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部分人对共享管理（参见第一、二章）知之甚少，但这一名词的出现远远早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出现，并且在封建和中世纪时代，共享管理就已经被证明是管理经济生活的一种有效方式。然而，这个词现在被曲解了，从最初启蒙运动中的哲学家到近代传统经济学家，大多数专家学者都在致力于用普遍存在的私有财产制度和市场交换模式来替代它。
1968年，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论文，虽然这篇论文彻底否定了共享，但这可能是当代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关于共享的论述。哈丁是美国社会生态学教授，就职于圣巴巴拉市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他提出了“对所有人开放”的牧场这一假设。在这片牧场上，每个牧人都会竭尽所能放养尽可能多的牛，以获取利益。然而，如果每个牧人都抱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就会自食草场退化的恶果。而且随着牧场状况进一步恶化，牧民之间的冲突也随之升级，他们都试图在草场成为不毛之地前最大限度地使用牧草。为眼前利益而进行短期竞争，必然导致资源缩减。哈丁写道：
这是一个悲剧。每一个人都受困于这样一种想法，即强迫自己无限制地增加牲畜的数量。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资源是有限的。在一个所有人都认为共享资源可以自由支配的社会，人们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结果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共享自由将给所有人带来毁灭。1
由于“搭便车困境”的存在，即使牧场被一些牧民尽心维护，共享的悲剧也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如果牧场对所有人开放，且有一部分人试图管理资源，那么其他使用者将利用管理者的善意见缝插针地放养更多的牛，却不会付出哪怕最小的努力来护理草场。如果使用者的破坏力超出管理者的维护能力，那么结果就是共享的毁灭。
据此，哈丁得出了这样一个悲观的结论：“共享实在太恐怖，根本不需要将其作为一种方案去考虑。” 2作为一位热心的生态学家，哈丁确信如想恢复地球日益恶化的生态系统，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施政府集中指挥和管控。他写道：
如果要在一个拥挤的世界里避免被毁灭，人们必须响应一种在个人心理之外的强制力，借用霍布斯（Hobbes）的话来说，就是“利维坦”（霍布斯文学作品里的一个海怪）。3
哈丁关于共享的描述确实是伟大的真理，但是他忽略了共享中最显著的因素，即成员约定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执行的协议，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而这些协议和措施则是参与共享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这些协议和惩罚措施，共享的悲剧即使并非无法避免，也是很可能发生的。换句话说，哈丁忽视了管理因素。
让我觉得奇怪的是，哈丁认为共享是释放当代社会贪婪和毁灭的祸根。事实上，资本主义体系才是贪婪和毁灭的罪魁祸首，它过度疯狂地追求利润，且由政府主导制定殖民和新殖民政策，并驱动了市场导向的形成。18—20世纪，资本主义体系导致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资源掠夺和剥削。
重新认识共享模式
直到最近，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才重新把共享看作一种独特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曾被认为与封建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在过去的25年里，年青一代的学者和实践者开始重新审视共享这一管理模式。他们发现，如果重新研究和更新它的指导原则和假设，也许可以为经济转型提供一种更实用的组织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商业的集中指挥与管控让步于分布式的横向扩展对等生产。与在网络中获得可分享的商品和服务相比，在市场中进行产权交易的重要性正在不断降低，在经济生活方面，与市场资本相比，社会资本的价值正在不断增加。
在哈丁发表这篇论文后的18年里，共享似乎被彻底判了死刑。然而，1986年，美国西北大学法学教授卡萝尔·罗丝（Carol Rose）在一篇题为《共享的喜剧》（The Comedy of the Commons）的文章中抨击了哈丁的观点，使得曾经被断定为没有生命力的共享重新焕发了生机。她充满激情的严谨反击震撼了学术界，也带动了共享的相关学术和实践的再次兴起。
