诉完爱意后，埃尔还一定会唱歌。
“用日语？”
“英语啊！《温柔地爱我》。”
妈妈陶醉地哼起那首名曲。
Love me tender, love me true——
“总是这首？”
“是啊，偶尔也想听听别的呢。唉，没办法，这是他最拿手的吧。”
这到底是什么理论啊！
“不是恶作剧电话吗？”
妈妈瞪着我。“不是的！”她语气坚定，还小声补充说：“你不懂。”
“会从听筒里传过来。”她极力解释，“他的爱，会从听筒传到我的手上，我的耳朵里。”
我叹了口气问：“爸爸呢？”
妈妈的声音立刻变得兴致索然：“在游戏厅吧。”
等爸爸回来，我们久违地三个人一起吃了午饭。
“哎呀，你好好歇歇吧。”爸爸慢条斯理地说。
“那哪儿行，我又不是来玩的。”
“哦，那也不用这么凶啊。”爸爸喝着加了蘘荷的汤说，“又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趁着妈妈去翻唱片，我小声说：“去看看医生吧。”
但爸爸孱弱地笑了笑，摇摇头。“没什么，不过是她自己跟电话玩。”音响里流淌出《G. I.布鲁斯》的电影插曲。
真是的！我把饭塞进嘴里，生气地望着爸爸从容的侧脸。爸爸完全没有认清现状，什么时候都这样，本来他就不该这么宠妈妈。
“要不然你今天等到十二点？”妈妈忽然说，“这样的话，也能让你听听他的声音。”
言语间充满自信。我想要是电话不打来，妈妈也会清醒吧，一个人同电话玩太不正常了，总之必须把妈妈拉回现实。
“是啊，就这么定了。”
我说完，给丈夫的公司打电话，告诉他我晚些回去。
漫长的一天，十二点似乎永远都不会来。爸爸、妈妈和我既无事可做又无话可说，只能坐着翻翻杂志，吃橘子吃甜纳豆，听着连绵不绝的背景音乐——结婚前我就一直待在这背景音乐里。遥远的日子，埃尔的鼻音，妈妈的哼唱。
晚饭后看了电视，各自泡完澡，我们一起等待那个时刻。虽然觉得不可能打来，我还是特别紧张，一有什么声响便心里一惊。感觉很像知道不可能有幽灵，却还是害怕半夜上厕所。
当然电话没有打来。我们等到十二点半，最先放弃的是爸爸。
“无聊！我去睡了。”
爸爸披着破旧的睡衣爬上楼梯。
“明白了吧，什么电话？都是妈妈你的幻想。”我说，但妈妈却很平静。
“他今天不方便吧。”说完，她又似乎很开心地含着笑，“更重要的是，你再不回去就太对不起你老公了。”
我真想叹一万次气。
“你不说我也会走的。”
“给，带回去吧。”妈妈说。她把茶、柴鱼片、甜纳豆全装进了纸袋，宛如一座小山。
“再来啊！”
我已没力气再和妈妈争辩，抱着沉重的纸袋筋疲力尽地上了车，靠在米色的座椅上闭上眼睛，轻轻吐了口气。启动汽车，打开暖风和收音机。
刚开上大路，我不禁停下车。隐约亮着的电话亭里，爸爸正在打电话。睡衣外披着夹克，捧着个硕大的录音机……
我一时张大嘴看傻了。
“真服了！”
握着方向盘的指尖顿时软弱无力。
“开什么玩笑！”
爸爸每晚都如此在电话亭里放《温柔地爱我》吗？我觉得太傻了，又觉得很气愤。什么埃尔的爱嘛。
我踩下油门，缓缓驶过电话亭。后视镜中，寒酸的普雷斯利越来越小。
“搞什么嘛！”
说完，眼泪忽然涌了上来。
我想，早点回家吧，早点回去喝杯咖啡吧。还要把老年夫妇的二人游戏早点汇报给老公。老公会说什么呢？我笑着行驶在深夜的甲州大道上，奔向有老公、儿子和爱犬等着我的家。
[1] 指高中时期默默无闻的学生，在升入大学、脱离固有生活圈后，形象焕然一新，行事引人注目，仿佛演艺新人华丽的处女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