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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三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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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听到妻子对萨宾娜说:“那垂饰真丑”,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活在谎言中了,他非得站起来维护萨宾娜不可。他终于没有那样做,仅仅是害怕暴露了他们的爱情秘密。
    鸡尾酒宴的第二天,他计划与萨宾娜一起去罗马度周末。“那垂饰真丑”的话耿耿于怀,使他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克劳迪。她的侵犯——无懈可击,喳喳呼呼,劲头十足——把二十三年婚姻生活中他耐心承受的美德重负给卸了下来。他回想起阿姆斯特丹古老教堂那巨大的内部空间,感到那空白唤起了他奇特的、不可理喻的狂害。
    他捡拾自己的陋袋。克劳迪进来了,谈论着晚会上的客人,精力充沛地对某些观点大表赞同,对另一些观点则撇嘴一笑。
    弗兰茨看了她很久,说:“罗马没有什么会议。”
    她还没有看出问题:“那你干嘛要去?”
    “我有一个情人,已经九个月了,”他说,“我不想在日内瓦同她聚会,所以有这么多旅行。我想,现在是你该知道的时候了。”
    他一开口便不觉得紧张了,转过身去以免看见克劳迪脸上的绝望。他估计自己的话会使她绝望的。
    停了一会儿,他听见她说:“是嘛,我想我是该知道啦。”
    她的语气如此坚定,佼弗兰茨掉转头来。她看起来一点也不震惊,事实上倒很象一天前沙哑着嗓音的那同一位妇人:“那垂饰真丑!”
    她继续说:“你既然有胆告诉我,你骗我九个月了,你认为能告诉我她是谁吗?”
    他过去总告诫自己,没有权利伤害克劳迪,应该尊敬她身内的女人。可那女人到哪里去了呢?换一句话来说,他脑子里妻子与母亲形象的联系现在怎么啦?他的母亲,悲怆而受伤的母亲,他的母亲,穿着不相称的鞍,已经离克劳迪而去——她也许没有,也许从来就不曾隐含在克劳迪的身体之内。这一切化作一腔愤怒向他袭来。
    “我没有理由瞒你。”他说。
    如果说他的不忠尚不足以伤害她的话,他断定挑明她的对手会使她不舒服的。他直视着她,告诉她是萨宾娜。
    一会儿后,他与萨宾娜在机场见面。随着飞机向高空升去,他感到自己越来越轻。他终于对自己说,九个月之后他生活在真实之中了。
    萨宾娜似乎感到弗兰茨撬开了他们隐私的大门,似乎瞥见了在日内瓦认识的一颖颖脑袋:克劳迪,安娜,画家阿伦,握着手指头的雕刻家。现在,不管她愿意与否,她成了她毫无兴趣的一位妇人的对头。弗兰茨会提出离婚,而她务必在他那张大大的结婚床上取代克劳迪的位置。人家在表演的时候还与观众保持着或长或短的距离,而她却要在这所有的人面前演戏,不是萨宾娜,是不得不演萨宾娜的角色,并决定怎样演这个角色更好。一旦她的爱被公开,爱便沉重起来,成为了一个包袱。萨宾娜一想到这点就畏缩不前。
    他们在罗马一家餐馆吃晚饭,她默默地喝着酒。
    “你没有生气吧?”弗兰茨问。
    她使对方确信她没有。她仍然处于混乱之中,不能确信什么才是幸福。她回想起他们在开往阿姆斯特丹的快车厢里相遇的情景,那时她真想跪在他面前,求他抓住她,紧紧拥抱她,永远不要松开。她期望结束那危险的背叛之途,期望终止这一切。
    她可以强化那种欲念,试图把它看作自己的救助,自己的依托,可这只能使乏味之感更趋强烈。
    他们在罗马街上走回旅馆。周围的意大利人又闹又叫又手舞足蹈,他们默默走着,却听不到自己的沉默。
    萨宾娜在浴室里洗了很长时间;弗兰茨盖着毯子在等她,象通常那样,亮着一盏小灯。
    她回来时,把灯关了。这是第一次她这么做。弗兰茨应该注意到这一点的,他没有。灯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如我们所知,他总是闭着眼睛做爱的。
    事实上,正是他那双闭着的眼睛使萨宾娜关掉了灯。她一刻也受不了那双低垂的眼瞳。常言说,眼睛是心灵之窗。因此弗兰茨闭着眼睛在她身上扭动着的身体,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而已。象一只刚刚出生的幼畜,闭着眼微喊地寻找xx头。强壮有力的弗兰茨在交合的时候,象一头巨大的幼狗在吮吸她的奶汁,他也真的含着她的xx头如同在吮吸!一想到他的下身是个成熟的男人而上身却是个吮奶的婴孩,她便觉得自已是在与一个婴孩交合,实在近乎厌恶。不!她不再愿意看见这个在她身上疯狂扭动的身躯,不再愿意把自己的乳头交给他。一条母狗和一只小狗,今天只是最后一次,不可更改的最后一次!