罗丝教授一开始就提醒她的读者，不是一切事物都适用于私有制。例如，大海、涨潮后被淹没的土地、湖泊和河流、森林、峡谷、山口、空地、乡间小道，以及我们呼吸的空气等都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尽管这些都可以在市场中以产权交换的形式实现私有化，但在更多时候，它们都是受政府监管的（虽然并非总是如此）。罗丝指出：
在纯粹的私有财产和政府控制的“公共财产”之外，还存在一种截然不同的“天然公共财产”，这种财产既不完全由政府控制，也不完全由私人控制。（这种）财产被集体“享有”，并由整个社会“管理”，事实上，其主张独立于乃至超出任何政府管理者的管理范围。4
在法律范畴内，这些主张被称为惯有要求权，存在于英、美和世界各国的法律中。这些权利是实际存在的，比如一个社区有权使用公共土地饲养家畜，从本地的森林中获取木材，从沼泽、田地里取得泥炭和草皮，在本地小溪里捕鱼，使用“共享财产”为节日做准备等。有意思的是，这种惯有要求权经常附带有正式或非正式的管理协议，以确保对共享财产的妥善管理。
已故的多伦多大学教授克劳福德·麦克弗森（Crawford MacPherson）是20世纪产权历史方面的权威专家之一。他指出，人们习惯于把财产权视为私有的排他性权利，以致忽视了有关财产的一个古老的概念，即使用共同财产的惯有要求权，比如在水道里自由航行、沿着乡间小路散步或使用公共广场。5
罗丝教授援引公共广场这一惯有要求权指出，长期以来，公共广场一直被视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物。至少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公共广场一直是人们进行交流、社交、互相陪伴、发行公共债券，并建立社会资本和信任的地方，是发展社区不可或缺的元素。基于这个原因，参加节日庆典和体育赛事，或者是在人行道上集结，历来都是所有权利中最基本的权利。参与其中，接触他人的权利（也就是“共同参与”）是基本的财产权。虽然私有产权具有封闭、独有和排他的特点，但它也仅仅是权利规范的一种衍生物，因为尽管在现代，私有权也几乎被纳入了权力规范。
罗丝教授对在公共区域举办公开庆祝活动这一惯有要求权进行了深刻的洞察。她指出，这一权利与近来由人们普遍在网络空间里进行社交的权利所引发的辩论有着密切联系。至于在公共广场举行节日庆典、舞蹈、体育赛事以及其他社交活动，罗丝说，参加的人越多，“对每个参加者来说意义越大”。6罗丝认为，与“共享”的悲剧相反，它是一个“共享”的喜剧，用“多多益善”来形容它再贴切不过了。7
之所以说罗丝教授具有独到的洞察力，是因为她的文章发表于1986年，而那时互联网还没有诞生。她以简单的散文笔调提出了最重要的问题：财产权何时应该掌握在私人手中，而共享权何时应该为大众所管理？罗丝认为，上述问题中的财产权必须能够被私人实际垄断。然而，“公有诉求必须超越私人所有者，这是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被绝大多数成员使用时，财产本身才最有价值”。8罗丝教授认为，商品和服务的“公共性”“创造了财产的‘可租借性’”，而公共财产学说（就像警察权利学说一样）则可以通过抵制私有权来保护对公共性所创造的租金的获取。9
罗丝教授对哈丁教授有关共享悲剧的论文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然而，仅仅过了4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就发表了《共享管理》（The Governing of the Commons）一文。奥斯特罗姆是一名经济学家，同时就职于印第安纳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这篇文章针对共享上千年的历史，首次从经济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文章的发表震撼了知识界乃至经济学界。奥斯特罗姆对以往共享管理的成败做出了解释，并为确保未来共享管理成功提出了一些务实的建议。这些研究使她获得了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她也是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
尽管本质上是一位经济学家，可是奥斯特罗姆也毫不避讳其作为一位人类学家的角色。她的研究范围遍及从瑞士阿尔卑斯山到日本村落的世界各地，在这些地方，她发现了一些有效的基本共享原则。在文章开头，她便提到她研究过的许多共享都“在干旱、洪水、战争、瘟疫，以及重大经济和政治改变中幸存下来”。从这些历史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共享本身是一套强大的管理机制。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代，鉴于人类面临的环境、经济、社会挑战和机遇问题，共享是值得重新思考的。10
她的研究反驳了哈丁教授的“‘所有’共享物品注定会因使用者的存在而被毁坏”的观点，她还质疑长期被经济学家奉为圭臬的亚当·斯密的理论，即市场中的每个人都追求自身的眼前利益。11
