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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五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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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他说,“我不签名。”
    几天后,他从报纸上读到了有关请愿书的一些文章。
    当然,那些文章里,没有一个字提及它是在彬彬有礼地呼吁释放政治犯。没有一份报纸引用那篇短文的只言片语。相反,它们用大量的篇幅,用含混的恐吓之词,谈着一份旨在为一场新的反社会主义运动奠定基础的反政府宣言。它们还列举了所有的签名者,每个人名下都伴有使托马斯起鸡皮疙瘩的诽谤与攻击。
    这并非出人意外。任何不是当局组织的公开活动(会议、请愿、街头聚众),都理所当然地视为非法,所有参与者都会陷入危险,这已成为常识。但是,也许这会使托马斯对自己没有为请愿签名更加感到歉疚。他为什么没有签?他再也记不起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他的决定。
    我再一次看见他,象小说开头时那样出现在我跟前:他站在窗前,目光越过庭院落在那边的墙上。
    这就是产生他的意象。我前面指出过,作品中的人物不象生活中的人,不是女人生出来的,他们诞生于一个情境,一个句子,一个隐喻。简单说来那隐喻包含着一种基本的人类可能性,在作者看来它还没有被人发现或没有被人扼要地谈及。
    但是,一个作者只能写他自己,难道不是真的吗?
    穿越庭院的凝视以及不知所措的茫然;热恋中的女人听到自己胃里顽固的咕咕声响;缺乏意志抛弃自己背叛魔途的背叛;伟大进军中与人们一起举起的拳头;在暗藏的窃听器前的智慧表演——我知道这一切情境,我自己都经历过,但这一切未能产生我提纲勾勒中和作品描绘中的人物。我小说中的人物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种种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对他们都一样地喜爱,也一样地被他们惊吓。他们每一个人都已越过了我自己固定的界线。对界线的跨越(我的“我”只存在于界线之内)最能吸引我,因为在界线那边就开始了小说所要求的神秘。小说已不是作者的自白,是对人类生活——生活在已经成为罗网的世界里——的调查。但是够了,让我们还是回到托马斯吧。
    他一个人在公离里,目光越过庭院,落在对面那幢建筑的脏墙上。他想念那高个;驼背以及大下巴的编辑,还有他的朋友们。他并不认识他们,他们甚至从未进入他的生活圈子。他感到自己仿佛刚在火车月台上碰到一位漂亮女人,还来不及跟她说什么,她就步入卧车厢,去了伊斯坦布尔或里斯本。
    他再一次极力想着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排除每一点感情上的因素(比如他对那位编辑的崇拜以及儿子给他的恼怒),但仍然拿不定主意,究竟该不该在他们给的文件上签名。
    万马齐喑时的大声疾呼是对的吗?是的。
    从另一方面讲,为什么报纸提供这么多篇幅对请愿书大做文章呢?新闻界(全部由国家操纵)毕竟可以保持沉默,没有比这更明智的了。他们把请愿书大肆张扬,请愿书随即被统治者玩于股掌之中!真是天赐神物,为一场新的迫害浪潮提供了极好的开端和辩解词。
    那么他该怎么办?签还是不签?
    用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就是:是大叫大喊以加速灭亡好呢,还是保持沉默得以延缓死期强呢?
    这些问题还有其他答案吗?