    她当然知道,她是极为不公平的。弗兰茨是她所见男人中最好的一个——聪明,能理解她的画,英武而且善良——但她越这么想,就越想强夺他的智慧,污损他的好心,摧毁他无能的体力。
    那天晚上,她同他做爱比以往都狂热得多,她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她干得恍恍惚惚神游万里。她再次听到背叛的金色号角在远远地召唤她,她知道自己无法坚持下去,她感触到前面那自由的太空,那使她激动的无拘无束无遮无拦。她给了弗兰茨从未有过的疯狂而放纵的爱。
    弗兰茨躺在她身上流下了热泪。他以为他是理解了:萨宾娜整个吃饭的时候都安静沉默,对他的决定没吭一声,现在才是她的回答。她已清楚表明将永远与他生活在一起的欢欣,还有她的激情,她的赞同,她的欲望。他感到自己犹如一位驰入辉煌太空的骑士,那里没有他的妻子、女儿、家事,那些已被海格立斯的扫帚扫得一于二净,那辉煌真空里将填入他的爱。
    他们各自都把对方视为坐骑,驰入他们期望的远方。他们都沉醉于将解脱他们的背叛之中。弗兰茨骑着萨宾娜背叛了他的妻子,而萨宾娜骑着弗兰茨背叛了弗兰茨本人。
    二十年了,他一直在妻子身上看见母亲——可怜,弱小,需要他的帮助。这种幻觉深深根植于他的心灵,使他两天来一直无法使自己摆脱这个念头。回家的路上,他的良心开始不安,担心他走后克劳迪会完全垮下来,说不定会闹出严重的心脏病。他偷偷打开门走进自己的房间,站在那儿听了一阵:是的,她在家。犹豫了一下,他走进她的屋子,打算象乎常那样打打招呼。
    “是吗?”她讥讽地眼皮向上一翻,惊叫道,“你?到这儿来啦?”
    他想说(他倒是真正惊住了),“我还能到哪里去呢”,但他没有说。
    “我们直说好了,怎么样?你立刻搬到她那里去,我毫不反对。”
    他去罗马那天承认自己与萨宾娜的事,当时尚无明确的行动计划。他指望回家后友好地跟克劳迪彻底谈一次,尽可能不伤害她。他不曾想到她会平静而冷冰冰地催他走。
    这样不费什么事,但他禁不住感到沮丧。他一辈子都怕伤害她,自觉遵守着一夫一妻制的无效纪律,而现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他突然得知这一切纯属多余。由于一种误解,他拒绝了多少女人!
    下午上完课,他直接由大学去萨宾娜那儿,决定问她可否去她那里过夜。一按门铃才知没人。他坐在街对面的酒吧里眼巴巴地张望了许久,又在她的住宅大门前尴尬徘徊。
    夜晚来临了,他不知道该去哪里。他这一辈子都是与克劳迪共用一张床。如果回克劳迪那里去,他该睡什么地方?当然,可以睡在隔壁房里的沙发上,但那不形如疯人怪汉吗?不显得有点神志错乱吗?他毕竟希望与她保持友谊啊!与她睡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他甚至能听到她嘲弄地问他干嘛不去找萨宾娜的床铺。他在一家旅馆租了一间房子。
    第二天,他早晨、中午、晚上都去按过萨宾娜家的门铃。
    又过了一天,他去问过萨宾娜的看门人,那人一无所知,提醒他去找房主。他给房主打了电话,得知萨宾娜两天前就告辞走了。
    以后的几天,他照常去那儿,希望能在那里找到她。这一天他发现门开了,三个穿工作服的人把家具与画装进一部停在外面的汽车里。
    他问他们打算把家具搬到哪里去。
    他们回答,他们曾受严格嘱托不得泄漏去向。
    他差不多要收买他们以求获得秘密地址,但突然感到无力这么做。悲伤使他完全崩溃。他不理解这是为什么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从碰到萨宾娜起他就一直等候着这一切的发生。必然如此的必然,他弗兰茨无力阻挡。
    他在老街上找了一套小房子,乘妻子和女儿不在时回家去取了衣物和大多数必备的书籍,他小心翼翼不去碰克劳迪喜欢的东西。
    一天,他从酒吧的窗子里看到了她。妻子和两个女人坐在一起,脸上眉飞色舞,擅长做鬼脸的天赋使她脸上留下许多长长的皱折。那些女人仔细听着,连声哈哈大笑。弗兰茨老觉得她是在谈论他;她肯定知道了,弗兰茨决定与萨宾娜一道生活的时候,萨宾娜却在日内瓦消失。这该是个多么滑稽的故事啊1他毫不奇怪他正在成为妻子朋友们的笑柄。