与哈丁和亚当·斯密不同，奥斯特罗姆的发现是：在管理公共资源时，饲养家畜的牧场、渔场、灌溉系统、森林的管理者往往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认同对公共资源的长期保护优先于个人的短期利益，即便是在他们的状况极其糟糕的情况下也坚持如此。在每个实例中，所有民主化的参与者共同议定是使共享可行的黏合剂，自愿签署自主管理协议。正是持续的协作和反馈一代又一代地造就了社会信任的纽带。这种社会纽带使共享免于僵化和崩溃。在最困难的年代，“社会资本”被证明是共享可以依赖的对象。奥斯特罗姆在其关于共享管理的历史性研究中评论道：
当打破规则即可获取巨大利益时，就出现了不计其数的机会，但对打破规则的预期惩罚力度却相对较小。在西班牙平原灌溉的缺水期，有时偷水可以救活整个季节的庄稼；当一名菲律宾农民放弃对灌溉系统日复一日的维护时，他也许可以从其他方面获得所需收入；在瑞士或日本的公共深林里非法采伐木材，则会制造出有价值的商品。考虑到上述案例中的诱惑，遵循更严格的规定也许更有意义。12
所有的共享设施都建立了明确的制裁和惩罚措施，以加强对约定的管理协议的遵循。然而，奥斯特罗姆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是，在每个案例中，对于违反规定的惩罚力度“远远不够”，且“与违规所获得的利益相比，罚金只占很少一部分”。13
对组织中其他人的监管几乎完全靠成员自己。有趣的是，如果监管者之间存在亲密的关系，那么潜在违规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变小，这不仅仅是因为违反者“无处藏身”，也因为他们会因辜负邻居和朋友的信任而感到羞愧和内疚。14
瑞士的特波尔村是奥斯特罗姆援引的众多成功案例中的一个。该村有600人，它的共享模式已经成功运行了800年之久。特波尔的农户在自有土地上生产蔬菜、谷物和水果，并用干草在冬季喂养奶牛。夏天，当地牧民在阿尔卑斯山的公共牧场放养他们的奶牛，而利用奶牛所产的牛奶生产的奶酪则是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5
几个世纪以来，1483年签署的《特波尔契约》被多次更新和修改。该契约阐述了有关草地、森林、荒地、灌溉系统以及连接私有和公有财产的航道和道路的管理协议，以保护阿尔卑斯山牧场，确保牧民正常放牧。
瑞士的共享模式有着完备的权利界限，只允许当地居民使用公地资源，而详尽的规则能确保资源不会被过度利用。1517年，瑞士制定了首个限制性条约，规定“在冬季，禁止任何公民在阿尔卑斯草场放养超过其可饲养数量的奶牛”。16在冬季清点夏季被放牧到山上的奶牛，这样可以确定每个家庭在年度分配时分得多少奶酪。17
共享协会每年都会举行会议讨论管理模式和审查规则，并选举管理者。协会负责罚款、组织养护道路、修复基础设施、并收取用于日常工作的会费。会费的数额一般与每户拥有的奶牛数量成正比。同时，协会还会标记一些用于砍伐的树，这些树用于（为公共目的）建设、供暖以及作为报酬分配给那些参加伐树的家庭。尽管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农田（花园、葡萄园和粮田），但他们都能享用公共设施，包括谷仓、粮仓以及多层住宅。18
几个世纪以来，特波尔村一直保持着高水平的可持续生产力，这得益于妥善的共享管理。罗伯特·麦克·内汀（Robert McC. Netting）在一篇发表在《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杂志的研究报告中写道，尽管每个家庭拥有私有土地，特波尔人仍然出于非常实际的理由偏爱共享公共资源，这“不仅可以使大家都获取某种资源，从而利用这些资源进行最优化生产，同时还能责令整个村落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以避免这些资源遭受毁坏”。19特波尔村不是特例，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地区，超过80%的村落都采用农业私有制及草地、森林、荒地共享的混合管理模式。20
在过去几年里，我的妻子卡萝尔（Carol）和我曾饶有兴致地拜访过这些阿尔卑斯山地区的村落。它们高品质的生活令我们印象深刻。那里的村民在传统和现代中找到了平衡，他们把高水准的公共管理、市场知识和先进的地方管理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瑞士阿尔卑斯山地区的村落可以看作一个广告，这些村落向世人展示了可持续发展的伟大实践，以及共享模式如何在当地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瑞士阿尔卑斯地区的共享模式不完全是一个罕见的特例。毫不夸张地说，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耕区到全美郊区管理共同利益发展的复杂的财产共有权安排，关于共享管理的类似例子数不胜数。
在研究了三种主要管理模式（政府、私营部门以及共享制）的优缺点后，我们仍不能清晰地看出其中哪一种一定更好或更差，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优劣与否取决于特定的环境。