    他又一次回到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思索:人类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能测定我们的决策孰好孰坏,原因就是在一个给定购情境中,我们只能作一个决定。我们没有被赐予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生命来比较各种各样的决断。
    在这一方面,历史与个人生命是类似的。捷克只有一部历史,某一天它将象托马斯的生命一样有个确定的终结,不再重复。
    1618年,捷克的各阶层敢作敢为,把两名高级官员从布拉格城堡的窗子里扔了出去,发泄他们对维也拉君主统治的怒火。他们的挑衅引起了三十年战争,几乎导致整个捷克民族的毁灭。捷克人应该表现比勇气更大的谨慎么?回答也许显得很简单:不。
    三百二十年过去了,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之后,全世界决定把捷克的国土牺牲给希特勒。捷克人应该努力奋起与比他们强大八倍的力量抗衡吗?与1618年相对照,他们选择了谨慎。他们的投降条约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继而丧失自己的民族自主权几十年,或者甚至是几百年之久。他们应该选择比谨慎更多的勇气吗?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捷克的历史能够重演,我们当然应该精心试验每一次的其他可能性,比较其结果。没有这样的实验,所有这一类的考虑都只是一种假定性游戏。
    EinmalistKeinmal。只发生一次的事,就是压根儿没有发生过的事。捷克人的历史不会重演了,欧洲的历史也不会重演了。捷克人和欧洲的历史的两张草图,来自命中注定无法有经验的人类的笔下。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得不能承受,轻若鸿毛,轻如尘埃,卷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复存在的任何东西。
    托马斯再一次怀着爱情般的怀念之情,想起了高个驼背的编辑。那个人于起来似乎把历史看成一幅完成了的图画而不是草图。他于起来似乎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永无休止地重演,会永劫回归,丝毫也不怀疑自己的行为。他自信自己是对的,在他看来,那不是一种心胸狭窄而是美德的标志。是的,那人生活在与托马斯不一样的历史之中:一部不是草图的历史(或者没有意识到而已)。
    几天后,他又被另一种思想所打动,我把它记在这里作为上一节的补充:在太空以外的什么地方有一颗星球,所有的人都能在那里再生,对于自己在地球上所经历的生活和所积累的经验,都有充分的感知。
    或许还有另一颗星球,我们将在那儿带着前两次生命的经验,第三次再生。
    或许还有更多更多的星球,人类将在那里诞生于更成熟的层次(一个层次即一次生命)。
    这就是托马斯版本的永劫回归观。
    当然,我们立足于地球(第一号星球,无经验的星球),对于其他星球上的人将会如何,只能杜撰出朦朦胧胧的异想。他会比我们更聪明?人的能力中有更多的成熟?他能通过重复经验获得这种成熟?
    只有从这样一个乌托邦的观念出发,才有可能充分正确地使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概念:乐观主义者无非是认为第五号星球上的人类史将会少一些血污,悲观主义者则不这样看。
    朱尔斯.弗恩的一部著名小说《两年的假日》,是托马斯少年时最爱读的。两年的确是一个极大的数字。托马斯当窗户擦洗工已逾三年了。
    几个星期以来,他渐渐意识到(半悲哀、半自嘲地)自己正在变得精疲力竭(他每天有一次甚至有时是两次的性约会)。他并末失去对女人的兴趣,但发现自己已将气力使到了极限。(让我补充一下,极限是指他的体力,不是指他的性功能;他的问题是气喘吁吁,而与生殖器无关,事物状态都有其喜剧性的一面。)
    一天,他正为自己下午要抽空子了愿赴约而遭难,看上去象要度一个稀罕的假日。他渴望以极,给一个年轻女人打了差不多十次电话。对方是个妩媚的表演专业学生,皮肤在南斯拉夫平整的裸泳海滩上晒得黑黝黝的,那种海滩使人联想起机动烤肉板上慢慢的旋转烧烤。
    他干完活,打了最后一次电话,四点钟动身去办公室递交自己的工单。在布拉格市中心,他被一位未能认出来的女人拦住了:“你究竟躲到哪儿去啦?我八辈子都没见到你啦!”
