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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第0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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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一二年来到了,然后又过了七年。奔腾汹涌的欧洲历史的海洋已经平静了。它似乎沉默下来,但那些推动人类前进的神秘力量(其所以神秘,因为规定这些力量运动的法则,我们还不了解),却继续起着作用。
    虽然,历史海洋的表面似乎不在运动,但人类却像不断前进的时间一样,继续向前迈进。人们所组成的各种集团建立了,又解散了。国家的建立和解体以及各个民族的迁移的种种原因都在酝酿着。
    历史的海洋,已不像先前那样从此岸向彼岸凶猛急遽地冲击;但它却在海水的深处汹涌翻腾。历史人物也不像先前那样被波涛从此岸向彼岸卷过来卷过去;现在他们仿佛停留在原处,只是在漩涡里打转。原先,这些历史人物领导着军队,发布命令,宣战、出征、会战,藉之以击退民众运动;而现在却巧用政治和外交手腕,利用法律和条约来击退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
    历史人物的这种活动,史学家们称之为反动。
    史学家们在描述这些过去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时,往往声色俱厉地谴责他们,因为史学家们认为那些历史人物就是他们所指的反动的祸根。当时所有闻名的人物,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到斯塔埃尔夫人、福蒂、谢林、费希特、谢多勃良以及和其他一些人物都遭受到史学家们的严正的审判,并视他们是否有助于进步或反动而宣告无罪或加以谴责。
    按照史学家们的记载,这一时期在俄国也发生过反动,这次反动的元凶,就是亚历山大一世。正是这个亚历山大一世(仍然是按照史学家们的记载)在其统治初期就倡导自由主义,宣扬拯救俄国。
    在现有的俄国文献中,从中学生到学识渊博的史学家,没有一人不因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的错误行为而向他投掷石子。
    “他本应如此这般地行事。他在某件事上做得好,而在另一件事上则做得糟。他在当政初期和一八一二年干得很出色;但是,给波兰制订宪法、成立神圣同盟、把大权授与阿拉克契耶夫、鼓励戈利岑和神秘主义,嗣后又鼓励希什科夫和福蒂,这些事就做得很糟。他过问前线的军队,做得不对;解散谢苗诺夫兵团,他也处理得不当,等等,等等。”
    史学家根据他们所具有的关于人类福利的知识,对亚历山大一世所作的种种责备,如果要加以枚举的话,就得写满整整十页纸。
    这些责备是什么意思呢?
    亚历山大一世受到史学家赞扬的行为,如登位初期的一些自由主义的创举、抗击拿破仑、一八一二年所表现的强硬态度、一八一三年的出征,同那些受到史学家谴责的行为,如成立神圣同盟、使波兰复国、二十年代的反动,不都是从形成亚历山大一世个性的血统、教育、生活诸条件的同一根源中产生出来的吗?
    这些责备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质在于:亚历山大一世是一个处于人类权力可能达到的顶峰、就像是处于夺目的历史光辉在他身上聚成的焦点上的历史人物。像他这样的人物,理应受到伴随权力而来的阴谋、欺诈、阿谀、自欺的世上最强有力的影响;像他这样的人物,在他一生中的每时每刻都感到自己应对欧洲所发生的一切负责。这个人物不是凭空虚构的,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他像所有的人那样,有自己的习惯、情欲、对真善美的渴望——这个人物在五十年前,并非缺乏美德(史学家也没有在这方面责难他)。但是他却没有当代教授们对人类幸福所具有的看法和观点——这些教授们从青年时代起就钻研学问,广谈博览,领会讲义材料的精神,并把他的心得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假定说,五十年前亚历山大一世对人类的幸福的看法是错误的,那么,当然也应该这样认为,指摘亚历山大的史学家对人类幸福的观点,在若干年之后,也将被认为是不正确的。这种假定之所以合乎情理,必不可少,那是因为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历史的发展,就会看到,对人类幸福的看法,随着时代的不同,随着作家的不同,在不断地改变着。因此,本来认为是福,十年后就会认为是祸,反之亦然。不仅如此,即使在同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对祸福的看法有时也是完全矛盾的。例如,一些人认为给波兰以宪法和神圣同盟是亚历山大的功劳,但另一些人却因此而谴责亚历山大。
    对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行为,不能简单地说有益或有害,因为我们说不出它为什么有益和为什么有害。假如某些人不喜欢某些活动,无非是因为这些活动不符合他对幸福的狭隘的看法。不论是一八一二年我父亲在莫斯科的房子得到保存,还是俄国军队的光荣,或者彼得堡大学或其他大学的繁荣,或者波兰的自由,或者俄国的强大,或者欧洲的均衡,或者欧洲的某种文明进步,对这些现象不论我是否认为是福,我都得承认,任何历史人物的行为,除了这些目的之外,还有其他我所不理解的更带有普遍性的目的。
    可是,我们假定所谓科学有调和一切矛盾的可能性,它也有衡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好坏永不改变的尺度。
    我们假定,亚历山大能够按照另外一个样子来做这一切事情。我们假定,他可以按照那些指责他的、自命深知人类活动终极目标的人的指示行事,同时依照现在指责他的人所提供的民族性、自由、平等和进步的纲领(似乎也没有更新的纲领了)治国。我们假定,可能有这么一个纲领,而且已经拟定好了,亚历山大也按照这个纲领来办了。那么,那些反对当时政府方针政策的人们的一切活动——史学家认为那些活动是有益的,好的,会成什么样呢?这种活动是不会有的,实际的生活也不会有,所有这一切都不会有的。
    如果说,人类的生活可以受理性支配,那就不可能有实际生活了——