在某些方面，私有财产管理是相当有效的，但是使地球上所有的物品都由私人占有（像大部分自由市场经济家所拥护的那样）是绝对行不通的，在处理人们发展所必需的公共产品时尤其如此。试想，我们是否希望围起每一处海滨、每一片湖泊、每一条河流、每一片森林、每一个郊区社区、每一条道路、每一座桥梁，使之为私人占有？再甚者，我们是否希望把整个地球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也置于私人手中，允许某人利用专有的私有产权向资源的使用者收费，甚至干脆禁止他人使用？如果你体验过商业和住宅开发商对生态系统资源的破坏和掠夺，你一定不会认为自由市场始终是优化公共福利的最有效手段。
同样的道理，尽管政府对道路、供水系统、邮政业务以及公立学校等诸多公共财产的监管工作可圈可点，但考虑到某些地方独特而复杂的动态性，这些监管往往是不够的。“一刀切”的管理办法通常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尤其是当负责监管的官员信息不对外公开，并且他们与所管辖的社区没有任何关系时，后果会更可怕。
如果给共享加上一个必要的主题，那就是社区成员最了解如何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如果想优化天然的公共资源、商品和服务，那么最好由整个社区进行整体上的管理。
针对如何实施共享，奥斯特罗姆和她的同事进行了多年的实际调查和研究，最终提出了7种“设计原则”，在每一种接受调查的有效共享模式中，这些原则似乎都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要对一种共享模式进行有效管理，就需要“清晰地界定范围”，即哪些人被允许从共享中获得拨款，哪些人则无此权限。
第二，必须建立限制时间、地点、技术以及资源质量的拨款制度，同时建立一套有关劳动力、物资和资金数量的规则，使之合理地分配到拨款中。
第三，共享协会需要保证那些被拨款制度覆盖的人能够一起民主地制定这些制度，并在此后不时地进行修改。
第四，共享协会应该确保公有物使用的监管者为其占用者或负责人。
第五，原则上，共享协会里违反规则的成员都应该受到协会其他成员或协会负责人的制裁，这样也是为了防止过度惩罚，从而避免受罚者未来消极地参加协会活动，或对共享协会产生反感情绪。
第六，共享协会应该建立低成本、私下调节的快速应对机制，以便迅速解决发生在所有者之间以及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冲突。
第七，至关重要的是，政府司法机关承认共享协会所制定的制度的合法性。如果政府部门对共享协会的自我管理权威不认同而将之视为非法，那么团体的自治制度就不太可能长期保持下去。21
奥斯特罗姆及其同事在实验室里试验上述7种原则之后发现，当被试被要求彼此不许交流，独自匿名做出有关公共资源问题的决定时，他们总会过度使用资源。然而，当他们被允许公开交流时，过度使用资源的行为就戏剧性地消失了。试验研究还表明，被试愿意替其他违反者接受惩罚，这表现出了一种“为他人的错误埋单”的担当。22奥斯特罗姆还发现，当被试能够自行制定有关撤回惩罚、是否惩罚别人以及惩罚轻重的制度时，他们在倾向于可撤销惩罚的制度，这非常接近最优的共享管理模式。同样，他们也很少惩罚别人，但在必要时也会这么做。试验表明，当人们能够自主设计规则管理公共资源时，他们会本能地对世界上既存的一些共享管理原则做出一些形式上的改变。23
大多数经济学家会感到困惑，因为他们笃信人的本质是纯粹自利的，并且每个人都追求自身自主权的最优化。对于很多信奉市场导向的经济学家来说，自发地追求集体利益的观念是一个诅咒。他们可以钻研一下进化生物学家和神经认知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或许能够从中获得启发。在过去20年里，大量研究和发现打破了人们长期以来所持的这一观点，即人本质上都是功利主义者，他们在市场上独自前行，寻找机会，利用他人，造福自己。
我们了解到，人类是最社会化的生物，自身具有强大的、极端复杂的大脑新皮层。对人类最严厉的惩罚就是被别人孤立。认知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神经回路是一个柔性线路，它可以感受到移情的痛苦，而进化性的生存更依赖于人类的集体社交性而不是自我疏导倾向。采用共享模式组织经济活动，似乎比鲜明的匿名市场更适合我们的生物本能。匿名市场一直在进行零和博弈，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不断机械地回馈着人类的自私行为。
然而，社会为什么会突然对恢复共享管理模式产生了兴趣呢？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但我可以介绍一些相关参数。
在里根/撒切尔政府领导的经济私有化运动中，电信网络、无线电频率、发电和输电网络、公共交通、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邮电服务、铁路、公共土地、探矿权、水和污水处理，以及多种长期以来被视为公共财产且由政府机构管理的活动，所有这些都被大量抛售，这标志着监管社会公共财产的公共责任最终向私有化投降了。
随后，撤销管制和私有化浪潮迅速席卷了其他国家。这场私有化浪潮席卷的范围和规模都是惊人的，很多国家的政府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空壳，而大量的社会公共事业被转移到了私营领域。公民被剥夺了“集体”权，沦为自治推动者，被迫在市场中自谋生路，而几百个跨国公司逐渐控制了整个市场。这场私有化浪潮以闪电般的速度蔓延，几乎没有为公众参与这一进程留下任何时间。事实上，尽管这在后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当时并没有出现对该浪潮的大规模辩论。大部分民众并没有意识到权力从政府向私营部门的转移，也对此表现得漠不关心。