    托马斯搜索枯肠,想记出她是谁。是他以前的一位病人吗?那样子倒象个亲密朋友。他尽力搭着腔以掩盖自己没认出她来的事实。好一阵,他才从一个偶然的记号认出了那姑娘:晒得黑黑的小演员,就是他成天一直在找的那一位。他这才着手打主意,如何把对方引诱到朋友的公寓里去(他口袋里有钥匙)。
    这段插曲使他好笑,又使他害怕:这证明他的脑力和体力一样都消耗殆尽了。两年的假期不能再无限期地延续下去。
    告别手术台的假日,也是告别特丽莎的假日。六天很难见面的日子后,他们最终能充满着爱欲在星期天相聚;但是象托马斯从苏黎世回来的那天晚上,他们显得疏远,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接触和亲吻。生理的爱给他们愉悦,但没有慰藉。她不再象以前那样大声喊叫,高xdx潮时脸上的扭曲,在他看来是痛苦的表示和奇怪的心不在焉。只有在夜里睡着了,他们才温柔地依偎在一起。握着他的手,她忘记了那一道将他们隔开的深渊(白昼的深渊)。夜里,托马斯既没时间也无办法去保护她和关怀她。而早上,看见她是令人伤心和害怕的:她显得又悲哀又虚弱。
    一个星期天,她请他开车把她带到布拉格城外去。他们去了一个矿泉区,发现那里所有的街道都换了俄国名字,还碰巧遇到了托马斯以前的一位病人。托马斯被这次招见击垮了。他在这儿突然作为一个医生与别人谈起话来,能感觉出以前那种生活,带着按部就班看见病人的愉悦,带着病人们信任的目光,正跨越岁月的断层向他扑来。他曾经装作对这些目光视而不见,事实上他是滋滋有昧,现在更是极其思念。
    回家的路上,他思索着,这一灾难性的大错都是从苏黎世回布拉格造成的。他老盯着路面,避免去看特丽莎。他对她很恼火。她在身边的出现比往日更显得是一种忍受不了的偶然。她在他身边干什么?是谁把她放在草篮里并让她顺水漂下来?为什么把他的床选作了堤岸?为什么是她而不是一个别的女人?
    一路上谁也没讲一句话。
    回到家里,他们也默默地吃饭。
    沉默,象一片云海横在他们中间,随着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越来越沉重。他们逃离这片苦海,径直上了床。半夜里他把她叫醒了。她正在哭。
    她告诉他:“我被埋掉了,给埋了许久许久。你每周来看我一次,每次你都敲敲坟墓,我就出来了。我眼里都是泥。”
    “你总是说,‘你怎么会看得见的?’你想把我眼里的泥擦掉。”
    “我总是说,‘我还是看不见,我的眼睛已经成了空洞。’
    “后来有一天,你要去长途旅行。我知道你是同另一个女人一起去的。几个星期过去了,不见你的影子。我害怕同你错过,就不睡觉了。最后,你又敲着坟墓,但是我整整一个月没有睡觉了,已经累坏了。我想我是不能再从那里出来了。我终于又出来的时候,你显得失望。你说我看来不舒服。我感觉得出,我下塌的两颊和紧张的姿态使你觉得多么难看。
    “我道歉说,‘对不起,你走以后我没合一下眼。’
    “是吗?你的声音里全是装出来的高兴。你需要好好的休息,需要一个月的假期!”