    他回到自己新的公寓,这儿每个钟头都能断到圣皮尔的钟声。他发现百货公司已把他买的新书桌送来了,立刻忘记了克劳迪及其朋友们,甚至一时忘了萨宾娜。他在书桌前坐下来,很高兴这张桌子是自己亲自挑的。二十年来他身旁的家具都不是他挑选的,一切都被克劳迪管着。终于,他不是一个小孩子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自立了。第二天他又请来一个木匠做书柜,花了几天时间设计式样,选定摆书超的地方。
    就某一点来说,他惊讶地意识到自己并不特别难过,萨宾娜的物化存在并没有他猜想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她在他一生中留下了灿烂的足迹,神奇的足迹,任何人也无法抹去。她从他的视界里消失之前,塞给了他那把海格立斯的扫帚。他用它把自己藐视的一切都从生活中扫去了。一种突然的庆幸,一阵狂乱的欣喜,还有自由和新生带来的欢乐,都是她留下的馈赠。
    事实上,他总是喜欢非现实胜于现实,如同他感到去参加游行示威比给满堂学生上课更好(我已经指出,前者不过是表演与梦想)。看不见的女神萨宾娜,比陪他周游世界和他总怕失去的萨宾娜更能使他幸福。她给了他万万想不到的男子汉自立的自由,这种自由成为了他诱人的光环。他在女人心目中变锯更有腿力,甚至他的一个学生也爱上了他。
    于是,在一段短得惊人的时间内,他的生活背景完全给变更了。不久前他还与佣人、女儿、妻子住在宽敞的中上阶层富宅里,现在却住在老区的一所小房子里。几乎每个晚上,那位年轻的学生兼情人都来陪他。他用不着殷勤侍候她游历世界,从一个旅馆到一个旅馆,他能在自己的住宅、自己的床上与她做爱!旁边桌上放着他自己的书和自己的烟灰缸!
    她是个朴素的孩子,并不特别漂亮。但她用弗兰茨近来崇拜萨宾娜的方式来崇拜弗兰茨。他不觉得有什么不快。他也许感到用萨宾娜换取了一个戴眼镜的学生有什么划不来,他天生的美德也务必使他去爱护她,把自己不曾真正倾泻过的父爱加倍地赐给她——与其说他有一个女儿安娜,倒不如说安娜更象克劳迪的复制品。
    一天,他去见妻子,告诉对方他想再结婚了。
    克劳迪摇了摇头。
    “离婚对你来说根本无所谓!你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财产我都给你!”
    “我不在乎财产。”她说。
    “你在乎什么?”
    “爱情。”她笑了。
    “爱情?”弗兰茨惊讶地问。
    “爱情是一场战斗,”克劳迪仍然笑着,“我打算继续打下去,直到胜利。”
    “爱情是战斗?好吧,我一点儿也不想打。”他说完就走了。
    结束了日内瓦的四年,萨宾娜定居巴黎,但未能逃脱忧郁。如果有谁问她感受了一些什么,她总是很难找到语言来回答。我们想表达我们生命中某种戏剧性情境时,曾借助于有关重的比喻。我们说,有些事成为了我们巨大的包袱。我们或是承受这个负担,或是被它压倒。我们的奋斗可能胜利也可能失败。那么萨宾娜呢?——她感受了一些什么?什么也没有。她离开了一个男人只是因为想要离开他。他迫害她啦?试图报复她吗?没有。她的人生一剧不是沉重的,而是轻盈的。大量降临于她的并非重负,而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在此之前,她的背叛还充满着激情与欢乐,向她展开一条新的道路,通向种种背叛的风险。可倘若这条路定到了尽头又怎么样呢?一个人可以背叛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但如果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都失去了——还有什么可以背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