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商业领袖、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及改革派政治家（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都将市场竭力推崇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唯一关键因素，并且批评评论家们守旧、不与时俱进，甚至认为他们像拥护大政府的苏式辩护者一样。苏联的解体及其大范围的腐败、低效以及停滞不前的经济往往被当成替罪羊在每个场合被谈起，而苏联也完美地做出如下证明：为了进一步确保社会福祉，必须把所有经济环节交给市场，压缩政府职能，使之只负责最基本的公共职能。
尽管大多数人反感企业家的急于渗透，以及对丰厚经济利益的追求（这些经济利益长期处于政府的控制下，不属于市场的范畴），但是公众仍然默许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政府的商品和服务管理感到沮丧和失望。毕竟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里，由政府管理的商品和服务行业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比如火车整点运行、邮政服务可靠、广播质量高、电力供给充足、电话网络稳定、公立学校数量满足需求。
最终，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占了上风。但是，在发达工业化国家里，各种公众部门（工会、小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各种草根阶层）很快缓过劲儿来，他们纷纷采取股份制，并意识到私营领域已经在眨眼间把地球上的大部分财富吞掉，使之转化为企业的脂肪和肌肉了，这样，私营领域就有充足的实力守住其霸主地位，成功应对任何挑战。
随着政府职能的空心化，政府不再能够对私营市场采取有效的制衡措施，受到影响的选民开始寻求其他管理模式，来更好地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诉求。人们不再着迷于中央集权式的、有时甚至没有人情味的官僚政府管理，也不再着迷于一毛不拔、牢牢掌控行业的商业巨头，因为这样的商业巨头决定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尽力敛取现金流和利润空间。受影响的选民开始寻求一种新的管理模式，从而更加民主和协作化地组织经济生活。就这样，共享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社区也开始意识到本地生态系统的不断恶化。政府首先借助地缘政治权力，接着又放松了管制，而跨国公司则恃强凌弱，迫使世界的每个地区都屈从于他们对廉价劳动力和宽松环境管制的渴求。
由于资源的减少和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各个社区相继成为牺牲品。上述因素也开始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并威胁到了社区的生存。由于政府没有有效地应对，社会民间组织和当地企业不得不把共享视为第三种管理模式，以此夺回自己的经济平衡。
在20世纪最后25年，一个新的技术流派出现，它开辟了广阔的新经济发展前景，并引发了一次全球性的讨论。这次讨论针对地球可能和应该保留多少资源，以及这些资源是否应该被封闭起来，变成私有或公共管理的财产。这次讨论直接触及了地球的核心组成部分。
生物技术产业寻求获得描绘一切生命蓝图的基因的专利权。电信业力争将无线电频率出售给私营领域，以获得社会通信和信息无线电频率控制的专属权。而现在，纳米技术产业正在原子维度上寻求操纵物理世界的专利。
我如何认识到了共享模式
1979年，我第一次接触到高科技知识。阿南达·查克拉巴蒂（Ananda Chakrabarty）是通用电气的一名微生物学家，他打算向PTO（美国专利及商标局）申请一项基因工程菌的专利，该基因工程菌可被用来消除海上漏油。24然而，PTO拒绝了他的申请，理由是任何生物（除了已被国会授予特殊专利保护的无性繁殖植物）在美国法律中均不被授予专利。
查克拉巴蒂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这时，我通过一个名为“人民商务委员会”（不久之后更名为“美国经济趋势基金会”）的非营利组织介入其中。我们的组织代表PTO提出了法庭意见书。与PTO一致，我们认为，基因不属于被发明的事物，是自然界中已存在的东西，仅仅是之前未被发现而已，即使它被隔离、净化、分离后具有实用性和功能性，也不能申请专利。毕竟，化学家从未被允许就元素周期表中的化学元素申请专利，尽管他们也认为通过分离、提纯和识别功能特性，元素应该算是“发明”，而不只是发现。然而，PTO坚持拒绝承认任何基于基本化学元素的专利。25