    “好象我不知道你想的什么!一个月假,意味着你一个月不愿来看我,你有另一个女人。你走了,我又掉进了坟墓。心里完全明白,我又会有不能睡觉的一个月来等着你。你再来的时候,我会更加丑,你会更加失望。”
    他从来没听到过比这更令人惨痛的东西,他紧紧搂着她,感到她的身体在颤抖哆嗦。他想,他再也不能承受这种爱了。
    让炸弹把这个星球炸得晃荡起来,让这个国家每天都被新的群蛮掠夺,让他的同胞们都被带出去枪毙——他更能接受这一切,只是比较难于大胆承认。但是,特丽莎梦中的悲伤之梦却使他承受不了。
    他企图重新进入她讲述的梦,想象自己抚摸她的脸庞,轻巧地——一定不让她知道这一点——把她眼窝里的泥擦掉。然后,他听到她话中难以置信的悲怆:“我还是看不见,我的眼睛已经成了空洞。”
    他的心要碎了,感到自己正处于心肌梗死的边缘。
    特丽莎又睡着了。他睡不着,想象着她的死亡。她带着可怕的题梦死了,由于她死了,他再也不能把她从噩梦中唤醒。是的,这就是死亡:特丽莎带着可怕的噩梦睡着了,而他再也不能将她唤醒。
    托马斯的祖国被侵占已经五年了,布拉格发生了可观的变化。托马斯在街上遇到的人不一样了,朋友们有一半去了国外,留下的有一半已经死去。将来不为历史学家们记载的事实是,入侵后的这些年是一个葬礼的时代:死亡率急剧上升。我不是说人们都是象小说家普罗恰兹卡一样,是被逼致死的(当然不多)。这位小说家的私人谈话在电台播了两个星期之后,他便住进了医院。到那时为止一直潜伏在他体内的癌细胞,突然象玫瑰花一样开放了。他在警察的陪同下接受了手术。他们发现他危在旦夕,才对他失去了兴趣,让他死在他妻子的怀里。但有许多并没有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死了,绝望之感在整个国家弥漫,渗入人们的灵魂和肉体,把人们摧垮。有些人不顾一切地从当局的宠爱下逃出来,不愿意接受与新领导人握手言欢,充作展品的荣幸。诗人赫鲁宾正是这样死的——他逃离了当局的爱。他尽一切可能躲着那位文化部长,而部长直到他的葬礼时也没能抓住他,只能在他的墓前演说中大谈诗人对苏联的热爱。也许他希望自己的话会虚假得令入勃然大怒,使赫鲁宾从死亡中震醒过来。但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决意从坟墓中重新站出来。
    一天,托马斯到火葬场去参加一位著名生物学家的葬礼,此人曾被大学和科学院赶了出来。当局禁止在讣告中提到葬礼的时间,害怕葬礼会变成一次示威。哀悼者们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尸体将于清晨六时半火化。
    进入火葬场,托马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大厅里亮极了,象是个摄影棚。他迷惑地看了看四周,发现有三处地方设置了摄像机。不,这不是拍电视,是警察局安的,要拍下葬礼去研究是哪些人参加葬礼。死者的一位老同事现在仍然是科学院的成员,足够勇敢地作了墓前演讲。他从没打算过要成为电影明星。
    葬礼完了,大家向死者的家属致敬。托马斯发现大厅一角有一圈人,那位高个驼背的编辑也在其中。看到他,托马斯感到自己是多么想念这些无所畏惧情同手足的人。他笑着打招呼,开始朝编辑那边走去。编辑看见他便说:“小心!不要靠近!”
    说来真是一件怪事。托马斯弄不清是否能把这句话理解为一句诚恳友好的忠告(“看着点,我们正在被拍照;你与我们讲话,又会卷入另一次审讯。”),或者把它理解为一句嘲讽(“既然你不能勇敢地在请愿书上签名,那就始终如一吧,别同我们攀老交情了。”)。无论这话是什么意思,托马斯听取了劝告,走开了。他感到那月台上的漂亮女人不仅仅步入了卧车厢,而且,正当他要表示自己是多么崇拜她时,对方却把手指压在他嘴上,不让他说出来。
    那天下午,他还有一次有趣的遭遇。他正在洗一个大商店的橱窗,一个小伙子在他右边站住,靠近橱窗,开始细细查看牌价。
    “涨价啦。”托马斯没停下手中冲洗玻璃的水柱。
    那人看看托马斯。他就是托马斯在医院时的同事,曾经以为托马斯写了自我批评的声明而加以讥笑的那个人。我曾经把他称为S。托马斯很高兴见到他(如此天真,正如我们对没有料到的事情感到高兴一样),但他从老同事眼中看到的(在S面前,他有机会使自己镇定一下),是一种不甚愉快的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