在我的同事特德·霍华德（Ted Howard）准备的简短申明中，我们警告称，如果类似专利要求被承认，那么所有组成生物物种进化架构的基因模块都可以获得专利，因此灾难之门就会被打开。给予私营企业基因密码所有权，将使所有最珍贵的资源（包括生命本身）变成一个可在市场中被开发、出售并获取利益的商品。26我和一些对背景知识不甚了解的企业说客一起坐在高等法院里聆听本案的口头辩论。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对地球基因库可能进行的“圈地”对我们人类来说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注定会影响人类及其同类的未来。
然而，法庭最终以5∶4的微弱比例裁定了第一个基因工程生物专利的合法性。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Warren Burger）特别提到了我们的法庭意见书，并将其视为“可怕的恐怖游行”。他认为我们错了，将地球内在的基因转让给私营企业不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27
在最高法院做出判决的几个月后，1980年，第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基因技术公司上市，发行了100万股股票，股价为每股35美元。在开盘后的几个小时里，股价飙升至88美元。当天收盘时，基因技术公司已经“创造了单只股票涨幅纪录”，募集到了3 500万美元资金，而其并没有生产任何产品以供出售。28农业、医药行业、化工业和生物技术初创公司都参与了这次竞争，且都下定决心从基因密码中分得一杯羹。
然而，7年后，我们曾警告的“恐怖的游行”变成了现实。1987年，PTO改变了其一贯坚持的生物不可被授予专利的立场，裁定所有基因工程和多生物细胞（包括动物）都具有潜在的专利性。PTO的委员唐纳德·J. 奎格（Donald J. Quigg）在努力平息舆论哗然时清楚地表示，由于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禁止对人类的奴役，因此裁定范围中不包括人类。29然而，由于基因变异的人类胚胎以及人类基因、细胞系、组织、器官等都是潜在的专利对象，因此人体的所有部分均可成为专利对象。
从那时开始，生命科学公司就逐渐遍布世界各地，在地球的每个角落“勘探”稀有、珍贵的基因和细胞系，包括土著人群的基因。从农业到制药和医学行业，各种潜在的、具有商业价值的“发现”都被迅速地加以专利保护。在过去3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经济趋势基金会一直周旋于专利局、法庭和国会两院之间。
1995年，经济趋势基金会组织了一个200多位宗教领袖参加的联盟，其中包括几乎所有主要的信教教派、天主教主教以及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宗教的负责人，该联盟表达了他们反对将专利授予动物和人类的基因、器官、组织和生物体的主张。这些宗教领袖就同一问题结成了联盟。这是20世纪美国同类活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但仍然收效甚微。30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反对对生命授予专利完全是徒劳的，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法律和政府监管通常都鼓励地球的商业化。如果政府和私营领域步调一致，那么还有哪些机构能够挺身而出，采取有效手段管理地球上的生物，以及在此所论述的地球上的其他资源呢？对这个问题的探索让我重新发现了共享模式。
我发现共享的有关信息非常少，大部分仅限于人类学研究，在正式的历史中极少有记载。在大多数情况下，共享的历史在英国教材中被归类到封建经济，并附有小篇幅的说明。然而，当我继续探索时，我开始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更多有关共享的信息，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被用于封建经济管理。我恍然大悟，原来“共享”可能具有更广阔的含义，而且这些含义可以运用于更加多样的现象。因此，我开始着手写一本关于共享和圈地历史的书，这本书以欧洲封建社会的圈地运动为开端。接着，在盛行探索和发现的16世纪，“海洋公地”被圈了起来；在18世纪末，随着以专利、版权和商标为形式的知识产权的出现，“知识共享”也被圈了起来；在20世纪初，“电磁频谱共享”也被圈了起来，无线电频段许可证被发给私营企业；最终，在授予基因专利的20世纪末期，“基因共享”也被圈了起来。
我从共享和圈地运动的角度叙述历史事件，生动地重现了人类过去500年的历史。我把我的发现写入了我在1991年出版的《生物圈政治》（Biosphere Politics）一书，在该书中，我敦促重新开放“共享”话题，并建议重新对共享模式进行思考。因为21世纪可能是一个结合点，能够把来自不同领域的各种利益集合成一项公共事业。
2002年，经济趋势基金会把这一理论付诸实践：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举办的世界社会论坛汇集了来自50多个国家的250个组织，该论坛拥护《基因公有模式条约》（Treaty to Share the Genetic Commons）。参加论坛的组织包括农村协会、妇女团体、公平贸易倡导者、生物科技活动者、有机食品协会、宗教团体、环保组织以及饥饿和紧急援助组织。条约的序言中提出，地球上的基因遗产应该成为可以共享的“公有物”，由人类代表自己和我们的同类生物对其进行管理。序言内容如下：
我们声明，以下真理是普遍存在且不可分割的：
在所有的生物形式和表现中，地球基因库的内在价值优先于它的实用价值和商业价值，因此它必须受到政治、商业和社会机构的尊重和保护。
在所有的生物形式和表现中，地球基因库存在于自然界中，即便经过实验室的提纯与合成，其也不能称为知识产权。
在所有的生物形式和表现中，全球基因库是共有遗产，因此其也应该属于集体所有制范畴。
然而，随着我们的生物学知识日益增加，人类承担起了一项特殊义务，即扮演起“管理者”的角色，代表人类自身以及其他生物物种的生存和福祉。
因此，世界各国应该宣布，在所有的生物形式和表现中，地球基因库为全球共同享有、由各国人民保护和培育，并应进一步声明，在基因的自然、提纯或合成形式，以及染色体、细胞、组织、器官和有机体等形式下（包括克隆、转基因和嵌合生物），基因和由基因编码得到的产品不得被政府、商业组织、其他机构或个人视为可进行商业谈判的遗传信息或知识产权。31
自此，许多团体和组织建立起来，旨在促进全球基因共享并防止它被“圈占”。
由卡里·福勒（Cary Fowler）创办的全球农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组织，与研究机构、种质保存团体、农业协会、独立的植物育种者以及其他农业利益相关者一道，致力于保护世界上日益减少的植物遗传资源。作为其使命的一部分，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的一个小岛上，信托基金已经在这个最偏远的北极地区建立起一个深处冰层的地下保险库。在装有空调的密封的地下仓库内，迷宫般的隧道里存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种稀有种子，以备后代不时之需。该地下仓库设有自动保险装置，可以存储多达300万个农业种子品种，以确保其在战争和人为灾难中的安全。作为一家自我管理的全球公共资源信托基金，该组织凭借数千名科学家和植物育种者组成的网络，不断寻找遗传物种和野生种子，对其进行培育，以增加种子储备，并把样本运送到地下保险库进行长期储存。32 2010年，该信托基金发起了一个全球项目，以安置、编录和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22种主要粮食作物的亲缘野生物种。
正当新兴的IT和计算技术加速推动基因研究之际，基因共享的倡导力量也在不断加强。如IT、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和3D打印领域的发展一样，生物信息学的新领域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生物研究的本质。据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基因测序成本下降的速度超过了遵循摩尔定律指数曲线的计算机运算增长的速度。33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博德研究所副主任戴维·阿特舒勒（David Altshuler）博士指出，在过去几年里，基因测序的价格已经下降到之前的1/1 000 000。34想一想，人类基因包含30亿个碱基对，而破译100万个DNA碱基对的成本已经从10万美元下降到6美分。35这意味着，在不远的将来，基因研究的边际成本将接近于零。这样，有价值的生物数据就可免费获得，就像在网络上获取信息一样。
基因序列及其他新型生物技术研究使我们走在了民主化研究的道路上。《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科技记者查恩俊（Ariana Eunjung Cha）意识到：
在操作生物基因过程中，上一代技术需要花费数百万美元在高级设备上，而且要经过多年的反复试验。
而现在，甚至可以在车库里面用网上买到的二手设备进行试验，并且只需要几天的时间。36
20年前，只有为政府工作或行业内的科学家精英团队才能拥有生物研究能力和相关技能。而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和爱好者都致力于生物研究。因为担忧全球的生命科技公司会快速地将地球上的生物信息转化成知识产权，环境保护者正在努力阻止这场他们眼中的“终极圈地运动”。他们的努力在伴随网络长大的年青一代研究者中获得了支持。这群年轻的研究者认为，公开分享基因信息的权利和免费获得其他信息的权利一样重要。
未来，由于几乎免费的基因组研究和低廉的应用，对于科学事业的共享管理将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选择。针对基因研究及应用共享管理的科技论文和提议充斥着社交空间，同时，管理基因创新的共享协会数量也正在激增。
由于年青一代科学家的推动，基因共享开发已被提上公共议程。由于支持基因信息共享越来越受欢迎，美国最高法院被迫撤销了早前裁决授予的部分生命专利。2013年6月，法院一致裁定，与乳腺癌有关的基因是自然发现，而不是人类的发明，因此，判决麦利亚德基因公司的此基因专利无效。这一决议虽然是对基因共享开发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但也并不像看起来那么重要，因为对自然基因稍加修改的新克隆技术仍被认为是人类的发明，并能获得专利，这就使得生物技术、制药和生命科学公司能够继续圈占部分基因库。
对免费共享知识的追求与1992—2008年免费共享软件、音乐、娱乐和新闻的经历相似。当时，信息的边际成本骤减，诞生了像Linux操作系统、维基百科、纳普斯特软件和YouTube这样的免费共享资源。
信息与生命科学：比尔·盖茨的兴趣点
在过去30年里，“免费基因”运动和“免费软件”运动共同发展。相比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两者都拥护信息公开共享，但同时又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早期免费软件运动的领导者意识到，大媒体、电信行业和娱乐社区会因共同利益而团结起来，弥补知识产权法中的漏洞，以避免“免费软件”运动的开始。面对生命科学行业、制药公司和农业联合企业，环保主义者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这两个运动不仅共享同一个哲学理念，而且随着生物信息学的兴起，他们在技术层面也达成了契合。研究者开始使用计算机技术破译、下载、分类、存储并重新配置遗传信息，客观上推动了生物产业中基因技术的发展。成熟的计算机软件提供了将生物学概念化的新语言。同时，在生物科技中，这一语言也放大了媒介在遗传信息流动中的作用。正如我在1998年出版的《生物科技纪元》（The Biotech Century）一书中所写：“现实就是，计算技术和基因技术正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强大的新技术。”37
如今，世界各地的分子生物学家都致力于这一研究，即如何最大限度地将过去的数据库扩展到最大。在政府、学校和企业实验室，科学家们对从最低等的细菌到人类的基因序列进行映射和排序。他们共同的目标就是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控制基因信息，从而获得经济利益。
科学家希望能在21世纪中叶，将数以万计的活体生物的基因信息下载，并储存到一个巨大的数据库中。这个数据库包含了地球上各种动植物和微生物的发展蓝图。事实上，这些生物的基因信息量巨大，所以它们只能以数千个数据库的形式储存于计算机中。例如，如果将完整的人类基因组序列以电话簿的形式储存，储存量相当于200本曼哈顿千页电话簿。38这将是一个包含超过30亿条信息的数据库。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打印出所有的人类多样性数据，那么数据库的大小将至少增加4个数量级，或相当于第一个数据库规模的一万倍。
基因的映射和排序只是一个开始。要想了解和记载基因、组织、器官生物体、外部环境和引发基因突变的干扰和表面反应之间的所有关系，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传统的系统建模。因此，只有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信息科学家的计算能力，才有希望完成这项任务。
各个领域的泰斗级人物，例如计算机领域的比尔·盖茨和华尔街内部人士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他们均在生物信息学这个新领域进行了投资，共同致力于推进信息和生命科学领域的合作。
在被用来破译和储存遗传信息的同时，计算机也被用于模拟虚拟生物环境，从中模拟复杂的生物有机体、网络和生态系统。这种虚拟环境帮助科学家提出新的假说和方案，并将这种假说用于在实验室中测试新的农业和医药产品。在虚拟实验室，生物学家可以创建、合成含有几个键的分子，然后试图在实验室平台合成真正的分子，这样就可避免通常长达几年的实验室工作。通过3D计算机模型，研究人员可以在屏幕上连接不同的分子，来观察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科学家准备使用新信息时代的计算机技术，在未来创建全部种类的分子。化学家已经开始展望一种新的可能性，即合成一种可自我繁殖、导电、防污染、抗肿瘤、防可卡因甚至可阻止艾滋病病毒蔓延的化合物。
盖茨对即将到来的信息和生命科学的结合非常感兴趣，他说：“这是信息时代，而生物信息是我们正在破译并试图决定改变的最有趣的一个方向。问题在于怎样去做，而不是是否要做。”39
目前，计算技术正在逐渐应用到其他领域，成为可再生能源、3D打印、市场营销、物流、运输、医疗保健以及在线高等教育的媒介。重新构建社会的新计算语言带来了各种利益，包括信息黑客、生物黑客、3D黑客和绿色黑客。维系这些团体的纽带就是对协同开源经济和共享管理模式的认同与追求。尽管市场没有被完全摒弃，政府也没有被完全排斥出局，但这些新运动的参与者依然对对等的共享管理有着热切的期望。他们认为，要确保接近乎零边际成本的社会产生利益（而不是妨碍这样的利益产生），对等的共享管理模式是最佳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